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祖道信大師《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校釋導言

作為「東山法門」的開創者，道信在中國禪宗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經得到了越來越清晰的認識。儘管由于時間的久遠、資料的遺失，妨礙了我們今天更深刻、更為全面地體認道信大師，但是，值得慶幸的是，借助于存留于世的敦煌文獻《楞伽師資記》中保存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一文，我們仍然可以大致了解道信禪法的梗概。

《楞伽師資記》的發現首先要歸功于近代中國文化的風云人物——胡適先生。據胡適所撰的《〈楞伽師資>序〉》所說，1926年9月8日，胡適在巴黎國立圖書館最先發現了敦煌寫本《楞伽師資記》(即伯-3436號)，後來他又在英國大英博物館讀了一種別本(即斯-2054號)。于是，胡適就「托人影印帶了回來。」五年以後，「朝鮮金久經先生借了我的巴黎、倫敦兩種寫本，校寫為定本，用活字印成。」[①]金久經的這一校寫本收入「畺園叢書」，于1934年在瀋陽出版。此後，此書便成為研究早期禪宗史的重要資料，廣泛傳播。而《楞伽師資記·道信傳》所轉錄的道信的禪法著作《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一文，也成為人們了解道信禪法及其「東山法門」之面貌的最重要資料。

對于包含道信的這一重要著述的《楞伽師資記》一書，在金九經校寫本的基礎上，日本學者也作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1930年，日本學者矢吹慶輝也在英國大英博物館發現了《楞伽師資記》的抄本(即斯-2054號)，並且在其所著的《鳴沙余韻》一書中影印介紹。此後，矢吹慶輝先生又以此本為底本，參校金久經的校本，重新校寫了《楞伽師資記》，並且將其收入《大正藏》第85卷，更便于人們使用。再後來，蓧原壽雄又將《大正藏》本與金久經之校本進行對照，完成了《〈楞伽師資記〉校注》一文，于1954年發表于《內野台嶺先生追悼論文集》中。柳田聖山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又將此書重新校訂一遍，發表于1967年出版的《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後面所附錄的資料中。蓧原壽雄、田中良昭編的《敦煌佛典と禪》(《講座敦煌》卷八，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年)以及田中良昭所著《敦煌禪宗文獻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83年)都收有關于《楞伽師資記》的研究及其文字校訂。

從胡適之後，學者們又從敦煌遺書之中陸續發現了數種《楞伽師資記》殘卷，如斯-4272號、伯-3294號、伯-3537號、伯-3703號、伯-4564號。不過，這五種殘卷都缺少《道信傳》部分。

可見，在七種《楞伽師資記》抄本中，只有胡適發現的兩種抄有《道信傳》的內容。而巴黎伯—3436號字體較為清晰，錯誤較少。斯—2054號抄本殘缺較多，即就《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也殘缺後面一大段文字。鑑于此，本校釋以伯—3436號敦煌抄本(簡稱「伯本」)為底本，以斯—2054號敦煌抄本(簡稱「斯本」)為參校本。

在吸收現有的研究成果方面，本校釋主要是將金久經的校本(簡稱「金校本」)與大正藏的校本(簡稱「大正藏本」)進行對校。在校對過程中，發現這兩種校本都有不少漏出校記之處，也有數處認讀錯誤或者是排印、印刷錯誤。所有這些不同之處，都在段落後的校記中予以說明。

現今出版的研究早期禪宗史的著作，大多數都用了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一文作為資料來解釋道信的禪法。其中，以印順法師《中國禪宗史》、楊曾文先生《唐五代禪宗史》(楊曾文先生並且撰有《道信及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一文)、洪修平先生《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等著作，引述原文最多，解釋、分析得自然較為細緻些。在校對過程中，在某些地方也參考了上述三種著作的句讀。印順法師在《中國禪宗史》第二章第二節中，以《大正藏》本為依據，對其作了分節。印順法師說：

全文可分為三部分：一、從開始到「略舉安心，不可具盡，其中善巧，出自方寸」，《大正藏》本共三十六行，約六百字。先引《文殊說般若經》的「一心三昧」，而明安心(安心是住心、宅心的意思)的善巧方便。文義都簡要精密，為安心方便的主體部分。二、從「略為後生疑者假為一問」起，共四十三行，約七百字。先假設問題，然後以「信曰」來解答。……三、從「古時智敏禪師訓曰」起，文段最長，內容深淺不一，可說是道信門下不同傳行的雜錄部分。[②]

本校釋在分節方面大致采納了印順法師的意見，也將此文分為三部分。只是對于印順法師關于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的分界點有不同看法。印順法師將此段文字中的五問歸結為四個大問題。其中，第四個問題的後一層設問為：「又曰：用向西方不？」提問的是對于往生西方淨土的看法問題。而此前的一個問題則是「問：臨時作，若為觀行？」印順法師在解釋時，在「臨」字之前加了一個「終」字，問題變成為「臨(終)時作，若為觀行？」這樣，兩個提問便可被歸併起來。而對于「臨時作，若為觀行？」這一問題，道信回答得非常簡潔：「直須任運」。而對于「用向西方不？」的回答，印順法師歸併的文字達五百余字。這樣的劃分實際上是有問題的。首先，在斯—2054號敦煌抄本中，在「自證道果也」一句與「或復有人未了究竟法」一句之間是有兩個字的空格的。顯然，「或復有人未了究竟法」之後應該是轉換主題了。而仔細琢磨「或復有人未了究竟法」到「真得心者，自識分明，久後法眼自開，善別虛之與偽」之間的文字，本人覺得談論的是如何以「真心」傳法的問題，而批評的對象是以「名聞利養」而妄傳禪法。其次，以「傳法」這一線索去追溯前文，我們發現，「或復有人未了究竟法」之前的文字，從「所初地菩薩，初證一切空」到「善須解色空義」，談論的是如何「證空」的問題。而從「學用心者，要須心路明淨」到「自證道果也」亦是如此，不過是更進了一層。也許是由于「禪外說禪」的原因，我們看不出這樣的幾段文字非得連綴于「用向西方不？」一問之下的充足理由。因此，我們大膽地未曾采納印順法師的分節，而是將「所初地菩薩，初證一切空」之後的文字歸入印順法師所說的「雜錄」部分。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此校釋本的原則是盡量保存原抄本的文字信息，特別是異體字、俗體字都統統羅列而不加轉寫。此經的底本與參校本中，「無」與「無」、「佛」與「仏」均通用，有時甚至在一句話中也是交錯使用的。為了保持敦煌抄本的原貌，本校釋以底本用字確定正文，而將參校本的用字于校記中列出。由于兩種抄本之間交錯使用的情形較為複雜，在用「下同」易于產生誤解的情況下，即不厭其煩地加上校記。

禪典本身並不易于理解，因此，為了方便使用，做了一些注解。在校寫的過程之中，筆者也發現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到，甚至解釋失誤的地方。譬如，此文中備受重視的「略而言之，凡有五種」一段，現今諸家的解釋，也存在不完善之處。筆者感到，此「五事」是道信在「佛即是心，心外更無別佛」的基礎上，所提出來的禪法綱領，即「心要」，其核心則是「守一不移」。「五事」之中，「知心體」是其「本體」依據，而「知心用」、「常覺不停」、「常觀身空寂」其實是從佛教中常見的「三解脫門」脫胎而來的，而「守一不移」則是其創發的重點所在。因此，在第三部分中，由「傅大士所說」至「此法秘要，不得傳非其人」達八百余字，都是對于此「五事」的說明。可見，「五事」是道信禪法的全部秘密和創新之所在。如此等等體會，已經在注釋中有所貫徹。

還有，在對道信大師此文作了逐字逐句、數十日的研讀之後，筆者發現，道信此文內在線索或者說內在邏輯是清晰的，文義是全面的、完整的。現有的研究成果，包括日本學者在內，都有不同程度地斷章取義的地方。道信禪學思想的全部秘密實際上已經包含在此文的標題之中。如果以此文的標題分析正文，二者竟然契合無間。在此，我們姑且簡單言之。此文標題《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其實包含四層意思，這就是「入道」——「安心」——「心要」——「方便」或稱「方便法門」。正文其實是依照此線索和順序展開的。不過，行文之中，在「安心」與「心要」之間多了中間的四層設問和回答。在「心要」與「方便」之間多了關于「授受禪法」的內容。全文最後又多了一段以「大師云」起頭的批評老子、莊子「道法」的文字，這顯然是後人附益的結果。這樣的結構，不能不令人深思！因此，筆者有一大膽的設想，《楞伽師資記》所引或者就是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的全文，或者至少就是原文的全面摘要。二者必居其一。由于這些觀點，對我來說，還需要再行思考細化。而此校釋的性質決定了不能過分冒險地以己義來分節，因此，在校釋中未曾采用自己所設想的「五分法」或者「六分法」，而略作修正地采用了印順法師的分節。——如此等等想法的較為詳細的闡發，只得留待以後再行撰文細論了。在此先拋磚引玉，姑妄言之。

(原刊于《中國禪學》第3卷，中華書局2004年出版。)[①] 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佛學史》，第54頁，中華書局，1997年12月版。

[②] 印順《中國禪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