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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史概說 第四章 南北朝的佛教 教團的發展與儒道二教 第六節 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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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真諦

江南的譯業,雖活潑于劉宋初,但以齊梁二代的佛教昌隆而言,算是緩慢的。到了末期,因再由海路迎來了譯經家而趨于隆盛。代表者便是真諦(Para-mārtha波羅末陀西元四九九─五六九年)。他是西印度人,應梁武帝之請,于大同十二年(西元五四六年)從海路到廣州,梁武帝太清二年(西元五四八年)至建康,受到武帝的知遇,後因侯景之亂,移住富春(浙江省),曾經一度回建康,旋避梁末戰亂,開始輾轉于豫章(江西省南昌)等地,即在流浪生活時,陳代宣帝太建元年(西元五六九年)寂于廣州。然而,在此期間,他仍于顛沛流離之中,專念于經論的翻譯,達四十九部百四十二卷,尤其譯出《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大乘起信論》、《十七地論》、《決定藏論》、《中邊分別論》、《轉識論》、《金光明經》、《佛性論》、《唯識論》、《三無性論》、《阿毗達磨俱舍論釋論》,而使中國出現了攝論宗及俱舍宗,同時為唯識學開了研究的端緒,給佛教教學上作了一大開展。

開佛知見,示佛知見,使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