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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曹布拉《從藝術家到高僧——李叔同弘一大師傳論》(鄭從彥)

讀曹布拉《從藝術家到高僧——李叔同弘一大師傳論》

作者:鄭從彥

  時光,在歡愉中浮游,在愁郁中沉積。曹布拉先生的新作《從藝術家到高僧》,可謂通弘一大師之意、開讀者之心也,再一次為我們回顧了弘一大師命運多舛的一生。在作者一字一句的敘述描繪中,在一章一回的回顧警策中,此書所要表現的旨趣神采畢露無遺。作者希望讀者在閱讀弘一大師的過程中,重新審視經歷千百年「立德、立功、立言」的主流人生觀,並進而打破經世致用這一漢民族「集體無意識」的歷史平衡,最終能夠像李叔同弘一大師那樣擺脫物欲牽絆,悠然自得、心靜止水、與世無爭的人生選擇和生活方式般追求人生自由。

  清孫麟趾《詞經》云:「天之氣清,人之品高者,出筆必清。五采陸離,不致命意所在者,氣未清也。清則眉目顯,如水之鑑物無遁影,故貴清。」因而早在少年時代,弘一大師在文字上所表現出來的品格便迥乎他人,考官在其參加縣學考試的試卷上如此評價:「熟而不俗,清而能腴。」作為一名津門少年,大師在接受維新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已逐漸顯現出其對國家大事件的關注。但曹布拉先生以為,李叔同此時主要的興趣和精力,是放在傳統儒學的學習和對各種藝術的嘗試方面,此時的他已在用心營造並享受著藝術化的生活。從這一角度分析,作者對弘一大師藝術性的觀照是極為細緻的。藝術家只有在藝術的自由空氣中方能茁壯成長。上海,這個當時中國最開放、最現代、最具活力的城市為其藝術造詣的提升供給了可觀的養料,換言之,李叔同在這一個甜蜜的幸福期積聚了豐盈的藝術資本。

  負笈東瀛是弘一大師藝術生涯的一個歷史拐點,他創辦的中國近代第一份音樂期刊,其歷史意義深遠流長。在繪畫方面,大師同樣展現了其不俗的藝術情操,以學生的身份參加白馬會畫展,實屬難得。更讓讀者刮目相看的是大師那一種「藝術救國」的崇高思想,他看清了必須要用西方藝術元素來激活中國傳統戲劇藝術的大趨勢,吹響了中國話劇誕生的號角。我認為作者眼中的藝術家李叔同是一個藝術自律的典范,大師在自己的藝術王國中,通過藝術抗拒著現世的污濁,同時又運用藝術超越它們。因此,大師的藝術修養就要破除一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和日常經驗,走出侷限著各種現世功利的框架。弘一大師賦予藝術的非妥協性,就是希望自己從無限放大的物質欲望世界中掙脫出來,從實際生活和現實世界中逃離出來。作者認為,弘一大師雖在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負荷下,為自己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發出深長的慨嘆,但其實更重要的是要表達藝術與生產過程的分離,就成為藝術的一個避難所,然更是一個立足點,藝術由此抨擊由統治而建立起來的現實。

  在李叔同看來,藝術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因此,西湖皈佛毫無疑問成為了弘一大師人生的重要轉折點。皈佛還得從斷食說起,夏丏尊的無心之說,李叔同卻裝進心里並付諸了實踐。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李叔同真正認識到那種清靜、簡樸且極有規律的修行生活方式。而作者曹布拉先生在撰寫出家的原因這一部分時,便頗見研究功力。他認為,了生死大事,正是李叔同出家的最真實的心理動機,答案就是這樣簡單。人們總是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從而忽視了事物本身直接體現的那個答案。如此一來,真實似乎成了為真實而真實的真實,在真實與非真實之間的區分已變得日益模糊不清中,作者以其犀利敏銳地洞察力和清晰準確的判斷力分析解釋了弘一大師作出這個決定的原因。在佛教這個精神家園里了生死大事,這是一場艱苦卓絕的突圍,利與害的博弈早已置之度外。作者後四章的撰述為洞察李叔同弘一大師的內心世界以及追溯皈依佛門之後不同歷史時期高僧生活經歷提供了一個窗口。通過這個窗口,我們讀者便可以從大師的人生經歷、個性特徵、品德操守、心理結構、價值取向、旨趣精神、性格模式等多角度進行全方位的了解。在作者對李叔同弘一大師的理解中,我們讀者扮演了一個通過綜合從整體上把握或領會各個部分之意義的角色。作者從藝術家到高僧的安排,也為此書釐清了脈絡,讀之令人興趣盎然。弘一大師不僅是一位罕見的藝術天才,並憑藉其極高的悟性、敏銳的心智以及厚實的修養,成為了一代高僧。曹先生的這部新著對這兩身份的轉向給予了高度的關注,書中對大師兩重身份的豐富描述,使得這個過渡更加自然,頓生一氣呵成之感。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由此看來,曹先生寫出的是「自然」,可著書過程理應費盡心思呢!

開佛知見,示佛知見,使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