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佛教與政治

佛教作為世界公認的三大宗教之一，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國，經過短暫的碰撞，就迅速融入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並與原有的中國文化——儒、道文化相輔相成，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支主要力量。佛教在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過程中，也與中國的政治文化相交織，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政治文化。可以這樣說，自兩漢以來，無論是王朝的更替，還是社會的變遷，在中國政治生活中都能看到僧人的影子，都能感覺到佛教的色彩。

一、 佛教與中國帝王

從佛教的發展來看，佛教與中國國家的命運是經常聯系在一起的，這種聯系主要表現在佛教與帝王的關系上。從佛教傳入中國的那一天起，它就與中國的帝王結下了不解之緣，雖然這種緣表現的或深或淺，但是，可以肯定地說，自三國兩晉南北朝，在中國的帝王中，還沒有一個人能繞過佛教而治天下。下面是涉足佛教較深，並且對佛教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幾位帝王。

1、漢明帝夜夢金人，法輪初轉中原大地，漢明帝起了重要作用。漢明帝劉莊是中國東漢時期的第二位皇帝，光武帝劉秀的第四子。公元57－75年在位，年號永平。相傳，漢明帝在公元64年前後曾做一個夢，「夜夢金人，身有日光，飛行殿前，欣然悅之。」第二天，傳問群臣，問：「此為何神？」有臣答曰，此神即「佛」。于是，就有了蔡愔、秦景出使天竺(今印度)尋佛的史實。因為蔡愔、秦景的出使，最後就有了天竺高僧摩騰、竺法蘭來中國，就有了白馬寺，就有了第一部漢譯佛經《四十二章經》。由于漢明帝的一夢，從而促成了中國向西方求法，佛教也開始在中國展開了新的一頁。可以這樣說，佛教第一次與中國結緣，就是先通過帝王開始的。

2、梁武帝虔心向佛，不做君主，做法王，推進了佛教的中國化。梁武帝蕭衍是中國第一個信佛的皇帝。他活了八十六歲，在位四十八年，以佛法治國。不但修造了大量佛寺，而且還翻譯和撰寫了大量佛教著作。他禮請達摩祖師東來傳法，不僅促成中國禪宗的產生，在佛教僧制的中國化和佛教素食方面也做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在位期間，多次召集佛法大會，並親自講經說法。晚年，甚至還拋棄位高權重的皇帝不做，四次舍身同泰寺為佛子，自願服務眾生。成就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景象，可以這樣說，沒有梁武帝，就沒有江南大地佛教的繁盛。應該說，在中國歷史上，與佛教淵源最深的帝王，就是梁武帝。

3、唐朝武則天少年出家，當政後崇信佛教、廣修寺院，使佛教在中華大地迎來了鼎盛時代。武則天十四歲時，曾經在感業寺出家，後來再度入宮，並于公元690年，當上皇帝，獨攬一國大權。武則天對佛教有很大的貢獻，她敕令開鑿敦煌石窟，敦煌巨大的彌勒佛石雕，就是在她的執政時期完成的。另外，武則天對于僧團的敬重，也是歷代皇帝無可比擬的。華嚴宗的祖師法藏、禪宗的北宗祖師神秀，都被武則天敕封為國師，甚至禪宗的南宗祖師惠能大師也受過她的禮敬。另外，武則天在佛學方面也有很大的貢獻，佛教徒常念的《開經偈》：「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就是她撰寫的。武則天對佛法有極深的造詣，還為經典做過注解。佛教在唐朝能被如此地發揚光大，與武則天的大力推崇不無關系。

4、宋太祖趙匡胤遣使求法，《大藏經》初刊問世，為佛法在後世的弘揚奠定了文字基礎。宋太祖即位(公元951年)之初，即對後周世宗的廢佛令予以停止，一反前代的政策，給了佛教以適當的保護。建隆元年(公元960年)，為恢復被北周重創的佛教，他首先度童子八千人為僧，並建立譯經院，並制定一些規章，如譯場人員設譯主、證梵義、證梵文、筆受、綴文、參詳、證義、潤文(後更設譯經使)等，組織比較完備，第一次將佛典翻譯列為國家事業之一。宋太祖趙匡胤對佛教的最大貢獻是命內官張從信赴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經》。《大藏經》的刻制歷十三年，總共完成四百八十函(也就是有四百八十個書套)，五千零四十卷。這是用木刻板印制《藏經》的開始，它後來成為中國一切官私刻藏經的范本，來傳到高麗、日本，成為朝鮮、日本刻藏的共同準據。宋太祖木板印刻《大藏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印刷佛經，它為明清更大規模地印刷《藏經》開創了先河。

佛教與中國帝王的淵源當然不限于這些。隋文帝廣興佛事；李世民玉華宮讚法；一代天驕馬吉思汗「以佛治心」；和尚皇帝朱元璋把法事視為國事；雍正自稱和尚和野僧；慈禧太后號稱老佛爺。可以說，與佛結緣的帝王曾出不窮。當然，緣有善惡，與佛結「善緣」的帝王興教弘法；與佛結「惡緣」的帝王帶來法難。比如：「三武一宗」滅佛 (北魏太武宗、北周武帝、唐代武宗、五代周世宗)。總之，佛教與中國帝王之間關系，大體表現為「既沖突又相輔」的格局，一致的部分表現為：弘揚佛教，拉攏僧侶；沖突的部分表現為：對佛教毀滅與對佛教徒的迫害。

二、僧侶與宮廷社稷

自佛教傳入中國，僧侶與宮廷的往來就沒有斷絕過，他們用佛家的智慧引導朝政，影響帝王。他們有的因輔弼朝政，被尊為國師；有的轉而出仕朝廷，遷為宰相。可以說，兩千年來，對國家政治有深遠影響的僧人歷代都有，有的甚至對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一位法師登上帝王寶座。在歷代著名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與佛教緣分最為深厚，他原來是一位沙彌，最後登上了帝王的寶座。朱元璋是濠洲鍾離(今安徽鳳陽)人，自幼家貧。17歲的他入皇覺寺為僧。公元1352年，郭子興起義，他毅然投奔，加入起義軍。郭子興死後，他被推為首領，在連年的征戰中，他注意網羅各方人才，力量逐步擴大。1368年，終于滅掉元朝，在應天(南京)即帝位，建國號洪武，成為大明皇帝。朱元璋登基定鼎以後，「托身于寺四年，常思之」。首先重建了自己早年出家的皇覺寺並設僧錄官主持，頒降龍興寺印。由于明太祖和佛教的這些因緣，在他即位之後，極力建寺度僧，印制經書，對佛教護持有加。

2、三位法師被欽定為宰相。在中國的歷代王朝中，曾出現過三位宰相級的法師。《佛祖通載》(元釋念常撰)載：有沙門慧琳者，以才學得幸于帝，與決政事，時號「黑衣宰相」，是為沙門參政之始。南朝劉宋王朝時期，宋文帝劉義隆禮請慧琳法師為宰相，政治清明，國運強盛于一時，時人稱之為「黑衣宰相」、「緇衣宰相」，意思是以出家人的身分來輔佐朝政的宰相。唐朝時，唐太宗召令明瞻法師入內殿，盛饌供養，並向他請教古來明君安邦定國之道，他為太宗陳述以「慈救」為宗的方法，太宗大悅，封為帝相。「貞觀之治」的盛世，明瞻法師以善識治國之方，聞名于朝野。最有名的「緇衣宰相」要算是明代的道衍法師。道衍法師俗名姚廣孝(1335-1418)，江蘇長洲(今江蘇吳縣)人，十四歲，削髮為僧，法號道衍。四十八歲時，經人舉薦，入燕王府輔佐諸侯王朱棣，最後幫燕王奪得天下。燕王朱棣鑑于道衍法師在「靖難之役」中的貢獻，不但「論功以為第一」，還封為「資善大夫」，而且賜名廣孝，受封「榮國公」，位及宰相。

3、五十多位法師被封為國師。國師，是我國歷代封建帝王對于佛教中一些學德兼備的高僧所給予的封號。據《佛祖統紀》載：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公元550年)，詔高僧法常法師入宮講《涅槃經》，尊法常法師為國師；「國師」之名由此之始。自法常法師開始，1500年間，先後有52位法師被不同朝代的帝王封為國師。南朝陳宣帝封天台宗智顗為國師；唐代高祖封智滿為國師；禪宗中的神秀法師，歷武後、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皆號為國師。嵩山老僧慧安被稱為老安國師，慧忠被稱為南陽國師，知玄被稱為悟達國師，無業被稱為大達國師。元朝時，世祖封海云法師為國師；明代朝廷沿用元制，封喇嘛為「帝師」、「國師」等尊號。永樂五年，封西僧哈立麻為如來DB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使其領導天下佛教，其徒孛羅等皆封為大國師。洪熙元年(1425年)封智光為大國師。清初世祖敬重禪僧，順治年間，詔玉琳法師入宮說法，並賜紫衣及國師尊號。

4、不計其數的出家人影響了國家政治走向。佛教對政治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法師對帝王的影響上。「為帝說法，福德遍及一切生靈」。南北朝時戰亂頻繁，石虎、石勒雄據北方，嗜殺成性。西域高僧佛圖澄軍營中會見石虎、石勒，對他們現場說法，石虎、石勒從此一改殘暴的本性，並拜佛圖澄為師，凡有國事都請教于佛圖澄。此後，對國家政治深具影響的出家人更是層出不窮。釋道安追晉室過江，後又利用苻堅對自己的信任，力勸苻堅不伐東晉；釋僧慧以「協道匡世，補益之功」被稱為「禿頭官家」；釋玄暢為宋文帝太子師，「弘道濟物，廣宣名教」；玄奘大師接受太宗的國事咨詢；玄琬法師受朝廷禮請，拜為太子太傅，傳授愛民之策。據《高僧傳》(梁·慧皎)、《續高僧傳》(唐·道宣)、《大明高僧傳》(明·如惺)載：自兩漢至唐就有攝摩騰、竺法蘭、嚴佛調、支曜、曇翼、道壹、慧永、僧睿、僧慧、慧通等114位高僧與帝王將相、皇親國戚有過交往。「太宗步迎玄奘，武后與神秀同輦」，有的甚至達到稱兄道弟的程度。這些曾與帝王親近的法師，在興國安邦方面，都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三、佛教對權力的依附

佛教的發展離不開政治。任何一種文化，包括宗教在內，在傳播過程中總是要想方設法爭取統治者的理解與接受，以得到他們的支持，擴大影響。兩千多年來，佛教與政治的關系，總體上說，是一種依附關系。這種依附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理論上：尋求與儒家文化的一致性。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其正統思想以儒家為主。佛教傳入中國，它作為一種外來文化不可免地要與中國固有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相抵觸，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為了佛法的弘揚與傳播，歷代僧侶不斷作出妥協。對佛教主張的「出世」、「不敬王者」與中國傳統文化以忠孝為核心的倫理綱常之間的矛盾，采取妥協和順應的方針。一是接納孝道思想，並把孝道納入到佛教倫理體系中。翻譯和重解《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二是修改佛教眾生平等的思想，改為人皆有佛性。尤其是大乘佛教興起以後，提出了佛法和王法「二法不可違」，並以《寶行王正論》和《勸戒王頌》宣揚佛教的尊孝與忠君思想，最大限度地調和了與儒家倫理的矛盾，也標志著中國佛教對帝王正統文化的依附。

2、思想上：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此語出自東晉高僧道安法師。在佛教東傳的兩千多年里，中國社會基本上是一個皇權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高度的封建王朝集權制，王權高于一切並決定一切，無論何種宗教文化乃至意識形態，均聽命于王權，均要求為封建王朝服務。僧侶們在弘法過程中，深感皇權統治在中國的地位與威力，于是發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感慨。鑑于中國的社會現實，在此後的一千多年里，沙門高僧基本上都小心翼翼地與政治權貴保持著良好的個人關系。「親則近之，不親，則敬而遠之」。

3、導向上：帝王即佛。把帝王視為「現世佛」，這一提法出自北魏統攝僧徒的「道人統」法果和尚。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為了利用皇權「弘我道法」。許多高僧大德都在尋覓利用皇權的最佳方式。「帝王即佛」 論，可以說是利用皇權「弘我道法」的最佳體現。北魏道武帝(386－408)時，統攝僧徒的「道人統」法果和尚為了佛教的弘揚，發出「帝王即佛」、「能鴻道者，人主也」、「聖上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敬禮」、「我非拜天子，乃是拜佛耳」。法果和尚第一次彌合了教權與皇權之間的鴻溝。不僅使君主的崇高在宗教界獲得了承認．也為佛法的弘揚在中國找到了最大的依靠，從而奠定了我國佛教活動中突出政府領導的特徵，實現了教權與皇權在理論上的初次結合，為佛教的弘揚與傳播掃清了權力上的障礙。

4、行為上：把帝王雕琢成等身佛像。以帝王為原型雕鑿佛像，是佛教依附政治最現實的表現。自南北朝至唐宋，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許多以帝王為原型的佛教造像。北魏文成帝登位，于興安元年(452年)大造佛像。「是年，詔有司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顏下、足上各有黑子同帝體上下黑子」。「高宗咸享三年(672) ，于龍門石窟中造盧舍那佛，類于中年婦女，與武氏方額廣頤相合」。「等身佛」的出現，使佛與帝王在形像上的合二為一，佛教給君王賦予了同佛一般的尊貴和神聖，宗教崇拜與皇帝崇拜通過「等身佛」巧妙地結合起來，完成了佛與帝王的統一。「等身佛」是佛教依附政治的表現，也是政教合一的體現。它顯示著佛教的國家性格和世俗化，也為佛教在中華大地的傳播正式地鋪平了道路。

四、政治對佛教的利用

在中國君主社會里，佛教依附于政權或政治，然而從另一方面看，政權與政治的生存也從沒有離開過佛教的支持，因為佛教作為第一支外來宗教，除宣揚對佛的崇拜，還宣揚遁世思想，這種教義對嚴酷的社會現實來講，是一貼溫涼劑，不僅有利于對百姓的教化，也有助于緩解社會矛盾，因此歷代統治者當政後，大都倡導與利用佛教。

1、利用佛教的四大皆空、慈悲為懷和因果報應，培養順民。政治就是管理民眾、維護社會穩定；佛教的宗旨是教化眾生、淨化社會；政治希望人人能夠安份守已地生活；佛教要求人人能夠慈悲喜舍的做人；政治是金剛怒目，要人人守法；佛教是菩薩低眉，要人人自律。它們在教化民眾方面有一致性。正如佛教典籍《傳戒正范》云：「若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遍于宇內，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能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國。其為王者，則不治而坐致太平矣！」歷代帝王就是看中了佛教的這一點，大加利用，化導邊遠、消除怨恨、感化頑強。自兩漢到明清，二十八個朝代，沒有哪個朝代不是倡導佛教的，其用意即在于此。

2、利用信徒對佛的崇拜，宣揚自己是佛或菩薩。凡宗教皆有崇拜。或崇拜某一個現實的、具體的人，或崇拜抽象的、彼岸的某一個神。佛教崇拜本師釋迦牟尼佛，崇拜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崇拜其他的諸佛、諸菩薩。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帝王們常利用這種崇拜，自命為佛或菩薩，以籠絡民心。梁武帝自號「皇帝菩薩」；隋煬帝則自稱「總持菩薩」；武則天稱自己為「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明武宗把自己封為「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乾隆自稱「佛心天子」；慈禧自命「老佛爺」。這些自號與稱呼，都說明了王權對神權的利用，即帝王們對佛教的利用。

3、建立僧官制，籠絡高級僧侶入宮，畜養「御用僧人」和「吹鼓手」為政權服務。在中國歷史上之所以能出現「緇衣宰相」和眾多的「國師」，與僧官制很有關系。僧官制是封建王朝為管理佛教事務而建立的制度。該制度始于南北朝時期的北朝，此後各朝沿襲了這種做法。一個王朝建立之後，都設立一個部門，這個部門的任務是編制僧尼戶籍，制定寺院建制、發放度牒，任命下屬僧官以及寺廟住持。部門內的管理人員多由僧人組成，主要負責人由皇帝直接任命。僧官制是皇權籠絡高級僧侶最基本的形式。僧官制中的最高統領叫「僧正」或「沙門統」，有的「僧正」和「沙門統」官至宰相級。「僧管制」使王朝對佛教的管理趨于行政化、皇權化、官僚化。最後，一些僧官大多成為「御用僧人」和「吹手」。如：唐中宗載初元年(689年)，十名宮廷僧人偽撰《大云經》，說「有一天女，即以女身，當王國土，得轉輪王」，也就是說女人照樣可稱王稱帝。三個月後，武則天就以「彌勒佛降生」，下詔自稱皇帝，改國號為周，君臨天下。僧人徹底成為政治的工具。

4、利用度牒買賣增加財政收入或中飽私囊。佛教在印度原本沒有度牒制度，傳到中國後，由于僧尼出家可以免除賦稅、徭役，自南北朝，政府開始對僧尼登記造冊，建立僧籍制度，到了唐代，發展為朝廷正式向入冊僧尼頒發資格證書——度牒，度牒制初步建立起來，到了唐中宗時期，由于要求出家的人太多，政府開始通過商品化的辦法出售度牒。唐代，一道度牒要價百緡。一緡是一貫錢，即一千文，百緡是十萬文。按當時市價，一文錢可以買一個燒餅，若燒餅價值人民幣伍角，則當時度牒價格相當于人民幣5萬元一道。由于度牒的含金量很高，以至于一些達官貴人通過度牒的到賣，撈取錢財。到了宋代，度牒買賣更是盛行。蘇軾做杭州知府時，曾作《奏戶部拘政度牒狀》上書皇上，要求通過買賣度牒的方式籌集資金，用于西湖的維修。朝廷批准了他的要求，並給了一百道空白度牒的指標，讓其銷售。這種通過度牒買賣增加財政收入的方式一種延續到清代。

總的說來，佛教與政治關系，在中國歷史上是糾纏不清的。佛教的慈悲、包容、濟世精神，讓中國的歷代帝王無法迴避與舍棄佛教。政治的強勢、專制、集權，也讓佛教不得不依附它，可以這樣說，佛教與中國歷代政權的關系是一種相互依附和相互利用的關系。

參考書目：

1、《帝王與佛教》 作者：李國榮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年11月

2、《明代佛教與政治文化》 作者：周齊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2005年08月

3、《中國佛教政治與宗教政策》 出版社：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年9月

4、《佛教的政治理念及其在中國化過程中的發展》 作者：王建光 資料來源：佛教在線

5、《神聖與世俗》(南傳佛教國家的宗教與政治) 作者：宋立道 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年5月

6、《滿族帝王與佛教的淵源》 作者：未名 文章來源：滿族文學

7、《古代帝王教化的故事》 出版社：新加坡淨宗學會

8、《試析南北朝帝王對佛教發展的影響》 作者：魏航 文章來源：中華文化論壇

9、《大明高僧傳》(明·如惺)

10、《宋高僧傳》(宋·釋贊寧)

11、《高僧傳》(梁·釋慧皎)

12、《試論唐朝對新羅佛教及其文化的影響》 作 者：王臻 文章來源：《東疆學刊》

13、《論唐朝的佛教管理》 文章來源：《文史知識》雜志 出版時間：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