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云老和尚對中國佛教的貢獻——以對云南佛教的貢獻為主(法緣法師)

虛云老和尚對中國佛教的貢獻

　　——以對云南佛教的貢獻為主

　　法緣法師

　　內容提要： 虛云老和尚被稱為是近代高僧，禪宗泰斗。他一生志大氣剛，悲深行苦，對近代中國佛教的振興與發展，起著不可磨滅的貢獻。老和尚為了振興中國佛教歷盡艱辛，殫心竭力，任勞任怨。他一生的業績可謂功追往聖，德邁時賢。他一生對中國佛教的貢獻指難勝屈，數語難表，茲僅以他對中國云南佛教的貢獻而略作說明。老和尚對振興與發展云南佛教有著巨大的貢獻，他的一生在云南共有二十六年，雞足山十四年、昆明十二年，可謂與云南宿緣深厚。本文主要從兩大方面加以論述：一、虛云老和尚與云南佛教；二、虛云老和尚對云南佛教的貢獻，這其中又是從：1、修復古寺；2、整肅寺規僧紀，如法傳戒；3、講經辦學，成立佛學研究社；4、成立佛教會保護發展佛教；5、維護寺產，平息禍亂；6、成立慈善機構，為滇民排憂解難等六個方面來闡述虛云老和尚對云南佛教的卓越貢獻，以永遠紀念這位不朽的高僧。

　　關鍵詞：建寺 傳戒 講經 佛教會 廟產興學

　　佛教自傳入中國至今已有二千多年了。在漫長的歲月中，作為外來宗教，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可謂是一波三折，備受艱辛，並不是一帆風順。最鮮為人知的「三武一宗」滅佛，就使佛教飽受了摧殘，佛教在經受各種歷史考驗和打擊的同時，以頑強的生命力隨順著中國的國情、時勢而發展著。到了清末咸豐年間，隨著國力衰弱，社會政治頹敗，經濟蕭條，民不聊生。與國運緊密相連的中國佛教也呈不振之狀，寺院毀壞殆盡，僧尼風云流散，在這種情況下，佛教的生命力越來越衰弱，僧侶的生存也越來越艱難，佛教已極式微。到了光緒及民國之初，又一度盛行「砸菩薩，辦學校」之「廟產興學」的運動，各地相繼發生寺產沒收，驅逐僧尼，搗毀佛像，占據寺院，甚至毆打逮捕僧尼，搶劫寺院財務等重大事件，各地佛教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這使本來就衰落的佛教更是雪上加霜，瀕臨滅絕。正是在這佛教危急時刻，虛云老和尚以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之大無畏精神，毅然擔荷起振興佛教的大任。他一身而參五宗法脈，慧日重光，使禪風再振。廣建叢林，復興名藍古剎，如雞足山祝聖寺、昆明云棲寺、鼓山湧泉寺、韶關南華寺、云門大覺寺、云居真如寺六大名剎，一生重建寺院庵堂八十余所，度眾安僧，所建寺院也皆是規模宏偉，備極莊嚴。又整肅禪規，提倡戒律，興學育僧，開展傳戒、講經、慈善等活動，成立佛教會保護佛教的發展。他一生為法忘軀，九死一生，殫心竭力，任勞任怨，對中國佛教在近代的復興與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老和尚一生對中國佛教的貢獻指難勝屈，數語難表，茲僅以他對中國云南佛教的貢獻而略作論述。

　　一、虛云老和尚與云南佛教

　　虛云(1840—1959)，名古嚴，又名演徹、性徹，法號德清。五十歲後自號虛云，改字幻游。原籍湖南湘鄉縣人，俗姓蕭。父玉堂，母顏氏。師出生于福建泉州，幼即不菇葷，秉性聰慧，好喜恬淡。清咸豐八年(1858)十九歲時，在福州鼓山湧泉寺禮常開法師披剃。翌年，于妙蓮和尚座下受具足戒。此後習苦行，住岩穴三載，二十四歲時曾回寺任職四年。之後外出參學，遍歷大江南北，習禪研教，親近善知識。曾參天台華頂庵融鏡法師學天台止觀，不久，奉法師之命往國清寺參學禪制，至方光寺習《法華經》，岳林寺聽《阿彌陀經》。爾後朝普陀、又至阿育王寺拜舍利，抵天童寺聽《楞嚴宗通》。光緒八年(1882)，為報父母恩三步一拜朝五台山，途中風霜雪雨，疾病交寒，艱苦備至，歷時三年而得以完成。此後又參訪陝西終南山、四川峨眉山、拉薩三大寺，並由西藏至印度、斯里蘭卡、緬甸等國，朝禮佛跡。又由緬甸回國拜云南雞足山，經貴州、湖南、湖北等地，禮安徽九華山，再至揚州高旻寺參加禪七法會，至第八個七時，因護七師倒開水沖到手，茶杯落地，一聲破碎，使無量劫來的疑根頓斷，如從夢醒，悟透禪關，打破漆桶，明見心性。虛老悟後，深自韜晦，離高旻寺至焦山，代智通和尚講《楞嚴經》，在阿育王寺講《法華經》，六十一歲時，欲再度參訪五台暨五岳諸名山，並至終南山結茅潛修數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虛老與戒塵(1878—1948)離終南山，朝峨眉山後又至云南，此可以說是虛老第二次到云南。[[1]]

　　云南地處中國的西南部，它可以說是由中國通往緬甸、泰國、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等佛教國家的必經之途。因此就世界佛教角度著眼，以其得天獨厚的地勢，以一省之地，便匯集了北傳、藏傳、南傳、滇密為一區之佛教。這不僅在中華，即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云南這種大小乘顯密齊備的佛教，在云南南詔、大理及元代的時候曾一度繁榮興盛過。但到了明清兩代以後，云南佛教開始逐漸走向衰落，特別是清末咸豐年間(1851—1861)，由于回、漢戰爭，寺廟毀壞殆盡，僧尼風云流散。光緒間雖然稍有振作，但難返頹式，許多寺院或毀于戰火，或因廟產興學而被強行占用，幸存者寥寥無幾，大批僧尼流散，佛教已極式微，可以說清末以後，云南佛教總趨勢已進入末法時代。[[2]]因此當虛老第二次到云南登雞足山時，看到滿山寺宇破敗，僅存有子孫廟十余所，且僧規墮落，思之雪涕。雞足寺僧各據寺產，自稱為大，不許外來僧侶掛錫，無奈之下，虛老不得不下山，抵昆明，得護法居士岑寬慈接住興福寺，並在寺內閉關。光緒三十年(1904)春，諸護法暨歸化寺契敏和尚，懇請出關，到寺講《圓覺經》、《四十二章經》。秋，夢佛上人又請到筇竹寺講《楞嚴經》，並傳戒。之後，大理提督張軍門松林、李軍門福興，率眾官紳迎至大理，住三塔崇聖寺，講《法華經》，皈依的人非常之多，此乃虛老在云南弘法之始，也由此虛老與云南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

　　虛老在云南，在以唐繼堯、龍云、李根源等大護法的護持下，使云南佛教得以振興。老和尚一生志大氣剛、悲深行苦，為了振興云南佛教，歷盡艱辛，殫心竭力，任勞任怨，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為法忘軀。他在云南共有二十六年之久，雞足山十四年、昆明十二年，可謂宿緣深厚。他對云南佛教的振興，起著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

　　二、虛云老和尚對云南佛教的貢獻

　　虛老悲心深廣，一生為法為教，不辭辛勞。在與云南佛教結下不解之緣後，在眾多善信護法的大力支持之下，開始著手振興和發展云南佛教。從建寺安僧，整肅僧紀、辦學育僧到成立佛教會，慈善會等，只要對佛教、對芸芸眾生有益，他都毅然努力的去做，任勞任怨，無怨無悔，「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在他的帶動下，云南佛教得以復興。虛老對云南佛教的貢獻將從如下六個方面論述。

　　( 一)、修復古寺

　　虛老從清光緒三十年(1904)來滇至民國十九年(1930)離去，在這二十六年之中，為云南修復了許多古寺。在滇中先是中興雞足山祝聖寺及西竺寺、興云寺、蘿荃寺等大小寺院。後又重建昆明碧雞山華亭寺、松隱寺、太華寺、招提寺、勝因寺等。此外，還修復了碧雞山全山祖塔及七佛塔，共十六座。在所修的眾多寺院中，以雞足山祝聖寺、昆明華亭寺最為著名。

　　1、修復雞足山祝聖寺

　　巍峨秀麗的雞足山，屹立在滇西的賓川、大理、鄧川、永勝、鶴慶等縣的交界處，它以聳入云表的天柱為中樞，前列三峰，後拖一嶺，形如雞爪而得名。相傳釋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的大迦葉尊者，持金縷袈裟，就在雞足山華首門入定，等候彌勒佛的下生。[[3]]因此雞足山又是滇西的佛教勝地。山上的寺院，大都肇始于唐，繼于宋元以後。據《雞足山志》載：全山有三百六十庵，七十二大寺。[[4]]但由于朝代的更替，有很多寺廟皆毀于戰火，到光緒十五年(1889)，全山不足十寺。光緒三十年(1904)虛老飛錫來滇，在李提督福興的幫助下，移住雞足山缽盂峰，在舊缽盂庵遺址，辟山啟土，肇建缽盂庵迎祥寺，即現今之護國祝聖禪寺。虛老為建此寺，接待十方，不辭勞苦，到處募化，歷盡艱辛。

　　有一次往南洋募化，途經野人山染上瘴毒，至此發作重病，在路邊棚廠，晝夜發燒，扶病到柳洞觀音寺，好不容易才得蒙一名叫定如的中國僧人搭救，並為之買票到仰光。在從仰光到檳榔嶼極樂寺的船上，又險些死在異國醫生之手。據《虛云和尚年譜 》中載：船到埠，因船中有病疫死者，要船上的人在遠處的山上檢驗，檢查看有沒有傳染病。千余人上山，山上沒有任何遮蓋，任憑日曬夜雨。每天發一小碗米，二個羅卜，自己煮食。洋醫生每天來看兩次，七天後人去了一半，十六天之後，山上就只剩下虛老一人了，虛老心里非常著急，病日加重，益形淒苦，漸不能進食。到第十八天，醫生來令移住一淨屋，並拿藥強令虛老吃下，至使虛老雙眼不能見人，身體出血。幸得一泉州老人相救，才免過被醫生拿去剖腹檢驗。[[5]]

　　如此歷盡艱辛，虛老方于國內外募集了黃金萬兩，經數年之久，才將此寺建好。又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赴京為寺請領藏經。同年七月二十號奉上諭：賜雞足山缽盂庵迎祥寺加贈名護國祝聖禪寺，欽賜《龍藏》，鑾駕全副。欽名方丈，御賜紫衣缽具、欽賜玉印、錫杖、如意。封賜住持虛云「佛慈洪法大師」之號。[[6]]如今之祝聖寺就其規模、宏麗來說，堪稱雞足山群庵之首。

　　2、昆明碧雞山華亭寺

　　重建昆明碧雞山[[7]]華亭寺，可以說是虛老在云南的又一突出貢獻。華亭寺位于昆明城西三十里的碧雞山上。此地風景優美，景色怡人。寺最早是元代高僧元峰玄通所創，他在延祐七年(1320)駐錫華亭山，結茆庵住。三年間，募滇城檀越，首建光明殿，鑄佛及十二圓覺，故寺名「大圓覺寺」。據《啟建華亭山大圓覺寺碑》載，玄通精儒學，善交游，因此得高氏後人及云南平章卜顏捐助，陸續宏闊寺院，增塑佛像，又從江南請來大藏經，寺之隆盛肇始。[[8]]「大圓覺寺」後改名「華亭寺」。此寺後代雖屢費屢修，但一直是滇人心目中的聖地。咸豐年間此寺全毀，[[9]]光緒九年(1883)小有恢復，但因寺僧管理不善，日益荒廢，原打算出售給外國人辦俱樂部，當地政府已批准。虛老深感痛心，建議唐繼堯制止這樁交易行為，唐采納了他的建議，並于民國九年(1920)三次下貼，聘請虛老擔任華亭寺方丈，主持中興該寺。虛老接受委命後，考慮到滇中接連「護國」、「靖國」之役[[10]]，民生疲敝，表示不在滇中募化。當時唐繼堯提公帑八千元捐助，也被謝絕。可見虛老是何等的體諒滇中百姓的疾苦，不耗費百姓和政府的錢財，而是向泰國極樂寺師父妙蓮老和尚求援，加上各地大護法居士的捐助，方集滇票上百萬元，作為籌建寺院之款。

　　虛老主持重建工作，彷浙江天童寺規制，擴而大之。主體建築坐西向東，沿中軸線有山門、天王殿、八功德池、大雄寶殿、藏經樓；附屬建築有鍾樓、鼓樓、經堂、法堂、祖堂、客堂、僧堂、戒堂、方丈寮、維那房、庫房、浴堂、香積櫥等。布局嚴整，次序井然。又在山門與天王殿之間辟廣場，中鑿百畝放生池。在寺右建千二百五十人海會塔一所，寺左建大悲閣。大殿內除供奉金裝三世佛巨像外，又特請寧波技師增塑五百羅漢。重建的華亭寺大小殿堂二百余間，占地六萬平方米，成為云南有史以來最大的十方叢林。

　　在動工重建此寺時，掘出殘碑一塊上有「云棲」二字，因此寺建成後，遂改名「靖國云棲禪寺」。虛老在建寺時，逐日親督工作，慘淡經營。當修建工程做到一半時，不料滇中貨幣驟變，匯率低下，每紙七八元，始值外幣一元，因此預貯之金三不值一，資金短缺，倉卒一時無以應付，虛老只得再次拖著年邁古稀之軀，孑然出省，外出募化，艱苦備嘗，而卻勞怨不辭。經歷了近十年的艱苦創建，終于使這座「殿宇傾頹，鍾魚絕響」的破廟，又建成一座莊嚴雄偉、香火旺盛的十方叢林。華亭寺建築宏偉，塑像精美，殿堂制度齊備，宗教氣氛濃厚，加之山水絕勝，鍾靈毓秀，漸漸海內外，歸奔如流，從此年勝一年，而發展成滇中第一佛教勝地。

　　華亭寺的振興，對全省佛教的復甦具有不可估量的倡導力量。各地紛紛效尤，修建寺廟，引發了以昆明為首的興寺熱潮，使沉寂多年的云南佛教，終于從冰封狀態下解凍出來。

　　緊跟華亭寺之後，有高僧戒塵主持了筇竹寺的大規模維修工程，補殘拓新，充實制度，把筇竹寺建成云南僅次于華亭寺的第二座十方叢林。同年年尾平光和尚主持修復了圓通寺。以後，定庵修復普賢寺，映空修復了曇華寺，蓮洲新建竹園寺，復又新建圓通寺接引殿。居士陳榮昌修雙塔寺、陳古逸修妙湛寺、張學智修太華寺……二十年間，僅是昆明一地即修復、新建寺院數十所。

　　各州、縣也有所修建。賓川自虛老募修祝聖寺後，龍云又恢復數寺，並在雞山增建楞嚴寶塔一座；順寧(鳳慶)士紳新建崇真寺，翊周、相周修補嵩云寺；保山重修臥佛寺；大理重修感通寺；劍川修葺崇真寺，金碧輝煌，為州寺之冠；永北(騰沖)重修城內準提寺；鶴慶大修元化寺；思茅修大佛寺；石屏袁嘉谷倡修諸天寺；建水維修指林寺；武定修、增獅山正續寺；姚安女居士修復城內觀音寺；宜良重修法明寺、湧金寺；普寧重修盤龍寺、萬松寺……[[11]]各州、縣所修建的寺院不勝枚舉。可以說華亭寺的重建，標志著以昆明為中心的云南近代佛教的振興，這是虛老為云南佛教所做出的卓越貢獻之一。

　　(二)、整肅寺規僧紀 如法傳戒

　　1、整肅寺規僧紀

　　虛老在其一生，戒行精嚴、定慧圓明。他中興祖庭後，屢次整肅寺規、僧紀，便都是從嚴守戒律入手的。

　　虛老十分重視戒律，他一生于講經說法之中，反復強調戒律是佛法的根本，「戒為德本，能生慧行，成就萬行」。因此「修學者，必須依佛戒，戒為無上菩提本。」[[12]]「七眾成佛，戒為精進之基；六度攝心，戒居定慧之首」，「學佛不論修何等法門，總以持戒為本」。[[13]]對于修行者來說，「持戒如行路有資糧」。[[14]]這是因為「因戒才可以生定，因定才可以發慧。」若不持戒而修行，則「無有是處」，[[15]]而且「縱有多智，皆為魔事」。[[16]]虛老是這樣教導學人，也是這樣嚴格要求自己的。他主持的寺院，都堅持半月誦戒制度。即使是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虛老仍囑咐身邊侍者，要使佛教保持興旺，保守這一領大衣，「只有一個字，曰『戒』」。[[17]]

　　虛老初來云南朝雞足山，禮大迦葉尊者，見到全山不僅寺院所剩無幾，毀壞殆盡，更可悲的是，寺中僧人與俗人無異，他們不聞戒律，不懂寺規，全無僧人儀表，不著僧裝，不吃素食，不上早晚殿，還將十方叢林占為己有，各據產業，非本山子孫，還不允許在山中留宿、掛單。虛老乃感憐祖庭敗落，遂發願啟建十方道場，為全山楷模。之後歷盡艱辛建好祝聖寺，立定規約，坐香講經，重振律儀。並勸誡諸山同遵戒律，提倡教育青年，革除陋習。至此山中諸寺，漸漸改革，著僧衣、吃素菜，且早晚上殿，允許十方衲子掛單留宿，雞山道風為之一振。

　　虛老于禪堂規矩也極為認真，臨濟鍾、曹洞板，戒律嚴謹，人人必須遵制恪守，不得懈怠，如規定每日必須坐禪十六柱香，早粥後坐四枝，午齋後坐六枝。若冬季打七，則加至二十四枝。

　　虛老不僅嚴格寺規，還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傳戒、講經、做佛事、租米徵收、寺院開支、財產保管等制度。在虛老的辛勞操持下，使整個云南佛教各寺廟都走上了正軌，如法如律。各寺廟不僅能自給自足養活一大批僧人，還逐漸添置了一些法器、寺產。但虛老自身卻一如既往含辛茹苦，粗服糲食，無絲毫奢侈。他的清苦淡泊，百年如一日，他總是一笠、一拂、一鏟、一背架、一衲隨身，進山如此，退院也還如此，一切為了常住，不圖自己。

　　2、如法傳戒

　　虛老不但重視整肅寺規僧紀，而且還十分重視如法傳戒。傳受戒法是紹隆佛種，續佛慧命的大事。無論在家、出家學佛者，都須受戒。虛老一生為四眾弟子設壇傳戒見諸文字不下數十次之多。他曾多次告誡學人門徒「佛法之敗，敗于傳戒不如法。」強調「若傳戒如法，僧尼又能嚴守戒律」[[18]]，則佛法將更加興旺。因此不管環境如何，虛老都嚴格要求，如法傳戒。

　　云南佛教至咸豐回漢戰爭後，佛事活動一片沉寂，至清末夢佛、塵空、了然、平光和尚等均曾傳過戒，但規模都較小，人數也不多。受戒者也多是昆明本地或附近州縣的人。自從虛老來云南後，傳戒之風便逐漸盛行起來。

　　虛老最先是在光緒三十年(1904)應夢佛上人之請，在筇竹寺講經並傳戒。同年在正在修建中的雞山祝聖寺傳戒，是年四眾求戒者七百余人，歸依者三千多人。民國十一年(1922)云棲禪寺重建後，虛老更是大刀闊斧推行嚴格的傳戒活動。規定每年正月開戒堂，每期三十五天，由方丈主持，實行「三師七證」制度。三師即：(1)戒和尚，指正授戒體之和尚。乃比丘得戒之根本及其歸投處，故必至誠三請之。凡擔任戒和尚者，其戒臘須在十年以上，並嚴守戒法，具足智慧，堪能教授弟子。(2)羯磨師，即讀羯磨文之阿闍梨，主持白四羯磨授戒儀式。羯磨師為諸比丘受戒之正緣，若無羯磨師秉承聖法，則法界善法無從生起。擔任此職者，其戒臘須在五年以上。(3)教授師，即教授威儀作法，為眾人引導開解者。其戒臘亦須在五年以上。七證師則指證明受戒之七位蒞會比丘。[[19]]三師七證合起來共有十人，故又稱為十師或十僧。在比丘受具足戒時，此十師是必須具足之戒師人數。如果傳戒的寺院不具備此十師，則不能傳授三壇大戒。除了三師七證外，傳戒寺院還須聘請授經阿闍黎一位或三位，以及開堂師、培堂師、引禮師、引贊師等八人或十二人不等。[[20]]

　　在受戒期間，戒子們除聽三師、授經阿闍黎宣講律學外，日日必須禮佛懺悔、學規矩、演習坐禪。此外，還得做早晚功課，早課念「大佛頂首楞嚴神咒」、「大悲咒」、「心經」、「七佛偈」、「禮佛發願文」等；晚課念「阿彌陀經」、「禮佛懺悔文」、「淨土文」、「西方發願文」、「普賢警眾文」等。戒子們受完戒後，即可獲得一張戒牒、三衣[[21]]和一個缽。

　　云棲寺自虛老訂下每年舉行傳戒的規矩後，共連續傳了二十八次戒。在虛老傳戒期間，還曾出現過種種不可思議之瑞相。據《虛云和尚年譜》記載：民國十五年(1926)虛老在云棲寺傳戒時，寺中殿前老梅枯枝，忽生白蓮華數十朵，大如盂，微妙香潔。于前後菜園里，所有青菜盡放青蓮華，每花心中如一立佛像，眾人皆歎不可思議。[[22]]此皆因虛老戒行清淨、道德高超、如法傳戒所感之瑞相。

　　繼虛老之後，定安法師于民國二十四年(1935)，在五百羅漢開光期間舉辦了羅漢七傳戒，前來受戒者達七百余人。其中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有三百余人，優婆塞、優婆夷四百余人。[[23]]

　　當時全省除了云棲寺每年舉行傳戒活動外，筇竹寺、勝因寺、圓通寺和雞山祝聖寺等也紛紛舉行傳戒。無論在何寺傳戒，皆以三十五日為期，對受戒者傳授戒律經典、規定，以及進行坐禪、唱念等的培訓、演習，使前來受戒者受益匪淺。如此盛大、繁多的傳戒活動，體現了在以虛云老和尚為首領導下的云南佛教的振興。

　　(三)、講經、辦學、成立佛學研究社

　　虛老在百余年的弘法生涯中，除了潛心禪修，殫心竭力建寺，整肅寺規、僧紀，嚴格認真一絲不苟傳戒外，對佛法理論尤其是禪宗修持多有創發。先後完成《楞嚴經玄義》、《法華經略疏》、《遺教經注釋》、《圓覺經玄義》、《心經解》等近十種著述。一生為四眾弟子講經說法開示次數難于統計。僅據香港岑學呂居士于五十年代所整理、編輯的《虛云和尚法匯》，六十年代與八十年代淨慧法師整理編輯的《虛云和尚法匯續編》、《虛云和尚開示錄》等，就有數百萬字之多。綜觀這些論述以及虛老和尚近百年的修持實踐，可以看到他對中國佛教，特別是禪宗宗門的弘傳所做出的巨大貢獻。虛老在云南的二十多年里，也是為四眾弟子講經無數，在他的帶領下，使云南出現了講經、辦學、成立佛學研究社的熱潮。

　　1、講經弘法

　　虛老首次在云南講經是在光緒三十年(1904)，應歸化寺和尚契敏之邀請，到寺中講《圓覺經》、《四十二章經》當時皈依者有三千多人。同年秋，夢佛上人請到筇竹寺講《楞嚴經》，並在該寺刊刻《楞嚴經》及《寒山詩》，板存于該寺。之後大理提督張軍門松林、李軍門福興，率眾官紳迎至大理府，住三塔崇聖寺，講《法華經》，皈依者又有數千人。宣統元年(1909)，虛老入京請藏，奉旨回山講經，是年于雞足山祝聖寺升座為大眾講《楞嚴經》，感庭前古慄，湧優曇缽華數十朵，大如盆，形若芙蕖，色似黃金，含裹香蕊，中虛體潔，數月不枯萎。[[24]]民國三年(1914)鶴慶諸山長老請赴龍華山講經。正修和尚請往麗江金山寺講經。民國七年(1918)，唐繼堯請至昆明講經，待昆明云棲寺建好後，逢年就在此寺講經、傳戒，使四眾弟子歡心踴躍。

　　虛老不僅自己講經、弘法，還邀請外地的高僧大德及有識之士來滇中講經。民國二十年(1931)夏，虛老不顧自己老邁之軀，和定安和尚親赴浙江，禮請天台宗大德、寧波觀宗寺主講寶靜法師(按：諦閑法師大弟子)來昆明弘法講經。先後在省佛教會講《妙法蓮華經》、《大乘起信論》，從是年的十月十日起至十二月十一日止，前後共計兩個月，未嘗中輟，聽眾達千余人。此外，寶靜法師還在云南佛教居士林講《彌陀要解》，在華亭寺講《楞嚴經》， 並受聘擔任新成立的云南佛教居士林永久導師。寶靜法師在云南昆明弘法約十個月，後因諦閒老人病重及寧波觀察弘法研究學社全體學員的懇求，始于當年年底離昆回寧。

　　受邀來云南講經弘法的還有太虛法師。民國二十八年(1939)，太虛法師應云南省佛教會的邀請到達昆明。虛老當時任云南省佛教會監察委員。在昆明期間，太虛應各方要求，從是年的五月二十六日起，在省佛教會宣講《大乘妙法蓮華經》、《普門品》，並接見各界學佛同仁，詳為解答；在華亭寺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在省佛教會歡迎大會上講《幾點佛法要義》；在云南省軍醫學校講《萬有皆因緣所生》；在云南大學講《唯物唯心唯生哲學與佛學》；在云南佛教界追悼常惺法師會議上講《菩薩行與大乘勝解》；在云南省僧眾救護隊成立大會上講《服務國家和宣揚佛教》；在省佛教會啟建的護國息災法會上講《仁王護國般若經》等。

　　此外受邀來云南講經的還有常惺法師、居士歐陽竟無、陳維庚等。常惺法師是在民國十六年(1927)，應王九齡居士的邀請來云南講經的。來昆明後，為四眾弟子講授《佛學概論》，在東陸大學講《佛學與學佛》，還召集諸山沙彌來昆明學習佛法。他講的經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深得四眾讚嘆，各界名流如袁嘉谷、陳古逸、張學智、胡郁生、張希庵、由齊云等都受戒皈依為弟子。常惺在云南弘法半年多，于民國十七年(1928)離昆回上海。[[25]]由以上可見當時云南講經之盛。

　　2、辦學、成立佛學研究社

　　除了講經弘法外，虛老還非常注重培育僧才。所以1955年，中國佛教協會在京召開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時，虛老就以很愉快的心情寫成《云居管見》一文，在文中他說：「以極其愉快的心情，期待這次會議通過成立中國佛學院的決議」，「佛學院一成立，就可根據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精研教理，努力修持，以造就弘法人才。」[[26]]在此之前，虛老為了培育僧才，早在云南就創辦了佛教學校、成立佛學研究社。民國二年(1913)，在以虛老為首領導下的「中華佛教總會云南支部」，虛老即號令召集諸山青年僧人開辦佛教講習所，邀請高僧及有道行學識之士講授佛學，還學習文化知識。這是本省進行僧才現代教育的開端，云南各寺廟因此受惠不淺。之後，民國二十四年(1934)，省佛教會也開辦佛教講習所一班，錄取學僧五十名，當年八月十九日正式開課。聘請戒塵、月滄、體學三位法師講授佛學及國文。陳履及張譬光講授歷史、地理、算術等，還請木喇教授藏文，以備閱藏文經典之需。

　　民國十八年(1929)，虛老任云南省佛教會督察委員。該會即成立佛學研究社，每周召開佛學研討會一次，恭請導師一至五人指導研究，方法是：社員先提出關于佛學之疑問，于開會時討論或請導師解答；社員研究佛學之心得，預擬講題，定期講演；邀請佛學專家作臨時講演，當時云南僧俗兩界聽講的人很多，由此人們對佛教的理解又更進了一步。

　　除此之外，當時還成立了通俗演講團，「以宏揚佛法，挽救世道人心為宗旨」。每逢初一、十五及佛誕日演講一次或二次，聘請精通佛法的高僧和社會名流擔任講演員，輪流演講，有法師月滄、妙乘、體法、塵空、性空、本慈，居士王兆熊、陳履吉、周明齋、王裕如、王申武共十一位講演員，深入到云南各寺廟向僧俗宣講佛法，這些對云南佛教的傳播起了不小的作用。[[27]]

　　(四)、成立佛教會保護發展佛教

　　各種佛教會社的建立，是近代佛教的一大特徵，也是佛教復甦的一個重要標志。明清云南佛教管理機構是政府管轄下的三級「僧司」制[[28]]。進入民國則創建教門組織「佛教會」。在民國元年(1912)，江浙各大寺代表組織成立「中華佛教總會」，敬安和尚被推選為會長。上行下效，全國各省也紛紛成立省會。

　　為了弘揚佛法，保護佛教權益，推進云南佛教的復興，虛老便于是年與敬安等謁孫中山，商訂成立佛教會的章程。又與太虛、普常、諦閑、仁山等協商妥善，在靜安寺設立「佛教總會」，並開「佛教總會」成立大會。同年，虛老回云南辦佛教會，成立「云南佛教總會」，並被推選為云南省首屆佛教會會長，塵空、蓮洲二和尚為副會長。設支部于文昌宮，將原華嚴會的田產租米撥作佛教會的經費，有許多西藏活佛喇嘛也前來參加。這次佛教會開展的工作是：辦佛教學校、布道團及醫院等慈善事業。後虛老回雞足山祝聖寺，佛教總會遷至北門街慧林庵。

　　民國十六年(1927)，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昆明居士王九齡，在常惺法師的協助下成立「云南四眾佛教總會」，原慧林庵舊佛教會和華嚴會田產租米移交「四眾佛教會」。會議推舉王九齡擔任會長，虛老、平光和尚任副會長。一年後，筇竹寺方丈平光接任會長，成立大會還通過了云南四眾佛教總會《宣言》和《簡章》，宗旨為「闡揚佛化，積極救世」，設會務、宏化、行持、利濟四院，由月滄法師和周明齋、楊覺澄、段覺時居士負責，總會會址設在翠湖邊禹門寺，並要求各州縣設立分會。[[29]]

　　民國十八年(1929)，第一次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正式成立中華佛教會。民國十九年(1930)，按照中華佛教會的《組織大綱》，云南四眾佛教總會在原會址改稱「云南省佛教會」，虛老被推選為監察委員，平光、體學、蔡榮謙、張逢源、李正榮、由龍云、周開忠、金在鎔等九人為執行委員，原總會會長平光法師當選為會長。會議討論通過了《云南省佛教會會章》，確定了本會舉辦事項：(1)舉辦慈善公益事業；(2)普及平民教育；(3)提倡農工事業；(4)設立佛學研究所和閱經室；(5)宣傳佛教，發行刊物及講經；(6)整理教規，成立四眾念佛淨業社及坐禪事。以後繼平光擔任會長的還有吳錕、定安、王九齡。到了1947年還成立了中國佛教會云南省分會，定安任理事長，修圓、見機、本淨、王九齡等任理事。[[30]]

　　以上，這些在以虛老為首創辦或領導下，所成立的佛教組織，對云南佛教的發展、振興，起著不可估量的保護和促進作用。

　　虛老不僅是一位道德高超之士，而且還非常有智慧和眼光，對成立佛教會的事，他非常贊同認可並積極參與。在他看來「今日全國僧伽，各兢兢自守，乏人提領，如一盤散沙。倘不團結，成立有力量機構，其事[[31]]恐不止一云門也」。[[32]]所以1952年11月，虛老領銜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並于1953年5月30至6月3日召開的成立會議上被推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會議期間，虛老還就中國佛教協會的成立發表感想。他說：

　　此次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會議，是開國後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也可以說是我國自有佛教以來第一件大事；因為這是我國各地區、各宗派、各民族佛教徒的大團結……藉此機會我們可以作種種努力，掃除以往的障礙，矯正以往的缺失，建立將來開展佛教的基礎。我想藉此時機把一些希望寫出來：一、加強團結和學習，發揮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以盡人民的責任，佛法本來是積極的、前進的，不是落後的、庸俗的。我們在這革命的時代，應該拿出大無畏的精神，努力學習，補充各項知識技能，配合時代和政策，以便分擔各項工作任務，與大眾一同向社會主義社會前進。二、清除外道迷信，恪守戒律清規，以增大眾的信仰。三、闡發各宗精義，以明佛法真相，藏傳密乘及南傳上座部均應兼收並蓄。四、在現有經濟基礎上自力更生，以維佛門根本。[[33]]

　　依虛老的意思，當今的佛教應適應社會，成立一團結有力的組織，以期群策群力發展、振興佛教。佛教徒則應自力更生，努力學修並進，充實、完善自身，弘揚佛法。這也就是他一生積極成立佛教組織，創辦佛教會的原因和目的所在。虛老于1954年11月，還曾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五)、維護寺產 平息禍亂

　　1、維護寺產

　　中國佛教自從禪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創東山法門，至馬祖建道場，百丈立清規後，很多大叢林都是自力更生、自耕自給，開荒種地，以維持寺院經濟。因此有很多寺院也就廣有田地、山林、茶園等寺產。如揚州高旻寺及由虛老所重建的福州鼓山湧泉寺、廣東韶關曹溪南華寺、乳源云門寺、江西云居山真如寺等幾所名山大剎，及虛老在云南所重建華亭寺等諸山大剎都廣有寺產。昆明華亭寺不僅有田地千畝之多，還擁有寺周圍的山場、樹林。筇竹寺所占山場、田地比華亭寺更多。山林、草場廣達寺周二十華里，出租土地僅水田一項就達三百三十六畝之多。普賢寺也有八十畝水田。還有如太華寺、會龍寺、龍泉寺等都廣有寺產。寺院有寺產作為經濟保障，生存發展可保無虞。可是由于「廟產興學」的風潮，使全國各地乃至云南各寺廟寺產，遭受到很大的破壞。幸而有以虛老為首的高僧奮力護持，才使這一風波平息。

　　「廟產興學」的風潮，最先始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三月，洋務派領袖，湖廣總督張之洞將所著《勸學篇》一書上奏清廷，書中在「設學」一章中提出：「大率每一縣之寺觀，取十之七以改學堂，留十之三以處僧道」，光緒皇帝閱後批示「持論平，通達于學術人心，大有裨益」，下令由軍機處頒發各省督撫學政各部，「俾得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後言。」同年六月，維新派領袖康有為，也奏請光緒帝下令各省「改諸廟為學堂」，也被采納。光緒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廷下令「廟產興學」立即付諸實施，部分佛教寺產開始被沒收占用設立學堂。[[34]]

　　在云南「廟產興學」的實施范圍更寬，據李子輝《昆明近代佛教概況》、方樹梅《滇會痕影錄》等書記載，「廟產」不僅用于「興學」，還被用于辦企業、機關、團體、會館，甚至有的被出售給達官貴人、巨賈富商改建為私宅或用做墓地，這些情況多發生于清末和民國初年。

　　當時云南寺廟被用于辦學的有：五華山憫忠寺改辦為高等學堂、大德寺改為工礦學堂、咸寧寺改為女子師范學堂、大寧廟改為華山小學、祝國庵改為圓通小學等。用于辦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有：報國寺改辦官印局、圓通寺中殿與兩廊羅漢殿拆除後改辦幼孩工廠、定光寺改辦寄柩所、蓮華寺改為俱樂部、地藏寺改為古幢公園等。用于用作機關團體辦公地址或同鄉會館的有：藎忠寺改為自治總局附設自治研究所、翊靈寺改為高等審判廳、武安王廟改為警察局、五靈廟改為消防總部、寶華庵改為楚雄九屬會館、慈慧庵改為洱源會館等。用于建私宅的有：華國寺、定慧寺、海潮庵、介福庵、廣慧庵、吉祥庵、靜云庵、西竺庵、積善庵等。用作墓地的有：進耳寺、報恩寺、松隱寺等。[[35]]

　　這次全國乃至云南颳起「廟產興學」的風波時，虛老正遠在南洋弘化。事態嚴重，滇省全體僧眾及中華佛教總會敬安等至電老和尚，請其速回，共圖挽救。虛老便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回國，抵滬(上海)，與佛教會代表敬安等進京，為護寺產事請願。抵京住賢良寺。僧錄司法安、龍泉寺道興、觀音寺覺光諸師，親自招待；蕭親王還請虛老為太福晉說戒法。當時還有很多王公大臣舊友，多來探望，共同策劃上奏諸事。同年奉上諭：

　　前因籌辦捐款，疊頒諭旨，不准巧立名目，苛擾貧民。近聞各省辦理學堂工廠，諸多苛擾，甚至捐及方外，殊屬不成事體，著各該督撫，飭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眾產業，一律由地方官保護，不準刁紳蠹役，藉端滋擾。至地方要政，也不得勒捐廟產，以端政體，欽此。[[36]]

　　此諭頒發後，各省提寺產之風，遂告平息。可是好景不長，「廟產興學」之風，在民國初年又死灰復燃。民國初年(1912)十一月，中國佛教總會首任會長敬安和尚會晤北京政府內務部禮俗司長杜關，要求政府尊重《約法》，下令禁止各地侵占寺產，遭到無理拒絕。敬安據理力爭，卻被杜摑以耳光。當晚，敬安即圓寂于北京法源寺。敬安和尚的圓寂激起社會公憤。[[37]]次年即民國二年(1913)，為保護寺產，虛老與塵空、蓮洲二位和尚聯名向軍都督府民政司呈報，成立中華佛教總會云南支部，經獲准成立後，立即通告全省寺院，凡有借「廟產興學」為名驅僧霸產者，立即向支部報告，由支部以書面或口頭形式向都督府請求制止。此類案件均由民政司責令該處地方官查複核辦。由此才使得云南各寺院和僧尼暫得相安無事。[[38]]

　　在以虛老為首等高僧的帶領下，太虛、圓瑛、仁山等佛教界領袖人物也紛紛起來捍衛寺產。

　　民國十七年(1928)五月，「廟產興學」的風潮又刮起來了。是年在南京召開全國教育會議期間，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領銜發表「廟產興學運動宣言」。揚言「打倒一切罪惡之本的特殊階級僧閥；解放在僧閥之下受苦的僧眾；沒收僧閥所有的廟產，以此充作教育事業經費」[[39]]他的這幾項主張，不僅獲得與會者的贊同，而且得到內政部長薛篤弼的首肯。但在太虛、圓瑛、仁山等佛教界領袖的強烈反對下，這一議案被擱置下來。事隔兩年後，民國十九年(1930)十二月，邰爽秋等人死不罷休，又成立什麼「廟產興學促進會」，再次號召沒收寺院財產辦學，各地相繼發生驅逐僧尼，搗毀佛像，占據寺院，甚至毆打逮捕僧尼、搶劫寺院財物等重大事件。以圓瑛法師為理事長的中國佛教會，一方面與國民政府有關部門聯系，要求制止此非法行為；另一方面發動全國佛教界人士對邰爽秋的言論猛烈抨擊。民國二十年(1931)三月，云南省佛教會發出「代電」[[40]]，反對「邰某廟產興學主張」，指出「果其說得行，直無異于滅絕宗教矣」，「本會代表云南僧眾誓死力爭，務懇鈞府(國民政府)、鈞院(行政院)、鈞部(內政部、教育部)依照法律，主持公道，嚴行駁回，不准置議。」同年八月一日，國民政府頒布條令，重申早先公布的保護寺院財產的規定，至此全國性「廟產興學」風潮才趨于平息。[[41]]中國佛教乃至云南佛教正是在虛老、太虛、圓瑛、定安等高僧的領導下，才得以穩步發展乃至振興。

　　2、平息禍亂

　　虛老生處的年代，也可謂是多事之秋。先是清末咸豐年間的回、漢戰爭，接下來就是民國年間的軍閥混戰，再之後就是抗日戰爭乃至國、共兩黨的內戰。他在云南時，也無有一天安寧的日子，不是護國戰爭就是靖國戰爭，時局混亂，動盪不安。他在云南時，曾多次調解過地方混亂，使云南人民少了幾次戰爭的痛苦，也維護了佛教的安寧。

　　宣統三年(1911)，在武漢發起的辛亥革命，傳至滇中，致使地方大亂。賓川縣城被包圍，幾肇大禍，虛老冒死前往調解。原來是賓川縣知縣張某，因得罪滇中盜賊甚多，盜賊又結鄉營黨，很有勢力，他們對張某一直懷恨在心。辛亥革命事起，賓川先響應，盜賊乘機煽動群眾圍攻縣署。張堅守，而又無外援，情況危機。虛老乃下山詣縣，前往調解，勸眾人勿圍攻縣署，並請士紳張靜軒也前來調解，靜軒又至大理晤王公以兵至，乃得解圍。事後張某離開賓川，滇中獨立，蔡鍔任滇都督，張之子任外交司長。張乃寫信感謝虛老說：「公非獨救吾生，且造福賓川，不然，殺父之仇，吾子能不報哉？」[[42]]

　　民國成立，西藏王公活佛，憑藉地勢險遠，不肯歸順。中央乃命滇出兵二師前往討伐，以殷叔桓為總司令。前鋒兵已達賓川，虛老以邊畔一啟，禍無寧日，乃與前鋒軍隊同至大理，見殷叔桓，勸其不要對西藏動刀戈，只要選一明佛理者前往勸說，即可令之歸服，殷接受虛老的提議。虛老又建議他派麗川喇嘛東保前去西藏游說，但東保以衰老辭而不去，虛老乃對東保說：「趙爾豐用兵之禍，藏人至今寒心，公寧惜三寸舌，而殘數千萬人生命財產乎？」聽虛老此言，東保乃答應前往，並同老僧法悟一同往西藏，要約而還，滇遂罷兵。經這次藏漢之間的溝通，西藏與云南三十年來相安無事。[[43]]

　　宣統三年(1911)經辛亥革命，清帝遜位，各省逐僧毀寺，風動一時。時李根源任云南省革命軍協統。李素惡諸方僧徒不守戒律，率兵進駐雞足山悉檀寺，毀金頂雞足大王銅像及佛殿、諸天殿，並指名要捕虛老問罪。虛老置個人安危于度外，直詣軍門，同李根源往復論辯，終使李氏開顏致敬，停止毀寺逐僧之舉。自後李氏皈依佛教，數十年護持法門，老而彌篤。[[44]]

　　由以上二三事可見，虛老之智慧、辯才、勇敢也誠屬不可思議。為了芸芸眾生、為了佛教他從不顧惜自己的生命。而是將自己的生命與眾生與佛法的興衰緊緊聯系在一起。

　　(六)、成立慈善機構 為滇民排憂解難

　　為了體現佛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濟世情懷，云南佛教界在虛老、太虛、常惺、戒塵、定安等高僧的領導下，還成立了醫院等慈善機構。

　　民國二十七年(1938)，華亭寺設立「云栖兒童教養院」，收養無父無母無親的孤兒，院址設在華亭寺下院普賢寺內，由該院常務理事定安兼任副院長，該院有難童七十多名，連同走讀生約有百余名。

　　民國二十八年(1939)五月，成立了省佛教慈濟醫院，下設醫務所，以救治僧侶傷病員為宗旨。醫務所設于佛教會內，並在勝因寺設立門診部，赤貧者免收門診費及醫藥費，由此昆明百姓受益者甚眾。

　　除此之外，還成立過云南省僧眾救護隊，以赴災區救護抗日傷病員為宗旨，由昆明僧眾中選定曾受過救護訓練者六十人組成，發給臂章、藥品，每年由隊長(定安和尚)召集訓練二次，遇有救護任務，隨時集合待命而出發。抗戰期間，日本飛機多次狂轟亂炸昆明，市民傷亡慘重，僧眾救護隊都積極參與了救護工作。[[45]]

　　這些都體現了佛教舍己為人，服務社會、國家，大慈大悲、救人濟世的大無畏精神。在虛老百余年的生涯中，在在處處都體現了這一道德情懷。在云南時他愛民如子，處處為滇民排憂解難。

　　民國十年(1921)，虛老和俱行上人住華亭寺。一日早同進城，中途樹下憩涼，拾一包裹，內有金玉釧、金釵、環表等物，及滇幣八千元，法國幣萬余元。虛老在那等候失主一直到天黑，還是無人來取，遂將包裹帶回寺中。將到山下，渡海時，忽見一女子跳水自盡，虛老救之，並帶回寺中，耐心勸導、安慰。才知其女子被其夫所騙，又為其夫元配夫人所虐待，不堪忍受，又無可奈何，只得帶些資財逃出，欲往雞足山虛老出家，以不識道迷了路，途中害怕有人追趕，又把包裹弄丟了，在悲急之下，只好尋死。虛老在得知他的遭遇後，即為之調解，第二天便通知其夫家、父母，兩家來寺數十人，在寺議論解釋。虛老即為他們說法，其夫及元配夫人，跪在佛前，立誓懺悔前非，相抱而哭，在場的人為此都非常感動。[[46]]

　　民國十一年(1922)，虛老于招提寺後山深林拾到一包裹，內有金銀幣等值二十余萬員，當時正欲建太華寺、松隱寺，資金短缺，可是虛老並沒有將這些錢留給常住，而是送與政府作為賑濟之用。同年，滇中因連連災旱，人民病苦。喉疫又大作，滇民死亡無數。虛老應唐繼堯之請設壇做佛事祈雨，果然雨大降，又祈雪治喉疫，而雪下盈尺，滇民喉疫頓止，皆歎佛法不可思議。[[47]]其實這些都是因虛老道德、悲心之深廣，加上唐繼堯之精誠所致。

　　民國十五年(1926)，滇中兵住民房，惱亂百姓不得安寧。秋收稻熟，滇民因怕兵故不敢收割。虛老乃往軍部協商，得其允許，如有僧人領導農民收谷者，兵不許阻。于是數千鄉人，共來寺住，剛開始時和僧眾一起可吃乾飯，由于人太多，寺中糧食不夠，不得已只能吃粥，到最後米盡，只得同吃糠、喝水度日。鄉民見僧伽同甘共苦，為之淚下。不久兵退，民乃得返居，此後共同維護寺廟。[[48]]

　　虛老就是這樣以其高超之道德、深廣之慈悲去化導眾生，解除人們的苦厄。云南地方官吏士民，都非常敬仰他。以至于販夫婦孺沒有不知道有虛老和尚的。民國十八年(1929)，福建省政府主席楊樹庄、前主席方聲濤，邀請虛老至福州鼓山湧泉寺主持法席，「予以剃染初地，緬懷祖德，義不可辭也。」[[49]]民國十九年(1930)，虛老將華亭寺方丈職務移交定安和尚接任後，身無長物，依舊是一笠、一拂、一鏟、一背架，飄然離去，回閩起程之日 「數十里鄉村設桌餞行，香花夾道」，[[50]]可見虛老在云南聲望之高。虛老從光緒三十年(1904)來滇至民國十九年(1930)離去，共在云南二十六年，其中雞山十四年，昆明十二年。

　　虛老是近代中心云南佛教的著名高僧，對于他的業績和修持，中國佛教界評論甚高。云南的僧俗更是身受法恩。石禪居士趙藩在《贈虛云老人》七絕中有句云：「中興聖教需神武，看豎天龍一指禪」。[[51]]桐村居士陳榮昌詞《金浮圖(贈虛云上人)》有句云：「華亭路，昆池隔住。幸有高僧，一杯飛度，展蒲團坐穩云深處。開辟叢林，接引十方緇素。」[[52]]還有一首讚寶靜法師來滇弘法的古風中有句云：「滇本佛教國，齊魯夙稱美。值茲末法世，佛化漸頹靡。虛云老和尚，衰風力振起。」[[53]]惺庵居士周鍾岳在《云棲寺同戒錄序》中盛讚「(虛老)上人戒行威儀，迥超凡表」、「交愈久益欽重上人之清修梵行。」[[54]]

　　1948年，虛老收美國詹寧女士為門徒，開中美佛教交流之風氣。解放後，還曾任第一界全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1959年圓寂于江西云居山，茶毗之日獲舍利無數。昆明達定上人和唐寬清居士請得一粒，寶藏回滇。1987年2月，于華亭寺海會塔前擇地起塔，供奉于內，以此永遠紀念他對云南佛教的卓越貢獻。

　　結 語

　　綜觀虛老在云南的二十多年，為振興云南佛教奔波勞碌、，殫心竭力，任勞任怨，為法忘軀。修復古寺；整肅寺規僧紀，如法傳戒；講經、辦學、成立佛學研究社；創辦佛教會以保護發展佛教；奮力維護寺產、置個人生死于度外，平息禍亂；還成立醫院等慈善機構，為滇民排憂解難。他一生度人無數，歷坐十五座道場，除中興雞足山祝聖寺、昆明云棲寺外還重建了鼓山湧泉寺、曹溪南華寺、乳源云門寺、云居山真如寺等三大祖庭，重建大小寺院庵堂八十余所，建樹卓著，為佛教界所共讚譽。而卻從不為自己圖謀，「百年如一日，他總是一笠、一拂、一鏟、一背架、一衲隨身，進山如此，退院也還如此，一切為了常住，不圖自己。」[[55]]他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佛教與眾生，將自己的生命與眾生與佛法的興衰緊緊聯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始終沒有停止過為眾生、為佛教奔勞奉獻的腳步。這正如他所自題的：

　　這個痴漢有甚來由，末法無端為何出頭。嗟茲聖脈一發危秋，拋卻己事專為人尤。向孤峰頂直鉤鉤鯉，入大海底撥火煮漚。不獲知音徒自傷悲。笑破虛空罵不唧留。噫！問渠為何不放下，蒼生苦盡那時休。[[56]]

　　虛老用這樣的話來表述他為眾生為法勤勞的一生。為了弘法利生，興復祖庭，攝化有緣，利濟群生，他忙了一輩子。虛老一生只知道創造、只知道奉獻，一座祖庭修好了，不是把持著不放手，而是隨時付托，自己又去開拓，又去創造。他一生的業績，可謂是功追往聖，德邁時賢。「其建樹、道德、年齡、悟證之偉大高深，為近千年來罕見。」[[57]]詹勵吾居士說：「老人一生的行履，總括起來，可說是沒有哪一種苦他不能受，沒有哪一種俗他不能除，沒有哪一種物他不能舍，沒有哪一種眾生他不能教。他是真心無相如虛空，而一任群相之發揮，但群相也損傷他不得。」[[58]]這些對虛老精辟之讚詞，說明了虛老深受廣大佛教徒及社會人士的尊仰與欽敬。虛老對云南佛教的貢獻，也不是上文所能概括得了的。虛老光輝的形象，永遠是末法時代佛子心中的楷模，讓我們雙手合十，永遠懷念這位戒行精嚴、道德偉岸、悲願宏深，為云南乃至中國佛教做出卓越貢獻的不朽高僧！

　　[1] 以上虛老的簡單生平均參見于淨慧主編：《虛云和尚全集》第八、第九冊上、下，河北禪學研究所2008年10月版。

　　[2] 以上參見王海濤：《云南佛教史》，云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26頁。

　　[3] 關于大迦葉尊者入雞足山，入定等候彌勒佛的下生之事，請參見《祖堂集》卷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頁；也可參見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卷一，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1頁。此外《大藏一覽調》、《曹溪一滴》、《滇釋記》等佛教典籍均有記載。

　　[4] 見岑學呂編輯《虛云和尚年譜法匯》合刊本，台灣大乘精舍印經會1986年5月版，第51頁。以下簡稱《虛云和尚年譜法匯》合刊本。

　　[5] 參見《虛云和尚年譜法匯》合刊本，第73—76頁。

　　[6] 同上，第79頁。

　　[7] 碧雞山位于昆明城西三十里，相傳因阿育王第二太子至此，見碧鳳一群，乃居此修煉成道，號碧雞神，此山即依此得名。詳見元張道宗《記古滇說集》及《虛云老和尚年譜法匯》合刊本，第120頁。

　　[8] 述律傑：《啟建華亭山大圓覺寺碑文》，見《新纂云南通志》卷九十四，第9頁。

　　[9] 清末咸豐(1851—1861)年間，戰亂不斷，回民起義軍曾四次圍攻昆明，致使昆明很多寺院毀于戰火，

　　華亭寺是其中之一。參見昆明市宗教局、昆明市佛教協會編《昆明佛教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91頁。以下簡稱《昆明佛教史》。

　　[10] 護國、靖國之役，指的是護國戰爭與靖國戰爭。護國戰爭是在孫中山民主共和思想指導下，以唐繼堯、蔡鍔為首的云南軍人首先發起的一場反帝討袁，捍衛共和的全民戰爭。戰爭的勝利使唐繼堯野心膨脹，認為稱霸南天的時機已到，遂發動了靖國之戰，前後八年，整個南方陷入軍閥混戰，民眾傷破，百業凋敝，社會受到極大的破壞。詳見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33頁—592頁。

　　[11] 以上見于張維翰《昆明市志》。

　　[12] 參見虛云《在香港東蓮覺苑開示》，載《虛云和尚年譜法匯》合刊本，第609頁。

　　[13] 參見虛云《一月十九日開示》，載《虛云和尚年譜法匯》合刊本，第603頁。

　　[14] 參見虛云《在廣州聯義社演說》，載《虛云和尚年譜法匯》合刊本，第622頁。

　　[15] 參見虛云《禪堂開示》，載《虛云和尚年譜法匯》合刊本，第382頁。

　　[16] 同上，第394頁。

　　[17] 同上，第448頁。

　　[18] 同上，第330頁。

　　[19] 以上對三師七證之解釋，參見寬忍主編《佛學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6頁。

　　[20] 有關傳戒之人數，詳見《三壇演儀》，金陵刻經處本。

　　[21] 三衣又可稱作為法服、法衣、僧衣，為印度僧團所准許個人擁有之三種衣服，即：一、僧伽梨，又可稱為大衣、雜碎衣、重衣，為僧人上街托缽，或奉召入王宮時所穿之衣，由九至二十五條布片縫制而成，又稱九條衣。二、郁多羅僧，即上衣、中價衣，又稱入眾衣。為僧人禮拜、聽講、布薩時所穿之衣。由七條布片縫制而成，故又稱七條衣。三、安陀會，即中衣、內衣、五條衣。為僧人日常工作時或就寢時所穿著之貼身衣。以上三衣皆以壞色制成，故又稱為袈裟。佛制出家比丘、比丘尼不得離此三衣。詳見《佛光大辭典》第551頁。

　　[22] 《虛云和尚年譜法匯》合刊本，第135頁。

　　[23] 參見宋恩常《昆明及其市郊宗教初步調查》，載《昆明民族民俗和宗教調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1月版。

　　[24] 《虛云和尚年譜法匯》合刊本，第91頁。

　　[25] 以上參見《昆明佛教史》，第77—78頁。

　　[26] 見淨慧編輯《虛云和尚法匯續編》，台灣大乘妙音精舍印經會，1986年5月版，第72頁。以下簡稱《虛云和尚法匯續編》。

　　[27] 以上參見《昆明佛教史》，第72—77頁。。

　　[28] 所謂三級僧司制：云南從明代起，正式推行府、州、縣三級僧官管理制度。府置僧綱司，設都綱一人，從九品，副都綱一人；州置僧正司，設僧正一人；縣置僧會司，僧會一人。各司有專寺供僧辦公、居住及習儀。僧官為釋門領袖，負責導化一方，管理僧眾，雕版印經，主持習儀等。詳見王海濤《云南佛教史》，云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64頁。以下簡稱《云南佛教史》。

　　[29] 參見《云南佛教史》， 第337頁。

　　[30] 參見《昆明佛教史》第73頁。

　　[31] 虛老所說的「其事」指的是1951年，在乳源云門寺發生的所謂辛卯云門事變：1951年春，虛老正于云門寺傳戒，四眾云集。適值全國「鎮反」運動開始，有湖南某縣不良分子混入其中，湖南公安部門追至云門，將其捉拿歸案。由是之故，遂引起乳源當局對云門寺新老僧眾產生懷疑，甚至誤傳云門藏有軍械、電台甚至金條白銀。地方當局乃于是年2月14日派出百余人，于午齋時抵寺，將寺團團包圍，寺之左右及後山高地，均架起機槍，當時全寺百余僧人正在齋堂用齋，均不許離坐。為搜尋軍械、電台等，所有殿堂房舍均經詳細搜查，一無所獲。對于諸職事僧稍有可疑者，均次第叫出問話。一直到天黑方離去。此即海內外一時甚傳的「辛卯云門事變「之開始。之後地方當局又拘去僧眾二十六人，施以種種楚毒，逼令供出軍械及藏金，擾攘數十日，也無所獲，遂遷怒于虛老，先是將其禁閉起來，之後又對老人施以種種非禮手段，致使身體受到嚴重的摧殘。到4月間云門事變漸漸傳至韶關，先由曲江大鑑寺僧通知在北京之師門弟子及海內外同門，聯同救援，于是北京方面電令地方政府嚴查，圍困始慢慢松懈。到5月上旬，北京政府派專員數人至奧，會同廣東省政府人員，于5月22日到達乳源縣署。23日，抵云門寺，實地調查後作出了正確的處理。這場歷經三個月的云門事變遂告以平息。在這場事變中，全寺僧眾百余人，集中禁閉于禪堂達十八日之久，飲食睡眠均在其中，大小便還有軍警看守，使清淨佛地變成了恐怖的地獄。詳見于《虛云老和尚年譜法匯》合刊本，第247—251頁。

　　[32] 《虛云和尚年譜法匯》合刊本，第251頁。

　　[33] 《虛云和尚法匯續編》第66頁。

　　[34] 以上參見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台灣東初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73——75頁。以下簡稱《中國佛教近代史》。

　　[35] 以上詳見于李子輝《昆明近代佛教概況》及方樹梅《滇會痕影錄》。

　　[36] 《虛云和尚年譜法匯》合刊本，第78頁。

　　[37] 《中國佛教近代史》第103頁。

　　[38] 同上，第105頁。

　　[39] 同上，第155頁。

　　[40] 此「快郵代電」存于云南省檔案館。

　　[41] 參見《中國佛教近代史》，第155頁—183頁。

　　[42] 《虛云和尚年譜法匯》合刊本，第95—96頁。

　　[43] 同上，第96—97頁。

　　[44] 同上，第97—100頁。

　　[45] 以上參見于《昆明佛教史》，第74—75頁。

　　[46] 同上，第119頁。

　　[47] 同上，第121頁。

　　[48] 同上，第134頁。

　　[49] 同上，第140頁。

　　[50] 同上，第142頁。

　　[51] 《虛云和尚法匯續編》，第158頁。

　　[52] 同上，第153頁。

　　[53] 同上。

　　[54] 同上，第56頁。

　　[55] 淨慧主編：《虛云和尚全集》第八冊上，河北禪學研究所2008年10月版，第193頁。

　　[56] 《虛云和尚開示錄》前像讚，江西云居山真如禪寺編印。

　　[57] 淨慧主編：《虛云和尚全集》第八冊上，河北禪學研究所2008年10月版，第192頁。

　　[58] 同上，第1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