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師的嘉言懿行(林子青)
弘一大師的嘉言懿行
作者 ：林子青
今年(1995年)是我國近代律宗高僧弘一大師誕辰115周年的紀念年，海峽兩岸佛教界緇素大德和愛好藝術的人士，都在舉行熱烈的紀念活動。泉州和大師的因緣特別深厚，要召開紀念弘一大師誕辰115周年紀念暨學術研討會，這可以說是千載難逢的盛會。我作為一個從事大師生平事蹟的研究者，今天能夠參加這個盛會，實在感到無上歡喜。 今年(1995年)八月間，我有機會到台灣參加在台北舉行的「弘一大師遺墨真跡文物展」，看到那里的人們對于大師的尊敬，使我非常感動! 關于弘一大師在家出家的歷史，早年上海許多作家所寫的《弘一大師永懷錄》，已經介紹得相當詳細，近幾十年來海內外出版關于介紹他的傳記書刊也不少。50年前的1944年，我在上海寫過一本《弘一大師年譜》，概括地介紹了他的生平事蹟，曾引起國內外景仰大師的人們的注意。其後，特別是近年，關于弘一大師的傳記，幾如雨後春筍的出現。1993年，我又利用陸續發現的新資料，重編《弘一大師新譜》一書，由台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內容較初版的年譜，幾乎增加一倍以上。因此，弘一大師的歷史形象，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了。 對于弘一大師的評價，我想藉近代著名的佛教領袖太虛大師的話來介紹一下。1932年12月2日，太虛大師在常惺法師任南普陀寺住持受請典禮和歡迎弘一大師時，致歡迎詞說：「弘一律師在中國，可說是持戒第一。其道德與品格，為全國無論識者和不識者一致欽仰，為現代中國僧伽之模范者。」太虛大師對于弘一律師的推許，可以代表30年代中國佛教界的公論和評價。 隨著歲月時光的流逝，許多和他並世的高僧大德已經逐漸為人們所淡忘，但是弘一大師圓寂以後，至今已50多年，人們對他的懷念卻是與日俱增。近幾年幾乎形成一種「弘一熱」。海內外許多報刊雜志對于他出家前的繪畫、音樂、戲劇、篆刻、詩文、書法的精湛藝術，都一致讚嘆不已。一位律宗高僧圓寂以後能博得這樣持久的尊敬是少見的。這就是中國古人所謂「德厚流光」的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弘一大師的前半生，在他出國留學以前，鑑于清廷腐敗，喪權辱國，寫了許多憂國憂民的詩詞，有「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之句；我國著名學者梁啟超于所著《飲冰室詩話》，曾引用了大師當時的名句，如「眾生何事干霄哭，隱隱朝廷有笑聲」「甘以清流蒙黨禍，恥于亡國作文豪」等，可見大師其憤時與自負。 大師出家後，嚴淨毗尼，是和他的道德修養聯系在一起的。他給友人的信說：「朽人剃染以來二十余年，于文藝不復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況乎出家離俗之侶?朽人昔嘗誡人云：『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即此義也。」 記得1942年，大師弟子李芳遠為近代詩人郭沫若求他寫字，大師寫了一首寒山的五言詩：「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送他。上款署「沫若居士澄覽」，郭老遂稱他為「澄覽大師」，並復李書說：「澄覽大師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舊學根柢固佳；然僅有此而無人的修養，終不得事也。古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殆見道之言耳。」 大師深慨一般僧青年多重學不重德。他曾致書寄塵法師說：「座下天性仁厚，待人接物，與古德蓮池大師最為相近。竊謂今後能于《云棲法彙》常常披閱，則學問當更有進。集中《緇門崇行錄》、《僧訓日記》、《禪關策進》三種，尤為切要。不慧披剃以來，奉此以為圭臬，濫廁僧倫，尚能鮮大過者，悉得力于此書也，願與仁者共勉之。」後來他請購了《緇門崇行錄》50部，托人分贈閩南佛學院諸同學，以表示他的關懷。 大師很重視儒家的傳統道德，特別是《論語》一書。這和他幼年所受的教育是分不開的。他談到幼年僧眾的教育方法，強調「選讀《四書》及講解」。《四書》中《論語》要全讀先讀，其作依次選讀。 大師晚年，勝聞居士請書遺訓。他說：「余行疏學淺，何敢妄談玄妙，謹錄生平不敢忘懷《論語》一章，以酬勝屬。『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是滿為生平得力處，願共勉焉。」可見大師得力于《論語》的，是凡事抱著一種「臨深履薄」的態度。 弘一大師交游極廣，但對于高官名士，都不願親近，以避攀緣之嫌。1937年他在青島湛山寺講律，有一朱子橋將軍因事到青島，也住湛山寺。當時青島市長沈鴻烈，因朱老為政界前輩，特就寺中設齋致敬。朱老建議讓大師坐首席，他做陪客，沈市長很贊同。臨時派人去請大師，卻帶回一紙條，寫著四句詩：「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邀者雖感到掃興，但都佩服其風格之高。 大師重視道德修養，他常書寫有益身心的格言贈人。晚年他題《格言聯璧》說：「余童年恆覽是書，三十以後稍知修養，亦奉是為圭臬。今離俗已二十一載，偶披此卷，如飲甘露，深沁心脾，百讀不厭也。」他還把明末[FJF]?[FJJ]益大師的靈峰宗論中的嘉言摘錄出版，稱為《寒笳集》。讀者很受啟發。 大師持戒精嚴，數十年如一日。他認為消極戒殺，不如積極護生，遂發起出版《護生畫集》，由其弟子豐子愷作畫，大師親自題詩，畫集流布，幾遍海內。大師的悲心也及于昆蟲。1936年，他安居泉州草庵，庵中養蜂四匣，一匣誤食山中毒花，死者百數十。大師與諸道侶行施食法，超度亡蜂。這種事在常人看來，也許覺得可笑，但大師卻把蜜蜂人格化，完全出于悲心的表現。這種境界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 大師的一般嘉言懿行，不勝枚舉。如受施金錢，他是嚴拒的。有一次，丁福保居士寄錢給他做夏衣，大師回信說：「承施禪衣之資，至可感謝!但音今無所須，佛制不可貪舊蓄。謹附寄還，並謝厚意。」抗戰期間，上海劉傳聲居士，恐大師道糧不足，未能完成南山律叢書，特奉寄千元供養，信由廣義法師轉呈。而大師堅決辭之。他對廣義師說「吾自民國七年出家，一向不受人施，即摯友及信心弟子供養淨資，亦悉付印書，分毫不自己享受。素不管錢，亦不收錢，汝當璧還。」其甘淡薄的高尚風格是近世少有的。 最後談一點小事，以見大師持戒的嚴格。大師對于常住物即四方僧物，公私尤為分明。據我所知，1934年夏，他安居廈門南普陀寺後山兜率陀院。時山桃正熟，照顧他的侍者要摘幾個供養他。大師急制止說：「桃子是常住的公物，私人不可摘食，應該通知庫房派人摘取，然後分給每一個人共同享受，否則是犯戒的。」事情雖然微小，也可見大師持戒的謹嚴了。 (林子青：中國佛教協會咨議委員、《弘一大師年譜》作者) (原載于：泉州市弘一大師學術研究會編《弘一大師紀念文集》海風出版社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