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佛教文化功能的當代轉型與診療價值(唐忠毛)

都市佛教文化功能的當代轉型與診療價值

　　華東師范大學 唐忠毛

　　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通過與儒道的對話、碰撞和融合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並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中國文化傳統與中華民族心理結構中不可忽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是和平與和諧的宗教，佛教文化也是一種積極倡導和平與和諧的文化。佛教文化的和平與和諧理念，源自佛教教義自身的理性與慈悲精神。在佛教看來，世界上萬事萬物以及各種現象的產生，皆有其「因緣業力」所致；要解決各種紛爭與矛盾，任何非理性與暴力都將無濟于事，只有洞察萬事萬象復雜的「緣起」，並通過其自身的積極振救才是真正的出路。在此理性智慧的基礎上，佛教還認為，世界上一切眾生與萬事萬物，其在究竟的層面上都是平等的；不僅「一切眾生悉皆平等」，而且從「正報」與「依報」的關系上看，人與自然之間也是一體而平等的關系。由此可見，佛教的和平、和諧的文化理念，在當今社會的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僅將有助于建立社會秩序的和諧、塵態秩序的和諧，同樣也有助于現代文明病下的個體心靈的愈合與回歸本真自然。

　　考察中國佛教的發展歷史，我們發現，都市佛教始終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中國歷史上，都市佛教曾有過輝煌時期，如洛陽佛教、長安佛教、金陵佛教等，都是古代都市佛教的典范。與山林佛教的重個人修持、重出世相比，都市佛教往往比較重視佛教文化活動，事實上，古代都市佛教確實承擔了一種重要的都市文化藝術中心的作用。與傳統的都市佛教相比，當代都市佛教只有順應時代變遷的要求，順應都市發展的現實需求，深刻體察現代都市人群的心理與精神疾苦，才能堅持其人間化道路，才能真正走向都市人群、融入都市生活，承擔起精神文化診療作用，從而促進社會和諧與人自身的和諧發展。

　　一、古代都市佛教的主要文化功能

　　與傳統山林佛教的重個人修持、重出世相比，古代都市佛教則比較重視佛教義學與佛教文化的傳播，它們往往在佛經翻譯與刊刻、佛教文化交流與互動以及佛教藝術的創造等諸多方面卓有成就。事實證明，古代都市佛教還承擔了一種重要的都市文化藝術中心的作用。都市佛教成為文化藝術活動中心的事例，在東晉南北朝以及隨唐時期就已經蔚為壯觀。據《洛陽伽藍記》卷二稱，北魏洛陽城東，有專門由「百官等所立」的正始寺，其余名寺也多為王公將相所立，這些寺院在客觀上成為士大夫們與佛教之間的一道橋梁，所謂佛教文化精英往往薈萃于此。及至隋唐，長安佛教更是一片繁榮，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產生了巨大的作用，構成唐代文化繁榮、以及多姿多彩的長安都市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概括而言，古代都市佛教的文化傳播與文化活動類型主要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古代都市佛教由于其自身的物質與文化基礎，往往成為佛教學術研究的中心以及佛經翻譯以及研討佛教的重要場所。就長安佛教來說，它就是中國佛教最大的譯經重鎮，歷史上出現了翻譯佛經的四大譯場——草堂寺、大興善寺、大慈恩寺和大薦福寺，以及四大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玄奘、義淨、不空。長安的佛典翻譯事業開始于西晉武帝之末，譯師為高僧竺法護，譯經地點在長安青門外大寺，譯經總數為165部，從此開長安佛典翻譯事業之先河。前秦時期，高僧道安繼續在長安組織中外譯人從事佛典翻譯，並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進一步奠定了中國佛典翻譯的基礎。後秦時期，鳩摩羅什在長安創立第一個國立譯經場——逍遙園大寺(今草堂寺)譯經場，集四方英俊、共相提攜，稟訪精研，務窮幽旨，從而開創了中國佛教佛典翻譯的新局面，並山私譯進至官譯，由散譯進至有組織的翻譯。通過長期的努力，長安佛教藉助都市佛教的地位與優勢貢獻了中國漢譯佛典中的半數以上。大型的佛經翻譯活動，不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還需要組織嚴密、分工具體的領導與協調，正是由于都市佛教自身具備的物質與文化保障使其承擔了這一重任，留給我們的一份豐厚無比的文化遺產。

　　其二，古代都市佛教由于身處國家的政治活動中心，因此往往為政府提供宗教儀式服務，舉行各種法事、齋會，並帶有濃厚的政治象徵與禮儀性質。古代佛教法會按照性質大致可分為齋僧、禮懺、超度、紀念、放生法會等，以及二敕施舍、聖節敕齋、國忌設齋行香等布施活動，這些活動有的直接為官方所主導。而自宋代起，設在州、府、縣的某個佛教寺廟往往被指定為地方官員節日行禮的場所，而這些寺廟也常常設在都市。其中，國忌日需要到寺院中設齋行香，由于參加人員都是國家官員，故稱為「官齋」。至于一般的法會、超度、禮懺等活動，老百姓則積極參與，場面壯觀。唐長安高僧云集，朝廷對僧侶送往迎來或者圓寂喪葬的儀式極為重視。如普光寺釋法常的葬禮，「京寺僧侶門人子弟等，各建修幢三十余車，前後威儀四十余里，信心士女執素幡花，列侍左右，乃盈數萬，卿相儐從」。武則天迎接北禪宗神秀入京都時，「王公以下，京邑士庶競至禮謁，望塵浮拜，閂有萬計」。而唐代朝廷六次迎取法門寺舍利入京供養，更是成為重大盛事。每次的迎佛骨活動都讓引起長安全城的轟動，王公士庶「瞻禮施舍，如恐不及」，長安市民則有「廢業竭產，燒頂灼臂」，而農人則「多廢東作，奔走京城」。山此可見，古代都市佛教儀式活動本身就已經成為都市文化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

　　其三，山于寺院集中了建築、雕刻、繪畫等藝術品，古代寺院，特別是都市寺院往往成為重要的文化藝術展覽中心。古代僧人往往都有較高的文化藝術修養，僧人中能書善畫的人不在少數，因此他們會自己動手為寺廟進行藝術設計與創造。此外，古代的文人藝術家往往對佛教文化有喜好，他們通過與僧人交往，為寺廟增加藝術作品。《盧氏雜談》中曾論及長安各名寺中的名畫古蹟：「又西明慈恩多名畫。慈思塔前壁有濕耳獅子跌心花，為時所重。聖善敬愛，亦有古畫。聖善木塔院多鄭廣文畫並書。敬愛山亭院有雉尾若真。砂子上有進士房魯題名處。後有人題詩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顏意欲狂。見說正調穿羽箭，莫教射破寺家牆。』寺西北角有病龍院並吳畫。」。此外，象著名的慈恩寺大雁塔，是玄奘參照西域樣式修建的，今存者屢經改建，仍可窺知本來的面貌。因此，我國古代大量雕刻、繪畫、書法以及碑刻等藝術品，往往被供奉及收藏于寺廟之中，古代寺廟也因此成為重要的藝術活動中心。

　　其四，山于佛教法會與俗講的出現，古代都市佛教寺院還出現了通俗市民文化的特徵，都市寺院成為市民欣賞說唱藝術的重要場所。除此之外，古代都市寺院往往還成為諸如住宿、洗澡，甚至宴飲與送行等市民活動的場所，因此，古代都市寺廟儼然成為市民生活的一個公共空間。如保唐寺的俗講見于唐人孫榮的《北里志》：「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緍，然後能出于里。其于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為下婢，而納資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益有期于諸妓也。」到了宋代，俗講更為普遍，一般市民老百姓往往藉助這些俗講法會，進行交際活動，甚至青年男女乘此機會進行戀愛。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都市寺廟有時還提供住宿、洗澡，甚至宴飲與送行，從而使佛教寺院成一個市民生活的公共空間。由此可見，古代都市寺院已經成為向公眾開放，具有通俗性、普及意義與文化教育功能的社會活動中心。

　　此外，古代都市佛教還成為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如唐都長安不僅是印度、西域僧人來華的長住地，也是日本、新羅等國與中國互派僧人，進行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之地。事實上，各朝各代都之中都有中國都市佛教與國外進行佛教文化交流的事例，如近代的上海佛教界就曾與日本、印度、東南亞以及歐美等地進行了較為廣泛的交流活動。山此可見，都市佛教還儼然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的作用。

　　自宋以降，中國佛教已成江河日下之勢。由于政府的消極宗教政策，加之佛教的義學不振，特別是不立文字、注重農禪的禪宗與念佛的淨土宗合流之後，佛教寺廟往往偏向選擇山林僻地以禪修與念佛為己任，與此同時，都市佛教的相關功能則日趨衰落。明清以來，佛教更加衰微，由于都市佛教的政治儀式以及文化教育功能的閂漸喪失，繼而出現了以薦亡、超度、放燄口等為主要活動，並呈現出民間化一俗世化、鬼神化趨勢，從而使得近代都市佛教越來越被賦予民俗文化甚至迷信化的色彩與功能。清末民初以來，隨著中國佛教復興思潮的興起，佛教界的有志之士深感都市佛教文化教育功能的衰敗，同時，對重「鬼神」、「重薦亡」的佛教弘法模式嚴加批斥。在楊仁山、太虛等一大批高僧大德的倡導下，僧界與居士界在民國時期都掀起了佛教辦學的小高潮，企圖重振中國佛教的文化教育功能，並以人間佛教的理念來探索現代佛教的弘法模式。在此背景下，近代都市佛教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各種佛教組織、佛教教育機構、佛教學術活動在城市中興起，為中國都市佛教的現代化進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直面當代都市人群的精神狀況與信仰需求

　　及至當代中國，山于政教分離、學校教育與宗教教育分離，寺廟己不再承擔政治象徵意義的儀式活動，也不承擔國家意義上的祀典活動，而是作為一種普通宗教信仰活動的平台；同時，象古代都市佛教的佛學研究、佛經翻譯、佛教藝術活動功能也被各大高校與研究機構部分分擔：而諸如寺廟的娛樂、住宿、洗澡，甚至宴飲與送行等市民活動則更是被專門的現代服務業所取代。與此相應，當代都市佛教的慈善理念以及宗教性文化所產生的特殊精神心理安慰功能則突顯出來，成為當代都市佛教文化功能的亮點。可以認為，在當今多元文化與現代性困境的背景下，佛教文化一定能夠共同參與到都市人的精神生活當中，為當代都市人提供一定的精神診療價值，並成為當今都市元文化的一個積極的組成部分。

　　當代都市佛教文化功能的轉型，是與當代都市人的精神狀況與信仰需求密切相關的，是佛教契理契機的應對。作為現代文明象徵的現代都市，雖然都市物質文明十分繁榮，但都市人的精神生活卻往往顯得特別蒼白、乾枯；都市人的心靈世界有時就象都市的群樓和複雜的交通一樣，顯得雜亂和堵塞。都市生活的緊張、忙碌與孤獨，造就各種心理和精神疾病，而「都市病」仍有逐漸蔓延之勢。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在高樓大廈里的現代都市人，似乎越來越感到自身的健康經常出現不良症狀。在繁忙的工作和污染的環境雙重壓力下，面臨現代都市病的侵蝕，有人對都市的各種身心疾病作過盤點，指出都市病的種種相狀：繁忙導致睡眠障礙、疲勞成為健康大問題、信息爆炸令人猝不及防、肥胖和高血脂偏愛「都市人」……更有研究顯示，在現今快速節奏的都市生活中，抽樣調查約有32％的年輕「白領」們患有高血脂和脂肪肝。由于這些是人體脂質代謝異常所造成，因此對健康影響很大，會使人過早出現動脈硬化、冠心病、腦梗塞、脂蛋白性胃病、糖尿病等一連串疾病。

　　除了身體的疾病之外，心理和精神疾病更是現代都市人的深層疾病。大量的調查顯示，由于生活和工作節奏特別快，現代都市人的生活壓力感大，而隨之生活的幸福感差——幸福指數很低。在現代都市這個巨大的市場裝置之中，人們閂夜奔忙，追逐金錢和事業，但是其結果往往是「有了錢卻缺少幸福」。同時，由于現代都市生活的緊張繁忙的節奏和交往圈的分化性，都市人際關系在某些人群間造成了一定的障礙，從而導致了一些精神空虛問題。山于人際關系的淡漠，現代都市人經常感到心理的孤獨和無助。與此相應，精神生活的空虛又往往帶來了諸多社會問題： 「網絡癮癖」、 「偶像崇拜」、 「過勞死」、創造能力低下等等。隨著社會節奏的加劇，人們的生活節奏也急劇加快，尤其是以都市白領為主體的人群，其工作壓力大、緊張度高、生活節奏快。這類人群因長期處于精神高度緊張狀態下，而又得不到應有的調適，會使其身心過度疲勞，對什麼都不感興趣。久而久之，必然會導致焦慮不安、抑郁症、精神障礙等心理問題和疾病。從生理角度講，長期精神高度緊張又會使其內分泌功能失調，人體免疫力下降而導致各種生理疾病產生，甚至會導致過勞死，其後果不堪設想。

　　現代都市的各種身心疾病既是是現代都市緊張生活的產物，也是都市人展示的人類現代困境——那就是物質的豐富與精神的空虛之間的現代張力。漫無邊際的「忙」構成了都市生活的現代特徵，並將都市人的生活編織在這個無底的深淵之中，疲憊不堪。事實上，簡單的、機械的游戲已經無法將現代都市人帶向內心的寧靜，相反，信仰——宗教的信仰卻能在一定程度上給現代人以精神的撫慰，心靈的超越。也許在激烈工作之余，人們應該放下腦中思緒，尋求信仰的智慧之源，尋求生活方式的轉變。正因如此，我們看到這樣一個現象：隨著現代物質和科技的迅猛發展，世界范圍內的各種宗教活動不但沒有衰落，反而呈現迅速發展的態勢。甚至有不少專家預言，2l世紀將是信仰的世紀。自二戰以後，宗教信仰在許多國家尤其是歐美等國呈復興之勢。以美國為例，每10個人中就有9個人自稱相信上帝，有了個人屬于某個宗教組織，有6個人每天祈禱；美國85％以上私立中小學校學生就讀于教會學校；美國有1200多家宗教廣播電台，每12家電視台中就有l家宗家電視台；美國現有30萬以上基督教教堂、猶太教會堂、佛教寺院等宗教活動場所。可以說，宗教已經在西方現代社會生活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成為影響到人們的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

　　在我國，改革開發以來各大傳統宗教也呈不斷發展的態勢，而作為中國經濟龍頭和對外交流的橋頭堡的上海，其宗教發展也尤為迅速。中國民間有句老話，叫做「窮算命，富燒香」，也從某種意義上道出了宗教興盛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微妙關聯。通過對現代都市市民信仰生活的分析，可以發現其中的一些道理：

　　其一，多元化的社會格局，一方面使得個人的生活空間日益私人化、多元化，從而培養了市民精神的自主性、獨立性與創造性。與此相應，市民的精神需求也逐漸呈現出多元化的傾向，而宗教作為抵制「工具理性」與「物質主義」的心理情感方式，也作為價值之源成為市民多元化精神需求的一個重要來源。與農村和一般城市不同，在現代都市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信教群眾不只是教育程度較底的人，而且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事業成功人士和企業老闆，其中年青人也占有一定的比例。這些人的信仰狀態往往是出自精神的需求，由于他們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有一定的空余時間和物質保證，又重視精神生活的質量，因而往往被宗教的超越性與理想性的境界所吸引。

　　其二，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與貫徹，廣大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護，這為現代人的宗教信仰提供了法律保證和外部輿論環境。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保證下，在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下，一些人就選擇了到宗教信仰中尋求生活的意義。此外，物質生活的不斷富裕也為宗教信仰提供了一定的基礎。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來看，當人們滿足了基本物質需求的時候，就會尋求更高層次的心理與精神需求，比如尋求「意義」、「自我」以及「生命的歸屬感」等等，而宗教在一定意義上恰恰能滿足人們的這方面需求。

　　其三，個人生活的不穩定，產生宗教信仰的需求。現代都市生活節奏快、生活成本高、競爭異常激烈、人際關系的緊張、成功與失敗交錯等等，都使得都市人的生存壓力遠遠大于農村和中小城市，從而導致都市人的迷惘、焦慮、不安。由于諸如此類的種種焦慮與不安，加上個人前途的不可預測，從而使人們易于到宗教信仰中去尋求心理的撫慰和精神的滿足。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正形成了都市宗教信仰的世俗化特徵。在上海，我們看到一些人一方面追求財富、追求時尚、追求消費和享受，一方面則進教堂、進寺廟。就玉佛寺來說，正月進廟燒香的人群就特別之多，幾乎成為眾多人群的一個盛大的節斗。在這種信仰和禮拜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不同的信仰目的、不同的信仰層次以及不同的心理需求。

　　其四，現階段存在的各種社會矛盾與社會不公正、不平等現象也為宗教信仰提供了存在的土壤。正如馬克思在《黑格爾哲學批判導言》中所言：「宗教是被壓迫塵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社會的矛盾與不公正恰恰構成宗教存在的社會原因之一。我國社會的現代化和都市化過程是一個激烈巨變的社會轉型過程，在此過程中必然會激起一些社會矛盾，產生一些暫時的社會腐敗和社會不公正現象。比如：各種形式的官員腐敗侵吞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合法利益，激起了廣大群眾的憤慨，使得一些人對社會產生不信任、甚至仇視的心理；由于社會競爭機制的不健全以及不公正的激勵機制，使得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感到社會的不公正；由于貧富差距的擴大，失業、下崗、低收入、疾病等等使得社會低層弱勢人群陷入困苦和心理失衡。此外，在現代都市生活中還有其他種種社會問題的存在，這些社會問題也導致一些人走進信仰的世，尋求宗教的庇護與安慰。同時，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宗教所提供的世界觀、認識論、美感境界以及心理撫慰與精神超越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能給困境中的人們提供一定的安慰和診療作。

　　相對于世俗文化，佛教文化可以從一個特殊的視角宋啟發現代人們的思維，有助于人們走出心理的不安與精神的困境。比如，佛教的自我解脫性思維、佛教的和諧思想、佛教的慈悲理念、佛教的財富觀念、佛教的苦樂辯證法、佛教的五戒十善倫理等等諸多方面，都具有世俗文化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可以相信，都市佛教將閂益成為現代都市人的心靈花園，它不僅是廣大都市信眾的一片淨土，也是普通市民了解佛教文化、啟迪智慧的一片天空。由此可見，隨著社會環境與其他諸多因素的轉變，與古代都市相比，當代都市佛教文化功能更加突顯出來，並呈現出當代的特色。

　　三、契理契機的當代都市佛教文化診療價值

　　都市生活中物質與精神之間的背離關系，是現代都市佛教直面都市現代生活，診療都市眾塵的一個良好契機。佛教作為人類文化系列的一支，它是一種生命的學問，一種關于身心的愈合之道；同時，也是一種給人一種價值觀和生活態度。隨著大乘佛教的人間轉向，人間佛教更是以眾生現實的疾苦為其診療對象；因此，挖掘佛教中的種種有益現代人的精神食糧，將對現代都市的生活引導、心靈淨化、生命指引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並為共塑現代城市精神作出自己的貢獻。

　　今天，佛教寺院和佛教文化都正在走進現代人的生活之中，並為現代人，特別是都市的現代人提供各種診療作用。在法國一個叫做「梅村」的地方，一個來自越南的一行禪師在那里開設了禪坐中心。每逢節假閂，來自周遍都市的人們便來到這里，一起進行禪修活動。深受都市繁忙和緊張困擾的人們，在這里學習靜坐，深入觀察自己的痛苦產生的根源，並試圖轉化它們，以求得內心的平靜與和諧。在閂本，也盛行到寺廟里去的「一日行」風尚。所謂「一日行」，就是利用一天的休假時間到寺廟里去過修行、坐禪、拜佛、誦經等出家人的生活。事實上，不僅在日本，在新家坡的居士林、台灣的佛光山、河北的柏林寺……等等，都已經投身于佛教對現代人的診療功能之中。可以說，當今佛教已經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當下責任和重任，那就是必須走向現代人的精神生活，為他們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務。

　　在上海這個國際化都市中，佛教寺院理所當然也應該發揮其佛教文化的診療功能，並為共塑現代城市精神而作出自己的努力。現代的城市精神逐漸走向多元化，我們知道「頑強拼搏」、「自強不息」、「銳意創新」這些都上海這個國際化都市的城市精神之應有之意，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隨著全球化的日益實現，我們的城市精神中也在追求其更加豐富的內涵和更加多元化的形式。比如，在緊張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們需要身心的放松和舒展；在強烈的競爭之余，我們需要寬容團結和超越勝負的情懷；在燈紅酒綠之余，我們需要內心的寧靜和淡泊；在銳意進取之余我們也需要超然物外的灑脫……毫不懷疑的說，佛教文化通過其現代的詮釋，完全能夠為多元化的城市文化增添亮色，為共塑現代都市精神生活貢獻其自身的力量。在佛教的基本教義中，蘊涵著和諧、慈悲、和平、誠信、大愛、奉獻、寬容等豐富的精神資源，這些對于現代都市人的精神生活以及和諧都市的建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概括而言，佛教作為一種文化精神資源，它在當代都市中的作用主要體現為以下幾點：

　　其一，引導一種健康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佛教是一種追求自由和解脫的信仰的體系，它有著自身的價值系統和行為規范，因而也通過其價值規范和行為規范為人們確立了一種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它能夠為現代人提供一種健康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對于現代人來說，信仰的迷失、價值的失范導致了私欲的膨脹，從而使得現代人的價值觀產生了扭曲，並導致了一系列的「疾病」。從價值觀而言，大乘佛教主張「普度眾生」，度人以度己的精神，其實就是一種積極利他、為社會服務的價值理念。這種理念不僅有助于現代人擺脫狹隘的自我欲望，而且還和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所倡導的集體主義精神相契合。就人生態度而言，大乘佛教主張「不斷煩惱而證涅槃，不舍道法而現凡夫事」，因此，它倡導一種積極向上的精進不息的進取精神，這有利于培養我們頑強拼搏的人生態度。在行為方式上，佛教的「五戒十善」，不僅為我們確立了向善的行為準則，同時也向我們指出「節制」生活的重要性，它告訴我們只有過一種有節制的生活，才有利于阻止私欲的膨脹，才有助于避免自我的迷失，從而回歸真實、健康的當下生活。在具體生活方式上，佛教倡導「素食文化」、「簡樸文化」、「潔淨文化」，這些可以使人們培養健康的飲食和生活習慣，從而有利于身心健康與精神愉快。

　　在紛繁的都市欲望生活之中，佛教為我們指引了一種擺脫欲望控制的解脫之路。佛教告訴我們：由于私我的虛妄性，一切私我的欲望是不真實的，也是無法真正滿足的；在價值觀上，佛教告訴我們只有做到「無我」，才能真正實現「自我」，只有願意作出自我犧牲，在利益馭舍上遵循利他的原則，才能真正實現精神的解脫和自由的實現。在某種意義上，佛教就是要培養出一種大慈大悲的情懷，舍棄一切嗔恨、爭斗、嫉妒、欺詐、占有欲，從而形成一種健康、高尚、完美的人格境界。可以相信，如果汲取佛教的生活智慧，那麼上文所指出的都市身心疾病就能得以不斷的治愈：如果我們在繁忙的生活之余，多一種禪意的閒適，那豈不給自己的心靈增添一份寧靜?如果我們能遵守「五戒律十善」，那價值的失范與混亂豈不得以辯明而清晰?如果我們能夠放棄「私我」的執著，那麼我們的人間關系豈不充滿了互愛與互助?如果我們了知了諸法實相的「性空」之理，那我們豈不更加超然灑脫地面對現實人生?當然，我們不可能強求一般人都能對佛教有深刻的領會與信仰，但至少我們可以說，了解佛法的道理，它完全能夠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生活態度，而這種生活態度對于當下的都市人來說確實是有益的。

　　其二，發揮心理與精神的撫慰功能。在中國，人們不習慣于去看心理醫生，不過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卻在發揮著不知不覺的心理治療作用。佛教的超越性理論與信仰活動，為人們擺脫當下的痛苦起到了一定的安慰作用，而佛教提倡的修身、禪坐，也能使人們放松心情、獲得心理的平衡，從而增強心理自主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欲望的態度上，由于佛教對「我執」的消解，從而使人能正確地面對自己的得失，心態平衡地承受人生的挫折和失敗。事實上，「占有欲」的膨脹是現代都市生活種種病態的根源之一。誠然，恰當的「欲望」是人們進取的動力，但是過分膨脹的欲望則成為人性扭曲的根源。我們看到，現代社會的很多罪惡就是由于人們私欲的膨脹。在佛教看來，執著于自己的欲望就是一種「無明」，是對事物的本性缺乏洞察的結果，是對自己心性本質缺乏了解的結果。只有放棄對自我欲望的攀緣，以利他的精神去面對一切，人們才能真正獲得自由和解脫。

　　佛教的心理撫慰功能，既是其信仰的精神作用，也有其複雜的心理學背景。在當今的都市生活中，心理與精神問題越來越多，佛教作為一種獨特的信仰體系與文化功能，它對于梳解人們的不良情緒與心理精神具有重要的作用， 日益獲得人們的認同與關注。佛教的心理與精神撫慰功能不僅是一種理論的說教，更是一種修持的實踐。佛教就是通過自己的價值觀和修持實踐，使得人們的心理逐漸獲得平衡。可以說，佛教的修持也是是一個真善美統一的過程。其中，真就是領會四聖諦，排除世俗偏見，把握真如實相；善就是戒和定，克己奉公，利益眾生；美就是由善的倫理規范行為而獲得的內心的和諧與解脫，是通過修持實踐而獲得的人格美和境界美。在繁華的都市之中，佛教寺廟就象一個鬧市之中的一個心靈花園，在這個清涼的心靈花園里，人們可以得到心靈的淨化、精神的升華與靈魂的休息。正如趙樸初先生所說：「佛法博大精深，佛教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世界觀，緣起性空、如實觀照的認識論，無我利他、普度眾生的人生觀，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道德觀，三學並重、止觀雙修的修養方法，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奉獻精神……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在當今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特別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積極作用」

　　其三，提供積極經濟倫理價值，樹立誠信的優良品格。佛教有著自己的價值系統和行為準則，並以此影響廣大的信教群眾，維系社會的穩定。因此，深入挖掘佛教中的積極的倫理價值，可以引導樹立社會道德規范，起到社會穩定器的作用。事實上，在社會道德的維護中，宗教歷來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佛教的「五戒十善」、「慈悲」、「菩薩道」等，都為人們樹立利他的行為規范、道德標準提供了理論支持，並在今這個價值和行為失去規范的當今時代產生一定的價值約束作用。除此之外，大乘佛教中還蘊藏著積極的經濟倫理價值，這為我們確立正確的財富觀、消費觀和慈善觀提供了指導。在西方，馬克斯·韋伯就曾明確指出「新教倫理」與「資本注意精神」之間的關系，並分析了基督教的倫理價值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在韋伯看來，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要有物質的市場部分，還要有精神的支持，而新教倫理一方面主張努力工作的「天職」觀念，一方面又主張「入世禁欲」的克己節儉的行為準則，于是社會財富得以迅速積累。

　　相對于西方，中國的宗教倫理往往忽視了宗教中的經濟倫理價值的挖掘，在「宗教與社會相適應」問題上，本土宗教思想也缺乏經濟利益與宗教信仰的密切關聯，因此我們應該汲取西方宗教在此方面的合理思想，融于我們的宗教和文化之中，以促進社會和諧發展。事實上，大乘佛教的「入世服務」、「人成佛成」、「人間淨上」等思想都可以進行現代詮釋，從而有助于培養誠信、勤勞、公平、公正的價值觀。在對待財富的態度上，佛教不僅主張財富的積累要通過合法的「下業」來取得，還主張積極「布施」，將自己的財富用于社會上需要的人和需要的地方，回報社會和眾生。都市中的信眾都來自社會的各行各業，都有著自己的職業和崗位，因此，佛教的這些積極倫理思想可以在日常的修持實踐中加以培養，從而服務于社會。

　　其四，培養互助互愛的和平理念，緩解社區矛盾的沖突。正如漢·斯昆所言，沒有宗教的和平就沒有世界的和平，當然，沒有宗教的和平也就沒有社會的和平與國家的和平。具體就上海而言，山于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不同信仰者共同生活在同一公共空間的機會將越來越緊密，如何處理不同信教群眾之間的團結將是一個現實問題：其次；在一個家庭之中，家庭成員中的不同宗教信仰情況也存在，如何處理也是維系社會穩定的一個現實問題。因此，我們的宗教必須認真面對這些實際問題。事實證明，要避免二十一世紀的文明沖突，維護社會的和諧發展，一定要克服宗教的獨斷論，以真誠的、平等的姿態和宗教寬容的精神進行宗教間的對話，以達到各個宗教及文明的和諧共存及發展。說到宗教的獨斷論，佛教是幾大宗教中最重「圓融」的宗教，這一思想有利于宗教和平理念的發揮。作為都市中的佛教寺院，一定要發揮其自身的和平、寬容與平等的理念，促進不同宗教之間、信徒之間、信徒與非信徒之間的團結，從而為社會和平穩定作出自己的努力。

　　其五，藉助佛教文化交流平台，促進經濟文化的互動。佛教有著符合自身特點的文化活動，並對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一定意義上，佛教文化代表了東方文化的特色，是古老的東方文明的一種重要形式與載體。因此，它的對外交流既是溝通東西文化重要橋梁，也在促進文化交流的同時，形成經濟文化的良性互動。關于這一點，都市佛教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都市佛教身處鬧市，有著重要的文化傳播平台。其次，都市佛教容易聚合各類文化藝術人才，為佛教文化的傳播奠定一定的人力基礎。其三，都市佛教面對的信眾一般都具有較高的文化藝術素養，具有接受和欣賞佛教文化藝術的能力。其四，都市佛教還具有從事文化藝術活動所需要的財力和技術支持。正由于都市佛教在文化藝術方面的種種優勢，所以都市佛教在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很大的潛力。

　　佛教文化中除了「智」的一面，還有「悲」的一面。慈悲是佛教文化的重要部分，被視為佛道的根本，同時也是中國慈善文化和慈善精神的重要理論來源。在當代，佛教參與社會慈善事業不僅可以在慈善文化上起到積極的宣傳作用，同時也有利于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佛教從事各種社會救濟、社會福利活動，如救災捐款、賑濟災民、捐資助學、辦養老院、資助殘疾福利院乃至行醫等等，通過對弱勢人群的救助，可以減輕國家負擔，緩解社會下層群眾的情緒。事實上，在都市中的佛教寺院，直接面對著各種各樣的社會弱勢人群，因此，理應發揮佛教一貫的慈善理念，積極關注弱勢群體、幫助他們擺脫困境。此外，都市佛教寺院的慈善活動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慈善宣傳，向人們宣傳佛教慈善文化，更向人們傳達一種愛心和慈悲的理念，從而將慈和善的種子播種到我們都市的每一個角落里，讓和諧與愛的花朵在都市中盛開。

　　四、當代都市佛教文化功能對都市寺院的新要求

　　當代都市佛教文化功能的轉型，對當代都市的弘法模式與文化傳播模式提出了新要求，這對當代都市佛教寺院來說既是發展的機遇也是現實的挑戰。概括而言，當代都市佛教文化，應該形成與現代政治、經濟觀念相結合，與都市生活、倫理規范相融合，與都市人精神心理狀況相契機，並以城市平民為基礎，依托于開放的、社會意識活躍的城市氛圍，積極倡導當代形式的人間佛教。具體而言，隨著當代社會的發展與轉型，當代都市佛教寺院在佛教文化活動方面存在以下幾點的挑戰：

　　首先，當代都市的佛教信徒大都擁有較高的文化素質，他們要求對佛教的義理進行較準確的理解，這就要都市寺院僧人必須提高自己的佛學造詣和綜合文化素質。為此，當代都市寺院寺在僧教育與僧才培養模式上必須進行改革，以適應新時期的新需要。

　　其二，由于當今都市高度發達的信息通道與文化傳播手段，使得當代都市佛教必須借助現代的文化傳播方式與手段，以促進佛教與現代化的結合。這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現代都市文明影響、改變了當代都市佛教的弘法與文化傳播手段。

　　其三，面對當代都市巨大的精神需求，當代都市佛教應該發揮佛教文化的淨化心靈、提升人格的作用，以減輕與消除人們的煩惱，獲得生命的向導。作為現代都市中的佛教，它不僅需要深研佛法，也應該深刻地體察現代文明的正面與負面本質內容以及當代都市社會生活的特徵與當代都市人的精神生活狀態，只有這樣才能直面都市人的精神需要、契理契機地服務于廣大眾生。

　　其四，當代都市佛教在弘揚人間佛教的同時，必須堅持佛教文化的自身品格，堅持佛教文化的超越性與批判性特質。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現代人們的精神家園，成為淨化心靈的獨特智慧，首先就在于佛教文化的超越性與對世俗文化的批判性；因此，人間佛教在一定意義上，絕不是要讓佛教文化本身世俗化、人間化。都市寺院身處鬧市，能夠最大限度地接近民眾，但同時也容易受到世俗文化的影響。因此，如何避免佛教文化不被都市商業文化、大眾文化、消費文化以及其他非佛教文化所污染、所湮沒，而始終保持信仰的純正信，保持佛教自身文化的獨特性，這確實需要當代都市佛教在推行人間佛教的同時，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平衡關系。

　　總之，都市佛教，寺在都市，心系人間；都市佛教寺院是都市人精神生活的心靈花園。如何把佛教認識世界、認識人生的智慧，轉化為現代人生活和工作的有益的啟發和指引，成為現代人精神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一項巨大的心靈文化工程，也是都市佛教在當代社會進行現代化轉型的探索目標，這個目標需要佛教界和相關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