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持大師建設普光寺與峨眉山普賢崇拜的發端

晉代對于峨眉山佛教貢獻最大者當首推慧持大師，因慧持大師與峨眉山普賢崇拜的肇始密不可分。慧持(337-412)，東晉名僧，俗姓賈，雁門樓煩(今山西寧武附近)人。「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沖默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旬。普文史，巧才制。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遍學眾經，游刃三藏」.其一生的主要經歷，可分為師事道安、隨兄廬山、健康宏佛和入蜀傳化四個時期，其歷史貢獻主要在于弘揚普賢行願，對蜀地普賢信仰的傳播和峨眉山普賢道場的形成，都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晉永和十年(354年)，因「釋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贊像法，聲甚著聞」，慧遠慧持兄弟「遂往歸之」，經聽講《般若經》後「豁然而悟」，便「投簪落彩，委命受業」。而據「安每與弟子法遇等，于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可見慧持當初也為彌勒淨土的信奉者。慧持在隨兄廬山期間，實現了從信仰彌勒淨土到信仰西方淨土的轉變。東晉太元年間(376-396)，孝武帝與琅邪萬司馬道子嗜酒佞佛，京師健康發展成為中國佛教南方的一個重要中心。「(慧)持有姑為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于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慧持在京師形成了通過普賢行願以期往生西方淨土的理念。講說《法華經》無疑是慧持在健康宏法的重要活動，而其中的《普賢菩薩勸發品》定會引起他的特別關注。因為該品記述了如下的內容「普賢問佛，如來滅後，云何能得《法華》。普賢白佛，凡持此經者，必得守護。」因《法華》以為一切眾生皆能成佛，再結合慧持向往西方極樂淨土的信仰，以至產生通過普賢行願以期往生西方的觀念實屬自然。可能正是這樣的理念，促使他離開繁華的京師，「還山」後又溯江西上往蜀地傳化。慧持因「聞成都地沃民豐」，故「志往傳化」，遂于晉隆安三年(399)辭遠入蜀。「本欲棲柄峨眉之挹，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遂乃到蜀。」慧持至成都，「止龍淵精舍。大宏佛法，井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璩雅相推 」，很快就在蜀地獲得崇高威望。其時，「有沙門慧岩、僧恭，先在蜀地，人情傾蓋」，「恭公幼有才思，為蜀郡僧正，岩公內外多解，素為毛璩所重」，「及持至，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慧持在蜀地贏得的聲望，連後秦弘始三年(4001)入關的譯經僧鳩摩羅什，也「遙相欽敬，致書通好，結為善友」。慧持因深入闡發《法華》經義而在蜀地獲得崇高威望，也使得普賢信仰與普賢崇拜很早就在蜀地流傳開來，而慧持在蜀地弘揚普賢行願的最重要結果，是對峨眉山佛教發展方向所產生的影響，即使峨眉山佛教走上了普賢崇拜的道路。 　　由于慧持「觀瞻峨眉」，且得到刺史毛璩幫助，峨眉山為弘揚普賢信仰而得以建立供奉普賢的佛寺。其寺之名，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嘉定府·景物篇》中有如下重要線索：「前代于峨眉創寺六」之一「普賢寺，舊稱普光寺」。據此分析，宋之「前代」當指盛唐，當時峨眉山普賢崇拜大興，而「舊稱」則可認定為非指短暫的隋代與動盪的南北朝，而是指東晉。至于「普光寺」源于晉譯《華嚴經》中的「普光法堂重會」一品，說的是普賢行法以顯示佛陀因行果德的內容，恰與慧持弘揚普賢行願行動一致。 　　慧持在峨眉山建「普光寺」，歷史即以其為機遇點將恩施推上了作為普賢菩薩道場的發展道路。峨眉山被尊為普賢菩薩道場後，全山逐漸由道改佛。唐宋以後，佛教在峨眉山日趨興盛，明清之際達到極盛，先後有梵宇琳宮、大小寺院200余座遍布山巒茂林間。峨眉山也被人們奉為「佛國仙山」，與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華山並列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聲名遠播海內外。宋、明以後，先後有緬甸、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友人慕名送來佛像和貝葉經等珍品。清末峨眉山佛教一度衰微，加以山地潮濕多雨，原有寺院多破敗，至民國年間所存不及半數。當代峨眉山佛教與佛教文化旅游則大為興盛。 　　人類文化是一個不斷積累、不斷揚棄、不斷充實和不斷發展的過程，以佛教文化為主體的峨眉山歷史文化是這種積累的一部分。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峨眉山不僅積累了豐富的佛教文化瑰寶，也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文物。其中，不少文物和寺院建築對人們認識與了解佛教及其歷史和人類文化發展史都是十分有益的。佛教傳入峨眉山後，融匯了巴蜀文化、先行傳入的道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部分內容，形成具有鮮明巴蜀特色的峨眉山佛教文化，留下大量宗教學、社會學方面的實例，值得學術界進一步研究。佛教及其廣大信徒不僅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佛教文化遺產和名勝古蹟，而且在客觀上開發、建設並保護了峨眉山，為峨眉山稱為人類文化寶庫中的瑰寶和重要財富做出了一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