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師與廣洽法師的法緣(金梅)
弘一大師與廣洽法師的法緣
作者:金梅
自入佛的那天起,弘一法師即立下「三不」的誓願:一不當住持,二不為他人剃度,正式收納佛門弟子,三不作依止師。當然也有特殊的例外。他出家初期,住在杭州虎跑寺的時候,發現一位因家境貧困、在寺中打雜的少年,人很忠厚老實,勤謹守職,對佛門又很虔誠。他便向住持多次商量懇求,希望將這個少年人收入佛門,他也願意當他的師父。這是弘一法師在佛門正式接納的兩個弟子之一,即在杭州和溫州隨侍過他的寬願法師。另一個是在溫州慶福寺,與弘傘法師共同接納的因弘白傘法師。除此之外,弘一法師在長達24年的僧臘歲月中,與其交接的眾多佛門弟子,只是在以下兩種意義上的稱謂:一是,因為弘一法師在僧界的聲望隆威,較比年輕一些的僧人(有的入佛的時間比弘一法師還要早些),往往自稱為他的弟子;二是,弘一法師在浙東、閩南和青島等地,辦過幾次講座,聽過他講課的人,按通常的習慣,也就自稱為他的弟子。至于那些由弘一法師證授歸依或證授五戒的信佛而不出家的居土們,按律儀說,在他面前,自然要執弟子禮了。但這些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佛門弟子。而在這類僧人中,與弘一法師最為親近、長期以師禮事之、並弘揚其遺澤者,當首推廣洽法師。
廣洽法師(1901~1995年),俗姓黃,名潤智,福建南安縣田中鄉(今羅東鄉)人。法名照融,又名普潤,廣洽是他的法號。未滿5歲時,其父去世,從此家道中落。10歲時,又遭母喪,加之鄉中瘟疫流行,親屬先後喪之殆盡,其孤苦伶仃,無衣無食之困境,可以想見。16歲時,廣洽即有出塵離世之想,曾投奔鄉里之大和堂(念佛堂),日間幫忙放牛,夜間就讀私塾,並開始茹素。次年起,在本鄉一藥舖學習研制中藥3年。終因生活依然困苦,于1920年虛歲20時,離鄉背井前往廈門,經人介紹,投奔閩南古剎南普陀寺,第二年在該寺落髮為僧。1924年後,在會泉方丈座下擔任知賓之職(主理庫房,接持賓客,洽協法務、佛事等工作)。1928年,會泉法師退居後,由當時以「大鬧金山」聞名的佛教界一代領袖太虛法師接任方丈,廣洽被選為副寺(主管寺院財政),任職達6年之久。抗戰爆發後,廣洽南移獅城,擔任過龍山禪寺方丈、彌陀學校校長、新加坡佛教總會會長等職。以其功德之廣大深遠,被譽為南洋佛教的一顆巨星。
弘一與廣洽結識,是在1928年廣洽就任南普陀寺副寺之後不久。這年冬天,弘一由溫州前往上海,與豐子愷、李圓淨等就《護生畫集》的編輯事宜,作最後之商榷。事情辦完之後,他到旅館中去看望老友尤惜陰居士(即後來的演本法師)。只見尤和另一位居士謝國梁(李叔同南洋公學同學、國學大師謝無量之弟),正在打點行裝,作遠行的淮備。詢問之下,得知他倆當晚即登輪遠航,擬去泰國傳道.弘一感到很新鮮,有意思,當即決定與他倆一起前去弘法教化。但在廈門轉道期間,弘—應陳嘉庚胞弟陳敬賢居士挽留,自己又覺得廈門一地氣候溫和,山川靈秀,很適宜于靜修,他便改變了原定計劃,自己一人留了下來,掛單于南普陀寺。作為副寺的廣洽法師,對初次見面的弘—法師照料備至,並時常向他請示法要,學習律義。從此,倆人結下了法侶之緣。這次弘一在南普陀寺住了3個多月,到1929年4月間,怕天氣很快熱起來,便取道福州返回永嘉。
1929年冬天,弘一第二次前往南閩,仍住在南普陀寺。經過這次交往,弘一與廣洽的道誼,越發深厚起來。第二年(1930年)春天,弘—還是回了永嘉。對他的再次離去,在廣洽的意念中,深有悵然若失之感。1930年秋間,廣洽寫信到溫州,邀請弘一再赴南閩。弘一應邀準備南下,終因時局不寧而未果。此後近兩年多時間,弘一以一肩梵典、三件衲衣,輾轉棲遲于浙東各大叢林,沒有機會再涉他山,重會廣洽等閩南眾多法侶道友。直到1932年舊歷十一月間,他決心離開緣障時襲的浙東一地,三去廈門。並在南閩定居了下來。
弘一此次初到廈門的一段時間,先後駐錫于妙釋寺和萬壽岩。廣洽法師和另一位弘一早已相識的青年僧人瑞今法師,時住太平巖。倆人經常一起往謁弘一,促膝談心,探討律學,彼此更覺相契無間,法緣殊勝。
癸酉年(1933年)正月初八(2月2日),弘一在妙釋寺念佛會期作著名的《改過實驗談》的演講。演講的頭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變成了少年之身,正跟隨一位儒師在路上行走。走著走著,聽見有人在身後歌唱《華嚴經》偈句,仔細辨認:是《賢首品》中的幾偈。音節激越,撼動肺腑,令人不忍離去。二人返身走去,想看個究竟。走近一看,有10多個人正席地而坐,中間一人在操練絲弦,另一個長髯老人,即是歌唱偈句者。長髯老人面前擺著一張紙,上有大字一行,寫的好像是《華嚴經》經名。弘一的夢中之身領悟到,老人是在以歌唱的形式宣講佛法,便深深地敬仰起來。他想加入席地者中間,便問道;「還有空隙的地方容我等坐下嗎?」其中一人說道:「兩邊都空著,你們坐下吧!」正當弘一的化身脫鞋入坐之際,夢便醒了。
夢醒後,弘一回憶剛才聽到的《華嚴經·賢首品》偈句,好像是「發心行相五頌」,為了免得忘卻,立即點燈書寫下來。——
菩薩發意求菩提 非是無因無有緣
于佛法僧生淨信 以是而生廣大心
不欲五欲及王位 富饒自樂大名稱
但為永滅眾生苦 利益世間而發心
常欲利樂諸眾生 莊嚴國土供養佛
受持正法修諸智 證菩提故而發心
深心信解常清淨 恭敬尊重一切佛
于法及僧亦如是 至誠供養而發心
深信于佛及佛法 亦信弟子所行道
及信無上大菩提 菩薩以是初發心
第二天—早,弘一對同住的性常法師敘述了昨晚的夢境,並說:「得此夢境,乃是我居閩宏律的一個預兆呢!」5天後,又手書上述偈語並加跋語,詳細記述了夢中經歷的情景,以贈普潤法師供養。「普潤」者,廣洽也,系弘一所賜之名,以為此二字,正與廣洽含義相合。
夢中有兆,弘一便開始了講解律學的準備。在寫出《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講義》之後,從舊歷正月二十一日(2月15日)起,先後假妙釋寺和萬壽岩,舉辦名為「南山律苑」的講座,講解唐代道宣律師的律學名著「南山三大部」,(道宣律師晚年常住陝西終南山,故後人稱其所創律學為「南山宗」,其所著《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四分律隨機羯磨疏》三書,則被稱為「南山三大部」。)和宋代元照律師疏會道宣「三大部」的「靈芝三部記」。(元照律師晚年居杭州靈芝寺,故世稱「靈芝尊者」;所著「三部記」為《行事鈔資持記》、《戒本疏行宗記》、《羯磨疏齊緣記》。)
「南山律苑」有廣洽、瑞金等10余名學員,都是當時親近弘一的青年法師。講座在廈門、泉州兩地持續了近一年時間,到1933年年底,因兵荒馬亂,時局不寧而中止。弘一在浙東時,曾擬辦「南山律學院」,以因緣未具,最後只留下了一塊院牌,掛在寧波白衣寺孤兒院的大門外面。為彌補這一缺憾,弘一在金仙寺、伏龍寺也辦過律學講座,還是以障緣不了而了之。而此次所辦「南山律苑」,雖然不到一年時間,卻是弘一首次有計劃開展的講律活動。也是時間最長、課程較為完整的一次。他對這次講課的效果,和學僧們「都能勇猛精進」,很是滿意。
就在「南山律宛」學律期間,廣洽法師為了表示對弘一的崇仰和感激,為其造像—幀,特請弘一在俗弟子豐子愷題詩,並印制後,分贈諸淨友。豐詩曰:「廣大智慧無量德,寄此一軀肉與血。安得千古不壞身,永住世間剎塵劫。」1933年3月間,弘一在寫給芝峰法師的信中說,在「南山律苑」的學僧中,「有二三人誓願甚堅固,或可發心專修也。」在這二三人中,廣洽法師更是佼佼者。從弘一學律之後,廣洽不僅在自身的修持中,始終「以戒為師」,嚴守著佛門的各種儀規,他並在長時間中,繼承和推進著弘一的弘揚律學的事業。他像弘一一樣,見事均自己動手,不願他人服侍。直至95歲高齡,雖行動已很不便,仍堅持自己動手做日常生活事宜。也像弘一一樣,自奉節儉,不蓄私錢。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南洋弘法活動中,向諸善友們反複宣講著「行持戒律淨化身」之必要,強調欲求「身心安樂」、「皆大吉祥」,唯有「依照信、解、行、證的程序」,「勤修戒定慧」,「息滅貪嗔痴」(見其1971年「衛塞節」在新加坡電台的廣播詞)。弘一在20世紀中國佛教界,被尊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傳人,而以其持律之一絲不苟和弘律之勤謹不懈,廣洽在眾多師友中,則被譽為南山中興者弘一律師之「律學掌門人」。這是提前所說的後話。
「南山律苑」結束不久,1934年春天,弘一由晉江草庵移錫廈門。他是應南普陀寺方丈兼閩南佛學院院長常惺法師之邀,前來講學和整頓學風的。
從1925年起,南普陀寺即有閩南佛學院之設。幾年中間,四方衲子負笈求學者,已有數百人。學風之盛,曾為全國佛學院之冠。當時海內外著名的法師,多半出自該院學僧。但從上世紀30年代初開始,該院紀律松弛渙散,學風亦日形蛻化,由各種原因釀成的風潮不時發生。常惺法師將弘一請來,是想借重其威望與學識,以扭轉佛學院不斷滑坡的紀律與學風的。
但弘一來寺一看,察覺佛學院學僧不聽約束已成風氣,即想整頓,一時也無從著手。他準備做些打基礎的工作,建議寺中另辦一所初級僧伽學校,以提高學僧學佛的信念為宗旨,並為閩南佛學院提供生員,繼續深造。《易經》上有「蒙以養正」的話,取其義,學校將定名為「佛教養正院」。弘一還建議,學校由廣洽法師任督學(類似校長),瑞今法師為主任。在取得常惺方丈同意之後,弘一即親自草擬學校章程,書寫院額,訂定教科用書表。還多次指示具體操辦院務的廣洽、瑞今兩位青年法師:佛學教育,一定要從院名所含宗旨做起,教導學僧「惜福,習勞,持戒,自尊」四項德目。「養正院」開辦以後,弘一擔任的,主要也是訓育方面的課程。如《青年佛教徒應注意的四項》一講的內容,即為以上所說的「四項德目」。在《關于寫字的方法》一講中,雖也講了些如何寫字的具體方法,但通篇貫穿的主題 是學佛與寫字、做人與藝術的關系,強調出家人學習佛法高于學習寫字,品德的培養先于技藝的掌握;學習寫字,最終還是為了宣傳佛法,淨化自我和世人的品性。
在舉辦「佛教養正院」的4年中,廣洽法師除了認真聆聽弘一講課,還時常聽取他如何辦學的種種設想,並努力貫徹到管理和教學的實踐之中。「養正院」為閩南佛學院輸送了不少有望造就的人材。後名震南洋的印順、演培、竺摩等諸位高僧大德,都曾受業于這兩所初高級佛學教育機構。而廣洽法師來自弘一的教益,以及自身力行的經驗,對他往後在新加坡成功地舉辦彌陀學校,其作用又可謂大矣。
廣洽法師在南洋熱心于教育工作,顯然與弘一對他的感召有關。廣洽在舉辦彌陀學校的過程中,既主張德、智、慧、群全面發展,又強調四育之中,以德育為首。認為佛教「正見及正念,系立身處世求學任事之根本;有純正之動機、正確之目標及崇高之信仰,然後始能立定堅強之信念,從而產生強毅之力量,以達其效果與目的。」他始終貫徹的校訓是「慈良清直」。這些,正是當年弘一辦學精神的體現。正如豐子愷在為廣洽編輯的《弘一大師紀念冊》撰寫的序言中所說:「弘一法師所首先介紹入中國之西洋文藝,發揚者甚眾;而對弘一法師之教育精神,注意者甚少。廣洽法師在海外糾集同仁,創辦學校,熱心青年教育,此為弘一法師之遺志,亦最隆重、最生動、最永遠之紀念建設也。」
自弘一法師三下南閩,廣洽時常關心著他的行止與生活。乙亥年(1935年)四月,在「佛教養正院」走入正規之後,弘一推備前往三面環海的僻靜之地——惠安縣淨峰寺,以棲隱岩穴,專心編述南山律著。與其親近的諸位法侶,考慮到他年事已高,身體日趨衰弱,前往惠安的交通又十分不便(需坐小帆船渡海才能到達),因此苦勸他取消此行計劃。有人竟長跪不起,聲淚俱下,苦苦哀求。弘一還是決心前往。為了弘一的安全,廣洽法師親自陪同前往。
到了淨峰,弘一對廣洽談到自己的心願時說:「昔日我靈峰老人(按: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智旭,號蕅益,晚年移居浙江孝豐靈峰寺,故世稱「靈峰老人」),三十三歲始入靈峰,即有偈云:『靈峰一片石,信可矢千秋』,又云:『聊當化城,畢茲余喘,自非樂土,終弗與易矣』。余今年五十有六,老病纏綿,衰頹日盛,久擬入山,謝絕人事,因緣不具,卒未如願。今歲來淨峰,見其峰巒蒼古,頗適幽居,將終老于此矣。」但弘一在淨峰,並沒有真正的棲隱岩穴,謝絕人事,而是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投向了過化民間的活動上面。前後7個多月,他在惠安各地講法17次,聽眾近千人;為40多人證授歸依,30多人證授五戒。他是在將佛風法雨送向人間,意在化育眾多的善男信女,淨化他們的靈魂。為此,弘一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及至陽歷年年底,他終因在鄉下住宿黑暗潮濕的屋子,受潮氣感染,患了風濕性潰瘍,不得不移住晉江草庵。其病勢之嚴重,幾近喪失性命。廣洽法師得悉後,特地由廈門前去探視。弘一卻說:「你不要問我病好沒有,你要問我念佛沒念佛。……這是南山律師的警策,向後當拒絕一切,閉關編述南山律書,以至成功。」
廣洽在草菴誦念《法華經》,並刺血寫經,為弘一法師回向,乞願他的病情好轉。丁丑年(1937年)二月六日(3月18日),時年五十有八的弘一,初次掉落牙齒一枚,10天後又掉落一枚。他把這兩顆牙齒送給廣洽以作紀念,並寫了一紙說明文字相贈。還把自己隨身佩帶的一方石刻佛像送給了廣洽。弘一說:「此石印為子愷居士十年前刻贈之珍品,請留為永久之紀念。」又寫其詠菊五言絕句一首以明志,曰:「亭亭菊—枝,高標矗晚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
為了擴大廣洽的社會閱歷,弘一將自己認識的豐子愷、夏丏尊、馬一浮、郭沫若等文藝、國學界著名人士介紹給他,囑其與他們交往,向這些英才碩學吸收各種學問。他還把自己與外界來往的信件,一般交由廣洽代轉。以致在外界人士的心目中,廣洽成了弘一對外聯絡的代理人。1936年底,時在廈門的著名文學家郁達夫,也是由廣洽陪同,才得以在鼓浪嶼拜會了弘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東南亞和中國,都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勢力的范圍之內,炮火連天,交通受阻,廣洽移居獅城後無法回國訪舊。弘一雖曾兩次打算前往南洋弘教,也終因時局不寧而未能如願。這樣,自廣洽南行後,兩法侶再也沒有重新聚首了,但廣洽之于弘一,始終情深拳拳,無時或忘。1939年,為了慶祝弘一六十壽辰,他與性常、性願等法師集資再版了弘一手書《金剛經》,其後又出版了弘一的《九華垂跡圖讚》。也是在這年,畫家徐悲鴻赴星洲舉辦助賑畫展,廣洽請徐為弘一六十壽辰造像。徐欣然允諾,繪下油畫一幀。並在數年之後,補寫了題記。這是一篇極為珍貴的文獻。其中,包含著現代中國畫壇一位大師對另一位大師的敬仰之情。而這—文獻之由來,是因了廣洽請徐為弘一造像的緣故。
廣洽之于弘一銘刻心扉的深情,不限于弘一住世之日,即在其圓寂之後,依然綿延不絕。1957年,離弘一生西十有五年,廣洽深感有責任為星洲僧俗兩界介紹他的事蹟。他在是年出版的《弘一大師紀念冊》中,表達了對紀念弘一的感想。他認為,作為一代高僧,弘一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他說:「鑑于星馬一帶,教界名宿及大師當時之及門弟子,不少為閩南之法系,以大師與閩南各地因緣若是之深切,何寂寂其無聞乎?況海外或有知李叔同先生其人而不知弘一大師其人者,引以為憾!衲忝列門下之末,豈敢諉辭其咎乎?故自知庸鈍,而不敢不自策自勵,以介紹大師生平之事略于南洋各界仁者讀者之前也。」
由廣洽擔任總務籌款興建,並首任校長的新加坡彌陀學校,不僅其「慈良清直」的校訓與教育方針,啟示于弘一,佛堂彌陀兩旁的對聯:「演說甚深清涼法,令生無量歡喜心」,也是弘一的墨跡。龍山寺歷史悠久,為星洲名勝古剎。而追本溯源,其根在中國。20世紀60年代,由廣洽和照清兩位法師主持,又進行了一次改建。翻修一新的龍山寺法堂,其楹柱所懸銅制長聯:「能于眾生施無畏,普使世間得大明」,亦為廣洽所集之弘一遺墨。印度有一種花,名為「薝葡」,色黃,蕊小,芬芳馥郁。弘一雅號眾多,其中就有「薝葡老人」之稱,大概是欣賞薝葡花的色香吧。廣洽在新加坡定居後,以天竺之花命名常住道場為「薝葡院」(院額出自弘一弟子豐子愷之手),其深情厚意,即在對弘一之紀念。室內則藏有弘一所寫之《金剛經》手跡,及「諸佛等慈父,人命如電光」等對聯。龍山寺,彌陀學校,薝葡院等等,在這些自己日常行止出沒之處,廣洽都讓它們留有弘一的遺跡。如此,他自己一舉手一投足之間,好似往日那樣,時常親接著弘一的謦欬,以抒懷念之情;于諸緇素眾學童,也是一種無時不在的提醒,使他們記起世上有過弘一大師其人其德。
廣洽懷念弘一之情無盡。弘一圓寂之時,他未能回國悼念。1948年冬,他由海外重返廈門,恰與通信17載而未曾謀面的弘一弟子豐子愷相逢。他引導豐參謁了五老峰上弘一曾經閉關過的「淨業閣」,向豐指示了弘—手植的楊柳。由此,引出了豐懷念恩師的兩句名詩:「今日我來師已去,摩挲楊柳立多時」,引出了與詩情相配的畫幅。
1965年,廣洽在新中國成立後首次回國觀光。從星洲帶回了徐悲鴻所繪弘一大師油畫像,贈送給了泉州弘一大師紀念館。還專程到杭州參謁大師出家之虎跑寺,瞻仰了大師的靈塔。後因「文革」動亂,廣洽在間隔了12年之後,才于1978年得機再次返國觀光。此時,豐子愷先生已去世3年。廣洽為失去知音而悲痛萬分,淚水難禁。當他得知豐生前已提前畫成紀念大師百歲誕辰的《護生畫集》第六冊,卻又一時難于出版。他便將該冊原稿攜至星洲,與前五冊一同整套出版,終于完成了豐子愷、李圓淨等敬仰大師的遺願。在以後幾次回國觀光過程中,廣洽遍訪了葉聖陶、錢君匋等大師生前好友和再傳弟子,看望了夏丏尊、豐子愷的哲嗣。還拜訪了大師的後人李端先生,將其父在浙一師任教時所用的一只金表,還贈給了李端。而廣洽收納大師之孫女李莉娟為歸依弟子,則被佛教界傳為一大佳話。
廣洽對弘一大師之深情還有余緒。在修建泉州弘一大師紀念館、杭州弘一大師靈塔、天津大悲院弘一大師紀念堂等,這些紀念弘一大師的設施中,他都盡力給予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