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瓷銘文中的佛教世俗化傾向(周玫)

宋瓷銘文中的佛教世俗化傾向

周玫

[南京]東南文化，2000年第11期

106-109頁

【作者簡介】周玫(1965年2月生)，女，上海人，南京博物院，助理研究員。(江蘇南京　210016)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宋代瓷器銘文中有關佛教內容的分析，結合佛教在中國流傳的歷史過程，闡述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傾向。儘管目前所知的與佛教有關的宋代瓷器銘文資料十分有限，難以全面解答佛教在中國的世俗化問題，但銘文中的內容卻無可非議地昭示著佛教進入普通平民的生活後，那種大眾化、實用化、民俗化的特徵。

【關 鍵 詞】宋代|佛教|瓷器銘文|世俗化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創始人是古代印度北部迦毗羅衛國淨飯王的兒子喬答摩•悉達多(公元前565～前487年)。他成佛後被尊稱為釋迦牟尼。漢武帝時期開通的「絲綢之路」，開啟了進行大規模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序幕，佛教也正是從兩漢之際正式傳入中國的。漢代，黃老道家思想、追求長生不死的神仙方術以及讖緯迷信和對天帝、鬼神、祖先崇拜及祭祀等巫占之風盛行，佛教傳入中土後，也不可避免地被視為黃老神仙方術的一種，依附于中國的原始道教，緩慢地向前發展。三國兩晉時期，社會政治形勢動盪不安，三國鼎立、司馬氏篡權、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晉室東渡……一連串的政治事件和軍事沖突，沖破了儒家思想一統天下的局面，為逃避殘酷的現實，人們需要在精神領域找到新的寄托，從此，佛教奇蹟般地生根于中華大地而迅猛地發展起來。印度和西域諸國的得道高僧，不遠千里來到中國弘揚佛法，翻譯了許許多多的佛教經典，並結合社會實際，闡述能在社會的上層貴族和知識分子中引起共鳴的佛學新觀點，玄、道、佛、儒思想，相互影響、相互促進、融會貫通，外來的佛教開始了中國化的進程。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帝王的直接支持，被確立為制度，擁有了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寺院經濟和僧尼信徒基礎，在中國繁盛起來。隋唐時期，佛教進入創宗立派的新階段，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律宗、密宗等宗派林立、學說紛紜。為吸引更多的信徒，各大宗派儘量簡化修行的方法，開辟信奉佛教的新途徑，教徒的身份、地位也隨之發生了明顯變化，尤其是禪宗和淨土宗，吸納了許多識字不多的普通平民。佛教文化被深深地融入傳統的民俗文化之中，表現在神聖的寺廟向民眾開放、組織社邑和廟會、民間的傳教活動——俗講與變文的普及等，佛教形態被中華文明接受，並轉化成一種民族文化的載體之後而被廣泛地傳播，並使佛教能從以宗教為幌子的文化實質上去陶冶中華民族的心性與撫慰他們的人生。五代的50余年中，南北分裂，北方戰亂不斷，寺院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同時，割據政權為了與寺院爭奪人力、財物，也對佛教采取壓制政策，毀像鑄錢的事件時有發生；然而，由于南方政權相對穩定，尤其是南唐對佛教的提倡有增無減，因而以南方為根據地的禪宗和淨土宗均獲得了較大程度的發展。北宋初年，宋太祖趙匡胤尊崇佛教，曾采取放寬度僧名額、允許寺院從事商業活動等措施，支持寺院經濟的發展，同時，還派沙門行勤等157人去印度求法。北宋徽宗時期，由于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佛教的發展又一次受挫，只有到了宋、金時期，南北方的佛教才有了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但此時的佛教，雖然在宗教哲學思想方面的發展已成了強弩之末、難以有新的建樹，但卻在廣大的民眾百姓隊伍中，掀起了世俗化的波瀾。佛教文化通過評話小說、唱詞講本等俗文藝的形式，出現在勾欄瓦肆間和市井鄉村。佛教無限度的大眾化、通俗化，喪失了佛教文化的本源價值品格，與古代漢民族傳統的民俗信仰、民間崇拜合為一體，與迷信、巫術等同。 瓷器銘文是指運用刻劃、模印、釉下書寫等工藝手段在器物上題寫文字或者文字性質的符號。書體以篆、楷、行、草均現，是中國古代文字學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古代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帛文、簡文、陶文、漆器文字一樣，是對中國古代文字發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補充。受同時期的文學、藝術、宗教、喪葬禮俗諸方面對制瓷業的巨大影響，中國古代瓷器銘文具有較強的時代特色和資料性，其內容直接與現實生活中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規范、風俗習慣以及審美趨向結合，與器物的功用相聯系，表達某些美好願望。瓷器銘文揉合了制作者的藝術構思和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深刻記錄了人類走過的歷史腳步，為我們探究中國古代輝煌的文明留下了言之鑿鑿的線索。瓷器的銘文內容繁雜多樣，可細分為姓名款、吉祥款、紀年款、地名款、用途款、職官款、窯名款、容量款，又有記事、題詩、書詞、風俗款等等。其中，有關佛教內容的瓷器銘文，目前所知的最早出現在宋代，越窯、磁州窯、蕭窯、潮州窯、景德鎮窯均有燒制。這一現象，不能不說是一個巧合，它是唐代以降，佛教從神聖的殿堂走近民間，從煩瑣的佛經章句解釋、學究式的鑽研中解脫出來，從地位身份顯赫的佛教徒向普通民眾不斷沿伸的結果。宋代佛教世俗化、大眾化的傾向，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國古代制瓷業鼎盛的宋代，這種影響必然無疑地會波及到瓷器的造型和裝飾領域。宋代瓷器的主要生產者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手工業工匠，他們所掌握的文化知識是非常有限的，這可以從瓷器銘文中出現的較多錯別字得到論證。他們對佛教的理解，也決不會是基于理論上的，而是樸實的、實用的、切合生活的，從而在產品上打上了佛教世俗化的烙印。從考古發掘出土的宋代瓷器銘文內容分析，少見佛經，最多的是題刻供養人舍瓷入寺、祈福降災的內容。 1964年5月，浙江省溫州市西郊大橋大石橋東側第一號橋墩右柱底下出土了一件刻劃佛經銘文的瓷碑(注：溫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溫州西郊出土北宋瓷質碑銘》，《考古》1965年第3期。)，殘長15、殘寬14、厚1.1釐米，釉色淡青，正面刻：「開寶三年太歲庚午……口僧道徒……」，背面刻「南無……蘇嚕跋羅……盧遮那心乳海真言……那謨三曼哆……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水得清淨唵咈咶……微吉微麼那棲嗚……」，從瓷碑正面所刻的殘存銘文內容分析，敘述的是某位佛教僧人為立此碑所做的準備工作，所刻的確切時間是北宋開寶三年(970年)，「開寶」即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的年號；瓷碑背面所刻的銘文，殘存字數較多，內容較為連貫，「南無……」是佛教淨土宗經義中常見的句首用語。淨土信仰可以上溯到北魏時期的曇鸞(477～543年)，在他所撰寫的《往生論注》等著作中，宣揚要依靠佛的力量來解脫困難，只有一心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臨終時才能往生西方淨土；唐代的道綽(562～645年)及其弟子善導(613～681年)，發揚了曇鸞的淨土觀念，創立了唐代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淨土宗，從此念佛之聲不絕于耳；「盧遮那」是佛教中的報身佛，即以法身為因，經過修持而獲得佛果之身，意思是光明普照、行為功德圓滿，便能顯現出智慧的佛身；「真言」是佛的說法；「金剛」是侍衛佛、守護佛法的夜叉神，神通廣大，力大無窮，他手持的金剛杵，是古印度最堅固的兵器；「水得清淨」是一個現實的目的。碑文中出現「南無」、「盧遮那」、「真言」、「金剛」、「神通大」、「水得清靜」等文字，使人聯想到碑文要表述的內容，很可能是依據某一部佛經中盧遮那佛的教誨，借助大力金剛的神勇，去完成讓河堤、橋梁堅固，讓河水乾淨、暢通無阻的使命。佛經是佛的宏論或行為的記錄，佛教徒把在自己心目中具有至高無上地位的佛經銘刻于瓷碑，置于橋基，說明佛經已逐漸喪失神聖和莊嚴，被剝去隱秘的面紗，成為佛徒的功利之物。佛教的民俗化、世俗化傾向暴露無遺。從它深埋橋柱底座這一現象不難看出，此碑在當時是作為確保石橋永固、辟邪驅惡的鎮攝物，其迷信色彩不言而喻，實際上，真正對鬼神有威懾作用的並非碑體，卻是碑文，雖然已不甚連費，但刻劃的是佛經內容不容置疑。 宋代淨土宗信仰盛行。淨土宗由唐代善導創立，專修往生阿彌陀佛淨土法門而得名，也稱蓮宗，其教義以修行者的念佛行業為內因，以彌陀的願力為外緣，內外呼應，往生極樂淨土。彌陀的願力，指阿彌陀佛成佛以前曾經發下的48個大誓願，其中之一是，如果有人念阿彌陀佛的名號，待他臨終之時，阿彌陀佛必將迎接他往生于西方極樂世界。據淨土宗佛典描述，西方極樂世界：黃金為地，雕欄樹木，有用金銀瑪瑙等七種寶物砌成的水池，金沙鋪底，池水澄潔、甘美、清涼，……國內眾生，壽命無量無邊。念佛的方法有四種：持名念佛(專念佛的名號)、觀像念佛(觀佛的塑像及畫像)、觀想念佛(觀想佛的妙相)和實相念佛(觀佛的法身)，其中以持名念佛最為流行。由于淨土宗的修行方法簡便，不必了解深奧繁瑣的經籍典章，只需口誦「阿彌陀佛」，人人都能做到，唐、宋以降，很快遍及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時人撰寫的拂教史籍中常有「念佛之聲洋洋乎盈耳」、「念佛之聲盈滿道路」的記載，所謂「家家彌陀佛」之說絕非夸張之辭。宋代磁州窯白釉罐(注：古文化研究社編：《中國歷代陶瓷款識彙集》，香港博藝社1995年。)，腹部墨書「阿彌陀佛天禧二年三月李吉泰叩敬造」銘文便是一個明證。淨土宗的教義，改變了佛教體系中深奧的宗教哲學理論，以極其粗俗的形式向人們宣傳宗教的存在，並指導他們如何請求佛、菩薩幫助擺脫現實中的苦難，從而達到往生極樂世界的目的。自宋代以後，淨土宗與禪宗結合而成為中國古代佛教發展的主流。 宋代瓷器銘文中關于佛教內容數量最多的是供養款，即延請制瓷工匠把某種目的性的供養文字刻劃或書寫于器物上。按照佛教的說法，供養佛祖的人可以得到諸多好處，《法苑珠林》卷四十一記載：「自作供養者，得大果報，他作供養者，得大大果報。自作、他作供養者，得最大大果報」。出于這樣的動機，佛教徒們紛紛依據本人的財力、物力，或出資建廟、造窟、塑佛，或施舍寺院以財物。燒香念佛、頂禮膜拜、錢物施舍、寺廟供養，僅僅是為了滿足對福、祿、壽、財等各種利益欲望的渴求，達到家庭平安、身體健康、婚姻美滿、發財致富、升官揚名的目的。1922年廣東省潮州羊皮崗北宋墓出土了四尊帶座瓷質佛像(注：陳萬里：《從幾件瓷造像談到廣東潮州窯》，《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3期。)，其中僅一尊完好無損，塑佛祖釋迦牟尼像，著通肩寬衣，頭盤高肉髻，雙耳垂肩，相貌端莊，作結跏趺坐狀，其冠髮、眉眼、須鬢施繪釉下黑褐彩，形象栩栩如生。佛像方座四側刻「潮州水東中窯甲、弟子列扶同妻陳氏十五娘發心塑釋迦牟尼佛，永充散施供養，為父劉用及闔家男女乞保平安。熙寧元年戊申歲五月廿四日題，匠人周明」，其余三尊佛像的基座四周也刻有意思基本雷同的題記，時間均為北宋治平、熙寧年間。熙寧二年(1069年)的佛像座題記中，還有超度亡靈、保家平安的內容：「潮州水東，甲窯甲弟子陳十五娘同男劉育發心塑釋迦牟尼佛教施永充供養，奉為亡夫劉第七郎早超生界願闔家男女乞保平安，熙寧二年乙酉當正月十八日題，匠人周明」。這四件瓷塑釋迦牟尼佛像與刻劃在像座上佛教內容的銘文交相輝映，其主題思想十分突出。佛像是佛教偶像崇拜的產物，東漢時期中國便鑄造金銅佛造像，南北朝時期的開窟造像之風和佛教開始的中國化進程，促使各種質地的佛像在中華大地上，或矗立于山崖溝谷傲視芸芸眾生、或被安置在寺廟供佛教徒朝拜、或進入平常百姓家中，食起人間煙火，成為居士信徒的偶像。將佛像置于墓中，把佛祖與中國古代墓葬制度中經常隨葬的模型明器、鎮墓獸、谷倉罐等同起來，從中寄托生者對平安幸福美好生活的祈求和對死者早日羽化升天的祝願，佛像開始成為葬俗的組成部分，其世俗化的特徵照然若揭。 1954年江蘇省文管會在安徽省蕭縣白土鎮徵集到一件瓷瓶(注：宋伯胤：《蕭窯瓶》，《南京博物院藏寶錄》，上海文藝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腹部刻劃「白土鎮窯戶趙順謹施到花瓶壹對，供養本鎮南寺慈氏菩薩」，圈足底部刻楷書「時皇統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金皇統元年(1141年)當是南宋紹興十一年。1953年四川省彭縣開鑿人民渠，在堋口鄉金山寺遺址出土了一件宋代六瓣形白釉碗，(注：馮先銘主編：《中國古陶瓷圖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外壁刻劃一周銘文：「彭州金城鄉窯戶年土良，施碗碟壹料，永充進(敬)盞，供獻售(受)用，祈願神明衛護，盒(闔)家安泰」。浙江省紹興市官山宋代瓷窯遺址發現的執壺(注：周燕兒：《趙窯青瓷款識初析》，《江漢考古》1996年第3期。)，腹部流下陰刻「弟子魏仁皓舍入觀音院常住使用」。1969年河北省定縣淨眾院舍利塔塔基出土的定窯白瓷蓋罐(注：中國陶瓷編輯委員會：《中國陶瓷•定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是佛弟子定燒供奉給高僧義演的隨葬物，刻有「至道元年四月日弟子虧岩記……」等銘文。從以上瓷器銘文的內容可知，這些精美的瓷器是佛教徒特意從產地有目的地定制，而離瓷器產地較遠的信徒，卻只能買來瓷器用筆墨在上面書寫，如1987年浙江省黃岩靈石寺塔出土的北宋越窯青釉薰爐(注：馮先銘主編：《中國古陶瓷圖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爐內有兩行墨書題記：「咸平元年茂(戊)戌十一月二十四日當寺僧紹光括入塔買舍供養童行奉詢弟子姜彥從同舍利永光」。1969年河北省定縣靜志寺宋代塔基出土的兩件北宋定窯白釉刻花對蝶紋花口洗(注：中國陶瓷編輯委員會：《中國陶瓷•定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外底無釉，分別墨書：「太平興國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施主男弟子吳成訓錢叁拾足陌供養舍利」，以及「太平興國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施主男弟子吳成訓更施錢叁拾文足陌供養舍利」。這樣做的目的和意圖是相同的，刻劃或書寫的內容也並無二致，他們都是向佛教的寺院塔廟提供各類瓷器，刻上信徒的姓名和願望後，送到供奉的寺院里，以表示自己對佛的忠誠和奉獻精神，同時祈求得到佛祖的各種關照。宋代瓷器中佛教供養題材銘文的流行，一方面說明了佛教供養觀念的深入人心，時人為求得現實生活中生者的平安幸福、幽冥世界中死者的早脫苦難，以超生投胎、再世為人，把心中美好的祝願，借助實物，向佛祖貢獻；另一方面，作為供奉物的宋代瓷器，品種多樣，制作精美，表明時人對瓷器的推崇，畢竟懷著那顆虔誠的心向佛祖祈求降福的心意，是需要用供養的器物是否珍貴來體現的。世俗的人們把實物奉獻給至高無上的佛祖，佛祖用無邊的法力造福世人，不食人間煙火的佛與現實中的人們走得如此之近，就如同當時社會關系中官民之間行賄受賄的翻版。 佛教在中國的通俗化、大眾化，宋代是一個重要的開端。佛教慢慢地褪去了神秘的袈裟外衣，被深深地融入俗世。燒香設供、許願還願，成為佛教徒不求成佛，只求卻魔消災、多子多壽、保家庭日常生活平安幸福的現實性、功利性的表現形式。宋瓷銘文中的佛教內容是佛教大眾化、民俗化的產物，其內容雖然有限，無法與佛教石窟的壁畫、造像等豐富多彩的題材相比，其藝術成就更是不能相提並論，但它所揭示的社會現象和觀念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只在規模和藝術性方面有較大的差異。供奉這些器物給寺廟的佛教徒均是名不見經傳的下層平民百姓，他們所祈求的也僅僅是讓死者靈魂安息、生者平安幸福，反映的是宋代平民階層最普遍、最基本的願望，與六朝時期供養人絕大多數是皇室、貴族階層的佛教徒這一現象相比，宋代佛教徒的成份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瓷器銘文中的佛教內容，肇始于宋代，伴隨著佛教世俗化傾向的日益加劇和中國古代制瓷業水平的提高，到明清時期大量出現，內容則更加細緻、現實。瓷器銘文的佛教內容大為拓展，佛祖猶如有求必應的萬能的神靈，福祿壽喜、婚喪嫁娶、出門遠行、生意興隆都要求得佛的照應。瓷器銘文中的佛教內容，從一個側面展示了佛教在中國由一個外來宗教，逐步演變為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世俗化、大眾化了的中國式的宗教過程。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唐、宋時期，佛教已走進千家萬戶，成為民俗化、大眾化、實用化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