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不容忽視的豐碑——試論中國佛教徒的科技成就(何明棟)
一座不容忽視的豐碑——試論中國佛教徒的科技成就
編輯：何明棟 來源：閩南佛學
內容提要：佛在中國傳播有三千余年，在此期間眾多佛教在弘揚佛法的同時，啟迪智慧，本著弘法濟生，普度眾生的宗旨對科學技術多有探討與實踐，貢獻不小，在中國乃至世界科技史上有著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文著重從醫學、建築、水利、農林、天文諸多領域中國佛教徒的科技成就加以論述，評價其科技貢獻。 作者：何明棟，男，副編審，現為《江西省宗教志》主編。
佛教傳入中國已有二千周年。在這二千周年的傳播歷程中，佛教深入社會，淨化人心，啟迪智慧，為社會的發展，文化的開拓，歷史的前進，做出了相應的貢獻。然而，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歷經磨難，幾度輝煌，時至今日，世人對其認識與了解，並不是人人皆知，個個明白。有不少人甚至連一些層次不低的人士，在他們眼里佛教徒只是古佛青燈，黃卷紅燭，一味地枯坐。以致產生佛教與世隔絕，而與科學技術無關，甚至是相對立的誤解。近幾年，筆者參加佛教史志編纂，查閱史籍，考察實物，深感佛教的博大精深，尤其是眾多的中國佛教徒在研讀佛典，虔誠修持，以求了生脫死的同時，對科學技術多有探討與實踐，貢獻不小，成果斐然。可是，這些都往往不為世人所見。所以，筆者雖然自知淺陋，所知有限，但有必要對中國佛教徒在科學技術領域的建樹加以探討。為此，綴以成稿，以求教方家。
一
「慈悲濟苦」是佛教的基本教義之一。長期以來，中國佛教徒奉此圭旨，盡力濟困救難，特別是對施醫送藥尤為重視。誠如《梵網經》所說，佛教的「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為第一福田。」正是這樣，中國佛教徒在醫藥科技領域創造了不少科技成就。 早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初，自西域而來的僧人所傳播佛籍之中，其內就不少有關醫藥知識，如東漢安世高譯《佛說無奈女耆婆經》《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西晉竺法護譯《佛說胞胎經》等，而且他們中不少人自身精通醫術，安世高「七曜五行之象，風角云物之占，推步縮盈，悉窮其變；兼洞曉醫術，妙善針脈，睹色知病，投藥必濟；乃至鳥獸呼呼，聞聲知心」。在傳播佛教教義的同時，他們也施醫送藥，授以醫術，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醫藥科技的發展。東晉竺曇無蘭譯《佛說咒目經》，把西域眼科醫術介紹到中國。當時俗姓謝，法名隴上道人就于齊州西國胡僧門下學習眼科，並撰《天竺經論眼序》，強調「蓋聞乾坤之道，唯人為貴，在身所重，唯眼為寶，以其所系，妙絕通神，語其六根，眼最稱上。是以療眼之方，無輕易爾。」在此前後，西域眼科的內治與外敷、薰洗，特別是後來的「金篦決障術」，即金針治療白內障等醫術在中國傳開。據《南史》記載，梁文帝(424～453)的第十個兒子蕭恢「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乃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可見慧龍醫術之高明，當謂針到眼明。這種治療白內障的醫術在中華大地流傳很廣，直到唐代仍盛行不衰。晉僧于法開「祖述耆婆，妙通醫術」，以「明六度以除四魔之調，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為宗旨。一次乞食申，見施家主婦難產，「令先取少(羊)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晉升平五年(361)，于法開為穆帝司馬聃診病，「視脈知不起」，而斷其預後不良，並預告死期而得驗準，聲名大震僧俗兩界。于法開著有《議論備豫方》留傳于世。東晉時期，建都江南，大批中原貴族南遷之後因改食大米而患腳氣，僧人支法存為他們施醫布藥，療效很高，支氏聲名因此而大震。 隨著佛教在中國傳播的深入，佛教徒隨之增多，他們之中有志于弘法與施醫並行傑出者不少，尤其是到了魏晉時期以後。他們對醫藥科技的貢獻在中國醫藥史上地位突出，至今仍為人們稱頌。」在這個時代，著名的醫學家，不僅是士大夫，就是佛教徒，在傳教的余暇，也能研究醫理，如道洪、智斌、行矩、曇鸞等都是當時的僧侶，也能辨析醫方，調制丸散，實在是漢代所沒有現象。」① 到了唐代，中國佛教徒隊伍越來越大，于醫藥科技中貢獻突出者也不少。著名高僧玄奘法師，歷盡千難萬險前往印度求法。回國後，在所撰《大唐西域記》中介紹了不少印度醫藥情況，特別關于飲食前，必前盥洗；飲食後，嚼楊枝而為淨等衛生常識，這對衛生常識的普及推廣，作用不小。在玄奘之後，義淨(635～713)又往印度求法，歷時25載後歸國。回到國內，義淨先後譯出《佛說療痔病經》《曼殊寶利菩薩咒藏中一字咒王經》等，內中涉及內、外、婦產、兒、五官諸科醫療知識以及齒術、牛膝根、石蜜等藥物。所撰《南海寄歸內法傳》中，更是以大量篇幅介紹印度衛生習俗、進藥方法、藥物比較等知識，為中印醫藥交流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唐代在醫藥科技方面做出傑出貢獻的中國佛教徒另一位當推赴日弘法傳戒的高僧鑑真和尚(684～763)。他14歲出家後，親近善知識，在精通佛法的同時，對醫道也造詣精深。曾主持大云寺的悲田院，「躬調藥物，以治病患。」後應日僧之請赴日本弘法，自天寶二年(743)至十二年(753)，六次東渡，前五次均失敗，終于天寶十二年(753)十一月抵達日本。在日本，鑑真和尚以進藥治愈光明皇太后病而被任命為大僧正。當時，鑑真和尚隨船將龍腦香、安息香、青木香等一大批中藥以及奇效丸、萬病藥、半心丹等帶到日本。在日本，由于雙目失明，鑑真和尚以鼻嗅、口嘗、手摸等方法辨別藥物真偽，無一錯誤。同時，鑑真和尚著有《鑑上人秘方》一書，介紹了「鑑真服鍾乳隨年齒方」、「河稱勒丸」、「腳氣入腹方」等驗方。鑑真和尚以醫道精湛，而被日本奉為醫藥始祖。直到今天，鑑真和尚仍有「中日醫藥交流的先驅者」之譽。② 自唐宋以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其勢不減，佛教徒中名醫輩出，僅在江西，就有廬山法云寺法堅法師，以醫術超眾，聞名天下，而得宋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贈封「廣濟大師」之號。樟樹(今江西清江市境)東山永壽禪院道振和尚，刻苦修持，壽及99歲而圓寂。他一生廣弘佛法，同時以祖傳「白龍丸」為眾治病，療效很高，聞名朝野，宋太宗御制《問禪歌》三章賜之，並封以「空寂大師」之號。作為江西安福戒岡山重興律院住持道清和尚，嚴奉毗尼，又善治外科無名腫毒而名揚四鄉。嘉定年間(1208～1224)，獲朝廷賜「慈濟大師」之號。道清和尚不僅自己弘法、行醫，而且把醫術傳徒獻可，可傳志寧、寧傳師聖、聖傳德顯、顯傳幼聰、聰傳復濟，七世皆以醫名而顯。宋代饒州府(府治在今江西上饒)長居寺普映和尚，通窮內典，亦精歧黃術，善治黃疸及浮腫，武宗召為太醫，除授僧錄司，在朝12年。饒州府德興燒香禪院拳衡法師，在力弘佛法的同時，擅醫術，識百草，精藥性，名振鄉里，有求必應。至治三年(1323)，英宗皇后患病，拳衡法師獻藥有功，得賜號「忠順大師」，領五省采藥使之銜。 不僅只此，在長期弘法與施醫並行之中，中國佛教徒既治通病，更修專科。唐代僧人藺道人，少年時于少林寺出家，長年習武，同時隨師學習骨傷科病醫術。武宗法難之後，藺道人隱居鄉間，為民療疾，整理醫案、行驗，撰成骨傷科專著《理傷續斷方》，首論「醫治整理補接次第口訣」，次列「方論」，後續「又治傷損方論」。書中詳細記述整復骨傷手法的14步驟、方法以及不少驗方，介紹傷損、關節脫臼、止血、端捏復位、牽引、擴瘡、填塞、縫合等方法，特別是論及椅背復位法治療肩關節脫位和手術治療粉碎性骨折的具體操作。此後，少林寺對骨傷科的治療歷代師徒相承，形成流派，有以經絡穴位為診斷依據，強調手法復位和點穴療法及其功能鍛鍊，以手法接骨為主等特色，直到今天仍然得到極高評價。 肇創于南齊的浙江蕭山竹林寺尼眾素以女科著稱于世。五代時，寺僧釋淨暹為當朝皇后治愈重病，朝廷賜寺名「惠濟寺」，並賜「曉庵」「藥寶」二匾，釋淨暹獲「醫王」之號。以後，竹林寺女科雖有衰興，但代有傳人。到清代之初紹鍾法師重振寺院。道光年間(1821～1850)，蓮塵法師再度振興女科醫術，以致有「門前車馬喧，聲聲療苦難」的景象。在清代，竹林寺寺僧先後將歷代祖師治驗方劑整理，編成《竹林寺女科秘方》一卷、《寧坤秘笈》三卷、《竹林寺三禪師女科三種》二十卷等計四十余種，刊刻面世。 清代，在醫藥科技做出成就的佛教徒不少。其中有喻昌(1585～1682)，字嘉言，晚號西昌老人，江西新建人。少年時即博覽群書，兼通佛理。明崇禎年間(1628～1644)，以副榜貢生入京都，卒無所就，專攻歧黃之術與佛典。明亡以後，剃度出家，往來于靖安(今屬江西)與豫章(今江西南昌)間。後來重新蓄髮業醫，寄居江蘇常熟，終生獨身，始終奉持佛理，行醫時「通禪理，其醫往往出于妙語」。一生致力于《傷寒論》與《金匱要略》的研究，晚年著有《尚論篇》《醫門法律》和《寓意草》，對傷寒論治多有已見。特別是所著《醫門法律》，結合臨床病症，正面闡述辨證論治的法則(即稱「法」)，並指出一般醫生在辨證論治中易犯的錯誤，揭示禁例(即稱「律」)，故以「法律」名之。在此書中，喻氏對秋燥的論治，多有新見。又有程國彭居士，清初天都(今屬安徽)人，字鍾齡，號普明子。少時即皈依佛門，且研習歧黃之術。而後，一生奉佛、行醫兩不誤，著有《醫學心悟》《外科十法》等。此二書既有理論闡述，又有經驗效方可鑑，至今仍有「是較有影響的臨床醫學書籍之譽。③ 進入近現代以後，直至今日，中國佛教徒在醫藥科技領域中，更是賢者數見，多有建樹。著名居士丁福保(1874～1952)，字仲〓，別號疇隱居士，原籍江蘇，出生于無錫。居士于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入蘇州東吳大學堂攻讀醫學和數學。次年轉至上海學習日文。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讀及釋氏語錄，開始學佛。清宣統元年(1909)，居士受兩江總督端方特派為考察日本醫學專員赴日。歸國後，即皈依佛門，實行素食。辛亥革命後，長居上海，致力于弘揚佛教事業，以行醫為職業。從1912年開始編纂《佛學大辭典》，歷時十載，方才出版。與此同時，居士對醫學科技貢獻突出，先後翻譯日本醫校講義《解剖學講義》《組織學總論》《胎生學》等，凡數十種，輯為《丁氏醫學叢書》。此舉對中國醫藥科技影響不小，今人評之為「此為日本醫學輸入中國之始」。④而後，居士相繼主辦《國藥新聲》《醫學世界》等刊物，編著出版《醫界之鐵錐》《新本草綱目》《化學實驗新本草》《食物新本草》《漢藥實驗談》《中外醫通》《歷代名醫傳略》等數十種醫學書籍。居士主張醫藥技術當中西匯通，但不能牽強附會，而要從臨床治療著手，采用「……每一病名，詳列中西經驗各方，使閱者知某病用中國方某藥，用外國方則為某藥，將上下數千年，東西數萬里，扦格不通之處，融匯而貫通。」正是這樣，居士在佛學及醫藥科技都有不凡建樹，所以直至今日仍有「丁氏晚年潛心內典，樂善好施。他的一生譯著豐富，對清末中國醫學和文化，有一定影響」的評價。⑤江西南昌的姚國美居士(?～1952)，青年時體弱多病，後在廬山得高僧施醫舍藥，並授習禪之法，而後病情好轉，轉而皈依佛門，業攻醫術。十多年後，以虔誠奉佛，樂善好施，全力維護千年祖師道場〖CD2〗南昌佑民寺，弘揚正信，抵制外道，而得僧俗兩界讚賞。同時，醫道業精，擅長內科與兒科，活人無數。創辦江西國醫學校，為培育人才，竭力盡心。由于醫術高明，深得患者信賴，至今南昌仍有當年病者所傳「病家找了姚國美，無治醫了心也甘」之諺語。上海陸淵雷居士，曾任上海中醫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他融通中醫和佛教理論，認為內臟如有病，在精神狀態上會有所表現。進而總結提出「五臟病相」學說，⑥對豐富中國傳統醫學寶庫很有意義。福州開元寺提潤法師，出家數十載，兼通各大宗派教義，堅持禪淨雙修，刻苦修持，同時，精通岐黃之術，擅長用中草藥治療癌症，救活許多被大醫院判斷為無治的病人。法師先後應請到香港、泰國等應診，有「西來活佛」之譽。⑦ 誠如前述，自古至今，中國佛教徒慈悲濟苦，普渡眾生，以醫弘法，在醫藥科技建樹非凡，為世人景仰。
二
長期以來，眾多中國佛教徒奉「慈悲為懷」為圭旨，廣種福田，建橋修路，開渠造堰，功德無量。于此之中，在建築及水利諸領域科技建樹出眾，典型事例甚多。僅據清同治年間版《泉州府志》記載，泉州歷代造橋260余座，宋元之間僧人參加建造的就有60多座。宋紹興八年(1138)，釋祖派、智淵等與鄉紳黃護等共同建造平橋。竣工之後，鄉民在橋亭上鐫一聯，云「世間有佛宗斯佛，天下無橋長此橋」。由此可見佛教徒對此橋建築所做貢獻。在建橋施工中，廣大佛教徒發揮聰明才智，于建築科技中大顯身手。宋代，福建妙建和尚主持建造下津橋，當時江面寬有110丈，在缺師可求、無例有鑑的情況下，妙真和尚手指口授指揮施工，使工程圓滿完成。雖然今天無法了解當時施工的詳情，但事實已證明妙真和尚于橋梁建築科技中身手不凡。 在佛教徒主持建造的眾多橋梁中，影響較大，工程複雜，保存時間長的例子有許多，廬山觀音橋可為典型之一。此橋建築在風景秀麗的廬山南麓，橫跨在棲賢谷的峭壁石峰中的三峽澗上。橋西有棲賢寺，故又稱棲賢橋。此橋建于北宋祥符七年(1014)，長19.42米，寬4.33米，高10.67米，系單孔卷拱結構。拱圈由七行長方形，每塊重約一噸的花崗岩石並排〓成，每行各有橋石15塊，全橋共計橋石105塊。橋卷篷行刻銘文云「維皇宋大中祥符七年〓歲次甲寅二月丁已朔建橋〓上願皇帝萬歲〓法輪常轉〓風調雨順〓天下民安〓謹題」；兩側拱圈分別鐫有「福州僧德朗勾當造橋」、「建州僧文秀教化造橋」，以及「江州匠陳智福、弟智海、智洪造橋」等字樣。觀音橋竣工通行迄今已有千年歷史，其中經歷了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明嘉靖元年(1522)、清宣統三年(1911)等數次地震，以及千年的風襲雨蝕，至今仍屹立在危岩深潭之上，除橋面曾在清末和新中國成立後略加修繕外，其他構件均為宋代原物。現在還是棲賢寺、太乙村等景點及周圍村民通往星子縣城南康鎮的必由之路，並可以通行載重5噸以下的汽車。這座由僧人勾當、教化，由能工巧匠施工完成的石橋，之所以能歷千年而不壞，拿今天的話來說，在建造上有很高的科學技術水平。 首先，觀音橋選址很為精當。此橋址選在整個三峽澗中最窄的地段，且比較平直。這樣，不僅縮短了橋長，而且澗水流向較為穩定，自然減少水流對橋的沖擊。特別是兩均為變性岩石。施工采取橋台直接砌築在基岩上的處理，因而承載能力較強，不會產生荷載沉降，性質穩定，抗風化，因而至今基本上無風化剝蝕。其次則是此橋結構設計精巧。全橋為半園形拱橋，應力分散，且直接傳輸至橋台的基岩上。同時，拱圈、橋石全部選用強度高，耐風化的花崗岩，按設計確定的長、寬、厚和弧度都配合和諧，絲絲相扣，有天衣無縫之妙。橋石造型有母、子之分，母石略呈弧形的條石，兩端各鑿有一方凹形榫槽；子石體重與母石相同，但兩端各有一個與母石方凹榫槽相嚙合的方形榫頭。全橋橋石以子、母石榫頭、榫槽相互嚙合〓成拱圈，七列拱圈相銜成拱列。而後，在相鄰的拱列之間澆入生鐵水，待鐵水冷卻後將其緊扣成一座牢固無比的橋體。從中國仍至世界橋梁建造史來看，觀音橋所采用的結構設計十分罕見，有著很高的科技水平。正因為這樣，觀音橋自宋迄今近千年，保存完好，得到世人好評。古代名人蘇東坡、黃庭堅等多有詠誦。民國方志專家吳宗慈在所纂《廬山志》中譽曰「我國千年前之工藝已臻此境，今歐美人士游此者常稱之。」當代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親臨考察後，讚之曰此橋充分顯示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高超的建築技術，是「南國橋梁建築史上的一顆明珠。」國家有關部門對此橋的保護十分重視，1957年即將其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1年7月17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由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等陪同，親自來到觀音橋上，仔細察看後，高興地說：「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古代勞動人民有崇高的智慧，有高度的造橋技術，值得我們研究。」 如果說廬山觀音橋以其結構精巧，選材精當而堅固不壞著稱于世，那麼四川大朗堰則以其肇建之艱，惠福之遠廣而名聞天下。大朗堰，又稱「大朗渠」，指四川雙流縣自溫江劉家濠所辟導金馬河水至雙流縣內鳳橋合沙滓河的一條渠及諸堰。是堰的修建，始于清順治十六年(1659)，主持者乃雙流縣三聖寺住持大朗和尚。大朗和尚(1616～1689)，渝州人(州治在今重慶)人，俗姓楊，出身于書香門第，自幼飽承家學，稍長以諸生入邑庠。中舉未幾，因戰亂家室被毀，憤而往梁山雙桂堂禮破山禪師為師，剃度出家，法名大朗，法字今璽。順治十六年(1659)，應雙流知縣袁景先之請駐錫三聖寺。晉院之後，在主持法務的同時，關心百姓疾苦，目睹縣內數萬畝地旱缺水，向袁景先提出從溫江劉家濠開挖一渠，引金馬河水灌溫、雙、新三縣，將數萬畝旱地改為水田。此舉得到允肯，但官府無資可助，大朗即以為民興利之心，登芒鞋，戴斗笠，背挎緣簿，一面勘測線路，察看地形，審度水勢，繪制草圖多份，以為開鑿之計劃。同時，所到之處，向民眾宣傳興修水利的可行和受益規劃，並且募集錢款。開工之後，大朗和尚乃結廬金花橋畔，每日在工地上指揮施工，夜則在燈下織草履，每夜六雙，以贈民工，為此在廬屋門口懸聯「貧衲別無相助力〓草鞋無價任君穿」。順治十七年(1660)，新渠竣工，主渠可灌溉雙流農15000余畝，其支流設堰19道，灌田8300余畝。百姓為頌其德，名此渠曰大朗堰。到清光緒四年(1878)，丁保楨督川，溫、雙、新三縣百姓，聯名呈請川督轉奏朝廷為大朗和尚請求封贈。丁氏順應民心，轉投朝廷，封大朗和尚「靜惠禪師」之號。大朗和尚以超人的智慧，倡議、組織開辟新渠，變萬畝旱地為良田。此渠至今仍惠福于民，大朗和尚之功德不可沒也。
三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由于與印度國情相異，中國僧眾多自食其力，自生自養。到唐代，百丈懷海禪師制訂「百丈清規」後，作為中國佛教一大產物「農禪並重」盛行于叢林之中。為了自養，僧眾們對農林科技的探討日漸加深，所創造的成就也相當可觀。 誠如常言所說「天下名山僧占多」，中國佛教徒特別是出家眾多居山林修行。為了生計，僧眾們在認真修持的同時，開荒墾地，植樹種田，廣開門路，以求自養。一方面，西域僧人來華傳法與中國僧人西行求法之時，都攜來不少原生西域的珍果異蔬，移植中華，獲得成功，並予推廣。從現存的文獻看，波菜、思惟樹、訶黎勒、波羅蜜、莎羅等都是由西域引種而來的。 另一方面，在長期的生產自養中，為了推廣門路，廣大僧眾有意或無意地將不少山林野生植物加以馴化、培育，改造成為良種，而後又大力推廣、傳播。改進加工技術，提高其質量。茶葉則是其中突出的一種。 茶與佛教徒有著很密切的關系，對他們中的有些人來說已經是每日不可少的飲用品。然而，最早的茶葉大多都是野生的。據清康熙年間版《廬山志》記載，早在晉代，慧遠法師駐錫廬山東林寺前，廬山僧人就已經攀懸崖，登峭壁去采摘那些生長在峭壁萬尋，幽岫窮崖，人獸兩絕地方的野生云霧茶。到唐宋時期，栽培云霧茶已成為廬山各寺院僧眾的重要手藝活與謀生手段。當時僧眾「取諸岩壁間，撮土種一二區。然山嶺高峻，叢極卑弱，歷冬必用茅苫之，屆端陽始果，焙成。」⑧由此可見，當時僧人已懂得為茶樹越冬的人工保溫技術。經過歷代僧人的辛勤培育，廬山云霧茶終以其色綠、清香、味醇而名揚天下，成為茶中珍品，至今享譽不衰。與廬山云霧茶相似的還有湖北荊州玉泉寺所產仙人掌茶。此茶原為生長在寺院附近山洞中不邊羅生的一種茗草。經玉泉寺真公和尚采集曝制，使「枝葉如碧玉」，「清香滑熟，異于他者」的茗草，成為「拳然重疊，其狀如手」的茶葉珍品，名曰「仙人掌茶」。當年詩聖李白從其姪釋中孚處得此茶葉後，讚嘆不已，當即寫下《答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詩並序》，譽之曰「根柯灑芳津，采及潤肌骨。從老卷綠葉，枝枝相接連。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舉世未見之，其名定誰傳。」⑨ 此外，廬山僧人引種、馴化瑞香也是一例。瑞香，本是廬山錦繡谷一帶深山老林草莽里野生的一種異花，花紫而香烈，比其他花卉香味更加濃郁，但卻稀少難覓。後經廬山東林寺和尚與太平觀道士「聞其香，尋而得之，栽培數年則大茂」。品種有了進化，香郁濃遠不變，形態更加漂亮，直到今天仍列為南昌市市花。 在中國佛教徒移種改良植物的例子中，更值得一書的是當年杭州錢塘寺僧人為了將長安的牡丹引種回浙江，「時春景方深，僧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種之也。」這里的油幕覆其上與今天盛行的大棚育種當有異曲同工之妙，其科技成份之高令人讚嘆。 長期的農禪生活，使禪僧眾們對寺院周圍的自然環境十分注意，注重植樹造林，把森林的榮悴與寺之興廢視為休戚相關。廬山南麓萬杉寺之名則是由寺周植有萬株杉樹而得。是寺初名慶云禪院，北宋景德年間(1004～1007)，大超和尚主持法席，矢志不懈，數年間率僧眾在寺周植杉萬株。到天聖年間(1023～1032)，是寺已是「門前松經深，屋後杉色秀」而聞名四方，並因此而得賜名「萬杉寺」。 從現存史料看，歷代僧眾致力植物造林，不僅為備材用，而且早在唐代就已經有了今天所說的「環保意識」，懂得通過植樹造林以保持水土，防御自然災害。唐代泗州(今屬江蘇)開元寺明遠和尚就是一例。當年因「淮泗間地卑多雨潦」，泗州「歲有水害」。後來，泗州開元寺明遠和尚與郡守蘇遇等察地形，辨示因，制訂「于沙湖西隙地創避水僧坊」，同時在寺周「植松杉楠檉檜一萬木，由是僧與民無墊溺患」。10可以說，明遠和尚當年的這種植樹以保持水土，改善環境的認識是很有開創性意義的。
四
天文學是一門極為古老又涉及面很廣的學問，佛經中對此早有論及，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佛教徒對此的探討與實踐更是不乏人才，創有不凡建樹。早在晉代，廬山沙門釋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謂之蓮花漏。」11此蓮花漏每日所報十二時分很為準確，與「晷影無差焉。」 到唐代，一行和尚在天文研究與實踐上更是一鳴驚人，成就豐碩，名垂青史。一行和尚(683～727)，唐代巨鹿(今屬河北省)人。俗姓張，名遂，出身于顯宦世家。自幼聰慧超群，雅好經史，有老成之風，且有過目成誦之慧，得「顏回再世」之譽。青年時即有志于歷象陰陽五行之學，聲名大振。21歲，為避武三思籠絡糾纏，至荊州(今屬湖北省)禮景禪師為師，剃度出家，法名一行。後往嵩山(今屬河南省)依止普寂禪師，參禪習定。再赴浙江天台山國清寺，得聞有禪師傳授算法。唐文明元年(684)唐睿宗即位後，獲悉一行和尚才華出眾，詔洛陽留守韋安石聘之進京，一行以患病而謝絕，轉而回荊州當陽從悟真(號真纂)律師習律，深入毗及，曾采集律部及諸經論中之要文，輯成《攝調伏藏》十卷。唐開元五年(717)，一行和尚被召進宮，即以過人的記憶，得玄宗讚為「聖人」，並留在宮中，為之定國是而咨詢。一行和尚所言安國撫人之道，大都能切中要害，深得玄宗欣賞。在長安期間，一行和尚禮印度高僧善無畏、金剛智為師，學修密宗，潛心鑽研，受金剛智秘密灌頂，並協助善無畏譯出《大日經》《蘇悉地羯羅經》《蘇婆童子經》等經典。又記錄善無畏講說，撰成《犬曰經疏》。以其對密宗修持的精深，獲後人尊為密宗五祖之一。 唐開元九年(721)，自麟德二年(665)開始使用的「麟德歷」預報日食失誤，玄宗即命一行和尚「考前代諸家歷法，改撰新歷」。受命之後，一行和尚自感責任重大，不能僅對舊歷進行簡單增改，而要在實測日月五星運行數據後進行新編。為完成此項重任，一行和尚率匠人先後制成黃道游儀和水運渾天儀等。黃道游儀專門用來觀測日月星晨的位置和運行情況。通過用黃道儀的觀測，一行發現在一年之中太陽的運行速度並不是始終如一，春分、秋分前後均平，而其他時間則時快時慢，冬至最快，夏至最慢。這就為制定歷書提供了重要依據。同時，一行又用黃道儀對150多顆恆星進行長期定位觀察，對二十八宿天體北極的度數進行重新測量，發現恆星並不是絕對的恆而有自移。這一發現，比西方天文學家喻雷早了一千多年。水運渾天儀是采用水推動齒輪系統使之轉動，上有天、日、月三個標識。天球每晝夜轉一周，日標環每晝夜轉一周並沿黃道行一度，月標環每27天半沿白道轉一周。不僅如此，更為精巧的還是此儀上裝有二個小木人，其中一人每刻擊鼓一次，另一個則于每辰撞鍾一響。這樣既能報時告刻，又時刻體現朝鍾暮鼓的寺院生活，體現佛教從鍾鼓警策迷誤之人的慈悲精神。水運渾天儀構思精巧，結構嚴密，得後人譽為世界上最早的鍾表。直到近代，世界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第四卷)中，對此儀做了專門記述，稱「中國在許多世紀以前，就已有了裝另一種擒縱器的水力傳動機械時鍾」，這比西方到公元1370年方面世的威克鍾早了6個世紀。 在完成黃道儀和水運渾天儀的制作後，唐開元十二年(724)，一行即與太史監南宮說組織指導人員在全國范圍進行大規模天文觀測和大地測量。所測地域，北起蔚州鐵勒(今山西靈立)，南達交州林邑(今越南境內順化附近)，全長近8000里。他們在這條經線上，分設12個觀測點，觀測當地冬至與夏至時日影響的長度和北極高度。其結果表明南北兩地相差351里80步，北極高度差一度。當然，這一結果與今天用現代科學儀器所觀測結果相較誤差不小，但這卻是世界上第一次關于子午線的科學實測，比起西方的相同觀測，早了90年。 在上述觀測結束後，一行即于開元十三年(725)開始制定新歷，三年後52卷初稿告竣，取易經系辭「大衍之數」而名曰《大衍歷》。此歷制訂嚴謹，定日很為準確。在此歷的編制中，一行根據大量觀測資料，在劉焯制訂《皇極歷》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了定氣的概念，按不等的時間間隔安排二十四節氣，計算時將等間矩推廣到不等間矩，建立了不等間二次差內插法。同時，一行第一個把「齊同術」用于歷法計算上。 然而，正當一行和尚完成《大衍歷》的初稿後，自己卻圓寂于臨潼新豐。其後，玄宗又詔張說、陳玄景為《大衍歷》續編《歷數》《略例》等內容，並于開元十七年(729)頒布施行，一直到寶應元年(762)，方被《五紀歷》所替代。一行制訂的《大衍歷》包括有平、朔、望和平氣、七十二候、太陽和月球每天的位置與運動，每天見到的星象和晝夜時刻，日食、月儀表和五大行星的位置等，內容廣博，數據準確，所以今天《辭海》仍稱其是唐代一部先進的歷法，歷代歷法家都采用這種格式編歷。 當然，作為一個僧人，一行和尚在致力于天文學探討與實踐，特別是編纂新歷的同時，對佛法的修持堅持不懈，深入《藏經》，于禪、律多有見解。一生勤奮著述，留有天文與佛學著述《宿曜儀軌》《梵天火羅儀軌》《七曜星晨別行法》《藥師琉璃光如來消災除難念誦儀軌》等各一卷。又與弟子慧覺共撰《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四十二卷。這樣，一行和尚以其在佛學及天文學、數學的不凡建樹，得到世人景仰。玄宗更是對其十分欣賞，在其圓寂後諡號「大慧禪師」。 綜上所述，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周年中，眾多的中國佛教徒在虔誠奉佛，認真修持的同時，在科學技術領域中多有探討與實踐，並留有許多不凡建樹。然而，由于歷來寺院多在山野之中，有許多科技成果不為世人所知，或知而不覺，不得重視。加之天災人禍，資料散佚，所以自古至今未見有這方面的專門著作。筆者自知自己所知有限，資料不全，但感到有必要對此加以探討，以展其歷史之本來面目，力求正確、全面地評價與認識歷代中國佛教徒對科學技術所做貢獻，以澄清世人對佛教及其教徒的誤解與偏見。同時在世紀之交的今日，中國佛教面臨著新的挑戰與機遇，我們要以史為鑑，光大前賢功德，以激勵廣大佛教徒特別是青年佛教徒認識肩負的歷史重任，發揚傳統，開發智慧，適緣探討與實踐科技，為進一步搞好生產自養，拓寬路子，也為再創中國佛教的輝煌，做出應有貢獻。
注： ①陳邦賢著《中國醫學史》，上海書店1984年出版，第74頁。 ②③④⑤俞慎初著《中國醫學簡史》，福建科技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96、347、373頁。 ⑥蔡惠明撰《佛教與醫藥》，刊《香港佛教》，第364期，1990年10月。 ⑦遠帆撰《提潤法師在海外宏法利生》，刊《香港佛教》，第358期，1990年3月。 ⑧見《周必大後錄》。 ⑨見《李太白全集》卷19。 10白居易撰《大唐泗州開元寺臨壇德徐泗濠三州僧正明遠大師碑銘并序》，見《全唐文》卷678。 11梁·慧皎著《高僧傳》卷六·釋道祖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