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三要」是都市佛教的發展方向(劉元春)

「三本三要」是都市佛教的發展方向

劉元春

　　隨著社會城市化發展，都市佛教的意義將越來越重要，其作用和影響也將越來越大。都市佛教能否健康地發展，關系著佛教的整體發展。那麼，都市佛教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什麼呢？或者說，目前佛教界應該關注什麼樣的現實問題、建構什麼樣的發展模式呢？

　　當然，與其他宗教一樣，佛教界關注什麼、如何發展，都必須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相適應，符合國家有關政策和法規要求，更應該有利于人類社會的和平與發展、文明與進步。這是都市佛教發展的社會前提。目前，黨和政府已經為宗教營造了發揮積極作用的政策保障與社會氛圍，思想界、學術界也在不斷提出科學求實的理論觀點，推動宗教界積極發揮有益的作用。2001年12月16日，《深圳特區報》發表了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潘岳先生的《我們應有怎樣的宗教觀——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一文，比較權威地論證了「宗教的特殊功能」等有關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他認為，「在經濟與科教飛速發展的今天，宗教並沒有消亡，其原因在于宗教對于人類社會生活有著科學與物質財富無法替代的特殊功能」。關于宗教的「無法替代的特殊功能」，他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心理功能。人不僅是物質存在，也是精神存在；不僅是理性存在，也是情感存在。壓力與困惑，幸福與快樂，都是心靈對現實的主觀反映。很多人對人生的種種不幸與壓抑，需要通過宗教的途徑來求得慰藉。在今天，宗教顛倒的幻想形式里有著美好內容，宗教的自律與操守，更是其服務社會主義的切入點。

　　其次是道德功能。宗教曾在理想主義普遍失落、功利主義到處泛濫時期，是一種保持信念道德的精神生活方式。社會不能沒有法律，更不能沒有道德，法律與道德如鳥之兩翼，缺一不可。道德是法律的基礎，防患犯罪行為于前；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懲罰犯罪行為于後。宗教勸人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響社會生活最重要的功能。一個民族的精神產生于文化，文化的靈魂體現于道德，道德的支撐在于信仰，而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不要簡單排斥宗教道德的合理成分，特別是對宗教價值倫理觀中的和平平等、棄惡從善等等，我們都要尊重。

　　第三是文化功能。在許多以宗教為文化傳統的國家中，抽去宗教就等于沒有文化。中國文化也是如此，如佛教三大石窟和道教永樂宮壁畫，如中國語言中的「世界」、「實際」、「體會」、「覺悟」、「平等」、「解脫」、「想入非非」、「不可思議」、「燃眉之急」、「回頭是岸」等等，都產生于佛教。宗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又要吸收我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使之更好地服務于當代社會。「宗教是文化」的理念，將使人們更全面地理解宗教的豐富內涵，為信仰者、研究者、管理者提供互相合作的舞台。

　　除上述功能外，宗教還兼具服務、公益等多種功能。

　　他認為，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人文主義精神占主導，國家長期實行君主專制，使我國政教關系有別于他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政治文化傳統使一切不是政治形態，而是社會文化形態，佛、道二教在中國歷朝歷代一直是社會穩定的因素和力量。在中國宗教的發展史上，道教是土生土長的，佛教是請進來的，伊斯蘭教是傳進來的，基督教是打進來的。就外來宗教與中國文化融合程度而言，佛教最為成功。

　　作者論證的目的，是依據「三個代表」思想，強調「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率先與時俱進」，為了「以新型的執政意識重新審視宗教功能，以理性的管理方法去解決迫在眉睫的政教難題，以現代的思想理念去研究科學合理的政教關系」，從而「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也就是說，作者論證的觀點是從執政者、管理者的角度提出來的。儘管有關論述並不一定全面和完善，也不是針對某一種宗教的，但是佛教(都市佛教)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應該重視和發揮有關的社會功能，那是毫無疑問的。

　　根據佛教的特性，都市佛教未來發展方向，可以概括為「三本三要」。

　　所謂「三本」，也就是在都市佛教未來發展中，必須固守的根本。分別為：

　　(一)終極關懷，信仰之本。

　　終極關懷是任何宗教的最基本特質，是宗教發揮持久魅力的根本所在，是宗教信仰的精神內核。著名學者王雷泉先生認為，宗教不解決任何人生、社會的實用問題，宗教是解決人生終極問題的。人兼具動物性、社會性和超越性，可以下墮為畜生，也可以提升為聖賢，而人之所以為人，在于人有永不滿足的精神追求，不斷地超越自己的自然、社會層面，使相對、有限、有缺陷的存在趨向絕對、永恆、完美。對社會來講，宗教提供了一種宣洩和解毒機制，從而維護著社會安定和精神生態平衡；所以，宗教不僅是個人的精神家園，也是整個社會的精神公園。宗教的超越性給人生和社會提供了終極的價值標準，無用之用才是大用。(馮林主編《21世紀中國大預測·下》頁749，改革出版社，1996年12月版)所言極是！

　　生命何去何從，生存的理想形態和生命的最終價值是什麼，時時縈繞著人們的心靈。這實際上是關于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大問題。不論是唯物主義哲學，還是唯心主義哲學，都在探討這個問題。被劃為唯心主義的宗教「神學」，也都利用各自的方式試圖解答人們有關的困惑，當然，也都依據各自的理論體系賦予了「神聖性」色彩。所以，提及宗教的終極關懷，現代一般人往往視之為「神秘」或「迷信」。不錯，從歷史的維度看，「神」與「聖」等是宗教或神學的語言，古代社會那種對生命神聖性的體驗曾經采取過宗教體驗的形式，關于人生、生命的價值等問題的解答和理論建構，也確實表現出更多的神秘化或者迷信的特點。由于理性、科學時代的沖擊，宗教的神秘性逐漸淡化。在西方，人們曾經在人本主義思潮和現代化進程中，提出「上帝死了」的口號，似乎現實功利主義就可以滿足人類的一切需求。事實卻相反。即使在東方社會里，由于極端的「理性主義」追求，在科學技術和物質生活日益發達的背景下，卻不斷地出現信仰危機與人生迷茫，在感官刺激不斷滿足的同時，帶來了嚴重的精神空虛。也就是說，人類沒有了信仰的支撐，反而日益失去了尊嚴和幸福。

　　正如弗羅姆在《為自己的人》(頁184，三聯書店，1988年版)中所說的一樣，「過去反對信仰，是為了解脫精神枷鎖，是反對非理性的東西；它表現了人對理性的信仰，表達了人根據自由、平等、博愛原則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的能力。今日缺乏信仰則表現了人的極度混亂和絕望。」缺乏對生命和自身人生價值的深刻認識與體驗，沒有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從「什麼都不信」到「什麼都信」，從絕對的自我(自私自利)到自我的最終消失(喪失人格)，「下墮為畜生」，乃至精神迷亂——這已經是當代社會的通病了。

　　未來社會，特別是在現代化發達的都市里，人類的生活方式將越來越信息化、自動化，生產力的極大提高將給人充裕的閒暇和空間。但是，其結果是人類越來越生活在「虛擬」的人造世界里，隨著空間距離的「貼近」，活生生的心靈將被「機械化」，精神空間卻要「壅塞」。這樣，人將在人造的世界里被奴役或異化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大。因此，人類需要重新構築精神家園，來確立生命的價值和生存的意義。所謂精神家園，是精神和心靈始終離不開的依托，是超越物質層面上的堅定不移的精神追求的目標和人生努力的方向，失去了它就使人生漂泊無助、迷失沉淪。在宗教，它就是終極目標、終極關懷。終極目標是社會群體倫理生活的根，它賦予生活方式、理想追求的價值意義，使社會道德行為成為個人自發的、主動的、神聖的、持久的、美好的、無限的，而且讓道德行為者超越世俗、超脫人生。

　　佛教從對現實社會人生的現狀考察開始，探究並引導人們去直接體驗、徹悟人生萬象的實質，然後樹立涅槃寂靜與大乘般若的終極理想，來印證生命的最高價值。為眾生構築美好的精神家園，賦予最高的價值理念，是佛教信仰的根本。

　　(二)人格高尚，修行之本。

　　信仰是對人類精神追求的整合與陶冶，其根本目的是塑造出高尚的人格。人格就是人與其他動物相區別的內在規定性，是個人做人的尊嚴、價值和品質的總和，也是一個人在社會中形象和作用的統一，體現出一定的行為傾向和生活態度。人格是一種複雜的社會文化現象，是人的各種心理的、外部的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它既是社會文化氛圍所造就的，也可以影響甚至改變社會文化趨向。在一定的社會群體中，任何人都有不同于其他人的特有的人格形象，有正常與異常、高尚與低劣之分。人們一般根據一個人的社會道德行為的意義，來劃分人格的高下，而社會發展要求是改變低劣的，塑造高尚的，讚嘆那些對社會具有積極意義的高尚人格。

　　人格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孤立的，它最終以社會普遍的道德標準來評判。在中國傳統的文化理念中，成賢作聖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國為民，大公無私，乃至奉獻一切。用現代的標準看，理想的人格，必須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促進社會文明的健康發展，造福于全人類，崇高而神聖。一切優秀的文化和美好的理想，最終都要靠眾多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去實現。所以，人格體現著一定的信仰理念，是信仰活動的關鍵。

　　佛教修行，就是塑造人格的過程。比如，《華嚴經》中提出了塑造崇高人格的基本條件，要經歷嚴格的精神修煉和社會實踐：堅定的信念(十信)，堅毅的心志(十住)，切實的實踐(十行)，恢弘的胸襟(十迴向)，高尚的境界(十地)。大乘佛教推崇菩薩精神，反對只追求個人解脫的小乘思想，而號召人們做菩薩，直至成佛。佛的本義就是富有智慧的最高尚的人格形象，是眾生學習的精神楷模。佛教修行的最高層次，應該是個人人格被社會普遍地承認。

　　(三)輔助弱勢，化俗之本。

　　社會現實的苦難，以及人類乃至所有眾生界存在的不平等、不合理、不圓滿現象，正是佛教創立的基本出發點。對社會現實消極面的體察與批判，並積極尋求解決的辦法和途徑，是佛教的本色和職責，也正是佛教生命力之所在。

　　佛陀反對當時印度社會不合理的種姓制度，深切同情被壓迫而處于弱勢的群體，閃耀著人性真善美的光輝。在佛陀《本生經》里，諸如舍身飼虎等等故事，不僅反映出眾生平等的思想，而且顯示出扶貧救弱的價值取向。大乘佛教精神，更是進一步的升華。

　　目前世界存在著嚴重的兩極分化，已成為社會動亂、戰爭的根源。弱勢群體分布在各個社會階層，雖然有相對性差異，但是其結果都是一樣的，造成相關人群心理的、精神的、權益的、生存狀態的不平衡，導致社會體系的瓦解，和平安寧的破壞。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矛盾，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加之相關社會保障體制尚未建立和完善，可能會不斷加劇。尤其是在開放的國際大都市里，必須高度重視。那麼，作為以救度眾生為己任的佛教(也包括其他宗教)，應該從理論到實踐，都要關注和輔助弱勢群體。化世導俗，最重要的是「雪中送炭」，不論是精神上的鼓勵，還是物質上的幫助。這是都市佛教界信仰活動中應該、也能夠堅持不懈的方向。

　　當然，談到弱勢群體，人們往往把它限定在物質生活上貧困的人群，而忽視了精神生活層面的弱勢群體。前者是硬性的、明顯的，後者卻是軟性的、隱性的。但是，貧困的人，不一定精神弱勢，甚至充滿了朝氣，也不一定必然需要救助；相反，生活富裕的人群，卻存在著嚴重的精神疾病，處于需要關懷和精神救助的弱勢地位。根據調查，在發達的大都市里，富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中，由于社會、工作的壓力，普遍存在著精神抑郁症，所引發的比如自殺等社會問題不斷增加。所以有人預言，21世紀是精神疾病流行的世紀。在都市佛教發展中，在盡力而為地幫助社會救助貧困者同時，更應該關注精神上的弱勢群體。這正是佛教發揮特長的機會。

　　所謂「三要」，就是為了能夠固守根本，起到應有的社會作用，必須處理好的三個重要問題。它們是：

　　(一)媚俗與庸俗化問題。

　　主要針對都市佛教活動中本末倒置的不良現象。

　　國際大都市是開放的移民城市，多元文化並存，社會階層複雜。因此，不同階層和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素質的人群，對精神信仰的需求是不同的。複雜多變的信仰心理，形式不一的活動要求，的確為都市佛教提出了多種信仰要求和難題。比如激烈的生存競爭、緊促的時間安排、變化的生活環境、眾多的精神誘惑等等，都使都市信徒難以適應冗長的宗教活動、固定的活動時間、嚴格的飲食要求、清淨的行為自律，他們對信仰活動具有「變通性」要求。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宗教信仰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對不同社會人群的不同生活信念進行引導、淨化、整合、升華，要化導世俗，而不是被世俗所化。這就是「化俗」還是「俗化」的問題。上面講到的終極關懷，就是要通過對人生理念的規范引導，確立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生命價值，達到化世導俗的目的。

　　佛教是主張「隨緣」、「入世」的，根據眾生機緣和社會環境，去教化引導。但是，必須作到「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隨緣是方便手段，不變是根本和目的，不變的是佛教的精神和特質。然而，佛教界存在一些糊涂認識，人們需要什麼就給什麼，喜歡什麼就滿足什麼；社會流行什麼就讚嘆什麼，社會有的都要有……佛門似乎成了自由市場，什麼都吆喝，什麼都買賣，弘法者宛如小商販，廉價出售「商品」！結果，假冒偽劣充斥「市場」，既坑害了「消費者」，也毀辱了自己的聲譽。因此，目前社會上一些人有意無意地把佛寺只看作旅游場所，不是沒有道理的。

　　人類對生命終極意義的關懷是永恆的。佛教敢于對現實生活狀態進行切實的評判，保持一種無私無畏的批判精神，也是最值得推崇的道德風骨。不能保持和宣揚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體信仰，大搞相似佛法，媚俗與庸俗，正是佛教衰落的歷史教訓，被社會輕賤的直接根源。

　　(二)浮躁與貴族化問題。

　　主要針對都市佛教個人修行中的奢靡風氣。

　　大都市的商業化氛圍，勾起人們的欲望，光怪陸離的生活方式，也容易教人心猿意馬。有人評價過去上海的商業化特點，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上海人開始逐步遠離自然經濟的生存方式，市場成為人們生活存在的必要前提；二是上海人的心理和生活方式趨向奢靡，行為「往往逾制」，沒有嚴固的心理束縛和禁錮。(尹繼佐主編《2002年上海社會發展藍皮書：城市管理與市民素質》頁39，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2月版)也就是說，都市商業化發展使人們漸漸拋棄了淳樸節儉的良好生活習慣，追求個人主義的奢靡生活方式，缺乏自律，甚至腐化墮落，使信仰和生命被銅臭氣污染。

　　佛教信徒，特別是出家人，從自然屬性上講，也是普通的個體人，他們當然有七情六欲，也有追求富足生活的權力。而且，佛教並不反對現實生活水平的提高，反對苦行和極端禁欲還是佛教創立的思想基礎之一；相反，佛教關于極樂世界的描繪，實際是鼓勵人們追求健康美好的富足生活，充滿了樂觀向上的現實主義風貌。所以，佛教不是消極避世的。沒有對美好生活的憧憬與創造，就不會有持之以恆的信仰動力。但是，佛教認為淡化對物質生活的過度追求(貪欲)，有利于精神品位的提高，進而有利于超脫物累欲縛，減少精神的沉淪、社會的爭斗、生命的貶損。因此，佛教利用嚴肅的戒律，節制信徒以及眾生的欲望，要求擔當「人天導師」的正法主持者們樸素節儉，體現出一種生活價值理念，昭示著一種高尚的生活情趣。「超凡脫俗」不是一句空話，是要付出代價的，而得到的將是思想的弘揚與品格的提升。

　　可惜，佛教界一些人越來越在形象上下工夫，一擲千金，擺闊斗富，金縷玉衣，龍床高臥；上行下效，追名逐利，嫌貧愛富，聚斂錢財，殿宇高廣；……「修行人」成了爆發戶，「人天導師」家財萬貫、俗不可耐，還要裝腔作勢、附庸風雅！——都市佛教中，佛教徒的淺薄、浮躁和生活貴族化傾向，已經成為社會批判的焦點。其實質隱含著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淪喪。回想歷史上「三武一宗」法難的內因，就是僧眾生活的腐化與墮落，才授人以柄的。

　　(三)勢利與冷漠化問題。

　　主要針對都市佛教徒社會責任中的道德缺陷。

　　人的道德行為與一定的社會風氣是密切關聯的。新的時代，都市人有了新的精神面貌。但是，即使談到道德風尚已經今非昔比的上海人，不少人還認為其市民素質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是自我意識增強了，但是公共意識還不足；二是公益意識還不足，對于困難人群，有些人還有漠不關心的現象；三是創造、創業和創新意識還不足，不敢冒險，容易安于現狀，小富即安；四是協作意識還不足，自己辦事勁頭十足、成功率也高，與人合作老是算計別人、斤斤計較(同上，頁274)。其實，所說的四種不足歸結到一點，就是社會責任意識不強，自私自利。對佛教徒來講，就是缺乏積極的大乘菩薩精神。應該承認，佛教徒生長在同樣的社會風氣中，必然受到消極的影響，事實也是這樣的。

　　因為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自然要勢利，對其他社會成員和貧弱的信徒冷漠化，就是自然的了。都市佛教徒中也存在一定的「弄堂情結」，有「小市民氣」，是需要批評和引導的。而作為帶頭人的出家人、法師們，能否以身作則，積極主動、真誠自然地去關心信徒、幫助大家，起到楷模的作用，將成為推進佛教道德建設的關鍵。

　　另外，佛教如何應對城鄉之間的差異性和矛盾性，並在城市化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這是都市佛教發展過程中應該認真考慮的問題，實質上是都市佛教界如何發揮自己的「區位優勢」，推動佛教界(包括自身)相互借鑑，從對優秀傳統與不良習慣的揚棄過程中，共同進步，最終提高佛教整體社會形象，尋求到一個合適的社會價值定位。

　　首先，從總體上講，城市與鄉村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和矛盾性。城鄉對立隱含著中心與邊緣、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開放與保守等文化上的二元對立組合。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居于主導地位，領導著社會文明的發展方向。隨著城鄉群眾經濟收入差距的拉大，分化出不同的社會階層，「階級矛盾」的產生與激化都是在所難免的。這種社會現象還將廣泛地存在，不僅是城鄉之間，即使城市或鄉村內部也在所難免。也就是說，在未來的社會生活中，如何利用佛教「眾生平等」的思想教理，去關注不同的社會階層，特別是幫助社會弱勢群體，以及引導社會強勢階層樹立平等友愛的人生觀、價值觀，促進社會的健康發展，將是一個不容迴避的責任，也是一個佛教能夠發揮作用的機遇。

　　同時，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一個趨向是城鄉一體化進程會加快，城市化將是社會現代化的一個突出標志。城市化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過程，是一種綜合的複雜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現象。從文化的角度說，所謂城市化，就是人類在經歷自然生態的過程中組合成高密度的會聚地，以此來建構自己獨有的文化形態。城市是創造新文化、新知識、新理念的場所，城市中匯集了知識、人才和科技，起著文化主導的作用，代表著現代文明。從文化的特點看，城市文化的精神是屬于物質化和世俗化的，城市是世俗的發源地，市民在實際生活中講究實用和現世主義，追求實際利益；城市生活節奏是緊張快速的，城市人的行為價值具有理智、冷靜和功利的特點，在人際交往中更注重理性原則；而鄉村生活則是悠閒緩慢的，鄉村人的行為價值是重于情感的、直觀的、淳樸的，是基于生命的感覺脈動，在人際交往中涂有鮮明的血緣色彩。在城鄉居民的交流過程中，城市人在才智上、生活上的優越感，容易產生對鄉村居民的鄙視感；其開放的、理性的、功利的行為趨向，也與鄉村居民的行為趨向不同，而產生不同的信仰價值追求。佛教如何應對不同的信仰需求，在促進社會城鄉一體化進程中能夠發揮特殊的積極作用，也是一個必須切實對待、並要拿出具體可行措施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