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轉型中的都市佛教——「都市寺院與人間佛教」聞思記(程群)

現代化轉型中的都市佛教——「都市寺院與人間佛教」聞思記 　　程 群 　　1、上海佛教的世紀性抉擇 　　在中國現代化亦即城市化的過程中，都市佛教的地位日益凸現。在中國近代史上，上海佛教擁有顯赫的地位。王雷泉先生曾撰文把上海佛教定位為「海派佛教」，「海派」，確實有其實效功利的現實媚俗一面，「海派佛教」亦幾成為佛教世俗化的代名詞。然海派又具有海納百川，集東西南北之長的一面。上海佛教處于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它本身雖然沒有太多的宗教資源，卻如「善利萬物」的大海，吸納著中國佛教的傳統，並面向海洋展開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匯沖撞；若從時間維度看，在上海有著四波佛學的交集： 　　第一波是印度佛學，它發軔于釋迦牟尼的修證實踐和社會批判思想，並把一切社會弊病和思想問題歸結為人心的愚痴，而以刻苦的道德自律和禪觀修行淨化人心。最接近這一波佛學風范的，是近年來大為走俏的南傳佛教，尤其是其次第井然、操作性強的禪定修習方法。 　　第二波是中國佛學，經過印度佛教與中國本土宗教的沖突與適應，終于形成中國化的佛教。 　　第三波是日本佛學，日本的佛教學自中國，明治時期的脫亞人歐、全盤西化運動，使日本在佛學研究方面，迅速居于世界領先地位，與飽受一個多世紀戰亂和內亂的中國佛教，形成巨大的反差。同時，日本佛教食肉畜妻的制度，亦對當代中國佛教造成巨大影響。 　　第四波是歐美佛學，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東西宗教對話，歐美佛教對東方文化的回歸，對現代化弊病的批判等後現代色彩，對中國佛教的未來發展，提供了一個前瞻性的觀察視角。特別是在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這「亞伯拉罕三大宗教」間的碰撞沖突中，提倡和平息諍的佛教，將會取得更多的信仰市場。 　　這四波佛學轉成空間維度，站在上海面向海洋，則如層層漣漪，從港台地區、東南亞，進而展開到日本和歐美。上海佛教處于時代的潮頭，任何一波佛學思潮，都能在上海引起迴響，並找到相應的代表人物。正是這一點，使上海佛教在21世紀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2000年9月，由中國佛教協會和上海佛教協會聯合主辦、上海玉佛寺承辦的「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研討會」提出了如何建設「都市佛教」的課題。玉佛寺主辦的《覺群》季刊相繼發表了一組討論「都市佛教」的文章。值紀念玉佛寺建寺120周年之際，2002年11月18日至20日，在上海舉行了「都市寺院與人間佛教研討會」。正式代表有法師、學者85位，收到論文57篇。教界和學界的代表們對「人間佛教」進行了廣泛深人的討論，產生了較為豐富的成果。 　　中國佛協副會長、玉佛寺方丈覺醒大和尚在開幕詞中說，都市寺院與人間佛教是佛教發展過程中非常現實的問題，是一個事關都市寺院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課題，理應為佛教界及關心佛教命運的各界人士所關注。在當前形勢下，都市寺院如何發掘自己的現代價值，如何對玄奧艱深的佛教教理作出符合現代思維、現代語言習慣的新的詮釋，如何實現與其他宗教之間的平等對話、相互借鑑取長補短，這些都是都市寺院也是整個佛教界無可迴避的來自社會與時代的挑戰。特別是隨著年輕化、知識化、學術化的信徒階層正在不斷形成，如何因應現代都市人對佛法的渴求，是都市佛教非常迫切的任務。 　　本次研討會評委會主席淨慧大和尚在致詞中說，人間佛教是佛教固有、本有的屬性，是佛教固有的功能。只是為了糾正佛教中那種對死後、對度亡的關懷，太虛大師才提出了人間佛教的理念。慧能大師「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恰如覓兔角」四句，將佛教與世間的關系說得最為到位。佛教的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佛教寺院就是要弘揚這種人文精神，覺悟人生，奉獻人生，高揚人文精神。從地理位置上雖然可以把寺院分成都市寺院、鄉村寺院，形式有所不同，但任務是一樣的，追求的都是解脫，其性質、功能是相同的。對于都市寺院的佛教徒而言，既要身居鬧市，心在山林；又要身在佛門，不舍眾生。最近河北佛協有一項「禪之旅」的考察活動，我給他們題了四句話：「落實人文理念，振興禪宗文化。營造精神家園，淨化社會人心。」如今在這里可以將「禪宗」二字改為「佛教」，作為對大會的期待。 　　由人間佛教所延伸出來的「都市佛教」問題，明顯成為大家共同關注的焦點。筆者有幸聆聽會議，僅就個人眼界所及，略述會議中的所聞所見所思。掛一漏萬，在所難免。 　　2．「都市佛教」的內涵及歷史定位 　　黃夏年先生根據《長阿含經》中的有關記載，認為早期印度佛教生活的基地應在城郊，但活動重點仍然在城市。由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生活方式，僧伽出門乞食與人城宣法，不可能住在離城市很遠的地方，距離應在步行四十分種左右，不可能超過兩個小時。雖然佛陀修行創教時是在人煙稀少的山林河邊，但在創教之後，宣教中心仍然是以城市為主。城市為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信息、權力中心，當年佛陀的護法相當一部分是來自生活在城市的剎帝利種姓的政治家與商人，城市政治經濟和城市文化為佛陀創教和弘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對佛教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黃心川先生在小組發言中，認為不僅從印度佛教的發展史實上看，都市佛教與山林佛教在時間上同時產生，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也首先是在城市。王仲堯先生的《都市寺院與文化中心——以東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都市佛寺為例》、孫昌武先生的《唐代長安的佛寺》等論文，對中國的城市佛教分別作斷代史或個案的研究。唐代的寺院建設和活動十分興盛，特別是那些敕建大寺，不只在當時的佛教內部占據著指導地位，在世俗政權、社會生活及社會文化等領域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從而也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更廣泛的參與和支持，這樣反過來又大大開闊了寺院的活動范圍，增加了寺院活動的生命力。 　　嚴耀中先生認為在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新興城市成為宗教的空白區，城市規劃沒有給寺廟設立留下空間，佛教與新興城市的發展嚴重脫節。自七十年代末文革結束以來，重修寺廟多屬恢復性且數量有限，大多還是出于旅游與商業的功能，這與其所應擔負的宗教神聖性功能格格不入。一些經濟發展較快的農村，尤其是沿海地區，鄉鎮所修建的寺廟一般規模較小，而且大多夾雜著地方民間信仰，對佛教的健康發展不利。所以，與基督教的發展相比，佛教表面繁榮下所潛伏的危機不容樂觀。 　　楊曾文先生的《人間佛教與現代城市文明建設》、宣方先生的《人間正道是滄桑——後印順時代的台灣人間佛教》等論文，著重討論人間佛教與都市佛教的關系。宣方認為都市佛教不完全是一個時間上、地域上的概念，它是一種信仰空間的轉換，背後蘊含了一整套現代化城市發展所積累起來的各種社會關系的糾結體。本次會議也只是對城市化進程中的佛教作了一個初步的描述性的說明，其本質的界定必須經由宗教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者們來共同探討。同時這也正展現了對都市佛教的研究、討論，具有廣泛的空間。 　　關于「都市佛教」概念的內涵，鄧子美等先生從地域性、時代性、社會性等三個角度給出了初步的說明。從其地域性而言，「都市佛教」主要指以政治、經濟、文化發達的城市為其活動背景，以都市市民為其傳播對象。從其時代性而言，它指存在和活躍在近現代與未來，與依附于帝王官僚的古代都市佛教有重大區別。從其社會性而言，它區別于離群索居的聲聞行者所選擇的避世方式，以及「空談大乘，不重實行，行為與教理完全脫離關系」(太虛)與大乘菩薩道精神貌合神離的形態。它兼具社團性質，起著社會紐帶作用，是在國家與市場之間的一塊正當生存空間，具有現代都市所要求的社會生活形式。 　　就都市佛教的主體而言，在社會層面上天然地與人間佛教「適應現代社會、關懷現代社會、淨化現代社會」的實質相一致。可以說人間佛教以都市佛教為大本營。當代都市佛教的歷史因緣、可借重的理論，主要是以太虛為代表的「人間佛教」的提倡。可以說都市佛教是大乘菩薩道精神的集中體現，它應該在人間佛教的思想指導下展開。都市佛教的人間性有重人生、重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克服煩惱，解脫成佛)、重社會事業(重視社會公益兼及其他事業)、重精神超越(突顯佛教信仰的超越性和淨土理想的追求)四個特徵。 　　3．現代化與價值理性的重建 　　如何在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人間佛教的人文關懷，參與公共生活倫理秩序的重建，與會學者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當前中國社會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人們道德生活價值取向的多樣性，各種利益的沖突和人們對金錢、物質的無限制的追求已使當代中國社會進入道德失序狀態。黨為了對治這種道德失序狀態，特別有意識地汲取傳統儒家的倫理觀念，提倡民族的傳統道德。佛教作為一種社會的宗教團體，它自有一套豐富的道德資源。在時節因緣成熟之時，佛教將發揮它的作用，作為諸多宗教群體的一種，積極參與公共倫理秩序的重建。」 　　現代化的核心是「理性」，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過程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二律背反中陷入「理性的困惑」。工具理性以清晰精刻的計算能力和控制欲求，將世上一切都化約為工具式之「物」，連人本身也被工具性地異化了。對此悲劇，諸多有識之士早已提出警示。但出路何在，仍在茫然探求之中。太虛法師把特重人倫理性的孑L子之道，看作是佛教人乘正法的基礎，但他強調：「欲完全一作人之品格，必由孔子之道而成就；然必經佛法之甄陶，乃能生養若孔子等儒門諸賢之偉大人格。于人世之志，具出世之胸襟，必以佛法為歸宿，乃得安身立命。」且「非佛法不能為孔家精神謀得一最高之寄托，使之發達無閡」。太虛人生佛教思想的核心可說也是「理性」，此「理性」即眾生成佛的根據「佛性」，「理性則一切眾生皆同」，「明白一切平等義，從此理性上發心，便走上成佛的路」。 　　肖永明先生指出，佛教倫理應該可以對一般意義上的「人文精神」作出超越。人間佛教作為一種解脫之道所透顯出的本體理性，也應該通過人文關懷這一價值理性中介，才能對社會經濟發展中所體現的工具理性發生適當的作用。這就尤其需要人間佛教思想承擔起先驅的使命，與現時代的經濟社會倫理「公正、博愛、自由」相適應，並進而對之進行適當的提升。建立一套更有力量，更有前瞻性的人文精神，超越其一般意義，進而更好地解決我們現時代所面臨的問題。具體言之：人間佛教可以在「公正」(形式公正)中加入佛教的「因果平等」。它指向人人都具有的潛能和潛能得到充分開發後的圓滿境界，這是一種指向內在的人本主義，而非「形式公正」指向外在的物質主義，以此來矯正建基于經濟社會倫理的「形式公正」的偏頗。在「博愛」(愛人如己)中加入「慈悲」。提示出人與人之間的內在的可交流性，從而將人類社會引向真正的深度親和。在互相促成權利實現的「權利關愛」外，進行深刻無比的、既不可思議又極其平常的、無緣同體慈悲的本體溝通。在「自由」(消極自由)中加人「解脫」。「公正、博愛」只能實現所謂的合理的消極自由，佛教則通過實踐解脫外在的執著羈絆走向更合理的積極的解脫的自由。 　　4．建設「都市里的村莊」 　　王雷泉先生在討論中提出，都市佛教與山林佛教並不對立。佛教在投入社會的同時，如何保持立教之本，如何避免在躍向萬丈紅塵中邊緣化，在佛教面向時代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如何不失佛教根本、避免世俗化，也是與會學者關注的一個重大課題。大多學者強調佛教要保持「信仰」的神聖性，應特別重視「信仰建設」。 　　現代佛教要取得主流的宗教文化的地位，就必須緊密深人社會生活，服務社會，努力指導人民的價值標準，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行為取舍的依據。並進一步尋求法制與民主的保護，在政治上獲得生存與發展的權利。但是，佛教絕不能因深入社會而放棄宗教的超驗價值觀而代之以世俗的價值標準。都市佛教有義務保持自己的主體性、超越時空的特徵、出世的神聖性、專注內在的精神性、甚至神秘性，而不是要成為一門普通的學術或學科。·它的目的是超拔于一切世俗目的之上，它要說明的是形而上的、形而後的意義，並不想在器世間中顯示它的殊勝和科學性。雖然它絕對不與科學對立但也用不著再將它扮成「科學」。喪失了神聖性的宗教不再是宗教，順應世俗化潮流的都市中的佛教絕對不應該以犧牲其神聖性作為爭取信眾的代價。 　　呂建福先生在討論中強調，佛教之異于其他宗教者，正在其「理性」的精神和「科學」的修證，這正是佛教與其他宗教不共的特勝之處。面臨時代文化之科學與理性的挑戰，這正是佛教最可迎接時代、應機化物者。在今日社會，不能因應「科學與理性」之機的宗教，其「信仰」往往是脆弱的，東西宗教近百年來已有大量事證。他認為，目前我們與其強調信仰還不如強調修證，然而對于大多數現代人而言，相應于傳統農業社會的一些佛教修行方法恐怕已不太合適了，現代社會需要新的修行方法，教界近些年有生活禪、安祥禪、內觀禪、現代禪等嘗試，它們與現代的生活方式相結合，所以對現代佛教修行者有很強的吸引力。假如沒有內在佛法的現代化，佛法外在的現代化就很可能會變質。 　　「山林」兩字除了指地處鄉村外，是否有著更重要的特定內涵呢?由于古代的祖師大德大多是在山林清修中獲得他們的宗教成就，于是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遠離塵埃的「山林」天然地與佛弟子避世清修、悟道解脫相聯系，成為幾乎所有佛弟子內心所向往的，與佛教特殊的價值觀、生命觀相關聯的純粹的宗教生活模式。僅此而言，「山林」並不是地理概念，它實為一個修證佛法意義上的代名詞，有著它特定的超越性。從「山林」這一特定的「修證」內涵出發，現代都市佛教完全可以超出其山野的歷史性的地理模式，在都市中實踐「山林」內在的宗教神聖性意義，使都市寺院帶有「山林」的氣息。新世紀佛教的發展應不僅僅只定位于寺廟，佛教應該走出寺廟范圍，把「居士佛教」、「社區佛教」列入未來佛教的發展方向。 　　世俗紅塵對人心的誘惑可以代替山林勞苦錘煉人的道心，都市的便利也為修行人提供了全心修道的條件。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地處鬧市的「都市山林」給佛弟子「自行」解脫道的同時或其後實踐「化他」的菩提道提供了最為方便的地理優勢，佛教徒在士農工商中，在履行各自的責任義務中邁向解脫，以便使佛教對社會精神生活建設起到更大的作用。台灣現代禪教團所建設的「象山修行人社區」就是一個成功的范例。 　　5．「坐而論道」與「起而行之」 　　與會學者在論文和討論中，既有形而上層面的探討，也有操作層面的設計。王雷泉先生在會上提及他發表于一年前的文章，雖然這次沒有提交大會，但對都市佛教的分析，或許對其他城市佛教發展也有一定的參考意義。都市佛教的發展走向，關鍵是如何在神聖化與世俗化之間取得平衡。基于這一考慮，文章對中國佛教協會在十多年前提出的「一個思想，三大優良傳統」，作出新的詮釋。 　　所謂「一個思想」，即人間佛教的思想。人間佛教有「人間佛教化」與「佛教人間化」二種進路，前者是佛教化世導俗的目的，後者是佛教在人間傳播的手段。把握這二種進路的本末和體用關系，就可以把人間佛教分成三個層面：社會適應、社會關懷、社會批判。佛教只有在不斷的社會批判和自我批判中，才能堅持超越性和神聖性，為淨化社會、提升人心作出應有的貢獻。所謂「三大優良傳統」，指中國佛教在歷史上形成的農禪並重、注重學術研究、國際友好交流三大特點。但這三個特點必須建立在一個根本上，即太虛大師所說的「中國佛學特質在禪」，這個「禪」，即指佛教獨特的修證和由此開發的智慧，故可以概括為「一本三支」。 　　根據上述思路，上海佛教的發展走向將是圍繞社會關懷，而呈現多元發展的格局。一、順應重建宗教主體性之歷史潮流，依托內地的淳厚道風，迎請高僧指導禪修，滿足信徒尤其是知識分子信徒的信仰需求。二、依托雄厚的寺院經濟，以社會關懷為工作中心，服務上海。特別在解決上海的老齡化和環境問題上，佛教會產生相當大的作用，從而大大提升佛教在上海社會中的地位。三、面向國際學術前沿，以建立私立佛教大學為契機，凝聚佛教知識分子，開展文化學術事業，建構社會良心系統。四、網絡時代的佛教教團組織將向兩極發展：小群化、社區化與虛擬化、普世化。 　　王雷泉先生在大會總結中，回顧上海的第一次會議「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研討會」，主要討論了佛教與政治層面的關系問題，本次「都市寺院與人間佛教研討會」，則從佛教與現代化社會的互動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都市佛教是一個現實的存在，不僅需要理論上的分析，在現有的既定環境中，更需要從操作層面來探討如何推展都市佛教。上海佛教的現狀，與上海這個國際化大都市的地位是不相稱的。希望在下次的會議中，能請各方專家學者進行更加具體深入的可行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