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史概說 第七章 唐代的佛教(一)佛教和國家性質與社會活動 第四節 僧尼的簿籍以及度牒和戒牒

第四節 僧尼的簿籍以及度牒和戒牒

唐朝建國開始，對于佛教便采取反對隋之外護政策態度。由于太史令傅奕，為謀富國利民，上奏政策二十一條，減省寺塔僧尼，故于唐高祖武德九年(西元六二六年)，命令沙汰佛道二教。長安殘留佛寺三所、道觀兩所；地方諸州，殘留寺觀各一所，以精勤于練行的僧道居之，此外所有寺觀一律廢止，僧道則命之還俗。此乃繼續北魏北周之後，破佛的嚴厲政策，然至太宗即位，此令即行中止。可是由此沙汰僧道以整肅釋道二教的詔令，使得唐初的兩教教徒，痛定思痛，采取了自誡自肅的態度，其結果，竟成了幸運的開端，奠下了發展的基礎。

唐太宗慨嘆天下優秀僧道人數的減少，故命以二千人為限度，藉以選度僧道的人才。同時禁止私度僧，用以杜絕偽濫僧的橫行。唐太宗貞觀九年(西元六三五年)命天下諸州，排除奸惡僧尼，代之以人才出家。此時，唐朝之對僧道，便確立了戶籍和公度的宗教政策。唐朝政府之對國民，建立起正確的戶籍，基于均田制，建立租庸調與府兵制，安定國庫財政和治安的維持，並且企及軍備的加強。沿著此一方針，對于佛道二教的行政，也就制定了寺觀的定數，以防造寺起塔之風的高揚。根據簿籍之法，登錄的公度僧道，給予特別恩典，加以身分的保護，同時加強對于私度偽濫僧的取締。

佛道二教的宗教行政，自隋以至唐初，乃系隸屬于政府的鴻臚寺之下的崇玄署。後來幾經變遷，至玄宗的開元以下，便屬管于鴻臚寺與尚書省的祠部；僧道的戶籍，三年一校正，被保管于鴻臚寺與祠部，這是唐朝宗教行政的總管理。有關僧道榮譽之推舉等事項的組織機構，便是鴻臚寺，尚書省的祠部，則為發令機構。

六朝以來，由于國家政治力的脆弱，故有私度僧的流行和偽濫僧的橫行，這是歷代為政者們頗感頭痛的事。到了唐代，便以法令予以防止。首先由師主推薦出志願出家的人。中宗之際，建立試經度僧的制度，以試驗來考選出家的人才。嚴格實施僧道的簿籍之後，統計天下的佛寺與僧道的數字，以及每年死亡與還俗者的人數，以判明公度僧道必要數字的多寡。試驗及第者，國家許其剃頭，公度的出家者，必須隨身攜帶得度的身分證明，那便是由尚書省的祠部頒發的度牒，名為祠部牒。它的作用，宛如頒給官吏的委任狀(唐代名為告身)。持有度牒的出家人，可受到終身免除稅賦，專念于修道生活，並且保障其身分的恩典。持有度牒的沙彌，尚須于成人之後，從戒壇受具足戒，進入大僧階層，由戒壇場所發給戒牒。以戒牒和國家的度牒之兩種文書，證明公度的出家身分。唐代制定公度的出家者，必須攜帶這兩種文書，以便嚴密取締私度的偽濫僧，並且防止兩者之混淆，這是唐代確立公度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