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聖嚴法師遺言》哀悼聖嚴(何建明)

從《聖嚴法師遺言》哀悼聖嚴

何建明教授

聖嚴是我們這個末法時代的一座燈塔，照耀著許多黑暗中孤寂和迷茫的心靈，使他們有了生存的希望、心靈的智慧和前行的力量。如今，這座燈塔倒下了，人們期待著法鼓聲中薪盡火傳，期待著中國佛教、特別是禪宗文化的光輝能夠如日閃耀，不舍眾生。

聖嚴法師在當代中國佛教史上的歷史性貢獻，至少有五點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他作為近代以來第一位在日本留學獲得博士學位的比丘，為現代中國佛教的新僧伽形象樹立了不朽的典范。

二是他將中國禪學與禪法以現代形式推向異域文化，有力地推動了中國佛學、特別是中國禪學的國際化與現代化，使國際社會對中國禪宗文化的了解不是停留于某些形式化的表現，而是有著深刻的人文和中國內涵。

三是他創建了法鼓山僧團和法鼓山文化教育事業，特別是其主持的中華佛學研究所，不僅成為當代中國佛教文化學術參與國際佛學與宗教文化對話與交流的重要平台，也為現代中國佛教文化學術事業的國際化發展樹立了榜樣。

四是他契理契機地推進了現代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的創造性建設，將「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心靈環保」作為法鼓山的核心理念，積極推動從心靈環保到社會環保，成為「穩定台灣人心的力量」。

五是他為身後留下了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遺言，體現了繼承和發揚印光、弘一等近代佛門大德所樹立的身後事從簡的優良風范，確立了以法統、法脈為中心、禪風一致化、人事本土化和管理機制化的後聖嚴時代僧團建設的基本原則和發展方向。

我之所以說《聖嚴法師遺言》具有歷史意義，是因為近些年來佛教界、佛學界和社會界不少人都很關心台灣四大僧團的新老交替與接位及其延續發展的問題，大家擔心這些靠具有特殊魅力的奇理瑪斯式開山長老創立與維系的世界性的特大道場，是否在長老往生後還能繼續平穩地發展？而這份《聖言法師遺言》應該說比較審慎和明確地規定了法鼓山僧團的管理體制及其文化教育事業之未來開展的原則和方向。而且，這一原則和方向，契理契機，反映了聖嚴大師高尚的僧格和偉大的智慧。

太虛、印光、弘一、虛云被公認為是現代中國佛門的四大高僧。聖嚴大師傳承了虛云所接續的禪宗法脈，並自覺繼承和弘揚了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傳統，正如他在自述「學思歷程」中所說：「我必須承認，受到太虛大師和印順法師兩人很大的影響」。同時，他的「遺言」還體現出對印光、弘一所樹立的現代佛門風范的繼承和弘揚。如印光和弘一兩位大師都在舍報前留下遺囑，要求身後事從簡，不搞任何追悼會、建塔及其他紀念活動，而聖嚴大師在遺言中要求在他「身後，不發訃聞、不傳供、不築墓、不建塔、不立碑、不豎像、勿撿堅固子。禮請一至三位長老大德法師，分別主持封棺、告別、荼毗、植葬等儀式。務必以簡約為莊嚴，切勿浪費舖張，靈堂只掛一幅書家寫的輓額『寂滅為樂』以作鼓勵；懇辭花及輓聯，唯念『南無阿彌陀佛』，同結蓮邦淨緣。」並要求在他身後，請林其賢教授夫婦，將其「年譜」，「補至我舍壽為止，用供作為史料，並助後賢進德參考。故請勿再編印紀念集之類的出版物了」。等等這些，正是他自覺繼承和弘揚印光、弘一之法門風范的具體表現。

佛教的弘傳依賴于佛、法、僧三寶。佛教歷來強調，佛在以佛為師，佛不在以法為師；而法依戒而存，戒在則法在。因此，依法守戒的僧寶之健全，是佛法得以弘傳的根本保證。聖嚴大師在最後的遺言中，非常強調僧團的重要性，要求其「遺言囑托」，由「僧團執行」。這是他對僧團的信任，也是他對僧團的期待。也正因為如此，對于外界最為關心的僧團接位與管理的問題，他特別提出兩點遺囑來加以規范：一是，「凡由我創立及負責之道場，均隸屬法鼓山的法脈，除了經濟獨立運作，舉凡道風的確保、人才的教育、互動的關懷及人事的安排，宜納入統一的機制。唯在國外的分支道場，當以禪風一致化、人事本土化為原則，以利純粹禪法之不墮，並期禪修在異文化社會的生根推廣。」二是「法鼓山總本山方丈一職，不論是由內部推舉，或從體系外敦聘大德比丘、比丘尼擔任，接位之時亦接法統，承繼並延續法鼓山的禪宗法脈，亦不得廢止法鼓山的理念及方向，是為永式。佛說：『我不領眾，我在僧中』，方丈是僧團精神中心，督策僧團寺務法務僧斷僧行，依法、依律、依規制，和樂、精進、清淨。」

民初以來的現代人間佛教運動倡導打破法派和剃派的十方選賢制，廈門的南普陀寺等法派或剃派寺廟相繼改為十方選賢叢林。可是，正如弘一大師所說，中國的佛教傳統，祖師崇拜普遍高于佛陀崇拜，因此，卡里斯瑪式的開山宗長或宗教領袖是維系僧團和推動僧團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更何況，由于近百年中國社會的新舊雜陳和現代僧伽人才的匱乏，特別是寺僧素質的普遍低下和許多信眾缺乏正信，十方選賢制很難在寺院中長期推廣，真正契合現實社會需要的，大多還是有經受現代佛教文化教育的法派或剃派的選賢叢林，如當代台灣佛教的四大道場。聖嚴因此在遺言中強調所有法鼓山系道場，均需要承續法鼓山的法脈，而且永遠不得廢止法鼓山的理念及方向，並強調總方丈是僧團的精神中心。

在這里，我們應當注意到《聖嚴法師遺言》對于現代中國佛教僧伽制度的一個突破性意義，在于力圖打破法派或剃派叢林中過于依賴人治等的傳統積弊和時病，強調「道風的確保、人才的教育、互動的關懷及人事的安排，宜納入統一的機制」，「督策僧團寺務法務僧斷僧行」的總方丈，當「依法、依律、依規制，和樂、精進、清淨」。更為可貴的是，他沒有完全拘泥于在剃派叢林(僧團內部)中產生未來的總方丈，也沒有完全拘泥于總方丈必須是比丘而不可以是比丘尼的流行習慣，而更強調的是「依法、依律、依規制，和樂、精進、清淨」的選賢標準。這說明他並不拘泥于時下普遍流行的剃派選賢制而把十方選賢看作是法鼓山僧團建設未來發展的根本方向。這是他在僧制理念上超越自我、也超越時代之處，是對太虛大師所制定的現代人間佛教僧伽制度的創造性發展。

《聖嚴法師遺言》對于現代中國佛教僧伽制度的另一個突破性意義，在于強調了法鼓山國外道場的禪風一致化和人事本土化的基本原則，以確保真正的中國禪法在異域文化中生根推廣。被印順法師稱為中國佛教傳統之繼承人的太虛大師曾說，中國佛學的特質在禪。也就是說，中國佛教文化的精髓比較集中地體現在禪文化當中。可是，近代以來，國際上比較流行的禪文化是日本禪。從日本獲得博士文憑後，聖嚴就去美國努力弘揚中國的禪文化，積極推動以禪宗文化為代表的中國佛教文化的國際化與現代化發展。在這方面，聖嚴所領導的法鼓山僧團取得了許多歷史性的突破，為中國佛教文化的世界化和中國文化的現代復興，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強調國外道場的禪風一致化，就是要不斷推展中國佛教文化的國際化事業，使中國佛教文化真正在異域文化中生根、開花、結果，從而把中國的佛教文化智慧貢獻于現代世界新文明的建設，使融會了中國佛教文化的世界新文明更具有包容、和諧與慈悲精神。但是，中國佛教文化的世界化，並不是要中國人主宰世界，而是要讓各國人民自覺吸取中國佛教文化的偉大智慧而更好地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因此，中國佛教文化的世界化，就是要自覺地向那些大力推動佛教中國化的古代高僧大德們學習，讓接受中國禪法的本地僧伽領導其僧團建設和弘法事業，這就是聖嚴所提出的人事本土化。很顯然，聖嚴的這一遺願，充分吸取了佛教中國化的歷史智慧，充滿了對中國佛教文化世界化的美好願景。

聖嚴在「遺言」中特別強調他的身後事，「不可辦成喪事，乃是一場莊嚴的佛事」。他最後說偈：「無事忙中老，空里有哭笑，本來沒有我，生死皆可拋。」這充分體現了這位正信正覺的當代中國佛門領袖具有真正的大智大勇和大願。

2009年2月5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