試論西藏醫學與佛教的關系(劉爾年)

試論西藏醫學與佛教的關系

劉爾年

　　藏醫學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它是我國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藏族人民長期與疾病作斗爭的經驗總結。為藏族人民和其他民族的繁衍生息，保護人民的身體健康，做出了巨大貢獻。現在，它的貢獻更加突出和重要，被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所重視，並開始了有計劃的研究。國外對藏醫的研究大致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藏醫學具體內容的研究，一方面是對藏醫經典著作的整理和編譯，當然也有人從事藏醫學史的研究工作。他們在深入研究藏醫學的同時，也出版發行了書籍和論文，如布昂著的《西藏醫療藝術》(1973年)和昆藏等著的《用原文說明的西藏醫學》(1973年)比較有影響。又如日本芳村修基的《龍谷大學西域中的西藏醫學殘葉》和水谷幸正的《居悉》中所述《藏醫學原理》以及西德芬克的《西藏醫學基礎》等論文也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為了使國內更多的醫務工作者或藏學研究者對藏醫學有所研究和學習，人民衛生出版社于1983 年出版了李永年先生翻譯的《四部醫典》，這是我國醫學史上又一重大成就。1986年8月在拉薩召開了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振興藏醫大會，提高了藏醫學在人類醫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藏醫障作為一種具有特異療效的民族醫學，兩千年來經久不衰，為各族人民所接受，確實在醫療實踐上有獨特之處，難怪許多國內外患者不遠萬里，求助于藏醫的診治，凡來藏工作或旅游的人，一致認為不參觀藏醫院，不買點藏成藥帶回去就是終身一大憾事。有許多人參觀藏醫院後，對藏醫的發展史、藏醫的醫術以及理論基礎等，無不嘆為觀止。就以胎兒的發育為例，早在8世紀，藏醫就明確提出，胎兒的發育，是靠母體經過臍帶給胎兒供給營養，“如此成身再收發育講，胎兒發育其因臍帶上。子宮左右兩脈通臍帶，二脈依據’三木休’供營養。”(《四部醫典》第十九頁)這種見解在我國古代中醫文獻中是沒有的，在國外，對人的胚胎學摸索了很長時間，立說甚多，就拿研究生殖發育的先驅者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來說，也只是提出了“有機體在開始形成時，是一團沒有分化的物質，經過不同發育步驟和階段以後，才長出新的部分(即漸成論Epigenesis發育模式)，更加荒謬的是他還提出過”胎兒的教育由母體月經血供營養“的立說。直到16世紀，意大利醫學家哥倫布(Columbus)才提出了”胎兒由純淨而完美的血液通過濟靜脈營養“的觀點，這比藏醫學的正確觀點在時間上晚了八百余年。 　　藏醫不但在人類胚胎學、人體形成等方面很早就有過驚人的描述，在醫療方面也有許多療效顯著的特點，如治療半身不遂的珍珠七十味丸、治療萎縮性胃炎的芒覺丸、治療高血壓的紅珊瑚丸等成藥，都是被醫療實踐證明了的良劑。更令人欽佩的是藏醫在治療麻風、癌症等方面都有療效特別顯著之病例，這些病例已被現代科學所驗證了的。藏醫學是如何發生、傳承和發展的呢？通過對許多有關史學的學習，我認為藏醫學無論從它的發生、傳承和發展來看與西藏怫教關系都十分密切，可以說藏醫學是隨著佛教的興起而發生的，隨著佛教的傳播而傳承的，隨著佛教的昌盛而發展的。下面就這一問題提出個人的不成熟見解，僅供有關同志參考，不妥之處，尚請指正。 一、佛教經書與藏醫學 　　在西藏佛教經書浩如煙海，許多有關藏醫學的書籍，往往被作為一部佛教經書保存下來，就是那些專為宣講佛教教義的經文中，也會夾帶有藏醫內容章節。《衛藏通志》卷十六就有”佛經之富，百倍于儒經，然除大藏經外，大抵皆後世僧人撰述”。又說：“今考布拉存儲四譯藏經180部”。(我從所列經文名稱初步統計，實有735部之多，約有2479卷)就經文名稱來看涉及醫學的有八部，如《佛說除一切疾病陽羅尼經》、《佛說療痔病經》、《佛說醫喻經》、《救療小兒疾病經》、《佛說咒時氣病經》等等。可惜這些經書尚無漢文譯本，不能了解其實際內容。我們從士觀·羅桑卻吉尼瑪撰寫的《主觀宗派源流》一書中也發現，許多藏傳佛教經書，實際上就是一部醫學書籍，他說：“掘藏扎巴·恩協巴修建了以巴塘為首的一百零八處道場，取出了伏藏甚多，尤其是取出了醫明中的《四續論》等大量醫學典籍，利益眾生，功績很大”。(所謂伏藏，就是把佛教經書隱藏于山洞、梁柱、佛塔等處，又被後人重新挖掘出來稱作掘藏)，他又說：“米拉日巴的第二大弟子布達拉吉幼年學醫，造詣很深。他的著述中開示正見有顯教規和密數現二種，皆技名為《大手印》，《大手印》又名《唯一白法》，白法即為梵語阿邊陀藥，是一種能治百病的萬靈應丹”。但是顯教和資教又是如何學習和運用《大手印》這一個萬靈應丹的呢？羅桑卻吉尼瑪還做了這樣的解釋，他說：“顯教的《大手印》是就心體之上，專一而往，修無分別，令成住分。密教的《大手印》是指風息人住，融于中脈後所生的大樂光明，這是最有名的《七部修法》和《三種心要》中所詮釋的中心意義。《大手印》法最初應現見于本元心，在此上應引風息入住，融于中脈，再依仗此力，臍秘密處拙火熾燃.山此引起溶樂.生起四喜.收本元心轉成大樂不體性”從羅桑卻吉尼瑪對《大手印》經文的解釋來看，與其說足一部佛教經文，不如說是怫教從入靜修煉養身的一種氣功方法介紹。《氣功》雜志1985年第二期曾介紹靜功時說“對講無心，八風不動，心注一境，不做他緣”，《大手印》中所謂的“臍秘密處拙火熾燃”，引起“密樂”與氣功中的意守丹田何其相似。 　　為了使佛教與藏醫學發生密切關系，後人還對一些藏醫專著，冠以神佛的名稱，如《水晶寶鑑》的作者是釋論牟尼，《醫所甘露缽》的作者是文殊菩薩，《寶貴療法》的作者是觀音菩薩等不一而足，後人之所以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通過醫療達到宣傳宗教的目的，歷史資料已證明釋迦牟尼是佛教的創始人，有其人而無其神，釋迦為種族姓，牟尼為“寂默”的意思，釋迎牟尼是後人對他的尊稱，實際上他本姓喬達莫，名叫悉達多，他生在古印度北天竺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王國境內)，父名淨飯，為該國國王，母為摩耶夫人，釋迦牟尼即為該國王子，他娶妻名耶輸陀羅，後又納妃名具夷，妻生子名羅瞻羅，他于29歲離王宮出家。關于釋迦牟尼的出生年代，各資料不相一致，現在三種說法，一是他生于公元前557年，圓寂于公元前477年，相當于我國內地周靈王十五年生，周敬王四十三年圓寂，即先孔子五年生，後孔子兩年死。一是生于公元前1027年，圓寂于公元前948年，相當于我國內地周明王二十六年生，周穆王五十四年死。第三種說是他生于公元前565年，圓寂于公元前485年，相當于我國內地周靈王七年生，周敬王三十二年死。所以從歷史資料證明釋迦牟尼確有其人，但他是否通曉醫道，就不得而知，他的著作《水晶寶鑑》只是傳說而已，至于文殊和觀音即無歷史資料考查，也就更無法證明有醫學著作了。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佛教經文中蘊藏著許多藏醫書籍或文獻，許多藏醫學書籍是以佛教經文形式保存和流傳下來的。如四川省阿巴藏族自治州德格印經院，是聞名中外的藏文文獻寶庫，又以大量印刷佛教經文馳名中外，該院現有藏文印版21，700塊，可印刷4500種藏文經典，除有關佛教經文外，還有大量天文、歷史文學和醫藥等經文，其中有關藏醫學的經文十余部，計有《極密文書》、《醫學四論》、《藍寶石》、《宇妥·元丹貢布十八支分》、《百萬舍利》、《醫學彙集》、《資金藥物補充》、《火麻仁》、《玻璃珠串》、《宇妥精義》、《宇妥傳》、《除鏽》等，這些藏醫學木刻版印刷文獻，對發展和學習藏醫起了一定作用。除此而外，甘肅、青海和西藏等地的藏傳佛教寺院里，凡具有印刷佛教經文條件的都在印刷佛教經文的同時，也印刷了藏醫文獻，擴大了學習藏學的地域范圍。藏醫學也曾有過自己的專業印刷所，這就是布達拉宮下面的甘丹平措印刷場，這是專門印刷藏醫文獻的機構，主要印刷《四部經典》、《藍硫璃》、《秘訣遺部》等重要著作，更加珍貴的是藏醫彩繪八十幅卷軸掛畫，也是從這個地方繪制的。這里特別指出的是，我們不能把藏文印刷的木刻版本，籠統認為是佛教經文，是唯心主義的宣傳品，許多西藏的天文、歷史、醫學、文藝都是以木刻版經文形式保存和流傳下來的。 二、佛教的傳播與藏醫學 　　藏醫學在西藏歷史長河中能傳承下來，經久不衰，與怫教的傳播關系十分密切。佛教還沒有傳入西藏以前，西藏就有本教(又名黑教)的存在和流傳，並在當時的統治階層中擁有一定勢力。本教也不是單純以宗教活動為業，本教也兼行醫。《西藏佛教發展史略》一書曾提出“本教類似內地巫覡，以占十體咎，祈福釀災，治病送死，驅鬼降神等事為主要活動”。《青海民院學報》1979年第三四期合訂本也提出“在西藏早期歷史上，醫跟巫是一身二任的，本教的巫師也兼之行醫”。卡爾梅先生寫的《本教史》一書詳盡敘述西藏本教的教主系譜、興起、傳承、教義時，引用本教創始人辛繞的話說“我們的教主還傳授了四部醫藥經典，那是’因派之本’，這四部醫藥經典從漢文譯成了藏文……”，到底是哪四部醫藥經典，材料中並沒有寫明，由此可見，藏醫學在佛教還沒有傳人西藏就存在了。公元6世紀初葉，印度佛教傳入了西藏，特別是松贊干布的兩位虔誠的佛教徒妃子(即印度的尺等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對傳播和弘揚佛教起了一定作用。隨著佛教的傳播和昌盛，藏傳醫學也隨著佛教的傳播而擴大、昌盛和發展起來了，這是因為佛教昌盛的主要標志是寺院的修建和僧尼的增加，據《薩迦世系》記載，據清乾隆年間統計，全西藏有僧尼316，200余人，分別由達賴和班禪管轄，這三十多萬僧尼中，就有部分人專門從事寺廟、軍隊和民間的醫療活動，他們的醫術全部來自藏醫學。隨著藏傳佛教的進一步傳播，內蒙、青海、甘肅、四川甚至云南的許多地區，都相繼建立了喇嘛寺廟，也都有了藏醫學的存在。更重要的是這些寺廟中陸續建立了 “醫學院”(藏語稱門巴扎倉)，使一部分僧人專門從事藏醫的學習和研究，藏醫得到了更大的發展。 　　藏醫學借助于佛教的傳播和發展，以五世達賴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年即明朝萬歷四十五年生，清朝康熙二十一年圓寂)的功績最為顯著，他熱衷于大力發展藏醫事業，並以宗教領袖的名義先在哲蚌寺創建了醫學眾利院，從各寺院挑選了一部分僧人學習藏醫學，學成後分派各寺院行醫。接著又在布達拉宮設立了兩處藏醫集訓堂，還派人前往日喀則扎什倫布寺成立了醫聖云集院，這些機構都以學習藏醫為業，並同時進行醫療活動。因此，藏傳佛教的不斷昌盛，也給藏醫學帶來了很大的發展，雖然不能認為藏醫學是佛教的依附品，要是沒有藏傳佛教的廣為傳播和昌盛，也不會有藏醫學的傳播與興旺。三、藏醫名家與佛教的關系 　　藏醫學和其他國內外醫學一樣，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曾出現了許多醫學名家，藏醫學的名家要以宇妥瑪·元丹貢布最著名。藏語中“宇”為青松石，“妥”為頂部，“宇妥”有兩種解釋，一是青松石屋頂，即元丹貢布家的屋頂是由青松石蓋的頂。另一種說法是元丹貢布世家為醫，行醫時手持青松石的傘柄(《西藏醫學》)第211和300頁)。元丹貢布為宇妥世家的第九代，其父名瓊多吉，母名法燈(系漢族)，藏名沙曲宗吉美。妻子名多吉措姆。宇妥世家行醫，每代都是西藏王室的御醫，頗有名氣。“宇妥”命名于吐蕃王朝貢松貢贊時代，以前並不冠“宇妥”二字。 　　在宇妥醫學世家中，何以元丹貢布的業績被載入史冊，名芳千古呢？這是由于他勤奮好學，醫德超群，受到廣大人民的愛戴，群眾把元丹貢布稱作醫王的化身，頂禮膜拜，供奉虔誠，這是順理順情的事。他為了豐實自己的醫療實踐，曾幾乎走遍西藏各地，廣集民間驗方，並去印度和內地交流醫術，提高自己的醫療水平，充實自己的技術基礎，更令人羨佩的是他編著了藏醫經典著作《四部醫典》(藏語稱為“居悉”)，以下簡稱醫典，全部《醫典》共有156章，分根本醫典、論說醫典、秘訣醫黃和後續醫典，故名《四部醫典》，《醫典》約成書于公元8世紀下半葉(即公元728-833年之間，按內地古歷約為唐玄宗開元十六年至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11世紀，由宇妥世家的後代又名元丹貢布者，對原有醫典進行了一次全面的修訂和校注，故將其稱作新宇妥·元丹貢布，以示與老字妥·元丹貢布有所區別。《醫典》的正式木刻印刷約在公元16世紀，系由南方派藏醫舒卡·洛珠傑布整理刻印，時間約在公元1571年(明穆余隆慶五年)。因為有了“醫典”的木刻印刷，藏醫學的學習和傳播更加向前發展了，以至陸續出現了不同地區的木版印刷，如山南扎朗縣的《扎當盡悉》，山南朗縣的《崗布居悉》，日喀則昂仁縣的《達丹居悉》，拉薩藥王山的《角莫惹居悉》，這些版本只不過出版地區和時間先後不同，內容則相一致。 　　宇妥·元丹貢布的著作甚多，他畢生致力于藏醫學，除編寫了《四部醫典》，其他尚有下列著作：《內外密部》共55章、《推血(紅)》190章、《解剖幻鑑》75章、《成法授記光熾》8章、《尿診要義之輪機)35章、《切脈診卜})15章、《心臟及治療之管》35章、《秘密明點室燈》18章、《居悉隱名解釋》、《灸經》、《掘藏實行無誤》、《瀉下篇》、《驗方見有義》、《驅五災》、《實踐明燈》、《經驗明燈了》、《一見有義》、《脈學師承記》。其他還有有關天文歷算著作，即《五行歷算書120章、《哲蚌歷算》25章、《天文星占書》60章。宇妥·元丹貢布一生共有三十多部著作，這里只列了二十余部，其他都失散了。 　　對發展藏醫學有貢獻的第二位歷史人物就是勞斯·桑傑嘉措(按：勞斯意為達賴喇嘛委托處理行政事務的憎官職務名稱)，五世達賴洛桑加措對學習和發展藏醫學非常重視，曾委托桑傑加措在哲蚌寺、藥王山設立了學習藏醫學機構，機構名稱為利眾學院，五世達賴圓寂後，桑傑加措為了完成五世達賴遺願，自己學習了大量藏醫書籍，並親自校對和重訂了各地印刷的《四部醫典》版本，他本人也著有許多藏醫書籍，主要的代表作是《四部醫典藍硫璃》、《密訣遺部》。這是兩部全面詮釋和校訂《四部醫典》的著作，是後人學習藏醫學的必修工具書。更加可貴的是桑傑加措及其同行們根據《四部醫典》內容，于公元1703年(清朝康熙四十二年)繪制出了七十九幅藏醫彩色掛圖，使初學藏醫的人，對藏醫學自有個初步形象概念，加深學習印象，這是我國醫學史上的一奇蹟。桑傑加措還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愛國主義者，當時許多藏醫學者或其他歷史學家，對《四部醫典》的源流議論眾多，有的人認為是來自印度，也有的人認為來自漢地，還有人說是完全出自守妥·元丹貢布之手。而桑傑加措客觀地認為藏醫學不是單純照搬哪一個地區、哪一個民族的現成東西，而是吸收其他民族的精華，加上本民族原有的醫療實踐完成的，這是一種非常客觀的見解。所以，桑傑中措在他的著作《藍硫璃》一書中就明確提出：“老宇妥·元丹貢布編寫《四部醫典》時，參考了內地傳來的《月王藥診》和其他醫書的精華，加上西藏本地的具體情況而編寫的。”(見《共居本溫》木刻版232頁)御醫欽繞洛布了，他生于公元1883年，圓寂于公元1962年，享年80歲。他是西藏算象學院(又稱醫算院，藏語稱門孜康)的第一任院長本人勤奮好學，醫學有很深的造詣，曾撰寫了大量的藏醫論著。因為他的老師強巴吐旺是有名的達賴御醫，欽繞洛布也就隨任了御醫，但他的精力主要用于醫算院，同時也開診“治病，負責天文歷算等工作。他畢生著作甚多，主要的有《醫學海洋之精華》、《稀奇金穗》、《嬰兒接生法利眾明寶鏡》、《顯明四部醫典程序母霓銳氣》、《廣釋的明月寶鏡》、《藏醫病名簡述》、《闡明醫學原本總綱要義之鑰匙》、《外論血脈遺補》、《剖刺脈道結論》、《治老年病經驗集》、《南藥甲金、石藥材形狀如意寶瓶》、《詳介藥材形狀醫者寶物》、《草藥形狀稀奇金穗》、《配方功效紅綜》、《配方甘露寶瓶》、《藥味配治圖解》、《脈尿診遺補》等。在藏醫臨床實踐中，欽繞洛布也有許多獨到之處，如他在《配方甘露寶瓶》一書中提出的許多方劑療效明顯，目前藏醫院所用的許多成藥配方，基本上都是按 他的配方炮制的。欽繞洛布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學者，他教學有方，桃李滿天下，他的學生不但遍布西藏、甘肅、青海、四川等省，就是在錫金、不丹等國也有他的高足。歷史上的藏醫名家不勝枚舉，前面三個人只不過是傑出的代表人物，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全部為藏傳佛教的僧人，通過怫教繼承和傳授了藏醫學，也是通過佛教為他們創造了傳授藏醫的條件。當然，並非所有藏醫學的傳授，都要經過宗教這個途徑不可，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已經有了多種多樣的學習途徑，如以師帶徒、設立學校，都是學習藏醫學的很好形式。 　　這里需要提出的是，在藏醫的發展過程中，除了上述諸名人外，漢族佛教徒中的增醫和漢族醫書典籍也起過一定作用。近代藏醫名教授強巴赤列在《藏醫藏藥的形成與發展》一文中明確提出”漢族和尚馬哈德瓦與藏族達馬郭嘎合譯《醫學大全》一書為藏文”，又說“和尚馬哈亞那與藏族別如扎那合譯中醫名著《月王醫診》一書為藏文，大大豐富了藏醫學的內容”。四、宗教領袖與藏醫學 　　技藏傳佛教的教義是舍身為人，普度眾生，怎樣才能做到舍身為人，普度眾生的最高境界呢？行醫治病是一種普遍運用的方式，通過行醫又達到了傳播宗教的目的。西德藏學家伊莉莎白·芬克在《藏醫–理論與實踐》一文中提出：“蒙古人的皈依佛教，主要是由于西藏的僧侶在內蒙古行醫的影響。“據《蒙古源流》第四卷記。載，薩班人原(即今甘肅武威地區)時曾以他高超的醫術，給闊端治一療”多人診視，不能痊愈“的疾病(薩班為八思巴的伯父)，又據《佛祖歷代通鑑》記載：“八思巴受其伯父密傳與指教，精于醫道，在大都時，多次給蒙古王妃公主治病，取得奇效。弟子旦已在治療奇疾難證上更有妙手回春的本領。“由此可見，中國的佛教、道教或其他教派都和藏傳佛教一樣，都是神學和醫學相結合的，許多宗教領袖都通曉醫道，起碼曾經學習過醫學知識，尤其藏傳佛教更是如此。因為藏傳佛教的僧侶，當他們剃度為僧後，必須受沙彌、比丘等教戒(即戒律)，而在受成前最低限度要通讀五明學，五明學即指大五明和小五明，大五明為工巧明(工藝學)、醫方明(醫學)、聲明(聲律學)、因明(正理學)、內明(佛學)；小五明為修辭學、詞藻學、韻律學、戲劇學(見《青史》135頁)。這就是說，學習醫學是藏傳佛教僧侶的必修課，但拿藏傳佛教噶舉派創始人宗喀巴來說，他”不但廣學佛教因明經論，還在蔡寺與該寺主持拉結、克卻喬研究醫方明學”(見《土觀宗派源流》第136頁)，像藏傳佛教的改革大師宗喀巴這樣的宗教領袖，為了充實自己的知識領域，除了潛心研究佛教、因明學外，也要學習一定的醫學知識。 　　上面提到的薩班，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的領袖人物，薩班是薩迦班智達的簡稱，班智達就是精通五明學的尊稱，薩班本名叫貢嘎堅參，他出身于醫道世家，對藏醫學非常精深。 　　同樣，藏傳佛教寧瑪派的創始人“三素爾”也是以行醫傳教，成為宗教領袖的。公元11世紀以前，寧瑪派只有傳授教義的活動，但沒有自己的寺院，因此，他們只好一面行醫，一面傳教。“三索爾”即索爾家族的三個人，他們是索爾波欽(又名釋迦迥乃)、素爾西繞扎巴、索爾卓浦巴。他們行醫只是為了達到傳教目的。 　　從上面舉的例子看來，藏傳佛教的許多宗教領袖，都身兼二任，一面傳教，一面行醫，傳教是目的，行醫是手段。藏醫學之所以不斷得到發展，就是因為藏傳佛教的宗教領袖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而像宗喀巴、五世達賴、八思巴等這樣的宗教領袖所起的推動作用就更大了。 　　藏醫學是我國醫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千年來其所以經久不衰，並能世代傳承下來，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振興藏醫學的途徑是多方面的，除了現有的藏醫藥研究機構利用現代科學方法驗證方劑、診斷手段、藥物藥理等以外，還需要組織一定的力量，挖掘古籍圖書，而這些包羅萬象的古籍中，絕大部分是蘊藏著藏醫學豐富內容的佛教經文。(劉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