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史概說 第六章 隋之佛教 國家之統一與佛教 第二節 五眾與四方館

第二節 五眾與四方館

在當時的佛教界，受教于學德兼優之高僧座下的學徒云集，各地的大寺院中，因有領導這些學徒大眾的事實存在，便有所謂「眾」的成立。遂于隋文帝開皇十二年(西元五九二年)，文帝以敕命選出學德兼備者，設置了所謂「二十五眾」。在這同時，又設定了「五眾」。這可以說是佛教在中國公開化的宗派差別之團體的最初面貌。依據《續高僧傳》卷一五的記載，此所謂「眾」者，均能通曉三學，每日登殿，讀誦眾經，並且講說，以京師為中心，伸出教化之手，遍及各個地方。他們又被分別稱為「眾主」、「摩訶衍匠」、「教讀經法主」等。其中以僧粲為二十五眾第一摩訶衍匠，僧琨為二十五眾教讀經法主，慧影為二十五眾主。像這樣的「二十五眾」，可說是指通達佛教全部學問的領導者而言；至于「五眾」，乃是指對于諸經論有專門知識的代表者而言。請看：1.法彥及寶襲，為大論眾的眾主；2.智隱為講論眾的眾主；3.洪遵為講律眾的眾主；4.童真、法總、善冑，為涅槃眾的眾主；5.慧遷為十地眾的眾主。若從這五眾眾主的特長來判斷，他們的佛教專門知識，也可說是從前代南北朝以來學風之延長。此時天台智顗，以及三階教的信行，雖已去世，他們所建立的教學及宗教的實踐，尚未得力，但由前代傳下的既成教團的勢力，則頗有力。特別是那些「眾主」師僧，例如慧遠、慧藏、曇延、僧休等人，均被尊為五大德或三大德而馳雄名于當時的教界。由于這些「五眾」的活躍，可以想見，在全體的佛教教團內，對于經論作分科研究的形態，已漸趨于表面化，在思想方面也漸形成激烈化對立狀態。因為，根據僧傳的資料，除了五眾之外，尚有華嚴眾、禪眾、頭陀眾的名目，當時眾「眾」簇生的情勢，由此可見。不過，「五眾」之名，在文獻上，到了開皇(西元五八一─六○○年)以後，便不復見，所以其在官式使用的壽命相當地短促，但在此後約一百五十年的日本天平十九年(西元七四七年)之際，在日本佛教界則有了修多羅眾、三論眾、律眾、攝論眾、別三論眾之「五眾」的出現。這是模仿中國佛教所有的「眾」為型范而設置的，但卻不是文帝當時的狀態，由此推察，不難理解到文帝之後的中國佛教界，仍以大寺院為中心，保持著「眾」的存在。再說在當時的日本，聖德太子以其作為推古天皇攝政的身分，以儒佛的精神，改革內政，同時以遣隋使的派遣，來吸收外國文化。此在《隋書》中說，開皇二十年有使節從日本來中國；《日本書紀》中也說，于推古天皇十五、十六、二十三年，三度派出遣隋使。遣隋使的派遣目的，則在學習先進國隋朝統一天下的偉業，以期克服日本國內在社會及思想上的矛盾，確立求取新的政治路線。

為了設置教育來自外國留學僧的場所，隋煬帝時代，特別啟用洛陽的鴻臚寺四方館，敕任淨業、靜藏、靈潤、神迥等四高僧，負責對于留學僧的教育。他們都是屬于慧遠及曇遷法系之下的人物，乃系涅槃、攝論、十地等的專家，以他們的所長來教育新進的學生，那麼也就不難理解到當時留學僧的研究內容是些什麼。此外，《續高僧傳》又告訴了我們，在四方館里，也常有盛大的講經法會，講的是《金光明經》及《仁王經》等的護國經典。據說也曾作過佛典的刊定或校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