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哀思中期待後聖嚴時代佛法的新生(何建明)

在哀思中期待“後聖嚴時代”佛法的新生

何建明教授

春節剛過，末法時代相繼傳來吳立民大阿闍黎和聖嚴大法師先後舍報的消息，猶如晴天霹靂，發聾振聵。

吳立民大阿闍黎作為密宗長沙二學園掌法顧淨緣的嫡傳弟子，承傳東密和藏密法要，著書立說，言傳身教，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大陸漢地佛教密宗承前啟後的重要人物。特別是他在晚年受趙樸初先生之托主持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工作，為北京佛牙塔地宮莊嚴設計，破譯陝西扶風法門寺佛指舍利塔地宮唐密曼荼羅，積極參與和推動中外佛教文化、學術交流，作出了世所公認的傑出貢獻，從而成為近三十年來中國佛教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重要人物。因此，他的舍報，是當代中國佛教文化的一個重大損失。

海峽彼岸的聖嚴大法師，是當代台灣的中國佛教文化復興運動的重要領袖，也是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中國人間佛教傳統的自覺繼承者和主要發展者之一。他以對佛法真諦的堅定信念與無限信心，克服重重困難，先後兩次出家，以佛為師，以戒為師，勇猛精進，契理契機，為中國佛教、特別是禪宗在當代台灣的弘揚及其國際化，作出了無可替代的歷史性貢獻。他的舍報，不僅是當代中國佛教文化教育事業的重大損失，也是當代世界佛教文化事業的重大損失。

二十世紀是中國社會與文化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時代，也是中國佛教文化復興與實現現代轉型的時代。清末楊文會和釋寄禪等人發起和推動的佛教文化復興運動，在近代西學東漸大潮和辛亥革命及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與推動下，逐漸形成了以釋太虛、歐陽竟無、釋弘一等為代表的現代中國人間佛教運動的潮流。這股歷史大潮雖然與新舊交替和救亡圖存的現代中國社會相伴隨而屢經曲折，但是終歸成為二十世紀以後中國佛教文化復興與發展的主流。釋太虛等人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運動，既是中國佛教文化現代復興的必然之路，也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參與世界宗教與文化對話、構築人類新型生態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徑。佛教文化的現代復興，既是中國文化現代復興的重要標志，也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登上現代世界歷史舞台、實現中華民族現代復興的重要標志。

近六十年來的台灣佛教界，為中國佛教文化的現代復興與歷史轉型，作出了永載史冊的歷史性貢獻。這其中，慈航、東初、白聖、印順、星云、證嚴、聖嚴、惟覺和李子寬、李炳南、周宣德等諸多高僧大德無疑是不可多得的旗手和主要參與者。與其他大多數高僧大德相比，聖嚴年齡相對較小、出家相對較晚，但是，他在振興佛教的文化教育事業和推動中國佛教國際化上卻後來居上。

聖嚴大師留給佛教和後人的第一個歷史性貢獻，就是他以沒有受過正式的大、中、小學教育並已三十九歲之齡只身留學東洋的大智大勇，先後獲得日本大學的碩士與博士文憑，為現代中國佛教的新僧伽形象樹立了不朽的典范。現在大陸和台灣不少中青年僧伽相繼獲得大學的碩士和博士文憑，積極參與國內外的佛教文化教育事業，大多與聖嚴率先樹立起來的現代文化僧和學問僧的形象有重要關系。這是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的僧伽理念的真實體現。

聖嚴大師的第二個歷史性貢獻，是他在藏密和東密及日本禪學與禪法流行的國際社會里，將中國禪學與禪法以現代形式推向異域文化，有力地推動了中國佛學、特別是中國禪學的國際化與現代化進程，使國際社會對中國禪宗文化的了解不是停留于某些形式化的表現，而是有著深刻的人文和中國內涵。

聖嚴大師的第三個歷史性貢獻，是創建了法鼓山僧團和法鼓山文化教育事業。法鼓山作為當代台灣佛教的四大僧團之一，在當代台灣乃至當代中國和世界華人社會的佛教文化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尤其是大力開展的國際性的佛學研究、學術交流與文化出版事業的中華佛學研究所，不僅成為當代中國佛教文化學術參與國際佛學與宗教文化對話與交流的重要平台，也為現代中國佛教文化學術事業的國際化發展樹立了榜樣。

聖嚴大師的第四個歷史性貢獻，是他契理契機地推進了現代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的創造性建設。他不僅率先提出了「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心靈環保」的現代人間佛教理念，並以此作為法鼓山的核心理念，而且通過提倡和推廣「禮儀環保」、「心五四運動」、「新時代心六倫」等，積極推動從心靈環保到社會環保，成為「穩定台灣人心的力量」。

聖嚴大師的第五個歷史性貢獻，是他為身後留下了一份無可比擬的遺囑。他指示身後不發訃聞、不傳供、不築墓建塔、不立碑豎像、不撿堅固子。儀式以簡約為莊嚴，懇辭花及輓聯。並要確保法鼓山的法脈宗風，凡由他創立及負責的道場，舉凡道風的確保、人才的教育、互動的關懷及人事的安排，都應納入統一機制。其他分支道場，則以禪風一致化、人事本土化為原則，以利純粹禪法之不墮，並使禪修在異文化社會推廣。至于外界十分關心的接位問題，他要求法鼓山總本山方丈一職，不論是由內部推舉，或從體系外敦聘大德比丘、比丘尼擔任，接位之時亦接法統，承繼並延續法鼓山的禪宗法脈，不得廢止法鼓山的理念及方向。這份遺囑，既體現了繼承和發揚印光、弘一等近代佛門大德所樹立的身後事從簡的優良風范，又確立了以法統、法脈為主、禪風一致化、人事本土化和管理機制化的後聖嚴時代僧團建設的基本原則和發展方向。應該說，這是在目前佛教發展的多元化、國際化趨勢之下能夠保持法鼓山僧團的團結與法鼓山佛教文化教育事業繼續發展的一個合理的引導。

記得聖嚴大師在《人間世》的一篇文章中說到：「面對生離死別，人們之所以如此哀傷，主要是不了解人是為何而生的。依佛法的認知，人來到這個世間，有兩個任務：一是還債受報，償還過去多生之中恩怨情仇的債務，接受福報與苦報；二是還願發願，人們在過去無數世中曾經許過的心願，必須逐一完成，在受報還願的同時，也可繼續發願。當在這一生中的債務及願心告一段落時，便算任務結束，就可以安心地離開世間了。」我相信聖嚴大師誠如所言，他是在這一生中償還了過去的債務、完成了無數心願之後而「安心地離開世間了」。因此，我對他的哀思，願化作對佛法的信心和力量，衷心祝願他的遺願能夠實現。我們期待著後聖嚴時代法鼓山佛教文化教育事業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