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與高麗佛教文化交流述略(顧宏義)

宋朝與高麗佛教文化交流述略

顧宏義

[咸陽]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3期

32-37頁

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早在隋、唐以前就已相當密切。公元918年，王建建立了高麗王朝，統一了朝鮮半島；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了宋朝。此後，宋朝與高麗互通聘使，交往密切。而兩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也隨著兩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友好往來，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一

據文獻記載，宋朝與高麗均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高麗「國人好佛法」，僅京城「開城府有寺七十余區」。[1]宋太祖建宋後，雖不像前代如梁武帝、隋文帝那樣優待佛教，但也一改後周世宗柴榮的禁佛政策，修復寺院，于皇宮內召集天下高僧，賜以紫衣，並遣僧侶去西域求法。繼太祖登位的宋太宗致力于翻譯佛經，建譯經院和印經院，普及佛教經典，並在宮中設道摗，親自受菩薩戒。宋真宗命在京師太平興國寺設奉先甘露戒台，同時在國內設72所戒台等。由于得到宋朝皇帝的禮遇和重視，宋初佛教得到了較快的發展，由此促進了宋朝與高麗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 宋朝建立之初，宋與高麗間的佛教交流就已在進行。宋初，高麗僧人義通「來游中國」，開寶元年(968)到明州(今浙江寧波)，「漕使顧永徽舍宅為義通道所」，稱「傳教院」，太平興國七年(982)宋廷賜寺額曰：「寶云」。義通在此「敷揚教觀，幾二十年」，名聲「振譽中國」。于端拱元年(988)十月「右脅而化，年六十二」。[2]此後，高麗僧侶不斷渡海入宋，或求法、或求佛典，或游拜聖蹟。 在宋初，宋麗佛教交流的一大特色是高麗人通過多種途徑在宋境內蒐集、購買佛教經典並傳送回高麗，以滿足高麗佛教發展和佛學研究的需求。 宋朝以前，中國佛籍就已源源不斷地流入朝鮮半島。高麗建國後，對佛藏的收藏工作更為重視，如公元928年，新羅僧人洪慶從中國福建「航載《大藏經》一部至禮成江」，高麗國王王建「親迎之，置于帝釋院」。[3]宋朝建立後，隨著文化發展的需要和雕版印刷技術的不斷提高、完善，宋朝政府于開寶四年在四川成都開雕印刷了《大藏經》儴稱《開寶藏》)6000余卷，于太平興國八年完工，凡歷13年而告成。這是《大藏經》的首次雕版印刷，成為世界印刷史和佛教史上的一大盛舉。此後，其他佛籍經疏著述也陸續刻印出版，以滿足社會的需要，給佛學研究和佛教普及帶來便利。因此，「好佛法」的高麗人在《開寶藏》完工不久，就聞訊遣使臣入宋，求宋廷賜予《大藏經》。當時，高麗王王治「遣僧如可齎表來覲，請《大藏經》」，至端拱二年，高麗又「遣使來貢」，于是宋廷賜予《大藏經》，「仍賜如可紫衣，令同歸本國」。[4]此為雕版印本《大藏經》首次傳入高麗。此後，高麗又多次向宋廷求購《藏經》，宋廷基本上都滿足其請求： 淳化二年(99)，高麗使臣韓彥恭來貢，並「表述(王)治意，求印佛經，詔以《藏經》並御制(宋太宗親撰)《秘藏詮》、《逍遙》《蓮華心輪》賜之」[5]。這部《藏經》共有「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6] 天禧三年(1019)，高麗進奉使崔元信來貢，「又進中布千端，求佛經一藏，詔賜經還布」。[7] 乾興元年(1022)，高麗貢使韓祚還，宋廷「賜《聖惠方》、陰陽二宅書、《乾興歷》、釋典一藏」。[8] 據史書記載，高麗自宋朝求得《大藏經》共有7部，其中宋初流入高麗的就有4部之多，(其余3部《大藏經》情況詳見後文)。 當宋版《大藏經》運到高麗時，高麗人常舉行盛大、隆重的儀式以迎接之。如淳化三年韓彥恭攜《大藏經》還高麗，「王迎入內殿，邀僧開談，下教赦」境內，並「遣翰林學士白思柔如宋，謝賜經」。[9] 宋版《大藏經》傳入高麗，促進了高麗佛教文化的發展。在高麗顯王時，開始雕印《高麗大藏經》，至天聖七年(1029)完成，其內容主要根據宋《開寶藏》復刻。《高麗藏》的雕版印刷，標志著高麗佛教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二

宋麗間的佛教交流，頗受兩國間的政治關系的影響。宋初，宋、遼對峙，遼國因而對高麗朝貢宋朝大加詰難，並多次發兵進攻高麗。高麗因國小勢弱，不得已臣屬于遼，並在遼之重壓下，于1030年後中斷了與宋之政治聯系，達40年之久。至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宋政府改變了對高麗「來不拒，去不追」的政策，主動遣人聯絡高麗，于是，宋麗兩國出于各自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需要，互遣聘使，恢復了官方聯系。當時，宋廷對高麗貢使「供擬腆厚」，並在熙寧九年，「命中貴人倣都亭西驛例治館，待之寖厚，其使來者亦益益多。」[10]。同時，高麗對宋朝來使的待遇也極厚。由此，形成了宋、麗交往的高潮期，兩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較前大增。在此背景下，兩國間的佛教交流也得到了迅速發展。 宋《開寶藏》完成後，宋人不斷雕印譯經所譯佛經和宋朝僧俗的佛學著述，並歸入《藏經》。在宋神宗時，還由福州東禪寺僧人雕印《大藏經》(稱《東禪寺版》)，以收錄宋初以來所撰的佛籍。因此，宋麗復交不久，高麗使人就在元豐六年(1083)、八年，哲宗時三次向宋廷購求《藏經》： 元豐六年，高麗王「命太子迎宋朝《大藏經》，置于開國寺，仍設道場」。[11] 元豐八年，「高麗國進奉使入乞購買《大藏經》一藏，從之。」[12]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賜高麗《藏經》，收藏于高麗都城興王寺內。[13] 除佛籍外，不少佛畫、法器等也相續傳入高麗，豐富了高麗的佛教文化。如熙甯丙辰(即熙寧九年，1076)冬，高麗「遣使崔思訓入貢，因將帶畫工數人，奏請模寫」宋都開封府大相國寺「壁畫歸國，詔許之。于是盡模之持歸。」[14]並將這些佛畫模畫在高麗京城興王寺內的大殿兩壁，甚為「寶惜」愛護，至宋微宗時，宋使至興王寺猶見之。在元豐年間，宋神宗還賜高麗「夾紵佛像」，也寶藏在興王寺內。[15] 自熙寧年間以後，入宋求法的高麗僧人也較前增多，這些僧人在宋境內大都受到優待，有的還被宋廷召見，賜號。熙寧九年，當宋神宗得知有3名高麗僧寓杭州天竺寺問法受道時，特命召見高麗僧人，並令地方官府差吏一名，「乘驛引伴赴闕。」元豐三年，此3名高麗僧人來到開封，宋神宗接見後，「詔高麗學法僧黨真賜號法照大師；曇真，法遠大師；麗賢，明悟大師，仍賜紫方袍，聽隨貢使歸國。」[16]當時入宋求法者眾多，而以高麗僧統義天最為著名。義天入宋求法，使宋麗間的佛教文化交流達到一個新高潮。

　　三

釋義天，名煦，字義天，為高麗文王之子，宣王之弟。高麗風俗，每家都有人出家祈福，「雖王子弟亦常一人為僧。」[17]故義天少年出家，居靈通寺修行。義天「性聰慧嗜學，始業《華嚴》，便通五教；旁涉儒術，莫不精識，號祐世僧統。」因其對高麗佛教貢獻和其「才行俱優，名重遼、宋」，故在其死後，被追贈「大覺國師」之號。[18]。 義天精研佛學，看到當時「所傳諸家教乘，或有絕本不行者，或有魚魯混淆者，或有缺于鈔解者，兼以自五代至今日，向二百年，諸師著述未見流通，所以發憤忘遐，」欲入宋求法，[19]但多次請求均被高麗君臣所阻擋。因此，義天于元豐七年四月「潛與弟子二人隨宋高林寧船而去。」高麗宣王追之不及，便遣禮賓省官員數人渡海隨同義天入宋。[20] 宋廷知義天來求法，非常重視，特為其制定迎接之禮儀，並派官員一路陪伴義天進京，先後兩次在皇宮中召見他。義天獻上宋帝生日「興龍節視壽佛像並金器等」，並上表請求「承師受業」；宋帝回賜「衣著一千匹，銀器一千兩」，[21]同意其請求，為其選定導師，還派「主客員外郎楊杰為館伴，至吳中，諸寺皆迎餞如王臣」。[22]義天在吳地、杭州等名山寶剎觀覽、游學，與當地名僧、信士以詩文酬答，探討教義。義天在宋一年零二個月，「所至參問」，除拜杭州淨源法師和華嚴有誠法師為師，跪拜行弟子禮以外，還結識了各宗著名高僧50余人，「故一年之間，通達腎首性宗，慈恩無宗，達摩禪宗，南山律宗，天台觀宗，無不盡其妙旨。」[23] 義天在入宋前，就與淨源有書信往來。淨源原居秀州(今浙江嘉興)，「以慧行為學者師」，聲名聞于高麗。義天心常慕之，曾「托舶賈致書以修禮」。淨源也知義天「非常人，即復書相招。」[24]義天一到杭州，即往拜之，參問佛法。當義天欲回國時，淨源以「手爐、授拂見 ，為傳授之信」，並作讚詞曰：「了此一塵，圓融十身；不舉一步；遍周諸土。王子僧來印上乘，爐拂親傳海東去」。[25]稱譽義天已盡得佛法精髓，渡海東歸故國後，定能光大高麗佛教事業。 元祐元年(1086)，義天回高麗，受到隆重的歡迎。其坐船方抵禮成江，高麗宣王和太后「出奉恩寺以待，其迎迓導儀甚盛」。義天還國後，「發憤忘遐」，致力于弘揚佛法，「始創天台宗，置于國清寺」；[26]整理雕印佛經及諸宗章疏，促進了高麗佛教的發展。 義天入宋求法，給宋麗佛籍帶來一個大流通、大交流。中國唐朝以前的佛經，因遭受唐末、五代兵災洗劫，至宋初已佚亡甚多，但在高麗卻依然保存著不少隋唐時期傳入的佛籍，隨著義天入宋，不少佚經又得以重返中土。據明朝李翥《慧因高麗寺志》記載，義天攜來宋境的佛籍有： 云華所造《華嚴搜玄記》、《孔目章》《無姓攝論疏》、《起信論議記》，賢首所造《華嚴探玄記》、《起信別記》、《法界無差別論疏》、《十二門論疏》、《三寶諸章門》，清涼所造《正(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圭峰所造《華嚴綸貫》，皆教宗玄要。五代兵火，久已亡絕。至是義天持至座下，咨決所疑，既佚之典，復行于世。 此外，義天回國後的次年，「其兄國王與其母命以青紙金書晉義熙、唐證聖、正(貞)元中所譯《華嚴經》三本凡一百七十卷，附海舟舍入源師(即淨源法師)所住慧因教院。」[27]據宋人韓淲《澗泉日記》言，所贈《華嚴經》「共五十部」。杭州慧因寺為建華嚴閣以藏之，慧因寺也因此被稱之為「高麗寺」。 義天還國時，攜帶有大量宋朝佛籍，「獻釋典及經書一千卷」，其後，「又于興王寺奏置教藏都監，購書于遼、宋，多至四千卷。」[28]其大量搜求佛典目的，一是想「聚集古今諸宗教乘總為一藏，垂于萬世，導無窮機，返本還源」[29]；二是對《高麗大藏經》「雖經論而具矣，然疏鈔以闕如」的情況不滿，故欲自古、今、遼、宋，「凡有百家之科教，集為一藏以流通，俾佛日增光，邪綱解紐，重興教法，普利國家。」[30]于是，他「孜孜不舍」20年，終于仿唐朝智升《開元釋教錄》體例，編成《新編諸宗教藏總錄》3卷，收書1010部，4700余卷，收錄了新舊諸宗章疏；並「以群言汗漫，撮其精要，類別部分，名曰《圓宗文類》。」[31]義天晚年，以其所蒐集的遼、宋佛典為基礎，彙編古今諸宗章疏和五代以來中國與高麗高僧、法師的著述成《高麗續藏》。應義天所請，高麗文宗特設教藏司，以掌管《續藏》雕造事宜。 義天刊印的佛籍，通過贈送、商賈的販運傳入中國。義天在給宋僧元炤的信中談到：「此間只有新行(指新近刊行)《隨原往生集》二十卷。又有《大無量壽》、《小彌陀》、《十六觀》、《稱讚淨土》等經新舊章疏一十余家，續當附上。」[32]《隨原往生集》為遼僧非濁的著作。遼朝法律，將書籍流入宋境者罪至死，故遼人著述傳入宋境者極少，但通過義天的彙編、刊印、傳播，使遼僧的佛學著述為宋朝佛教界所了解和傳抄，如遼朝高僧鮮演所撰集的《大方廣佛華嚴經談玄決擇》，據日本《續藏》本第二卷末題記有「高麗國大興王寺壽昌二年丙子歲奉宣雕造，大宋國崇吳古寺宣和五年癸卯歲釋安仁傳寫」的字樣，證明此書甚為宋僧所重視。義天通過購求遼、宋佛籍，彙編、刊行《高麗續藏》，促進了宋麗之間的佛學交流，對宋麗兩國的佛教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四

宋麗佛教交流的高潮隨著宋神宗病逝而結束。當時，新即位的宋哲宗年幼，由宣仁太后垂簾聽政，重用司馬光等人，反對王安石變法，對宋神宗時期發展與高麗密切關系的做法大加非議，對當時甚為密切的宋麗之間佛教交流活動也加了種種限制。據蘇軾《奏議集》記載，[33]宋朝泉州商人徐戩「先受高麗錢物」，于杭州「雕造夾住《華嚴經》」，經板共2900余片，于元祐二年載往高麗，「受酬答銀三千兩」。知杭州蘇軾得知此事後，認為徐戩「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將其「枷送左司理院根勘」。 又如，元祐四年，杭僧淨源病死，其徒私赴高麗告喪，高麗僧統義天遣其徒壽介等來杭州吊祭，壽介攜有高麗禮賓省弔祭淨源的公文，並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齎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伇；同時請求宋朝政府同意其「仍諸處尋師學法」，如其師義天入宋求法一樣。但知杭州蘇軾卻認為高麗自元祐元年後未再奉使朝貢，失去宋廷賜予之「厚利，欲復遣使，又來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闍梨為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所以，蘇軾一方面派官吏、兵卒照管壽介等人，居住于寺內，令「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除弔祭活動外，「不許出入接客」；另一方面上奏章，建議宋廷拒其金塔，不與引見，不許其「諸處尋師學法」，「令搭附因使海舶歸國」。宋朝政府基本依照蘇軾的建議處理此事，壽介等人被送回高麗。 蘇樨對宋麗交往的議論和對上述兩件事處理方法，反映了當時相當一部分士大夫對發展宋麗關系的態度，因此，在宣仁太后執政期間，宋、麗兩國政府間交往活動不多，兩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也隨之受到很大的影響。 元祐八年，宋哲宗親政，在政治上恢復宋神宗時期的變法政策，注意發展與高麗的聯系，于是，宋麗佛教交流情況也有所改觀，一些宋朝僧侶相繼去高麗游學訪聖。相對來說，宋僧去高麗者較少，且與高麗僧人入宋「尋師求法」不同，他們去高麗多為拜訪「聖蹟」。如紹聖二年(1095)，宋慈恩宗僧惠珍至高麗，「欲見普陀山聖窟」，高麗獻王「命近臣文翼備軒蓋迎珍，置于普濟寺」，但不允其所請。[34]次年，肅王即位，「御宣政殿引見」惠珍，賜食于翰林院，並拜賜惠珍師與先期而來的宋僧省聰「明悟三重太師」之號。[35] 宋徽宗時，宋麗兩國間的政治交往密切，佛教文化交流活動也較前增多。如高麗睿王重修安和寺，「因使介如宋求妙筆書扁額」，宋徽宗為之「御筆書佛殿扁日能仁之殿」，並命太師蔡京書門額曰靖國安和之寺，與「十六羅漢塑像」，一並賜之。[36]又如政和六年(1116)，高麗貢使王字之還國，宋徽宗「以金函盛佛牙、頭骨以賜」，高麗王奉置外帝釋院，數年後，「迎入佛骨于禁中」，置于山呼亭。[37]但由于宋徽宗信仰道教，曾令宋境內佛教徒改為道士，所以，雖然宋徽宗時期宋麗聘使來往頻繁，關系密切，但兩國間的佛學交流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宋神宗時期的盛況不再重現。 1127年，金兵南下，攻破開封，北宋滅亡。南宋政府因懼怕高麗人為金人所用，危及自身安全，故對高麗來人持戒備態度，對宋麗民間交往也控制甚嚴。宋孝宗初年，兩國間官方交聘斷絕；宋寧宗初，「詔禁商人持銅錢入高麗」[38]，以斷絕宋麗間的民間貿易活動。因此，在整個南宋期間，宋麗佛教文化交流活動較北宋大為減少，步入低潮。

　　五

北宋時期，因契丹(遼國)雄峙于中國東北地區，阻斷了宋朝與高麗之間的陸路交通，使宋麗之間依靠船舶渡海往來。由于海道上「 漫汪洋，洲嶼險阻，遇黑風，舟觸礁輒敗」；而「遇順風則歷險如夷，至不數日。」[39]因此，出海者在航行前都祭祀海神，以祈平安。在宋朝，來往高麗的船只大都到明州上岸，而明州港外的海島普陀山正是觀音菩薩之道場，于是普救眾生、「慈航」的觀音菩薩就成為海客的祈釋偶像。 普陀山，也名補陀落迦山，因曾為古代隱士「梅子真棲隱之地」，又名梅岑。山中有寺，始建于南朝梁代。傳說唐朝時有「新羅賈人往五台，刻其(觀音菩薩)像，欲載歸其國。暨出海，遇焦(礁)，舟膠不進，乃還置像于焦上」，有僧人迎奉于佛殿，稱「靈感觀音」。自後海舶往來必詣祈福，無不感應。(五代)吳越錢氏移其像于(明州)城中開元寺。今梅岑所尊奉即後來所作也。」[40]宋神宗元豐三年，宋使王舜封前往高麗，「船至山下，見一龜浮海面，大如山，風大作，舡不能行。忽夢觀音，龜沒浪靜。申奏于朝廷」，[41]得旨令重修寺廟，賜名「寶陀寺」，並「許歲度僧一人」。[42]此後，來往高麗的使臣、商賈皆于此「請禱」，「僧徒焚誦歌唄甚嚴」。[43]據北宋末人張邦基《墨莊漫錄》記載： (普陀山)東望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舶至此，必有所禱，寺有鍾磬銅物，皆雞林(指高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由于普陀山位于宋麗交通要道上，隨著宋麗交往的密切，使臣、商賈來此祈禱者大增，促進了當地佛寺的迅速發展，使普陀山成為聞名中外的觀音道場。此外，在高麗沿海以及海船所經的島嶼上也建有一些觀音寺，以供海客祭祀、朝拜。 隨著宋麗文化交流的深入，不少宋朝佛教風俗也隨之傳入高麗。宋朝，儒、佛、道三教互相調和、融合的思想，即三教合一思想得到大力提倡，在百姓中得到普及和深入，因而在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喚請僧人為自己祖先舉行周年忌日法會的現象，甚至有在父母生日請僧尼誦經祈福者。這種風俗大概在北宋中期傳入高麗，如元豐元年，高麗王以宋帝生日，「設祝壽齋于東林、大云二寺」；[44]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崩駕，高麗王為哲宗「薦福于大安寺」[45]等。其他如高麗國王出行，令「奉《仁王般若經》前導，遵宋制也」；[46]高麗民間于「二月望，諸僧寺然(燃)燭」，國王、眾官皆「往觀之，國人喧鬧道路」，如同中國之上元觀燈。[47]而高麗使臣入宋時，曾因宋帝生辰，「買鴿放生」以求福[48]等等。 同時，也有一些高麗法物傳入中國，如高麗「僧衣磨衲者，為禪師、法師衲，甚精好」。[49]為宋朝僧俗所珍重，如宋哲宗就曾賜法通大師善本「高麗磨衲衣，」以示寵渥、尊信。[50] 宋朝與高麗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因受政治、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而時有波折，但在兩國僧俗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佛學交流，至宋朝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使宋麗佛學交流不僅是單方面由中國傳向高麗，而是雙方互相交流，共同提高，促進了宋麗兩國的佛教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審稿人　孫林) 收稿日期　1995-09-05 注釋： [1]《長編紀事本末》卷89《通使高麗》。 [2]羅濬《寶慶四明志》卷11，參見《佛祖統紀》。 3鄭麟趾《高麗史》卷1。 [4][5][7][10][17][38][39]《宋史•高麗傳》。 [6]《高麗史》卷93《韓彥恭傳》。 [8]《高麗史》卷4。 [9]《高麗史》卷3。 [11][14]《高麗史》卷9。 [12]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下簡稱《長編》)卷362。 [13][15][47]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下簡稱《高麗圖經》)卷17。 [14]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6。 [16]《長編》卷279、卷303。 [18][20][22][26][28]《高麗史》卷90《義天傳》。 [19][29]義天《大覺國師文集》卷10。 [21]《長編》卷369。 [23]《大覺國師外集》卷11楊傑《贈祐世僧統詩》。 [24][31]《大覺國師外集》卷12。 [25]《大覺國師外集》卷9。 [27]《慧因高麗寺志》卷6。 [30]《大覺國師文集》卷14。 [32]《大覺國師文集》卷11。 [33]蘇軾《奏議集》卷6《論高麗進奉狀》、卷8《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34][46]《高麗史》卷10。 [34][45]《高麗史》卷11。 [36][37]《高麗史》卷14。 [40][43]《高麗圖經》卷34。 [41]趙彥衛《云麓漫鈔》卷2。 [42]《寶慶四明志》卷20。 [48]朱彧《萍州可談》卷2。 [49]《說郛》卷77引《雞林志》。 [50]吳自牧《夢梁錄》卷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