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時期蜀漢、孫吳墓葬中的佛教遺物——兼談長江流域的佛教傳播(楊秋莎)
漢魏時期蜀漢、孫吳墓葬中的佛教遺物
——兼談長江流域的佛教傳播
楊秋莎
[成都]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
44-49頁
【作者簡介】楊秋莎 四川省博物館 【內容提要】長江流域漢魏墓葬出土的佛教遺物是當時宗教信仰的反映，是人們祭祀祈福的工具。佛教自傳入漢地，依附于中國的黃老神仙方術和傳統的鬼神觀念而發展。漢魏時期，佛教自長江上游向中、下游傳播發展。受地區的影響，各地表現佛教信仰的器物各具特色。 【摘 要 題】佛教研究 【關 鍵 詞】漢魏時期/長江流域/墓葬/佛教遺物
在長江流域的漢魏墓葬中，常常出土有與宗教信仰有關的遺物，即佛教雕像、搖錢樹和魂瓶等。由于受政治文化、地理環境和經濟條件的影響，不同地區反映生活習俗和隨葬明器有別。漢魏時期的佛教遺物既是當時人們祠祀祈福的工具，也是人們對外來宗教認識和理解的結果。下面筆者僅就長江流域三國墓葬中與佛教有關的考古材料，進行一些綜述分析。
一、東漢——蜀漢時期的佛教文物
1.長江上游地區 20世紀40年代，位于長江上游的四川就發現了東漢晚期——蜀漢的佛教雕像。隨著考古的發掘，這一時期的佛教遺物不僅數量逐漸增多，而且頗具地方特色和歷史價值，下面集中概述。 50年代，樂山麻浩1號崖墓後室享堂門楣上發現有1尊石刻佛像(注：李復華等：《東漢岩墓內的一尊石刻佛像》，《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6期；樂山市文化局《四川樂山麻浩一號崖墓》，《考古》1990年第2期。)。同一時期，在樂山柿子灣1號崖墓左室和後室門楣上又發現2尊石刻佛像(注：唐長壽：《樂山麻浩、柿子灣崖墓佛像年代新探》，《東南文化》1989年第2期。)。1986年，樂山西湖塘出土施無畏陶俑，著漢式衣冠，作侍立狀，右手舉至胸前，五指平伸，掌心向外，作施無畏印；左手動作不甚明朗。頭冠正中可見蓮瓣形裝飾。該俑現藏樂山市崖墓博物館(注：吳焯：《四川早期佛教遺物及其年代與傳播途徑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 1942年，彭山崖墓M166出土一件陶佛像插座，高21釐米，中間為一佛，高髻長衣，作手印，左右各有一侍者，也作手印。原發掘報告認為這是佛教中「一佛二脅侍」的造型，後有專家考察認為兩側為胡人侍立者，而非菩薩(注：南京博物院編：《四川彭山漢代崖墓》圖44，第36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吳焯：《四川早期佛教遺物及其年代與傳播途徑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實物現藏南京博物院。1972年，什邡縣皂角鄉白果村發現東漢佛塔畫像磚。現藏四川省博物館(注：謝志成：《四川漢代畫像磚上的佛塔圖象》，《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以上遺物所屬年代，過去都定為東漢晚期，後經一些專家研究認為，多數屬東漢晚期、蜀漢之交時期的遺物(注：吳焯：《四川早期佛教遺物及其年代與傳播途徑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 1989年，綿陽何家山1號東漢崖墓出土搖錢樹一株。樹干縱列了5尊佛像，每尊佛像高6.5釐米，頭後有橫橢圓形項光，頭頂高肉髻，雙眼微閤，上唇有口髭，穿通肩衣，領口下垂，衣袖皺紋明顯；右手豎掌，掌心向外，作施無畏印相，左手握衣角，衣角甚長，延經右手腕下垂，中央形成長長的「U」形，雙腿盤屈，結跏趺坐。樹上還有騎馬、仙人、龍等圖像(注：何志國：《四川綿陽何家山1號東漢崖墓清理簡報》，《四川綿陽何家山2號東漢崖墓清理簡報》，《文物》1991年第3期。)。根據墓中出土的三段式神獸鏡比較分析，霍巍先生認為該墓年代定為東漢晚期至六朝初期更為穩妥(注：霍巍：《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獸鏡及相關問題研究》，《考古》2000年第5期。)。 1981年5月，忠縣涂井蜀漢崖墓M14出土銅樹2株，形態各異。每節樹干上鑄有一尊佛像。佛像有高肉髻，著通肩大衣，寬袖，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結跏趺坐。佛像兩側由枝杈、云氣構成屏背，又有一對蟬形飾物。佛頭兩側各有錢紋二枚，周邊飾羽毛狀飛翅。另一枝佛像兩側上下兩對錢紋，周圍各飾羽毛狀飛翅。另一株搖錢樹干高17.5釐米，佛像高5.1釐米，寬3.1釐米，佛像兩側對稱裝飾錢紋、蟬紋。涂井崖墓M5出土的一株銅搖錢樹，樹的主干由六節綴合而成，通高126釐米，每節上一尊佛像，高5.6釐米，寬3.5釐米，佛像有高肉髻，著通肩寬袖大衣，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結跏趺坐(注：吳焯：《四川早期佛教遺物及其年代與傳播途徑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 2000年5月，四川安縣文管所收藏了一株公安局繳獲的搖錢樹。該樹出土于崖墓，每段樹干中央鑄有一尊佛像，共五尊。佛像高5.3釐米，寬2.5釐米。腦後有橫橢圓形頭光，邊緣飾芒刺，頭光長徑4.5釐米，短徑4釐米。佛像有大肉髻，雙眼微閤，闊鼻。面部豐滿。穿圓領衣，右袒。右手握衣角下垂，再延經右手腕下垂，中間形成長長的「U」形。右手掌心向外，施無畏印，結跏趺坐。佛像兩側均側立一個小人，頭戴尖頂帽，面朝向佛，雙手挽撫佛的臂膀。小人外側飾芒刺。該樹的A型樹枝上也鑄有佛像。佛像坐于璧之上，高6.3釐米，寬4.1釐米。佛頭後有圓形頭光，邊緣對稱分布6個小圓圈。頭頂梳高髻，大眼，闊鼻，唇上方有上卷的胡髭。穿圓領衣，領口外飾覆蓮紋。右手握衣角，左手施無畏印。胸前兩手之間有一璧形器，小孔。佛結跏趺坐。右腳赤裸，露于褲外。佛像頭光之上生出蓮花，兩側還盛開一朵八瓣蓮花，其下又各有一朵小蓮花。佛與蓮花之間由藤蔓之屬連接。佛兩側均側跪一個小人，頭戴尖頂帽，大眼，張口，穿圓領衫，雙手作揖，面朝佛像。左側之人已殘。藤蔓及小人周圍飾芒刺。背面佛像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錢樹上還分別鑄有朱雀、神獸、龍、蟾蜍、猴和五銖錢(注：何志國等：《四川安縣文管所收藏的東漢佛像搖錢樹》，《文物》2002年第6期。)。 2002年初，在重慶豐都縣鎮江鎮槽房溝9號墓地發現銅佛像，殘高5釐米，為搖錢樹的一部分，火焰狀髮飾，肩披袈裟，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提袈裟，下部殘。根據該墓搖錢樹底座一側刻有「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延光」為東漢安帝年號。「延光四年」為125年。)紀年，此佛像是峽江地區乃至全國第一座最早出土銅佛像的東漢紀年墓(注：劉宏斌等：《陝西寶雞考古隊完成三峽文物發掘任務》，《中國文物報》2002年3月22日第2版。)。 1974年，四川蘆山縣清源鄉出土的一尊帶座青銅人像，通高14.5釐米，銅人頭飾錐髻，前額正中有一瘤狀凸起，眉梢上挑呈如意狀，目呈斜菱形，高鼻，張口露齒，雙乳顯露，通體雕鏤花紋，年代為東漢早期或晚期。此像被視為中國最早的「白毫相」實例(注：鍾堅：《蘆山發現一尊漢代青銅人像》，《文物》1987年第10期。何志國：《初論中國南方早期佛教造像的性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四川考古研究論文集》，《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 1976年冬，西昌高草東漢磚室墓發現一件搖錢樹殘片，上鑄畫像：西王母居于正中最高位置，頭戴華勝，肩披云肩，圓領左衽，褒衣博帶，兩眼前視，籠袖挺身，坐于龍虎座上。西王母額際中一「白毫相」。下有玉兔、蟾蜍。西王母長方形座下，有一橢圓形環。另有龍首殘片(注：劉世旭：《四川西昌高草出土漢代「搖錢樹」殘片》，《考古》1987年第3期。)。 1990年，綿陽何家山2號東漢晚期崖墓出土搖錢樹，其上鑄刻有雄獅、象奴、蓮花以及西王母。西王母額中有小圓圈(白毫相)，居于主尊位置(注：何志國：《四川綿陽何家山1號東漢崖墓清理簡報》，《四川綿陽何家山2號東漢崖墓清理簡報》，《文物》1991年第3期。)。 1981年5月，忠縣涂井發掘的蜀漢崖墓，M5出土的眉間飾「白毫相」陶俑有：舞俑、撫琴俑、擊鼓俑、武士俑、執便面俑、提罐俑、吹簫俑、聽琴俑、執鍤俑、執鋤俑、執鏡俑。其中除執鍤俑為男性，其他均為頭飾花、髻的女性。額上眉際有類似佛教的「白毫相」，這類陶俑主要分布于長江上、中游的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忠縣涂井蜀漢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
二、孫吳時期的佛教文物
1.長江中游地區 蔣讚初先生在分析長江中游六朝墓葬時說：這一地區東漢末至孫吳時期墓葬中以鎮墓獸和眉際帶有佛教「白毫相」的俑最具特點，並且主要發現于兩湖地區。 1958年，湖南省長沙市南郊金盆嶺東吳M6出土青瓷跽坐俑，俑戴襆頭，前額有凸起的「白毫」(同時，在金盆嶺M9和其他西晉墓也出土有4件「白毫相」青瓷俑)(注：賀云翱等編《佛教初傳南方之路文物圖錄》圖116、圖124～127、圖117～123，文物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1986年，湖北省武漢市黃陂灄口鎮東吳末西晉初期墓出土的青瓷操作俑、青瓷庖廚俑、青瓷捧物俑、青瓷坐俑、青瓷立俑、青瓷武士俑、青瓷持劍俑，其前額都有凸起的「白毫。(注：賀云翱等編《佛教初傳南方之路文物圖錄》圖116、圖124～127、圖117～123，文物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1956年，湖北省文管會清理的東吳墓(吳景帝「永安五年」，即262年)，青釉陶俑4件，兩件尖發，兩件著冠，兩眉之間都有凸狀痣(白毫)一顆，裸身托掌，作跪坐狀。另有一件鎏金器物附件，形似杏葉，表面刻劃有佛像，頭飾尖環，身繞飄帶，立于球形的圓台上(注：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昌蓮溪寺東吳墓清理簡報》，《考古》1959年第4期。)。 1975年，湖北鄂鋼五里墩工地孫吳晚期墓出土四葉八鳳佛獸鏡，主紋四桃形葉間四對鳳，葉內各有一佛，其中三尊為結跏趺坐，一尊為半跏趺坐。後者面前跪一供養人，作禮佛狀，佛背後一人可能為脅侍弟子。前者座下蓮台兩邊各有二龍，即「天龍」，為「八部護法」之一(注：湖北省博物館等編《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圖81，文物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 鄂城五里墩孫吳晚期墓還出土一件柿蒂連弧夔鳳鏡，鏡的邊飾作奔騰跳躍狀的珍禽和瑞獸，中間夾有兩軀姿態飄逸的「飛天」像。另有一件采集而來的同型鏡，三蒂內各有一獸，另一蒂內有戴高冠、蓄長須、側坐于蓮座上的人物，或系佛教中的居士。鄂城西山吳墓出土一件眉間有「白毫相」的陶俑。鄂城西山南麓孫將軍墓出土一件青瓷佛像薰，三尊佛像貼印在爐缽與承盤之間的位置上，佛像均著通肩式衣，頭頂有肉髻，結跏趺坐(注：蔣讚初等：《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穫》，《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1992年初，湖北鄂州塘角頭六朝吳墓M4發現的釉陶佛像。佛像面部五官清晰，臉形短而圓，眼在面部所占比例較大，頂有肉髻，著通肩衣，衣褶折清晰，兩手交疊于腹部，手勢被衣服遮蓋，作趺坐狀。該佛像出土時其兩側各分列一侍俑(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鄂州市塘角頭六朝墓》，《考古》1996年第11期。)。這尊單體佛像說明這一地區人們對佛教已有了較深的認識和理解。 俞偉超先生認為，在銅鏡上鑄佛像起于三國。長江中游出土的這類實物年代都在孫吳晚期，且屈指可數。鄂城古為武昌，是江南佛教最早的傳播地之一。儘管220年孫權在此建都，並建有佛寺，但中游地區的佛教遺物還是多受上游的影響。如孫吳墓中「白毫相」俑就明顯受到蜀漢的影響。 2.長江下游地區 長江下游三國孫吳墓中常隨葬與佛教信仰有關的明器——「堆塑罐」，又稱「谷倉罐」或「魂瓶」。筆者以為稱「魂瓶」更能表明它的內涵。按照時間的早晚，魂瓶的高度從早期的20～30多釐米增加至晚期的40～50多釐米，瓶上部常堆塑有大量人物、鳥獸和樓閣，其中還有表現佛像或喪葬儀式的場面，有的且附有紀年的小瓷碑(注：蔣讚初：《關于長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斷代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下面以魂瓶的演變過程為序列。 (1)早期魂瓶 鎮江東吳墓M1出土1件陶五聯罐，上無裝飾，僅作吉祥、消災的象徵(注：鎮江博物館：《鎮江東吳西晉墓》，《考古》1984年第6期。)。 安徽繁昌三國墓中出土堆塑罐，上部堆塑樓閣，樓閣頂塑小鳥，四小罐間塑樂伎，高鼻人物，下部罐肩有對稱四小孔，孔飾有蛇，作游動、盤曲出洞狀(注：陳衍麟：《安徽繁昌出土六朝魂瓶》，《東南文化》1991年第2期。)。 1973年8月，浙江武義縣桐琴果園三國吳墓出土2件青瓷魂瓶，瓶為五管，上部都作成凹臉高鼻、圓眼正視的人形，瓶中部有樂伎表演。瓶的五管相通(注：武義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從浙江省武義縣墓葬出土物談婺州窯早期青瓷》，《文物》1981年第2期。)。浙江湖州博物館70年代徵集的一件孫吳時期魂瓶，以五聯罐為主體，上堆塑猛獸、飛鳥、樓閣、門闕、騎獅胡俑和胡人樂俑(注：潘林榮：《湖州博物館藏「魂瓶」及佛飾雙耳罐》，《東南文化》1991年第5期。)。 1987年3月，浙江嵊縣大塘嶺東吳墓M101、M104出土堆塑罐3件，罐上部堆塑飛鳥、龜、蛇、狗、熊、樂俑、胡人和捧缽人物。罐下腹部均有小孔，孔邊有作鑽入狀的泥鰍(注：嵊縣文管會：《浙江嵊縣大塘嶺東吳墓》，《考古》1991年第3期。)。 浙江金華古方三國墓M12出土青瓷堆塑罐1件。罐肩部有三個小圓孔，後孔有一蛇尾露在孔外。五罐相聯，罐上部為堆塑，罐各部相通。罐正面有雙檐門樓，門敞開，門兩側各塑亭子二。門左側塑一人物，雙手抱物拱于胸前，頭纏布巾，身穿長服；另三面各塑二人，頭戴尖帽，穿長服，雙目正視，表情嚴肅，雙手抱雞或鴨拱于胸前，罐周圍塑飛鳥18只(注：金華地區文管所：《浙江金華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年第9期。)。 1983年～1984年，杭州地區六朝墓中的M33出土三國晚期～西晉初的青瓷魂瓶，其上下層前後各設一門，瓶沿以上堆塑有人物、飛鳥、熊，上層四角各設一小罐，小鳥塑于其間(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地區漢、六朝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1989年第2期。)。 (2)中晚期魂瓶 1983年1月，江蘇金壇縣東吳「永安三年」(260年)磚墓中出土陶堆塑罐一件，罐上部堆塑有作拜祭狀的孝子俑、奏樂俑和頭生雙角的鎮墓俑以及羊、狗、松鼠、龜、鳳凰、蜥蜴、飛鳥等，具有濃厚的喪禮色彩(注：常州市博物館等：《江蘇金壇縣方麓東吳墓》，《文物》1989年第8期。)。 1997年7月，南京市東善橋東吳墓中出土1件釉陶堆塑罐，罐上部有拱形門，雙闕、守踞門前的熊、飛鳥，亭閣跪坐人像15個，造型基本一致，頭上戴帽，頭部微向下傾，雙手交握于胸前，跪坐姿勢。罐體相通。出土時，罐內有谷物(注：南京市博物館等：《南京市東善橋「鳳凰三年」東吳墓》，《文物》1999年第4期。)。 1961年11月～1962年5月，南京高家山孫吳—西晉墓中出土青瓷堆塑罐1件，罐體有印紋馬匹、騎士。罐分兩層，下層正面設有雙闕，建築立柱作熊狀，後側附有人物及飛鳥。上層四門，每門下各坐二人，四角設龍首及小罐，罐上各附一雀，頂作方形(注：李蔚然：《南京高家山的六朝墓》，《考古》1963年第2期。)。 1955年，南京江寧趙史崗M7吳墓出土的1件堆塑陶罐，罐身模印鋪首、佛像、鱗鳳等。罐口上分四面，前面有門，兩側有雙闕，闕上有覆簷，簷下排列6人。後面門上有屋頂，四角各置一罐，簷上有鳥雀，最上為蓋(注：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 南京甘家巷高場東吳M1出土陶魂瓶1件，上帶三層雕塑，最上層為方形陶屋，屋壁四面有門，門內各置一座佛塑像。圍繞方屋四周，又有佛像7尊，均坐于與瓶口相連的盤座上，在瓶頸四周附加一盤形座，上為中層雕塑，在瓶頸正面開一門，中有一佛像，門前兩旁置雙闕，闕旁各有一小罐，四小罐之間共塑佛像8尊。下部瓶腹上，堆塑有佛像、鋪首和魚。所有佛像均作跏趺坐、合掌，頭上似有髮髻或冠，有背光(注：金琦：《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六朝墓》，《考古》1963年第6期。)。 1979年，南京江寧縣殷巷吳墓出土的人物堆塑陶罐，罐腹附貼三層紋飾：下層為鋪首銜環；中層六團龍圍繞罐的一周；上層正面附貼二猴，作舞蹈狀。器物上部為一寶塔形人物堆塑，分兩層。門前有闕，小罐上棲息小鳥，罐口沿分前後二面，前有七個項掛佛珠、背有佛光的蓮花坐佛(注：南京市博物館：《南京郊縣四座吳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8輯，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江寧縣上坊79M1東吳「天冊元年」(275年)墓出土青瓷人物堆塑罐，上有麒麟、仙人騎馬、鋪首、熊頭、蓮花坐佛(帶圓形項光)、鳳凰、飛羊，開門有立闕。四角堆塑四只小罐，上塑飛鳥，另在平台四邊中部各有一項掛佛珠，背有佛光的蓮花坐佛。此墓的墓磚紋飾大多為蓮花(注：南京市博物館：《南京郊縣四座吳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8輯，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1979年，在浙江金華地區武義縣發現三國晚期青瓷堆塑罐，上部堆塑罐口上前後塑樓閣，左右各有佛像三座，佛像盤坐在蓮花座上，雙手拱于腹部，樓閣和佛像上面放一圓盤，圓盤中間堆塑方形城牆，其中二層樓閣似碉堡，四面各開方形門一個，城牆四角各有一小罐，城牆前後塑樓閣，左右各有鳥二只(注：金華地區文管會等：《浙江武義陶器廠三國墓》，《考古》1981年第4期。)。 1980年9月，浙江衢州市東吳墓出土青瓷谷倉罐，上腹部飾貼塑三組：上組為一佛、一鳳、六瑞獸；中組為一佛、六騎士；下組為七尾游魚。罐上部堆塑三層，有四小罐、門樓、闕、拱手跽坐人像(佛像)七個和飛鳥，大罐中空貫底(注：衢州市文管會：《浙江衢州市三國墓》，《文物》1984年第8期。)。 1982年2月，浙江上虞縣江山鄉三國吳墓中出土青瓷堆塑罐，腹部等距貼塑四只鋪首銜環和佛像、辟邪等。罐的上部分分三層，第一層塑二闕、一門、佛徒像十尊；第二層塑四小罐，小罐間各塑飛鳥二只；第三層塑房屋，四周圍以圍牆，牆角塑熊，屋頂為方形的廡殿頂(注：上虞縣文物管理所：《浙江上虞江山三國吳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1989年第2期。)。 1981年1月～8月，揚州胥浦吳末西晉初期M89，出土陶堆塑罐2件。一件肩有四小罐，罐與罐之間各塑一佛像，瓶口下亦有佛像一組，推測為8個。佛像有背光，頂有廡殿式屋面。另一件共分四層，下層素面，第二層中部開門，門前有牌坊，周圍設四小罐，小罐間塑六人像，頭戴冠，右手持劍，左手持物。身著右衽服，頂有層面。第三層塑四佛龕，內塑佛像，下有鳥。第四層底部呈盤狀，中有束柱。承四阿式屋頂(注：胥浦六朝墓發掘隊：《揚州胥浦六朝墓》，《考古學報》1988年第2期。)。 1993年4月，浙江安吉天子崗三國末——西晉初的M3出土青瓷堆塑谷倉罐1件，罐由上下兩部分構成。上部堆塑有樓闕、飛鳥、猴、熊、虎、羽人、武士和僧人。下腹部有小圓孔，孔側貼蜥蜴，作欲入孔狀，環腹部另置龜和豬狗(注：程亦勝：《浙江安吉天子崗漢晉墓》，《文物》1995年第6期。)。 1972年10月，江蘇金壇縣唐王公社東吳墓出土1件青瓷堆塑谷倉罐，上堆塑人物、樓閣、雜技百戲、佛像、天祿、飛鳥、龜、猴、獅、鹿、犬、蜥蜴(注：鎮江市博物館等：《江蘇金壇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第6期。)。 1973年5月，金壇縣白塔公社東吳「天璽元年」(276年)紀年磚室墓中出土堆塑樓台谷倉罐，其堆塑、印貼樓台九層、廡廊四條、闕十二個。另有人物、小盂和走獸等。上塑長衫、高冠、跽坐、右手撫胸、左手下垂的5人和短衫、高冠的胡人雜耍表演者(注：鎮江市博物館等：《江蘇金壇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第6期。)。 魂瓶的型制源于東漢中期的五聯罐，東漢晚期罐上出現簡單的堆塑裝飾。三國時期，堆塑趨于繁縟，多裝飾人物、動物、瑞獸和門闕。三國晚期至西晉，罐上開始貼塑佛像、亭、台、樓閣，罐上部呈塔式狀。魂瓶是三國東吳地區具有特色的隨葬明器，它從寓意到具象的演變過程反映了佛教藝術的發展，也表明佛教在孫吳中晚期已相當流行。
三、佛教遺物分析研究
漢魏之時，墓葬中出現的佛教遺物與民間信仰有關。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靈魂不滅和天帝鬼神的信仰。中國本土的道教就是基于黃老神仙之術和天人感應、陰陽五行之說，吸收了傳統的鬼神觀念和迷信方術而形成的。 漢時隨著西域交通的開辟，西域各國與漢內地的政治往來，以及經濟、文化交流趨于頻繁。四川東漢——蜀漢墓葬出土的胡人圖象與陶俑，證明西域的胡人在當時已進入四川。1979年，四川寶興漢代石棺墓葬中出土的《放牧圖》畫像磚，圖左是一位老年胡人，頭戴氈帽、身著寬大的胡服，身後牽著一條昂頭豎耳的牧犬，前面有三頭犏牛從欄中放出。寶興地處四川青衣江上游，這里曾屬青衣羌人的世居之地，石棺墓葬就是他們傳統的喪葬形式(注：楊文成：《四川寶興縣的石棺墓》，《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6期。)。 1992年～1994年，在豐都縣三峽工程淹沒區槽房溝M2和匯南蜀漢初期墓葬中有胡人俑出土(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豐都縣三峽工程淹沒區調查報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四川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豐都縣匯南兩漢——六朝墓發掘簡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四川考古研究論文集》，《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這些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大多是樂伎一類的形象。 西漢末年和東漢初年傳入我國內地的佛教，依附于社會上盛行的黃老神仙方術，並與先秦的巫術相結合。表現佛道交糅的信仰觀念，在東漢、蜀漢文物中時常可見，例如，何家山2號墓和西昌高草磚室墓西王母頭上的「白毫相」就是神靈互換、佛道合一的例證(注：霍巍：《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獸鏡及相關問題研究》，《考古》2000年第5期。)。佛道同祠在古文獻中也有記載：「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方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于神，乎！(注：范曄：《後漢書•孝桓帝紀》卷七，第320頁，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佛道聖人同為世人祭拜、祈福和護佑的對象。 東漢末年，不少古印度和西域僧人來到漢地。隨著佛經的翻譯和流行，漢地的信仰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儘管在當時佛教對社會還未發生最大的影響，但從考古發現的實物來看，這種新的宗教思想與信仰，已自覺或不自覺地被人們所接受。 史料記載：「三國時期，佛教繼續向中國內地傳播，大量佛經被譯成漢文。但現存文字資料僅對譯經僧的活動有一些介紹，而對佛教在社會各階層中的流行情況卻記載很少；關于蜀國的佛教情況則根本沒有提到。」(注：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一卷，第15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但是考古資料彌補了史料的不足，尤其是四川漢末、三國蜀漢的考古資料對佛教的傳播途徑和佛教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實物資料。 梁白泉先生說：「中國早期佛教考古實物多出在長江上游的四川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即三國時期的東吳轄區，所出的這類實物，一類為堆塑罐(魂瓶或谷倉罐)，一類為銅鏡。根據中國佛教初傳圖像的考古發現，絕大多數出在南方，大部分又出在四川。」(注：唐長壽：《樂山麻浩、柿子灣崖墓佛像年代新探》，《東南文化》1989年第2期。第11頁。) 四川出現的佛教實物早于長江中、下游，這應與佛教傳入的途徑有關，這里本文不作討論。而四川早期表現佛教信仰的形式值得研究。據有關資料統計，四川境內已發現的漢魏時期的搖錢樹的數量(包括殘片和錢樹座)已100件有余(注：施品曲：《漢魏時期中國西南地區明器「錢樹」之圖象內涵暨淵源探析》，台灣師范大學研究生論文。)，早期佛像大多雕刻在上。搖錢樹作為一種祭祀工具，與四川商周時期的神靈崇拜有關，許多專家已撰文將搖錢樹的淵源追溯至廣漢三星堆出土的神樹。 四川的青銅神樹、搖錢樹和江南的魂瓶在結構方面均以分層的形式來表現，這種形式源于古人的宇宙觀。中國古代的宇宙觀，即「三界」，也就是《太平經》中出現的代表「天、地、人」三者的「三界」，但無佛教的「欲界、色界、無色界」的意思。湖南長沙馬王堆帛畫表現的也是「三界」的內容。古人把三界分層，祖先和神居住在上面的層次，生人經由薩滿(巫師)或薩滿一類的人物，藉助動物伴侶和法器包括裝飾著有關動物形象的禮器的幫助與他們溝通。先秦時期，青銅禮器上的動物紋樣，是協助巫覡溝通天地神人的形象(注：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第109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筆者贊同張光直先生的觀點，神上的飛龍、錢樹上的朱雀、辟邪、猴、麒麟、天馬，堆塑罐上的熊、狗、獅、虎、蛇、飛鳥等動物和瑞獸都應視為溝通神靈的工具。 三國時期，江南地區反映民間信仰的表現形式更趨于成熟。縱觀東吳墓葬所出的魂瓶，瓶上處于正面主要裝飾位置的雙闕應是墓主升天的天門；瓶上的多層樓閣應為佛塔，從孫吳至西晉時期，年代越晚樓閣堆塑越高，層數越多，塔的造型越趨明顯。瓶上堆塑的跪拜、舞樂的場景，以及通靈的動物，構成一個神仙世界。魂瓶各瓶間的相通寓意通靈，瓶下腹部的小孔，有泥鰍或蛇作欲鑽入狀，應是象徵靈魂的出入。江南孫吳時期的魂瓶及其裝飾，其表現的內涵更多與「靈魂不滅」、「超度亡靈」有關。引魂升天、通天的信仰觀念在瓶上得到充分的表現。堆塑瓶或是五谷豐登的莊園倉廩，還是祥云掩映、龍蛇生騰的仙鄉勝景。實是一種特為亡靈設置的明器(注：陳定榮：《堆塑瓶論》，《江西歷史文物》1986年第2期。)。 江南魂瓶的出現和它所表現的宗教思想，可追溯至漢代的「神靈不滅、輪轉報應」的佛教信條，並且，在漢魏佛教經集中也能找到依據：牟子答辭謂滅者身體，而神則不死：「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谷之根葉，魂神如五谷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注：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第62頁，中華書局出版1983年3月出版。)」
四、結語
根據前面所舉的考古材料和《佛教初傳南方之路文物圖錄》中收集的佛像文物，我們大致可以理出一條佛教往南傳播發展的脈絡。漢魏時期，長江上游四川地區發現的早期佛教圖像多屬東漢——蜀漢早期，主要為搖錢樹佛像，而蜀漢後期當地幾乎未再出現佛像實物；中游的兩湖地區早期佛教遺物多出在孫吳——西晉墓葬中，除了在香薰、銅鏡上有佛像裝飾外，更多是帶「白毫相」的瓷俑。下游早期佛像的出現均在孫吳晚期——西晉初，(佛像裝飾器物大量出在西晉中晚期墓葬)，並多裝飾在青瓷魂瓶(堆塑罐)上。中游不見下游的魂瓶，下游幾乎不見上游和中游的「白毫相」俑。儘管1983年在安徽馬鞍山東吳墓中出土有2件帶「白毫相」的釉陶跽坐俑(注：唐長壽：《樂山麻浩、柿子灣崖墓佛像年代新探》，《東南文化》1989年第2期。圖114、115。)，但是筆者將其與湖北、湖南出土的「白毫相」俑進行比較，發現有驚人的相似。從出土的數量來看，上游和中游同類實物遠遠多于下游，下游應是受中游的影響或是由中游傳入。上游常見佛道神人合一或互換的現象，即西王母作佛像，在中游已不見或少見，下游的魂瓶上再沒有出現西王母的形象，而是單體或一組的佛像和佛塔(樓閣)。魂瓶上裝飾佛塔(樓閣)應與吳主孫權在南京建第一座大寺廟「建初寺」有關(注：羅宏曾：《魏晉南北朝文化史》第157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為此筆者認為，佛教自傳入漢地後，魏晉時期，它經長江上游向中、下游傳播和發展，佛教信仰日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