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豐子愷與弘一法師交往的若干時間問題(陳星)
關于豐子愷與弘一法師交往的若干時間問題
作者：陳星
豐子愷與弘一法師的交往十分密切，這是眾所周知的。然而在以往的有關他倆交往的論述中多有史實上的錯誤.本文即就這個問題略作辨析。
一、豐子愷與李叔同的師生關系起子何時?
潘文彥編《豐子愷年表》①和豐華瞻編《豐子愷年譜》②均說豐子愷在讀浙江省立第—師范學校二年級時跟李叔同學習圖畫、音樂。但新近重讀豐子愷《為青年說弘一法師》③一文發現此說不能成立。豐子愷在文中說：「距今二十七年前，我十七歲的時候，最初在杭州貢院的浙江省立第一師范里見到李叔同先生(即弘一法師).那時我是師范預科生，他是我們的音樂先生.一年中我見他的次數不多。因為他常請假.走廊上玻璃中請假欄內，『音樂李師』一塊牌子常常擺著。他不請假的時候，我們上他的音樂課……」
豐子愷十七歲，並讀預科班，這說明是他人學後的第一個學年的第二個學期(因為1914年他才16歲)，即1915年初春至1915年夏。根據林子青編《弘一大師年表》可知，1915年李叔同「兼任了南京高等師范圖畫音樂教員，每月往來杭寧之間」。可見這就是李叔同經常請假的原因了。從以上分析可知，李叔同在豐子愷入學的第一個學年(一年級)，就已成為豐子愷的老師了。
二、李叔同出家時豐子愷是否送行?
以往有許多有關李叔同的傳記材料，多說李叔同出家那天只讓校工聞玉送行。其實不然.豐子愷在《為青年說弘一法師》一文中說得很清楚：「第二天，我們三人送他到虎跑.我們回來分得了他的『遺產』……」豐子愷這里所說的。我們三人。是指李尊庸、葉天底和他本人，都是李叔同喜愛的學生。
三、緣緣堂何時命名?
對于緣緣堂命名的時間，史料中也說法不一。潘文彥編.《豐子愷年表》中說是1926年8月。然而事實上8月間弘一法師赴江西經上海時並未在豐子愷家里住下.那麼是否存在弘一法師未宿豐家而為其命名的可能呢?回答是否定的。因為豐子愷自己說過：。中華民國十五年，我同弘一法師住在江灣永義里的租房子里，有一天我在小方紙上寫許多我所喜歡而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④可見，這一定是弘一法師住在豐子愷家里的事。豐子愷曾有《法味》一文記述弘公在8月間逗留上海的經過，並未提到緣緣堂命名一事(按理這樣一件大事在《法味》這篇。流水賬。式的記述文中是不會忘掉的)，這一定是後來的事了。又據林子青《弘一大師年表》弘公于該年初冬離廬山回杭州。那麼，這回法師住在豐子愷家的時間，就可斷定是在他返杭州經上海停留的時候。至于冬初還是秋末，這皆為大體時節罷了。
四、豐子愷何時皈依?
豐子愷拜弘一法師為師皈依佛教為何時?豐一吟等在《豐子愷傳》⑤中說是1928年豐子愷三十周歲生日的那天(豐一吟居士後來也發現此說有誤，可惜未著文更正)；而林子青先生在《弘一大師年表》中說是在1927年。
袁道厚曾有一篇題為《豐子愷與篆刻》的文章，⑥文中透露，桐鄉于夢全先生處藏有豐子愷自刻印章及常用印印蛻冊頁.其中有造像一方，為豐子愷于丁卯九月二十六日所刻，印面為釋迦牟尼跌坐蓮台.印款曰：。丁卯九月二十六日于三寶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竟 敬為弘一法師造此佛像囗佛弟子豐嬰行時年三十歲。」
丁卯年即1927年；九月廿六日是指舊歷，即豐氏的舊歷生日。可知豐子愷是在1927年舊歷九月二十六日這天皈依的，時年三十虛歲，並非三十周歲。
五、豐子愷何時繪作護生畫?
以往人們似乎一致認為護生畫是從1928年開始繪作的.如朱經畬編《李叔同(弘一法師)年譜》、⑦林子青編《弘一大師年表》、潘文彥編《豐子愷年表》等皆持此說。
然而最新資料表明，早在1927年豐子愷就在作護生畫了。而提供這個新資料的就是豐子愷本人。丰氏在晚年曾寫過一篇題為《戎孝子和李居士》的隨筆。這篇隨筆于1990年作為豐氏遺作發表在杭州的《西湖》文學月刊此年度的第10，11月合刊上。此文是豐氏寫李圓淨、戎傳耀二居土的。文中寫到：「我的老師李叔同先生做了和尚。有一次云游到上海，要我陪著去拜訪印光法師。文學家葉聖陶也去……葉聖陶曾寫一篇《兩法師》……印光法師背後站著一個青年，恭恭敬敬地侍候印光，這人就是李圓淨。後來他和我招呼，知道我正和弘一法師合作《護生畫集》，便把我認為道友，邀我到他家去坐。」
豐子愷此次見到李圓淨，且葉聖陶同去並寫有《兩法師》一文記之。那麼《兩法師》一文的寫作年代和所寫事件的發生時間便是問題的關鍵了，查《弘一大師永懷錄》，⑧內收葉紹鈞(即葉聖陶)《兩法師》一文，文末注寫作年代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作」。而文中所寫事件即發生在這年秋日。豐子愷說李圓淨「後來他和我招呼，知道我正在和弘一法師合作《護生畫集》，便把我認為道友……」。由此可知，豐子愷在1927年就開始繪作護生畫了。這年秋天，豐子愷拜弘公皈依佛教，他們朝夕相處，在這前後商編護生畫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這里須說明一點，即怎樣理解李圓淨于1940年為《續護生畫集》所寫的跋文中的一段話：
「是十年前的事……在江灣立達學園後面寓樓的一角，我……初次參見了弘一法師和豐子愷君。翌日，子愷以戒殺漫畫兩幅來訪，我……堅請繼續寫繪，結集濟世……是年冬，弘公特地為了畫集，冒著風雪親來上海指導一切，護生畫始告完成.。
李圓淨1940年寫此文，所謂十年前本應指1930年，而實際上此時《護生畫集》已經出版了。所以他所謂「十年前」當是一個概數。其次，「初次參見」，此言並不意味李圓爭此時是首次與弘公、豐子愷見面，而應理解為是他首次主動登門拜訪。「參見」二字正是此意。故此，豐子愷所說與李圓淨所說並不矛盾。
六、《護生畫集》何時出版?
開明書店在出版《護生畫集》時在其版權頁上注明的出版年代是「民國十七年二月」，即1928年2月.而在各種著述中，關于這初版年代的表述也不相同。
持1928年之說的有播文彥編《豐子愷年表》、朱幼蘭《豐老與護生畫集》、⑨廣洽法師《五集合刊附言》⑩等；持1929年之說的有殷琦編《豐子愷著譯書目》〔11〕、林海音《印制緣起》、〔12〕豐子愷《護生畫三集·序言》等.
事實真相如何?現特作分析：
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是否有可能在1927年2月出版.
弘一法師在1928年8月14日寫給豐子愷的信中提到：「護生畫，擬請李居士等選擇(因李居士所見應與朽人同)。俟一切決定後，再寄來由朽人書寫文字。」〔13〕可見，此時還在籌劃之中。另一個重要資料是馬一浮為《護生畫集》所寫的序。此序所署時間是「戊辰七月」，即1928年7月。序言尚在7月所寫，怎麼可能在2月份出書呢?可見，《護生畫集》不可能在1928年2月出版。那麼有沒有可能「二月」是「十二月」之誤呢?也不可能。理由是《護生畫集》中有一幅《老鴨造像》，弘公題詩後有一段說明文字：「戊辰十一月，余乘番舶。見有老鴨囚于樊籠……」11月份法師遇見「老鴨事件」，然後請豐子愷作護生畫。如此看來也決不可能在十二月份就出書，況且這「十一月」還可能是農歷。所以，《護生畫集》的初版應該是1929年2月。「民國十七年」應是「民國十八年」之誤。
①見《豐子愷傳》(豐一吟等著)附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②見《豐子凱研究資料》、豐華瞻、殷琦合編。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③見1943年6月《中學生》64期。
④見豐子凱《告緣緣堂在天之靈》一文。
⑤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⑥見《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年10月30日。
⑦見《李叔同一弘一法師》一書，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4月版
⑧1943年(上海)大雄書局出版。
⑨見1984年9月福建莆田廣化寺印行的《護生畫選集》。
〔10〕見《護生畫集五集》，新加坡薝卜院1965年9月版。
〔11〕見《豐子愷研究資料》
〔12〕見《弘一大師與豐子愷》，(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90年4月版。
〔13〕此信原件在豐一吟居士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