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史與東西文化交流——兼論佛教對中國思維方式的影響(曲玉波)

留學史與東西文化交流

——兼論佛教對中國思維方式的影響

曲玉波

[重慶]重慶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72-75頁

【作者簡介】HaiyanHu-vonHinueberxian，德國弗賴堡大學外事部主任，哲學學院教授，東方學博士(德國弗賴堡大學東方學學院)；曲玉波，東北財經大學社科部(遼寧大連116025) 【內容提要】東西方交流的歷史源遠流長。西方文化的逐漸東入，影響乃至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佛教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能力。其中留學生和留學僧充當了中國學習西方的主要力量。 【關 鍵 詞】西方/留學僧/思維方式/佛教

一、「西方」概念及文化比較的方法和角度

「西方」在佛教體系里是一個美好的詞(PositiverBegriff)。按照佛教的宇宙觀(BuddhischeKosmographie)，「西方世界」是由阿彌陀佛即無量壽佛(AmithabhaAmitayus)主宰的。在那里除了諸神諸佛外，還有天女奏樂歌舞，彩云碧水，豐衣足食，既無黨派之紛爭，也無戰爭之風云，說不盡無限美好，在佛教藝術中多有展現。所以將之美譽為「西天」。指西方的天堂，「西方極樂世界」，「西方淨土」，「西方樂園」(Sukhavati)。觀世音菩薩(Avalokitesvara)也是從西天下凡的。「西天取經」里說的「西天」附有神話色調，指的是西域的天竺(印度)，釋迦牟尼的故鄉。到了現代，特別是文革期間，出于意識形態的原因，「西方」一下子變成了一個壞得不能再壞的、丑陋無比的概念。例如：「追求西方生活方式」、「西方資本主義」、「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等等。惟獨沒有被打倒的是西醫，它僥幸地被中醫結合了。改革開放以後，給「西方」平了反，至少西服和西方現代化逐漸被視為正常現象。 從詞源學上看，西方的文化一詞來自拉丁文cultuera，它有雙重涵義：一是在古典拉丁語中，是指對土地的耕耘與作物的栽培；二是後來被引申為對人本身的開化與修養。早在1952年，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義的批判性問題》一書中，即對各家各派的164種「文化」定義進行了綜合性的介紹。60年代以後，文化研究的世界性意義越來越突出，增加了許多新的理論，產生了許多新的定義。人們從不同的研究目的出發，從不同學科的知識范疇、不同的角度對文化給予了不同的解釋。而本文所指的文化，主要指實物形態的精神成果的總和，如文學、藝術、宗教、理論等成果，是從社會文化獨立于社會經濟、政治而存在這一角度予以理解的。 對東西文化的比較和研究是一個范圍很廣且內容複雜的問題。就比較的方法而論，至少有兩種：(1)橫向比較，單純地把東方的某種現象與西方的同類現象分析比較，找出其間的異同甚至優劣。(2)橫向加縱向交錯比較，借鑒歷史找出某種現象之產生的歷史原因以及外界給予的影響，這種方法在廣度之上又加上了深度。另一方面，每個作比較研究的人所處的地理和文化角度不盡相同，因此就比較的角度看，也有兩種方位之別：其一，如一個亞洲人以其東方文化為出發點，參照媒體對西方的介紹，蹲在家里，進行東西文化比較研究，可謂「本位東西正向比較」。其二，「遠涉重洋」，接觸了解西方世界，親臨目睹，獲得了第一手材料的認識，之後再作的研究可謂「離位東西反向比較」等等。可見，不同的比較方法所得的結果和認識是不同的，所產生的社會效益也會有所不同。

二、漢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關系史」的兩大階段

從公元一世紀佛教東漸漢土[1]，至今有兩千余年的歷史了。如果用粗線條劃分的話，漢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主要進行了兩次廣泛的交鋒。 第一階段：漢民族第一次廣泛而深刻地接觸到西方的[2]文化、宗教、語言、技術等等是由佛教的東傳促進的。公元前一世紀佛教傳到漢地後，在四、五世紀到八、九世紀達到鼎盛。直到宋代仍有到西域求法的。元、清兩代，藏傳佛教也給漢地帶來了另一些異族文化的影響。從留學史上看，從東晉法顯開始到西域取經學法的僧侶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代留學生。日本佛教稱他們是「留學僧」。 第二階段：中國與現代歐洲的接觸。所謂現代歐洲是指啟蒙運動以後、從中世紀解脫出來的新歐洲。如果從第一代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算起，中國與歐洲的接觸從16世紀就已經開始了。可惜，好景不長，歐洲「文明」稍後不久就被坐著「洋船」來到中國海的「洋鬼子」用「洋槍」和「洋炮」轟進了中國的大門。所以人們對西方文化的直接接觸，從心理傾向上看，一開始就是抵觸的。因為直到那時為止中國經濟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都在世界經濟中占有主導地位。長期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美國資深外交官傅立民指出，亞洲大陸面對太平洋的沿岸地區，從東北到南部，直到1820年，這個地區的經濟總量還占全球經濟的58%，這里曾經是世界經濟的重心所在。在美國的獨立戰爭年代，美國人對中國市場的規模讚嘆不已。直到1850年，中國的地位才由英國取代。西方列強轟開中國的大門，其中的一個原因應該說是長期對中國優秀文化的「覬覦」，由于西方列強進入中國一開始就采取掠奪的方式，打擊了人們對西方文化接受的能力，所以導致了對西方文化的抵觸和憎恨，文化的融和過程始終在曲折中前進。 從文化的深層而論，歐美文化說到底是基督教文化。我們可以把上述兩個階段概括地稱為「佛教文化影響的階段」和「基督教文化影響的階段」。用宗教文化來劃分歷史階段，有些問題甚至可以看得更透徹、更全面。因為宗教是不同文化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習俗禮儀和思維心態等等或者是信仰和教理的表現形式，或者是受其影響的結果。

三、佛教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

上述佛教和基督教文化的兩個歷史階段各有一個典型的代表人物。前者是佛教的求法僧，後者是基督教的傳教士。儘管二者都是為信仰的傳播奉獻的人，但是他們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的形象大不相同。說起法顯、玄奘、義淨等西域求法的高僧，人人肅然起敬。包括對中國人的傳統進行深刻批判的魯迅也在高僧面前退讓三分。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里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從古以來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至少在這一點上，可能胡適先生也會破例地站到魯迅的立場上。 20世紀以前，由于留學生人數尚少，西方文化輸入中國主要通過外國傳教士進行。為配合傳教，西方傳教士曾在中國開設若干醫院、學堂、報館和譯館，向中國人介紹西方科學文化知識。但是儘管如此，傳教士在中國的聲譽與佛教高僧相比大為遜色，近現代的媒介中常常把傳教士貶為「殖民主義的幫凶」甚至罵成「拿著十字架的惡狼」。此等仇視之態度，一方面與中國近代史上的反殖民主義相關聯。從鴉片戰爭到義和團，傷痕淋漓，怎一個痛字了得。另一方面，那時中國人的思維邏輯早已受到佛教西行求法傳統的影響。一種值得信奉的學說必須要在中國人心服口服之後，自己到萬里之外求尋。只有置生死于度外求來的「法」，才是真諦；相反，送上門來的貨是不值錢的。至少缺少降服「女魔王」、再過「火焰山」這類驚心動魄的環節。所以，在清末民初的大批留學生回國後，傳教士不復成為介紹西方的主要力量。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真正了解是通過留學生的努力而達到的。歐洲的基督教文化之中不僅僅包括一般的科學知識，還包括現代的科學精神以及民主的國家體制。雖則傳教士向中國介紹西方知識的作用不應抹殺，但他們畢竟不真正清楚中國人最關心、最需要的是什麼，所以，傳教士在這方面的地位後來被中國留學生所取代並不足為奇。 一個民族看待和處理某事物的角度是由傳統文化薰陶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後，才逐漸凝結為一種獨特的思維習慣。那麼，中國人在信仰問題上的舍近求遠的心理傾向是在什麼樣的歷史和文學條件下形成的呢?要解釋這個問題，得從漢文大藏經的《史傳部》說起。拿常用的百冊大正大藏經為例，《史部傳》占了三大厚冊，共八十一部史類和傳類的著作。 史類方面影響最深遠的要屬西域求法高僧寫的游記。如法顯(342—423)的《佛國記》、玄奘(600—664)的《大唐西域記》、義淨(635—713)的《南海寄歸內法轉》等等。法顯西行求法將近14年，玄奘出國留學長達17年，義淨在印度和南海前後逗留了23個歲月。這些留學僧的著作不僅在當時促進了漢民族和西域民族的了解，從而對佛教在漢地的傳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們對當今的史學研究具有無法取代的價值，提供了絕無僅有的寶貴資料，包括中亞和南海各國的歷史經濟和宗教文化，海陸交通的地理，佛教早期歷史和部派演變史，佛教經典流傳史以及寺廟建築史等等。 高僧在傳播佛教文化、翻譯經典方面的功績早就引起了古代學者的重視。繼鳩摩羅什給馬鳴和龍樹等作傳後，梁代慧皎(497—554)寫了第一部系統記載名僧事蹟的《高僧傳》。該書綜合性地敘述了東漢至梁初(67-519)九個朝代中257位中外高僧的事蹟。延續這一僧傳的先有唐朝道宣的《續高僧傳》，還有宋朝贊寧的《宋高僧傳》，明朝如惺的《大明高僧傳》以及寶唱的《比丘尼傳》等，歷代流傳不絕。在單人的傳記中，對後代影響最大的應首推以玄奘為主人公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玄奘的名著《大唐西域記》蜚聲中外，他在645-646年撰寫此書是奉唐太宗的御旨，背景是唐初力爭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向西部擴張。 第一個給留學僧作傳的人是唐初從印度留學歸來的義淨。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在書名上就把「西域求法高僧」從「高僧」中分別提出來。因為一般的高僧傳中也包括了到漢地來的胡僧(外國僧侶)。顯而易見，義淨有意單獨為中國的留學僧作傳。在該書的序言里，義淨充分地流露出他對先驅法顯和玄奘大師的欽佩：「觀夫自古神州大地，輕生殉法之賓顯法師則創辟荒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述了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至武後天授二年(691)之間57位僧人到印度和南海求法、游聖的事蹟。義淨的這部著作無疑是中國的「第一部留學生史」。 在佛教大藏經的四大流傳系列中(巴利文大藏經、漢文大藏經、藏文大藏經和流傳不完整的梵文佛典)，上述三冊《史傳部》是漢文大藏經獨有的寶貴資料。到了後代，高僧被神化，明成祖編有《神僧傳》。從宗教發展的規律看，這是非常自然的現象。明代吳承恩作了一百回長篇小說《西游記》，更使唐僧取經的故事家喻戶曉。直到現代，電影、連環畫等層出不窮。由此可見，佛教大藏經和由此產生的民間文學都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造成深刻影響。

四、「尋找馬列主義真理」與「西行求法」之間的傳襲關系

歸納起來，以上談了兩個問題：第一，漢民族和外來文化的接觸可以分為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影響的兩大階段。就信仰的深度和廣度而言，佛教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最為廣泛。佛教文化傳統也對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重要的方法論影響。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轟動一時的、影響了半個世界，尤其是中國的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也是歐洲文化的產物之一。「共產主義的幽靈」之所以從「歐洲的上空徘徊」到中國，實際上是國人在清末民初之間認真學習西方的結果之一。繼西行求法的佛教留學僧之後，上個世紀初赴歐勤工儉學的那批青年應該算中國歷史上的第二代留學生。正是他們抱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希望，把馬克思主義的「火種」，作為崇高的信仰帶回了中國。在一個占世界人口1/4的國家里，這個主義歷時幾十年，滲透到社會的每個層次，從經濟結構和行政管理到人的道德準則和思維方式。歷史經歷了百年之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旅歐留學生，在實踐中開始反思：怎樣學習西方?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學習馬克思主義?所以在改革開放以後，政府從70年代後期馬上派出了第三代留學生。至今，出國留學人員達58萬多人，分布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第二，與西方關聯的不少概念，如「西方極樂世界」和「西方樂園」等起源于佛教。當時，「西天」等同于信仰的故鄉。為了求取佛祖的「真經」，信仰虔誠、意志堅定的高僧投身絕域，穿越沙漠、跨過萬嶺，千辛萬苦到佛教的故鄉留學，收集佛經梵本，不遠萬里移回漢土，歸國後潛心翻譯，辦學弘教。佛經的傳記文學和後代的民間文學都導致「唐僧取經」的理想化。 談論上述兩點的目的是想論證下面的一個問題：「西行求法」作為中國獨特的一種文化傳統對中國人的思維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具體地說，正是從中國人接受共產主義的信仰和方式上，可以看到其與「西行求法」模式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下面，我們將舉出幾組措辭方式，從中可以看到，這些措辭中的固定概念實際上是可更換的空位。這是符號學的分析方法。中國人的思維正是透過空位的可更換性顯示。也就是說近代尋找馬列主義真理的文化受到了「西行求法」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其一，佛教高僧「創辟荒途，九死一生，到西域取經求法」。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遠涉重洋，勤工儉學，到歐洲尋找共產主義的真理」。第二，佛教有大藏經，如寶集經、法華經等「佛典」，馬、恩、列、毛各有其「經典」著作。第三，佛學含有救渡苦海的「真諦」，如四真諦、八正道。馬列主義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第四，玄奘受唐太宗的支持，在長安建立了「譯經院」。網羅天下人才，培訓弟子，搭起班子，邀請外國高僧合作，翻譯了大量佛經。與此相似的是「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編譯局」。內部分工細緻，有哲學組、歷史組、文學組等。除了聘請(前)蘇聯和(前)東德的專家之外，還有國家紀委統一安排翻譯人才的培養。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央馬列主義編譯局代表中國翻譯的最高水平。因為要保證翻譯的質量，編譯局成為名牌大學外語專業的畢業生才能奢望的分配去向。第五，佛教東漸通過的是絲綢之路上的中亞各國。最初的佛經不是直接從梵文譯成漢外文的，而是由當時在中亞一些國家的俗語(如中古印度方言陀羅與語)翻譯的。由于早期譯本在語言上存有疑惑，不易讀懂，後代又從梵本佛經進行了直接翻譯的工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翻譯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50年代中蘇友好時期，先是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從俄文版譯成中文。蘇聯和俄文在當時起了中介的作用，與佛教東漸過程中的中亞國家及其俗語差不多。後來，才把起初從俄文翻譯過來的馬列「經典」著作直接從德文原文重新翻譯成中文。 漢民族接觸西域傳來的佛教文化從2000多年前就開始了，而逐漸認識基督教文化才幾百年的時間。用歷史的眼光看，中國人學習和模仿現代西方不過剛剛開始。如果看看佛教早期三、四百年在中國的混亂狀態，或許更容易理解。為什麼中國人直到今天對西方在許多方面的認識還是模糊的，還存有各種各樣的誤會，概念上的混亂，學習上的盲目，甚至是種族上的偏見。中國人學習佛教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質量的精選和保證取決于數量的增長和積累。人們對西方的認識理解和學習也要經歷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中西文化的融合永遠不會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