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五大寺在都市佛教中的角色定位(向世山)
成都五大寺在都市佛教中的角色定位
向世山
「成都，西南大都會，于佛事最勝。」[注]自南北朝始，成都就是長江上游的佛教文化活動中心，至今仍是四川佛教活動重鎮。現在人們常說，成都(市區和郊區)有五大寺，即大慈寺、昭覺寺、文殊院、寶光寺、石經寺。寺院就是佛教僧侶住持之所，也是信徒信仰、祈福的社區中心，還是游客觀光的旅游景點。本文從都市社區佛教和旅游經濟地理學來勾畫一下五大寺的角色、定位及未來發展方向。
一、五大寺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
成都五大寺都是歷史悠久的寺廟，在川西平原赫赫有名，創建時間距今至少有幾百年乃至上千年。昭覺寺、寶光寺創始于南北朝，文殊院始建于隋大業年間，大慈寺崛起于唐代後期，石經寺興起于明朝前期，但其前身也可追溯到三國蜀漢。
五大寺都是歷史上的名寺，由于受政治、經濟、地域、流派等因素的左右，文化發展有「各領風騷幾百年」的規律，當然，寺廟發展也擺脫不了。在唐後期，聲望以大慈寺為最；降至宋，以昭覺寺為最；在明朝前期，以石經寺為最；到清朝，寶光、文殊後來居上，故有「上有文殊、寶光，下有金山、高曼」的民間傳說。
五大寺各有宗教特色，在歷史的表現上也是鮮明的。大慈寺是唐朝、宋朝四川講經說法的中心，每天都有高僧登座宣講佛法，曉喻眾生。名聲之大，全國昭昭，著名高僧唐玄奘曾不辭辛苦，入蜀聽經求解佛法難題。昭覺寺在宋朝是弘揚禪南宗臨濟宗楊岐派的全國中心之一，石經寺是明朝前期弘揚禪宗臨濟宗的蜀土的中心寺院。寶光和文殊院是後起的傳播禪宗臨濟宗的名寺。由于文殊院有位居市中心的便利，清朝末年，城內的法會多在院內舉行。上世紀，改革開放後，成都落實宗教政策，北郊昭覺寺、龍泉山石經寺因多重因緣，成為禪宗、密宗合一的寺院，所以，這兩寺的教法也變成禪、密兼宏。
五大寺都是佛教文化寶庫。大慈寺在唐宋可以說是全國頂尖佛教藝術的薈萃地，特別是佛教壁畫為天下之最。當時名家唐吳道子、前蜀畫家李升、後蜀畫家黃筌父子等都在寺內創作了大量壁畫。藏經樓上還供有脫紗佛像千余尊。昭覺寺的壁畫雖沒有大慈寺那麼多，但著名畫家孫位畫的「行道天王」、浮丘所畫「松柏」、張南本所畫「水月觀音」、張詢所畫早午晚「三景山水」素有名聲。寶光寺有名揚全國的羅漢堂，清代泥塑羅漢、佛、菩薩、祖師共577尊，全身彩繪貼金，是全國現存五大羅漢堂(另四處在北京碧云寺、蘇州西園寺、武漢歸元寺、昆明筇竹寺)中規模最大的泥塑羅漢堂，藝術成就達到了當時的泥塑高峰。石經寺最為信眾崇奉的便是運用佛教儀軌、四川獨有手法保存下來的楚山紹琦祖師(1403—1473)全身舍利(俗稱肉身)， 自明成化十八年
(1482)立冬開缸以來，一直存世，享有崇高聲望， 「燒香必去石經寺」也就成為川西平原的民俗。文殊院珍藏有唐玄奘頂骨舍利一小片，這是舉世遺寶。各寺還保留了大量的佛教文物、名人書畫、民間工藝精品。
五大寺在歷史風云中都遭遇過盛衰榮辱。如中國佛教史上最慘烈的唐後期會昌年間
(844)武宗滅佛，成都地區的所有寺院除大慈寺外，全在除毀之列。明末清初，張獻忠入蜀和連年戰禍，許多寺廟都慘遭荼毒。五大寺也不例外，只有石經寺民間傳說因楚山紹琦祖師「肉身菩薩」顯靈，才逃過火劫。由于寺院都是木建築，五大寺遭遇火災也是常有的事。每次都是高僧和信眾發心發願才得以重新輝煌。
五大寺都擁有自己的高僧群體，下面略舉最著名者。大慈寺：唐代「三藏法師」玄奘、「金和尚」無相、 「悟達國師」知玄、第一位到日本傳播禪宗的宋代高僧蘭溪道隆都與大慈寺結下了不解之緣，或聽經，或講經，或建寺，或出家。昭覺寺：唐僖宗乾符四年(877)，禪宗曹洞宗傳人休夢禪師任建元寺住持，圓悟克勤的兩度住持而揚名天下。清初，丈雪通醉歸蜀任住持，在廢墟中重興昭覺寺。石經寺：明朝前期，振興石經寺的是荊璧老人楚山，開創禪派。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由于成都地區唯一的藏傳佛教格魯派道場一一近慈寺廢毀嚴重，便將密宗道場遷移至石經寺，所以，近慈寺密宗道場的創立者、現代著名高僧能海上師(1886—1967)也順理成章成為石經寺的祖師。文殊院：清朝康熙年間，有臨濟宗三十三代傳人慈篤海月禪師重振寺廟，道光年間有本圓和尚擴建寺廟，他們的神奇事蹟傳播四方，而得成都民眾的崇拜。
五大寺都是川西平原的信仰中心，香火歷來及其旺盛。大慈寺在唐宋享有「震旦第一叢林」之譽；在兩宋王朝，昭覺寺有「川西第一禪林」之美稱。在明清時期，寶光寺、文殊院位列長江流域四大叢林之中。1983年，國務院在確定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時，昭覺寺、文殊院、寶光寺赫然入榜。上世紀八十年代和去年，石經寺和大慈寺也相繼對外開放，成為信徒、游客朝拜的重點寺院。
總之，五大寺在川西平原乃至四川佛教史上都有不凡的貢獻。
二、 成都市區佛教寺院布局非均衡
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的巨大變化和佛教可能發揮到的作用。
我們的社會正處于轉型階段，各種矛盾和沖突紛繁複雜。在這個社會中，人的精神狀態更引起我們的關注。同時也看到，引進的西方心理咨詢和治療技術正在大肆搶奪這塊還未明晰的市場。但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有獨具特色的心理安慰理論和宣洩方法，這就是佛道二教和詩書畫。遺憾的是，由于各種原因，詩書畫和佛道二教的市場嚴重萎縮。但目前的社會需要這些古老理論和技術煥發生機，重新入世，為轉型社會的平穩化貢獻獨特的作用將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還有，歷史的發展會改變寺院舊有的角色，改變舊有的定位。從五大寺在成都市布局來看，很不平衡。我們沿成都市區東西、南北縱軸線，即蜀都大道和人民北路一人民南路，劃個十字，就會驚奇發現：除大慈寺位于東南區外，其他四大寺都處于東北區及其東北的延伸區內。連當代著名尼寺愛道堂也處于東北區內。西北區、西南區很是「荒蕪」。當然，歷史上，成都市西邊還是有許多名寺的，如聖壽寺(地址在今西勝街，唐代成都第二大寺，僅次于大慈寺。大慈有96院，聖壽有36院。)、淨眾寺(萬佛寺。歷來為成都西邊勝地，現代以出土南北朝石刻造像而聞名于世)、草堂寺(解放後被改建為杜甫草堂)等，可春秋變故，西邊寺院無影。所以，按照建築輻射功能看，五大寺的影響力存在一定「空白」，需要通過宣傳、口碑等加以彌補。
文殊院與大慈寺在市區。文殊院位處市中心，便成了省、市佛教協會所在地，在政治地位上占據了優勢。大慈寺曾作為成都市博物館，2004年才回歸開放，現今的寺院面積狹小，連基本的寺院定制都滿足不了。由于身處鬧市，土地金貴，其恢復建設還有一定的難度。寶光寺現在還是純粹的禪宗臨濟宗寺廟，但昭覺、石經二寺己變成禪宗、藏傳佛教黃教共奉的寺廟。
三、從都市佛教看五大寺的角色
由于上世紀以來，無煙工業旅游業的蓬勃發展，我國自上世紀改革開放後，旅游業也有大大的發展。在成都，五大寺由于深厚的歷史文化沉澱和古風古貌的園林建築也成了省內外，乃至國內外游客觀光的景點。
但筆者認為對寺院今後影響最大的還是城市規劃。在成都市城市規劃中，文殊院、大慈寺都成了成都市、區兩級政府力捧的「黃金地域」。文殊院片區和寬窄巷子片區、大慈寺片區共稱為成都市三大歷史文化保護街區。現在政府和有關部門正在努力把文殊院打造成「第一都市禪林」，大慈寺處在成都中央商務區(CBD)內。這兩個寺院所在的區域必然脫穎而出，在今後的發展中，都市佛教的特色更加顯著。寶光寺現在也在為打造4A風景名勝區而努力。但如何把握都市佛教並找到準確的定位，還需要摸索。根據其他國家和我國沿海寺廟的經驗，筆者提出一些看法。
1．外觀、裝飾在保留傳統規制同時，要具有都市時尚元素。
現在，在政府的規劃和僧制要求下，建築、佛像、裝飾、器物、園林、搬遷等工程已按規劃方案進行。特別注意的是，大慈寺、文殊院位處鬧市區，寸土寸金，又是在政府規劃的樣板建設片區內，各種建築、各樣佛像、各式裝飾等等，要大氣不能小氣，要偉岸不要狹小，要亮麗不能雜亂，要精美不要粗糙，這方面可借鑑港、台、新加坡等地的成功經驗，以符合名寺的規格和信眾、香客的期望，成為紅塵淨土向往地。
2．利用區位優勢，培育紅塵滾滾中的一方淨土。
大慈寺、文殊院在唐宋就盡享地理優勢，成為崇佛之中心。現在，應該利用文化保護區、CBD的區位優勢，廣做宣傳，重視口碑，禮待善信，培植信根，成為鬧中取靜之佳處，洗惱滌慮之放心處，兩寺分據南北，努力成為各自輻射南北市區的信仰中心，遙相呼應。
昭覺寺、寶光寺、石經寺遠處郊區，反倒是適合現代人遠足的時尚對象，特別對于有車族來說，並不存在交通困難。
當然，這里存在一個世俗化的問題，世界各個宗教概莫能外。從歷史上看，佛教經驗是成功的。寺院成了休閒中心，特別是聊天、喝茶、聚會的市民的樂土。對這種現象不必反感，套句古語： 「佛門廣大，有緣即度。」
，3．引領中產階級成為新的信仰群體基礎。
大慈寺、文殊院位于成都鬧市區、黃金口岸、文化保護區、CBD商區、交通便利之處，應該好好利用這個優勢資源，大力在白領人士、商界、學界發展和培育新的信仰社群，也就是在繼續鞏固原有的低層信仰社群外，還拿出相當大的精力和推出新的舉措來吸引國內正在崛起的新的階層中產階級，這既順應了時代的發展趨勢，又擴展了佛教信仰的群眾基礎。
這是世界宗教與時代互動發展的結果，這是發達國家和地區已經證明了的現實，也是中國從農業社會轉型進入工業社會、商業社會、信息社會必然要經歷的的挑戰。站在東方的中國人立場來說(筆者不是鼓吹民粹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更重要的是，這是中國佛教在新時代下保有傳統優勢而必須采取的重大舉措。
4．成為旅游觀光的景點。
據世界旅游經濟報告，宗教勝地占景點旅游10％。大慈寺、文殊院有地理、交通、名氣之利，在古代就是寺院與商肆雜處的區域，其傳統遺產和習俗與現代旅游經濟學原理很吻合，兩寺應善加宏用，廣交全國各地、海外各地區和國家的旅游主管部門、旅行社、導演、民間團體等，以交情聚集人脈，以人脈匯聚人氣，以人氣聚攏商氣，躍升為成都市的國內外旅游團和散客的必游景點之一，這對于增強財力、加強底氣、輻射影響具有重要作用，同時，也能成為成都市旅游經濟的新增長點，對外匯和GDP增長都有促進作用。
但由于區位的差異，各寺也有不同的「客源」。文殊院、大慈寺由于在成都市區中心，平時和上班時間都是人頭攢動，茶園爆棚。寶光寺處在成都市新都區，平時客源比不上上兩寺，但也擁有一定的區位優勢。而昭覺寺、石經寺遠離市區，交通不便，平時的客源就少些，石經寺在龍泉山上，這一情況更嚴重，少見它寺常見的茶客爆滿景象，因為周圍都是農民，當然不像城里人有空閒時間。但是，每逢初一、十五、佛教各節慶，各寺的來客眾多，誰多誰少很難說。這說明五大寺各有輻射區域，擁有相對獨立的信眾。
五大寺應在信仰和經濟「兩條腿走路」的兩個領域實現有機聯動，佛教和佛教文化實現共榮，信眾和香客兩個市場份額中實現雙贏(贏心贏利)，為四川佛教寺廟自力更生、發展壯大提供一個可持續發展之樣板。
5．加強國際文化交流能力。
五大寺中古時代有盛名，至今名頭也很響亮，國外僧界早已關注， 自開放以來，已有異國僧人和善信陸續前來祭拜祖師、觀光。五大寺應以這股力量為突破口，禮遇洋客，多搞國際活動，擴大海外影響，鞏固東北亞，延伸東南亞。其具體方案將撰專文探討。
6．培育佛教文化研究中心。
五大寺在歷史上是名寺、信仰中心、高僧匯聚地、省內外國內外僧俗關注熱點，也是佛教文化寶庫、士民游宴之地、商人扎堆之地、川西平原佛教擴散之地。
在歷史上，大慈寺是蜀地的佛教義學研究中心。看高僧傳記、燈錄，常見僧人到到益州大慈寺聽高僧講座，而且，士民也追捧。唐代知玄禪師(悟達國師，809—882)被當時的鎮蜀宰相杜元穎請到大慈寺普賢閣講經，聽經者每天達萬余人!昭覺寺在圓悟克勤住持期間、石經寺在楚山紹琦住持期間、文殊院在丈雪通醉住持期間，叩門求學的都是來自全國各地僧侶和文人，還有信徒。
需要指出的是，在印度、西域、中國歷史上都有寺院義學研究的傳統，有的寺院因此彪炳史冊。大慈寺在唐宋時就是義學重鎮，名播天下；各院講席連番，僧俗聽得如癡如醉，流連忘返。當今港台東南亞佛寺道觀也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可讚的成就，藏傳佛教寺院至今保留著義學研究的傳統，大陸漢地反倒秋葉凋零，儘管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大陸作了反省和填補工作，但總體規模和水平還是差距明顯。大慈寺完全可以追慕先賢，重振傳統，發下大願，勵志奮勇，率先作為，培養僧才，網絡俗才，以自身歷史研究為先導，今後擴展及于義理研究、當下研究，經過多年精進，必定能把大慈寺變成省內乃至全國揚名的研究佛教中心的寺廟。如斯，不僅再現了大慈寺盛世輝煌，功莫大焉，也增強了大慈寺和中國佛教在當今盛行宗教間對話中的話語權，善莫大焉。
近幾年，文殊院講經法會規模漸大，大慈寺佛教文化公益講座不斷，在信眾和愛好者中，幾乎成為文化品牌現象。
上世紀六十年代，西方世界興起禪宗熱；八十年代，興起藏傳密教熱。信息反饋到國內，相繼掀起禪宗熱、藏密熱，至今未衰。成都五大寺作為禪宗和密教名寺，具有優勢地位，在講經弘法方面完全可以重新輝煌。
7．發展慈善事業
佛教在中國傳教的成功經驗之一是關注弱勢群體。各類佛、菩薩、羅漢信仰盛行黎民中，主要是他們為民拔苦與樂，給民慰籍。大慈寺最先獲得名聲就在于僧人的善行，僧人英干在街頭施粥感動了逃難的唐明皇，而獲得敕書「大聖慈寺」匾額，賜田千畝，這成了大慈寺今後大躍進發展的契機。
在現代社會中，宗教關注弱勢群體仍然是有強大生命力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特蕾西修女、台灣地區證嚴法師的慈心善行都給世人留下了強勁震撼。證嚴法師創設的慈濟骨髓庫為白血病患者帶來了生的希望，解除患者病痛的折磨和家屬的心理折磨，在全世界華人中有口皆碑，社會影響巨大。成都五大寺近年在參與社會公益慈善方面愈來愈頻繁。助學、慰老、扶貧、義診、賑災、捐款、放生等都做得有聲有色，社會反響極佳。但相比較于海外獲得的成就，內地寺院在這方面還有極大潛力可挖。
成都五大寺在全國都有影響，地位崇高，是目前四川寺院的標桿，在新時代應該大力開拓新局面，為構建和諧社會貢獻更多的力量。
注：宋蘇軾： 《大聖慈寺大悲圓通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