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當今政治的輔佐意義
自釋迦牟尼創立佛教僧團開始，佛教便在社會諸多領域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無論釋迦族人和鄰國的水源之爭，還是阿闍世王和越只國之怨，都在釋迦牟尼本人及其佛教僧團的教化和調解下成功地化解了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而在中國歷史上，高僧大德「出朝方丈、入朝國師」的現象也屢見不鮮。當然，除了輔助朝政的國師，還有轉而出仕朝廷的宰相。另外，如唐朝玄奘大師在主持譯經大業的同時，還要隨駕太宗左右接受咨詢國事。又如唐朝的玄琬法師受朝廷禮請為太子太傅。還如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對緬甸、錫蘭等佛教國家散播謠言，誣指我國沒有佛教，破壞宗教信仰，當時的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出國宣揚國風，獲得英、美、錫、緬各國的支持，滇緬公路得以暢通無阻。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中，確有許多君王執政愛民、招才納賢，為國家與民族的長治久安，和融萬法，使許多高僧大德有緣輔佐君王，為民造福、為國分憂；也有因各種原因而廢佛、滅佛的執政者，他們對佛教的態度往往影響著國家和民族的長遠發展。
一、 佛教對政治的促進作用
印度
約在公元前304年，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二代君主生下一子，此子就是後來著名的阿育王。他對歷史的影響就如他的知名度一樣，可居印度帝王之首。他一生的業績可分成兩個部分：在其前半生，阿育王從平叛立威、殺兄奪位開始，到登基後對內設酷吏暴行施政，對外血腥嗜殺擴張領土，顯示了其極度凶殘專橫的作風，這一時期被後人稱為「黑阿育王」時代。此時的作風與後來中國的秦始皇類似，但與秦朝不同的是，阿育王的統治時間遠比整個秦朝長得多，這不得不歸結為其後半生的巨大轉變和作為。其後半生被後人稱為「白阿育王」時代。
在其對羯陵伽國的戰爭後，阿育王被伏尸成山、血流成河的場面所震撼，深感痛悔，他本有的佛性，此刻終于被惻隱之心喚醒。同時，也因為連年的對外征戰和對內殘酷鎮壓，其國家的經濟形式及人民內部矛盾已經上升到了一個非常危險的程度。此時的王朝也迫切需要一種大眾共識的信仰及文化體系，以統攝人心、固國安邦。正是因為對長治久安的思考與探索，阿育王才避免了類似中國秦朝那樣被民眾以「推翻暴政」為由，在很短的時間內顛覆。
阿育王在羯陵伽的戰役後，曾多次請釋迦牟尼的第四代法脈傳承弟子，即佛教四祖——優婆毱多(後人稱優婆毱多尊者)共商治國之策。在其感召下，阿育王開始對羯陵伽人民在戰爭中所遭受的苦難「感到深切的憂慮和悔恨」。後來他向全國人民宣布：「戰鼓的響聲」沉寂了，代替它的將是「法的聲音」。在外交上，他頻頻向鄰國派遣高僧、送去佛典、弘揚佛教文化。佛教很快傳遍了錫蘭、埃及、敘利亞、緬甸、中國及世界各地，這使其在四十多年的統治生涯里，享有國際盛譽。
之後，阿育王宣布佛教為印度的國教，並將他的詔令和「正法」的精神刻在崖壁和石柱上，成為著名的阿育王摩崖法敕和阿育王石柱法敕。阿育王親自到各地朝禮佛的聖蹟、修建佛塔、訪問大德高僧，又在名勝之地的大山崖上，刻上佛的教導。這些文物至今還在那里屹立不倒。同時，阿育王規定要對其他宗教寬容，給予耆那教、婆羅門教、阿耆昆伽教應有的地位，禁止不同教派之間相互攻擊。這些「正法」體現了佛教的基本精神，也包含了阿育王本人的統治韜略。正是這種立國教而包容他教的心量，阿育王有效地化解了多方的危機與矛盾。
佛教文化對阿育王朝的長治久安起到了積極的輔佐作用，而阿育王本人，藉助佛教的「慈悲與智慧」，也完成了由暴君到明君的華麗轉身。
中國
- 唐朝
公元五世紀，佛教第二十八代祖師菩提達摩東渡，將佛法心宗傳入東土，開始了與中國本土之儒道思想的溝通、碰撞、磨合，繼而開創了具有入世大乘佛法精神的禪宗。禪宗代代相傳，已構成了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唐朝，政治清明，宗教自由，佛教興盛，四域平和，八方來朝。舊唐書說：「是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東至于海，南至于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賚糧焉。」
貞觀十九年，玄奘取經返抵長安時，道俗奔走，傾都罷市，盛況空前。太宗親撰《大唐三藏聖教序》，盛讚玄奘，推崇佛教。玄奘大師圓寂後，高宗悲慟逾恆，為之罷朝三日，追諡「大遍覺」之號。
武則天至唐玄宗時期，佛教更是各派相爭斗妍、相得益彰，遍呈「街東街西講佛經」之象，佛教普及之廣令人嘆為觀止。武則天邀請當時的禪師神秀(北宗領袖)入京擔任國師，神秀不僅精通佛法，還精通玄學、周易、奇門、易數、六壬、老莊等學說，被稱為「兩京法主，三帝本師」。這個時期，朝廷對佛教的認可和推行，正如唐士大夫李師曾所說：「唯佛之為敬也，對臣以忠，對子以孝，對國以治，對家以和」，認為佛教勸善、感化思想，對社會的平安祥和、繁榮昌盛，功不可沒。
- 宋朝
兩宋時期，佛教各派，特別是禪宗有了更進一步的本土化發展。隨著印刷術的推廣和普及，在民間得到了較大的弘揚。宋仁宗慶歷七年，太監李允寧奏請將自己在京城的宅第改建成禪寺，宋仁宗有意扶助禪宗在北方的傳播，賜此寺名為「十方淨因禪寺」。宋代朝廷重視譯經，積極扶持佛教，朝野上下形成了尊重佛教、探究佛教、信奉佛教的風氣。此時，永明延壽禪師以禪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宗旨，同時又詳細引述其他各派的理論與修行方法，主張兩者結合，做到「禪教會通，理事雙修」。這對當時的士大夫影響頗深。宋朝歷代宰相、樞密使、參知政事，如呂蒙正、富弼、趙忭、范仲淹、王隨、張方平、王安石、李綱、張濬及朝廷重臣王曙、楊傑、蘇軾、蘇轍、黃庭堅、張九成等，都曾與佛教有密切關系，有的甚至就是居士，常受益于禪僧點化。釋、道、儒三者高度融合而成為社會上層人士普遍接受的思想。其時，中國的科技發明達到了一個高潮：古代的四大發明，有三項是在此間完成，且因社會經濟、文化的高度繁榮，被國外一些歷史學家稱為「中國文化的復興」期。
宋代重視商業、手工業的發展，並對多元文化包容、扶持，而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國家富裕、百姓殷實、佛法興盛、科技發達的時代。
- 中國台灣
當代，台灣「人間佛法」的理論從早期的社會適應層面，已經提升到了社會關懷的層面。佛教的社會活動和組織動員能力是包括基督教在內的任何一個教派都無法與之相比的，佛教報刊、電台、電視和通俗演講會比比皆是，佛教的社會地位和文化品位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出家人以本身的學術實力進入大學任教也成為尋常之事。用佛學論文獎學金、學生佛學社團、佛學夏令營等方式形成了佛教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不僅提升了整個教團的信仰、組織和文化水準，也推動了本地區全體民眾文化素養的提高和地區的繁榮穩定。
一九九九年，台灣大地震中，最先、最有效、最獲災民和社會肯定的救災民間團體就包括台灣佛教界的慈濟功德會等各類佛教團體。另外，台灣佛教在大學教育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目前佛教界已在台創辦數所大學，如南華大學、慈濟大學、玄奘大學和華梵大學等，對社會教育的推廣與青少年道德觀念培養起到了積極的培養作用。
二、 歷史上四大法難對政權穩定性的影響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中，並非所有的執政者都能藉助佛教的慈悲與智慧來固國安邦。比如在我國，自佛教傳入後，一方面有不少執政者借佛教之力以安天下，南北朝時期的宋文帝曾說如果天下的百姓都信佛教，「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而另一方面，也曾有幾次大的政權「滅佛」行為，被後人稱為佛教歷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難。這四大法難，不僅嚴重扼殺了佛教文化的發展，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政權地位。
北魏太武帝滅佛
鮮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入主中原後，道武帝、明元帝篤信佛教，興建了不少寺院。太武帝即位之初也信奉佛法，禮敬沙門。但後來，因聽信宰相崔浩的勸諫，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在平城東南建立天師道場，自稱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另一方面，北魏為了統一北方，鞏固其在中原的地位，需要以全民為兵。而那時，由于沙門歷來可以免除租稅、徭役，所以銳志武功的太武帝開始排斥佛教，並在後來漸次發展為滅佛的行動。
這次行動，始自太平真君五年的彈壓沙門，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養沙門，並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門，若有隱瞞，誅滅全門。翌年，盧水的胡人蓋吳在杏城(陝西黃陵)起義，有眾十余萬人。七年，太武帝親自率兵前去鎮壓，到達長安時，在一所寺院發現兵器，懷疑沙門與蓋吳通謀，大為震怒，下令誅殺全寺僧眾。崔浩趁機勸帝滅佛，于是太武帝進一步推行苛虐的廢佛政策：誅戮長安的沙門，焚毀天下經像。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風聲鶴唳。當時太子拓跋晃監國秉政，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勸阻，雖然都沒被采納，但也由于此舉，廢佛的詔書得以緩宣，而使遠近的沙門聞訊逃匿獲免，佛像、經論也多得密藏；然而魏國境內的寺院卻無一幸免于難，史稱太武法難。
廢佛後不久，寇謙之病死，崔浩因蔑視胡族而遭腰斬，其族人被誅者百余人。廢佛後六年，太武帝拓跋燾被宗愛所殺。宗愛立太武帝幼子拓跋余為帝，爾後，宗愛又殺拓跋余。直至文成帝即位，下詔復興佛教，建云岡石窟，佛教才又逐漸恢復發展。
太武帝拓跋燾時期，雖然在一定時期內經濟有一定的發展，但其極端的滅佛行動為後來的文成帝留下了禍根。儘管文成帝開始恢復佛教以安國安民，但由于太武帝留下來的「爛攤子」，導致臣民缺乏思想文化的共識，使得鮮卑貴族與漢族平民的矛盾逐漸突出；而另一個致命原因是鮮卑貴族嚴重腐敗。雖然文成帝多次下詔制止鮮卑貴族的腐敗行為，但由于百官腐化之深，詔令不能有效實行，未能減輕百姓痛苦，致使百姓反抗統治者的斗爭，越演越烈。
最終，文成帝英年早逝。
北周武帝滅佛
第二次的廢佛事件發生在北周武帝宇文邕之時，距北魏太武帝的廢佛約有一百一十余年。北周繼西魏之後，統領關隴地區，這一帶從晉代以來佛教盛行，其中長安曾有鳩摩羅什的僧團在此長期譯經傳教，影響很大。當時，全國的僧尼有兩百多萬人，佛寺有三萬多所。北朝的歷代帝王，不少都篤信佛教，北周武帝即位之初，也依照先朝往例，禮敬沙門。天和四年，他先後四次召集佛、道、儒三教學者，論議教義的高低。武帝的本意，想以儒教為先、佛教為後、道教最上，但因幾次聚眾議論，三教各執一詞，因此懸而不決。後來甄鸞上《笑道論》、道安上《二教論》等書，極力為佛教辯護，破斥道教。武帝對于佛道二教互相攻擊，極感不快，敕令暫時擱置二教優劣的議論。建德三年，武帝召集僧道二眾在太極殿辯論，張賓極力斥佛揚道，卻被智炫法師論破，武帝乃親自升座，試圖加以論難，不料智炫法師應對安詳，陳義甚高，武帝在盛怒之下離開太極殿。次日，下詔廢佛、道二教，破毀寺塔，焚燒經像，勒令沙門、道士還俗。當時，被迫還俗的沙門有二萬多人，關隴一帶的佛法被破壞殆盡。
建德六年，北周滅了北齊，武帝又對北齊之地實行排佛政策，焚毀經像，廢寺廟。北方佛教一時之間銷聲匿跡，史稱周武法難。
法難後次年，武帝罹患劇瘡而亡，年僅三十五歲。宣帝、靜帝相繼即位，佛教才又漸漸恢復。
唐武宗滅佛
唐代武宗時，不少士大夫基于儒家治術的觀點，認為佛教的蓬勃發展將危害國家的經濟，因而大加抨擊。而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術修攝之事，曾經召請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宮，在三殿修金籙道場，並親受法籙。會昌元年的六月中，又召衡山道士劉玄靖入內，與趙歸真同修法籙。
武宗廢佛的政策，是采取漸進方式的，從史料看，其法令之嚴酷，與日俱增。會昌四年三月，下令不許供養佛牙、佛骨，如果違反法令則杖罰，一時之間，寺院人跡斷絕。而在宮中的內道場，歷來均安置佛教經像，武宗卻下令焚燒經教，拆毀佛像，並在道場內安置天尊老君之像。由于武宗深信趙歸真之言，于是七、八月發動空前的法難，敕令拆毀天下山房、招提、蘭若、普通佛堂、義井、村邑齋堂等，勒令僧尼還俗。
會昌五年三、四月，武宗敕令僧尼還俗，如有抗命不從的，以違抗聖旨論罪，當場決殺。八月下詔，大舉毀寺，又將佛像、鍾磬等法器改鑄為錢幣、農具等物，乃至私家所藏金銀等像亦敕令限時送官。此一空前浩劫，歷史上稱為會昌法難。
法難後次年，武帝因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誅殺趙歸真等人，並大力復興佛教。
後周世宗滅佛
第四次法難發生于後周世宗顯德二年，世宗為了貫徹以儒教為主的統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構成國家財政上的負荷為理由，下詔禁止私自出家；訂立苛刻的出家條件，並規定必須在國家公認的戒壇受戒，否則無效；不許創建寺院或蘭若，違者嚴刑；其余寺院，一律廢毀；民間的佛像、銅器，限五十日內交由官司鑄錢，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處死。世稱一宗法難。相傳世宗為示毀佛之意，曾親自用斧頭砍毀菩薩造像之胸部。
顯德六年，世宗在北征途中，胸部突發癰疽而身亡。
縱觀「三武一宗」，其緣由無非以下幾點：或因君王篤信一教而不能如阿育王一樣立國教而兼容他教、或因教與教之間出現紛爭而君王不能明鑒善巧、又或因君王無法將佛教眾資源轉化為相應的生產力而誤認為教徒與寺院在經濟上給國家財政增加了負荷。慶幸的是，佛教最終以其千年傳承的「安心之法」深植民心，普受大眾認可，儘管屢遭重擊，依然屹立在世界多元化的文明中，並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三、 佛教作為NGO的輔政意義
在宗教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今天，佛教信徒的比例僅為6%，而佛教依然在社會文明的進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佛教思想和政治本身有著諸多的共識。政治是管理眾人，維護社會的團體，而佛教是教化眾生，淨化社會的力量；政治要求人人守法，佛教要求人人自律；政治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宜，佛教亦以方便為門；政治重視實效通行，佛教重視遠益利濟；政治以力治國，佛教以德輔國；政治從外做起，要求人民修身守法，而佛教從內做起，要求人民修心守道；政治要求人人積極面對人生努力奉獻，而大乘佛法更主張把握「當下」、行在「當下」。由此可見，佛教作為NGO，悲智雙運，是輔助執政黨解決社會問題的得力助手。
佛教所說的政治道德，因為是以佛法治化，所以沒有怨敵，布施持戒，最終使舉國人民更相敬愛，而呈現一個太平盛世的氣象。而面對當今人類社會各方環境極其惡化，各種亂象充塞于世，佛教認為社會大眾應多培養包容、求同存異的氣度，從平等法性中體證諸法千差萬別的實相，彼此互相尊重、和諧共融，共同創造祥和、開明的社會。同時，佛教以其濟世為民，能帶給國家一股無形的內在穩定力。正如廬山慧遠大師說：「百家之鄉，十人持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一千，則仁人百萬。夫能修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則萬刑息于國，此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 。
四、 中國大陸佛教現狀及改良之策
當今佛教在中國大陸尚未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究其原因，與佛教自身缺乏自律、缺乏對入世理念的認可和積極思考、體制陳舊和社會角色的錯位以及政府過多的干預和管理等因素息息相關。
和諧宗派紛爭
近年來，佛教界的顯與密，甚至宗與宗、寺與寺之間出現了彼此紛爭、各自為政的一盤散沙局面。僧眾不能在宗派法理及修持方向上形成整體和融的共識。正是這種局部與整體的分離，使得佛教徒修持表面化、形式化、淺層化，形成了所謂的「泡沫佛教」現象；也正是因為這個因素，使得佛教日漸喪失對社會的服務價值，並使民眾無法從當今佛法中得到真正的精神支持。在大陸，越來越多的人對佛教、尤其是漢傳佛教產生不滿，這從最近十多年來藏傳及南傳佛教的快速發展可見一斑。印順法師曾經痛言：「傳統佛教以禪宗為骨髓，而禪者已面目盡失。台賢沉寂，律制久廢，乃唯以禮懺、念佛、持咒為佛法。昔日文化之為友為敵，唯儒與道；今則文化之新友新敵，將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學。處非常之變……」。
基于此因，佛教顯密之間迫切需要足夠的溝通與內部整頓。其實，自古顯密本是一家，故化紛爭之法唯以東土大乘統攝諸宗，方能一改今日之分離局面，正本清源。並可以此基礎而形成強有力的「積極入世、為國分憂、為民造福」之共識，進而開展深入探討入世之道，以輔助社會解決諸如「民眾道德感缺失」、「心理問題日趨嚴重」等社會問題。並以NGO的形式，為國家內部的和諧、繁榮貢獻力量。
改革叢林體制
寺院本是清靜之地，方外之土，而當今寺院似乎成了生財之地，寺院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對寺院宗教事務的管理和干預幾乎無所不包，由此滋生了出家眾的功利化。近年來，僧侶道德敗壞、偏離出家人本位的現象在媒體頻頻曝光，從而引發民眾對佛教慈悲與公信力的質疑。另一方面，在經濟上，作為佛子，接受眾生供養，本應精進修行，以慈悲智慧回報眾生，而萬萬不該披著如來袈裟，依仗佛門名號去變相索取。
正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沒有規范的制度和科學的管理、監督，何以形成一個清靜的整體？何以做人間楷模？鑑于此，可從二方面著手進行相應的內部體制改良。
首先，應在佛教界內部對出家眾腐敗、違法等破壞梵行的行為進行內部懲戒，並進行相關的教育、培訓和引導。
其次，在經濟上，本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則，引導寺院入世濟善，為民排憂解難。廣泛建立慈善、助學、扶貧、見義勇為等基金，讚美和宣揚正法正義。同時，系統、科學地辦學，切實培養更多愛國愛民的有志青年；第三，積極投入各方救助、救災活動中，以其慈悲智慧去感召和引領民眾。
總之，傳承了二千多年的佛教文化，歷經輝煌與磨難，已成為人類文明不可磨滅的一部分。歷史證明，自古執政者對佛教可藉、可融、可揚、可引、可用、可變，而不可棄、不可滅，也無法滅之。佛教作為民間團體(NGO)，對政治的輔佐，無論昨天、今天還是明天，已經也必將繼續閃爍其無可替代的慈悲與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