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佛教的當代轉型(張偉然)

都市佛教的當代轉型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張偉然 　　「都市佛教」是近年才引起熱烈討論的一個學術概念，已經有不少人就此發表了很好的見解。但筆者覺得其中還有剩義，現在從個人研究經驗出發談一點粗淺感受。 　　一、佛教分布的兩個驅動因素 　　從中國佛教分布發展的歷史來看，佛教，具體而言就是佛寺的分布一直存在著兩方面的驅動因素：以利于個人清修，須將佛寺選擇在人跡罕至的名山勝地，是謂之「深山藏古寺」、「天下名山僧占多」；而著眼于化俗導眾，則須將佛寺定位于通都大邑。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其「南朝」實際上特指首都建康。一部中國佛教史，從地理上看，基本上就是這兩種因素交互作用而表現出來的結果。 　　中國佛寺從漢代進入文獻記載，到西晉時分布范圍仍相當有限。永嘉喪亂後，北方的十六國、南方的東晉，同時出現了佛教迅猛發展的勢頭，無論階層還是地域上的擴展都十分明顯。此後經過南北朝的涵化，基本上奠定了中國佛教發展的空間規模。這期間，湧現出許多令人神往的佛教名山，如五台山、恆山、林慮山、麥積山、泰山、嵩山、青城山、衡山、廬山等。尤以江東會稽較多，如天台山、赤城山、若邪山、天柱山等。這些名山有不少至今仍享有盛譽。但相對而言，寺院分布較集中的是在城市。特別早期，從東漢到西晉，史籍所載的寺院都分布在都市。可以說，如果將佛教分成山林和都市兩種地域分布類型，那麼中國佛教最先得以發展的是都市佛教。 　　當然這兩者絲毫不矛盾。在一些靠近都市的山地，由于既不遠離都市的便利(交通方便、信息發達、信徒眾多、供應豐富)，又能享受山林的樂趣，也就成為很多名寺的薈萃之地。很明顯，這種類型的山地比荒郊野嶺、人跡罕至的山地更有利于佛教的發展。因而在佛教史上，這種近郊的佛教名山在數量上遠遠多于那些一無依傍的佛教名山，其分布十分普遍，幾可謂無地無之。南北朝時期較著名的如建康(今南京)鍾山、攝山，江陵(在今湖北)上明山、覆船山、玉泉山、青溪山、四望山，番禺(今廣州)靈鷲山、云峰山，吳縣(今蘇州)虎丘山，壽春八公山，臨湘(今長沙)岳麓山，襄陽硯山，洛陽北邙山，平城(今大同)武州山，長安(今西安)寒山等。各山的佛教發達程度隨城市興衰而有所演替，但這種地域類型所體現的布局驅動因素直到現代仍在起作用。 　　相對而言，都市對于佛教分布的影響無疑較名山更直接、更明顯。我們可以注意到，古往今來，香火一直旺盛的佛教名山幾乎沒有，而除了少數特殊時期，各級城市中的佛教發展一直不斷。佛法興盛的程度與城市規模正相關。很典型的例證是隋唐五代的天台宗。筆者曾發現，其時天台宗分布的名山有天台山、玉泉山、廬山、衡山、泰山以及杭州天竺山，但在隋代(589—618)、唐前期(618—712)、唐中期(712—845)、唐後期(846—907)、五代(907—960)五個時段，持續穩定有天台宗高僧活動的地方除台州外，只有長安和蘇州。而長安和蘇州，正是唐中葉以後全國范圍內最重要的兩個文化中心城市。 　　二、傳統都市寺院的鄉村性 　　宋立道先生曾注意到「都市佛教的現代性」，他認為：「在中國，像上海這樣的現代化城市說起來只有二百年的歷史」，而「以上海為根據地的都市佛教活動，具有與以往封建時代不可同日而語的氣象與發展勢頭」，且「集中地體現在上世紀最初的二三十年間」。 　　儘管宋先生論述中的個別詞句還容有可商，但是對于其學術敏感，筆者不能不表示由衷的欽佩。開埠以後的城市，確實是與中國傳統城市截然不同的一種地域形態，因此，都市佛教在近代以來確實存在著一個很重要的轉型。 　　要說清這個問題，只需分析一下古代都市寺院的特徵。可以兩點說之：其一，古代城市中寺院的經濟基礎是農業；其二，古代都市寺院的信眾生活方式是鄉村式的。 　　對于前一點，我們也許可以找到一些反證，古代城市寺院的經濟活動中也有工商業。這當然不難，但就大勢來說，古代城市中寺院的經濟基礎其實還是建立在農業上的。且以上海為例，直到解放為止，城區不少寺院還是有寺田的。即使處在鬧市中心的名剎靜安寺，該地在越界築路之前，其經濟支柱是為數不少的寺田；而當其成為租界、周圍商業繁榮起來以後，仍不得不在南翔另置塔院，並置田數畝以便看守。這反映了一種傳統的經濟形態。可以說，在現代工商業興起、都市寺院的經濟基礎發生變化之前，真正意義上的都市佛教其實是談不上的。 　　正因為如此，筆者認為，古代的都市寺院其實不過是坐落在都市中的鄉村寺院，其基本的生活方式仍然是鄉村的。在此不妨以北宋開封的大相國寺為例。宋代為我國商品經濟開始繁榮、城市生活開始市民化的重要時期。大相國寺為北宋最大的皇家寺院，占地540余畝，轄64個禪院、律院，僧眾千余人。它在北宋開封的社會生活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當時新進士題名刻石于相國寺成為慣例，並且寺院及其周圍堪稱北宋開封的商旅交易中心。《東京夢華錄》卷3有「相國寺萬姓交易」條，稱：「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極力描繪了當時萬姓交易的盛況；然後又有「寺東門街巷」條，描寫了相國寺周圍的商業及旅宿環境，甚至在寺南、寺北還有不少妓館。毫無疑問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這樣巨大的寺院經濟規模都是很罕見的。前條資料稱：『『每遇齋會，凡飲食、茶果、動使器皿，雖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辦。」然而正是所謂「每月五次開放」，令人想起鄉村中極為普遍的集市貿易。不言而喻，這樣的生活方式與現代都市生活仍然是有很遠距離的。 　　經濟基礎、生活節律，可以說是都市與鄉村生活中兩座最基本的分水嶺。即此兩點，其他各方面可以概見。 　　三、現代都市對佛教的影響與要求 　　與傳統的佛教存在形態相比，現代都市環境中的佛教所面臨的問題是全方位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特別重要的抓手。筆者個人感覺，以下三個方面恐怕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一是寺院的經濟建設。顯而易見，現代都市中佛教的經濟基礎已不可能再立足于農業，而應該當機契理，轉向工商業。然而這一點，最容易帶來負面影響。中國傳統的文化意識中根深蒂固的一點是仇富，何況這些財富還與出家人有關。對于這一點，筆者覺得恐怕沒有省事的辦法。只有以出世精神，做人世事業。一方面，應該盡量以專業水平把淨財理好；另一方面，還應該盡量把淨財用好。即發揚人間佛教精神，做好慈善事業，繼續發揮佛教在慈愍眾生、和諧社會中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一點，我國台灣和海外佛教徒已有很多值得借鑒的經驗，筆者並非專家，不贅言。 　　二是良好社會形象的塑造。現代都市社會以信息和文化高度集中、觀念和技術不斷推陳出新為基本特徵，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佛教徒應該在保持正信的前提下、從知識水平上跟上社會前進的步伐。只有這樣，才能保持良好的社會公眾形象。·這方面，筆者認為關鍵在僧教育。其中包括兩個層次，較基礎的是要提高僧眾整體的文化教育水平，在此基礎上，還應注意培養一些高水準的、在文史哲等人文社科領域乃至某些相關的自然科學領域能夠與在家專家學者進行交流對話的高水平學者。這兩個層次都十分重要。筆者感受更深的是後面一個層次。因為相比于在家學者，僧人從事佛學研究有很多優勢。不僅容易集中精力、精進勇猛，而且憑藉其宗教體驗，可以解決很多在家學者無法解決的問題。佛學研究不同于普通的學術研究，它面臨的是一種獨特的宗教文化，在這一過程中雖然要求態度客觀，可是有很多現象的形成機理在家學者難以理解。筆者希望在不遠的將來，能夠湧現一大批高水準的僧侶學者，活躍在佛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到那時，可以相信，社會上對于中國佛教、對于中國僧人會有一種高度欣賞、欽佩的目光。 　　三是化俗道眾的方式。眾所周知，現代都市社會由于物質生活的繁榮、醫療條件的改善、信息的發達、現代新型傳媒的出現，加之近20余年來國家又厲行計劃生育政策，現代都市人的生存環境、生活理念、精神狀態乃至于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都發生著迅猛而劇烈的改變。以前的社會心理學家聲稱，年齡每相差5歲就會形成代溝，這話有點過分，但筆者感覺，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其人生觀、價值觀確實是不一樣了。不可避免地，他們會逐漸成為社會的中堅，並形成一個新的信仰群體。如何與這些新人類相溝通，解決他們面臨的現實問題，這是擺在現代都市佛教面前的一個新課題。筆者對此素乏研究，不能有所建議，僅此提出來，希望引起有關人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