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嚴原人論》對儒家人性論的批判
本文深入探討漢唐儒學人性論向宋明理學二元人性論轉型過程中佛性論所起到的催化與重構作用。作者以華嚴宗五祖宗密的《華嚴原人論》為釋讀切入點,剖析佛教佛性論在心性化進程中對儒家傳統“元氣論”與“天命論”的批判與詰難;宗密立足“一真靈性”追索生命究竟身本,指出了漢唐儒家人性論在解釋現實善惡與命運時的理論侷限;儒門學者在出入佛老後吸收其本體論思維方式,將倫常綱紀融入心性本體,轉而確立“天命之性”等理學核心範疇,促成了宋明理學的理論躍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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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煥忠
[摘要]在儒家人性論實現由漢唐到宋明的形態轉化中,佛性論的影響起了重大作用。「佛性」一詞,在印度佛教中,原為表達世界本體屬性的范疇,佛教傳入中國後,漸漸進入心性論視域,但與儒家人性論終有重大差異,所以兩家常相辯難,《華嚴原人論》即是佛性論批判儒家人性論的典型論著。《華嚴原人論》詰難儒家以元氣解釋人生在世的具體形式,以天命為人生在世的究極原因,提出眾生「身本」為「一真靈性」。儒學精英們出入佛老,終于學會了其本體論思維方式,將其關注的倫常預設在「一真靈性」之中,使其變為「天命之性」,從而變佛教的詰責為儒學的批判,成為宋明理學興起的轉關旋紐。
[關鍵詞] >; 人性論; 佛性; 元氣; 一真靈性
隨著漢唐儒學向宋明理學的發展,儒家人性論的主要形態也實現了由性三品論向理學二元人性論的轉化。在這一轉化過程中,佛性論的影響起了重大作用。筆者試以華嚴宗五祖圭峰宗密所撰《華嚴原人論》為據,對此作一淺近分析,以就正方家。
我們之所以采用《華嚴原人論》為釋讀文本,首先在于華嚴宗對程朱理學產生過直接的影響。華嚴宗的理、事、月印萬川、理一分殊等范疇和命題為程朱理學所習用,成為理學興起的思想素養和中心范疇;其次,在于宗密佛學所具有的廣泛代表性。圭峰宗密身為華嚴宗五祖,同時又是禪宗南宗六祖慧能門下神會一系的歸化弟子,並對天台宗教義有著很深的造詣,所以他的佛學理論具有融攝宗、教二門的特色,是典型的中國佛學論著;再次還在于《華嚴原人論》自身的特點。它把佛性作為探究「身本」的究竟義直接置于心性論視域之中,儒佛在這一點上的差異獲得了比較集中的體現。
一
佛性論所具有的理論優勢及其與儒家人性論的攻詰辯難是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逐步獲得和展開的。
魏晉以降,儒學相對衰微,玄學方興未艾,而傳自異域的佛教卻乘玄風之暢達,迅速風行華域,逐漸實現了自身的中國化,發展成為以佛性論為中心的龐大的宗教思想體系,與儒道二家鼎足而為三,並大有掩而上之之勢。
我們知道,「佛性」一詞,在小乘佛教中,本指佛所具有的異于眾生的殊勝特性,後來大乘佛教將其發展為眾生具有的成佛的內在根據。佛教傳入中國後,在重視心性論的特定語境轉化之下,佛性也逐漸被心性化,這成為佛教中國化的重心和標志。隨著隋唐宗派佛教的興起,一些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華嚴宗以及堪稱漢地佛教代表的禪宗形成以後,佛教的中國化已進入完成時態,佛性論也因之發揚張厲,一時蔚為思想界之大觀。
雖然儒道思想是中國解讀佛教的前意識結構,是佛性論實現心性化的特定語境,但心性化以後的佛性論仍然是一種宗教思想,它以解脫現世、超生彼岸為旨歸,與關注人生在世倫理綱常的儒家人性論有著顯著的差異,所以佛與儒道之間的攻詰辯難也就勢所難免。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可以視《華嚴原人論》為已經中國化了的佛教對轉化自身狀態的前意識結構所作的反思和批判。
二
儒家,特別是漢唐儒家,曾將人生在世的種種具體表現形式,諸如貧富、窮通、貴賤、壽夭、賢愚乃至善惡等,統統歸結為出生時受質所稟之氣的清濁、偏正、精粗、厚薄之不同,這樣既可以為現實社會生活中人們的德性品行的差異提供宿命論或偶然論的解釋,又可以為政治生活中的王者受命明教化民提供合理性的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