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顯《佛國記》和誰最先發現新大陸(祝注先)
法顯《佛國記》和誰最先發現新大陸
祝注先
[武漢]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
62-64頁
東晉至十六國時代(公元317-420年)的佛門弟子法顯因著有《佛國記》而聞名于世。《四庫全書》獨具慧眼把《佛國記》列入史部•地理類。《辭源》、《辭海》都收錄了《佛國記》條目。《辭源》說它「是我國現存有關海外交通的最早的詳細記錄」；《辭海》也說它是「中國現存史料中有關陸海交通的最早詳細紀錄」，還說它「受到中外學術界的重視」①。 的確，《佛國記》並非釋家專著，因為所述廣涉中外陸海交通，因而早已為中外學者所注目。據報載，近年來又有人經過窮研詳考，報捷新獲。筆者鄙陋，學殖荒疏，擬就目力所及，作一綜合評介，以為學人參考。
一、法顯其人及其書《佛國記》
法顯(約337-約422年)俗姓龔，東晉—十六國時代平陽郡武陽(今山西襄垣縣)人，梁•慧皎《高僧傳》有傳。兄弟4人，其中3人早夭，父母擔心他難得養大，于法顯3歲即度為沙彌，後因重病送住寺院。迨父母雙亡，法顯決心出家，20歲受比丘戒。《出三藏記》說其「志行明敏，儀軌整蕭」。法顯在長安，常「慨律藏殘缺，矢志尋求」。 十六國時代後秦姚興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亦即東晉隆安三年)，法顯偕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從長安出發，前往天竺(今印度)尋求戒律真經。他們于次年夏天才到達甘肅張掖。在這里，和另一批西行求法的僧人僧紹、智嚴、寶云、慧簡、僧景等相遇，于是便結伴同行。途中艱險，莫可名狀，書中多有生動記述。以當時的旅行條件，確如作者所說：「涉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所以，就有人半途折回，有的病死異鄉，有的雖歷經磨難，達到天竺，卻再也不敢原道歸來，只得久留不還。 只有法顯精誠遂願。他歷經30余國，長達14余年，不但取得了他熱切渴望的多種佛經梵本，歸國後還住建康(今南京)和天竺僧人佛馱跋陀羅一道在道場寺潛心翻譯出了部分，並且又與天竺禪師參互辨定，以第三人稱的口吻，簡要而生動地記述了他所經歷的各國佛跡、民情、風俗和其它教派以及山川、地理情狀，這本書就是《佛國記》。 《佛國記》歷來受到中外學者的廣泛重視，早被譯成多種外文行世。日本支那內學院刻印題作《歷游天竺紀傳》，稱其此舉為「取材異邦，發揚古籍」。日人足立喜六又著《考證法顯傳》，辨析釐定，足資參證。
二、《佛國記》之謎及其前輩諸家的破譯
《佛國記》最惹人注目的是，作者提到他曾因迷航到達一個「耶婆提」國。「耶婆提」到底在哪里？法顯的航程到底經由何處？這是一個「謎」。如今已經1600年了。現將《佛國記》所述歸途遇險，以致誤入「耶婆提」國一節節錄如下：「初發長安，六年，到中印國。停經六年，到師子國。同行紛披，或留或亡。即載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余人。得好信風，東下。三日，便直大風，舶漏水入。商人大怖，命在須臾。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不識東西，惟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為逐風云，亦無所準。當夜暗時，但見大浪相搏，恍若火色。商人慌遽，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石錨)處。至天明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直伏日，則無活路。如是九十許日，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無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亦二百許人；齎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東北行趣廣州。一月余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于是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余日，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是歲晉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矣。」據此，清末丁謙著《佛國記地理考證》，認定「耶婆提」即婆羅島。他說：「核其方位里程，即婆羅島無疑。婆羅，《隋書》作「婆利」，與「婆提」音諧，上多一「耶」字音者，殆梵音譯土語故耳。」按：「婆羅島」即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北。唐總章二年(669年)，曾遣使至中國。 岑仲勉《佛游天竺記考釋》對于丁謙推斷，明確「按曰」：「耶婆開化較遲，對音亦異，丁(謙)說自不足信。」這是因為《佛國記》明言：「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無足信。」岑仲勉《佛游天竺記考釋》的結論曰： 「質言之，記文簡單，無可比勘，而耶婆之名，昔人復為混用，究為今爪哇抑蘇門答刺，一時尚難論矣」②。 著名學者梁啟超倒是抱著一種極為實在的態度。他在《佛學研究十八篇》一書的《中國印度之交通》文中③，說到法顯行程所至之「耶婆提」時，特地注明：今地待考。此書嘗收入《飲冰室專集》，于1936年初版。 著名學者湯用彤在商務印書館于1938年出版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中于「耶婆提國」下作了夾注，稱：「即Yaradhipa地應在今日蘇門達拉島上。」④「蘇門拉達」是「蘇門答臘」的異寫。先生謹慎，只是估計、推測，故而用了一個揣摩的助動詞「應」。 「耶婆提國」究竟何在？差不多是近世紀來一直為學術界所關注的一個難以破譯的「謎」。
三、躲在深閨的近人《法顯發見西半球說》
著名學者呂思勉于1934年在世界書局出版了一本《中國民族史》，內附近人《法顯發見西半球說》一文。此文根據法顯《佛國記》所述行程，作了精辟的剖析，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文章在略述《佛國記》之後，說： 案師子國，即今錫蘭(現改為斯里蘭卡)。本欲自錫蘭東歸廣州，乃反為風所播，東向耶婆提國。耶婆提者，以今對音擬之，即南美耶科陀爾國，直墨西哥南，而東濱太平洋。「科」音作「婆」者，六代人「婆」、「和」兩音多相混，如婆藪槃豆，一譯作和藪槃頭，是其證。耶婆提，正音作耶和提，明即耶科陀爾矣。世傳墨西哥舊為大國，幅員至廣，則耶科陀爾，當時為墨西哥屬地無疑，所以知耶科提必在美洲，非南洋群島者，自師子國還向廣州，為期不過四十六日。(原注：據《唐書•地理志》)故法顯失道，商船亦齎五十日糧。今遭大風，晝夜十三日，始至一島，又九十日而至一國，合前三日計之，已得一百六日，是東行倍程可知。況南洋「師子國，途次悉有洲島；當時帆船，皆傍海而行，未有直放大洋者。今言海深無底，不可下石，而九十日中，又不見附海島嶼，明陷入太平洋中，非南洋群島。逮至耶婆提國，猶不知為西半球，復向東北取道，又行百余日，始折而西。夫自美洲東行，又百許日，則還(環)繞大西洋而歸矣。當時海師，不了解地體渾圓，惟向東方求徑，還(環)繞大西(洋)，進行既久，乃軼青州海岸之東，始向西北折行，十二日方達牢山(嶗山)。是(法)顯非特發見美洲，又還(環)繞地球一周也。這一段話，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剖析得入情入理，細膩明確。作者認定：法顯所到的耶婆提國，乃是在墨西哥南部、而東濱太平洋的當時墨西哥屬地的耶科陀爾國。其論據是： 1.古今語音變異。法顯所記耶婆提，正音當作「耶和提」，故「明即耶科陀爾矣」。本來，外語記音，惟近似耳，遲至今日，不假國際音標，只用漢字標識，亦是如此。 2.自師子國(斯里蘭卡)還向廣州，如不失誤迷路，當時不過46日可達。而法顯所乘商船，卻走了106日，這是由于「東行倍程」所致。 3.當時帆船航行，皆傍海取道，而自師子國(斯里蘭卡)始發，沿途都有洲島。可是《佛國記》說他們曾經處于「海深無底，不可下石」的境地，並且「九十日中，又不見附海島嶼。因此，作者斷定：法顯「明陷入太平洋中，非南洋群島」。 4.法顯復乘商船東北取道希望回到廣州，結果環繞大西洋達到青州海岸，西北折行12日方達牢山(嶗山)。 所以，作者說：法顯非特發現美洲新大陸，他還環繞地球轉了一周。 根據上述材料，應該說：最先發現「法顯發現新大陸」的，是呂思勉《中國民族史》一書附錄的寫作《法顯發見西半球說》的那位「近人」。這位「近人」提出這一結論的時間至少在《中國民族史》出版的1934年以前。 可惜的是：這位「近人」姓甚名誰都不知道，事蹟行狀更難以稽考，而他的文章《法顯發見西半球說》，實乃石破天驚，足以振聾發聵，耳目一新，可是卻是「養在深閨人未識」。當然，也許由于其時國步艱難，民族危機深重，學術研究更是荒蕪寂寥，以致未能引起學界廣泛的重視。不幸之中，有賴歷史學家呂思勉慧眼獨具，能以其博學重望，于大著《中國民族史》附錄，才使我們後學得窺全豹，才未曾湮沒于汗牛充棟的故紙塵堆。說來也許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乎！
四、歡欣之余的遺憾
1994年4月9日《解放軍報》刊載邱明義、連俊義先生合著的文章《誰先發現新大陸——中國高僧法顯比哥倫布早1080年到達美洲》，說是： 一個石破天驚之說出現了，我國學者、我軍離休干部連××(按筆者隱名)向世界宣布一個結論：中國高僧法顯比哥倫布早1080年到達美洲大陸，也就是說，法顯比哥倫布先發現新大陸！此說一出，世界輿論大嘩。 讀此大論，真是令人驚心動魄。1994年4月18日《報刊文摘》隨即摘要轉載，影響很大。 據文章介紹，連××是于1963年翻閱有關鑑真和尚的大量資料時，才偶然「結識」他的同鄉、中國歷史上的另一位高僧法顯的。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連××才開始著手研究法顯。文章說，連××「整整花了30年的心血」，才將法顯的「航海路線和到達地點」「查證得一清二楚」。 但是，究其論證思路和所得結論，和呂思勉《中國民族中》附錄的那位近人所作的文章《法顯發見西半球說》完全一致，真乃「英雄所見略同」。 應該指出的是：這位「近人」發現「法顯首先發現新大陸」，即以呂思勉轉載《法顯發見西半球說》的《中國民族史》出版的1934年為期，和《解放軍報》1994年發布「石破天驚」的新聞報道相比，要早出整整60個春秋。即從連××于1963年著手研究算起，「近人」的文章結論卻早在30年前即已刊發。呂思勉《中國民族史》于1934年出版，「近人」的文章至少刊發在這個時間之前。 應該承認，相對于「近人」的結論而言，連先生自有個人的發現，時代在進步，他的論證自然周全、嚴密而更趨科學。連先生的潛心研究和將此結論弘揚光大，其功昭著不沒。 問題是，「近人」的勞績亦不可抹煞。尊重前人的勞動和智慧，當是學人的應有情操和品德。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述了許多無名作家的作品。他說：我執行歷史的裁判，給每個人以應得的獎勵。當然，連××的研究也許完全是在封閉中完成，只是和他人撞車而已，並且，尤有詳考細辨、發揚光大之勞。但是，就整個學術界來說，我們對待前人的文化遺產，卻是不應該閉目塞聽，跟著一起叫喚「皇帝的新衣」。那樣，不但不是連先生自己的心願，恐怕也不是宣傳連先生的先生的初衷。學術的生命在于忠實，忠實于歷史，忠實于科學。 連先生的研究及其成果，為國人增了光，這是值得慶幸、令人歡欣鼓舞，可是宣傳連先生的大塊文章，卻對「近人」只字不提，這又令人不勝遺憾之至。尊重歷史，尊重科學，尊重事實，乃是學人奉若圭臬的至高準則。 注釋： ① 《辭源》1979年修訂本，第191頁；《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235-236頁。 ② 岑仲勉：《佛游天竺記考釋》，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三年版。 ③ 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華書局，1988年影印本，第107頁。 ④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轉引自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73頁。 ［附注：文章印好以後，筆者才知道呂思勉先生著《中國民族史》附錄的近人《法顯發見西半球說》一文，乃是大名鼎鼎的學者章太炎先生所作。章文見于《章太炎全集》第四卷第484頁。文章當是章太炎先生早年所作，至少在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