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妙湛法師的僧教育思想(張云江)
論妙湛法師的僧教育思想
張云江
教育是關乎佛教興衰的頭等大事。如趙樸初會長曾說過：「大力培養合格僧才，加強人才建設，是關系中國佛教命運和走向的頭等大事，是我國佛教事業建設與發展最緊迫、最重要的任務。」 其中僧教育更是佛教教育的重中之重。在迥異于古代社會環境的現代語境下，如何辦好僧教育，有識之士多有自己的深刻見解。本文即對妙湛長老的僧教育思想進行一番探討。
妙湛法師對太虛大師僧教育思想的繼承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佛教教育模式開始轉型。今天，遍布全國各地的佛學院成為佛教實施僧教育的最主要場所。在這一轉變中，太虛大師是核心人物。作為太虛大師僧教育思想與事業的實際承接者，妙湛法師有著對太虛大師僧教育思想鮮明的繼承性。
首先是辦學宗旨的繼承。太虛大師最初創立武昌佛學院，其辦學宗旨不是專為培育經師論師的僧學堂，而是造就「行解相應」，立志「弘法利世」的人才 。這一佛學院辦學宗旨為妙湛法師完全繼承，如妙老所說：
僧教育應該培養什麼人？是培養有修有證，弘宗演教的高僧大德？還是培養言行不一，追求名利的文人學者？這是應該弄清楚的首要問題。我認為僧教育培養的目標應是前者，當然有一些後者，也無傷大雅，但我們的精力應當在前者身上狠下功夫。
其次是僧教育目標的繼承。培養僧才只是手段，太虛大師和妙湛長老僧教育的最終目標都是要復興、振興佛教。所以太虛大師開辦的佛學院，課程涉及大、小乘各種經論，不局限一宗一派，目的是讓學生融通各宗，對佛學有整體認識，再以性情所近，深造一宗。「這樣既事半功倍，又不失專長，將來如分振各宗，也能相互協調，最終達到復興佛教的目的。」
妙湛法師亦云：
僧教育的主要目標，就是以這些大德僧為榜樣，采取各種措施，培養出一批學修並重的僧才，住持三寶，振興佛教，使佛教後斷有人。
妙老所說大德，如淨土宗的印光法師，律宗的弘一法師，禪宗的虛云、來果禪師，革新佛教的太虛大師，主辦教會的園瑛法師等人那樣，「是中華民族之靈魂，佛教之精英」，中國近代佛教之所以色彩斑斕，都是這幾位大德放射出來的光輝。而未來佛教的命運，也寄希望于能夠通過佛學院新式教育培養出一批新的大德高僧。
可見妙湛法師繼承了太虛大師僧教育辦學終極目標的思想，即通過更有效率的新式佛教院校，培養高僧，進而復興、振興明清民初早已衰頹不堪的佛教。
第三是教學制度與內容方面思想的繼承。太虛大師開辦的武昌佛學院初設學制為六學期。「原計劃第一學年主開中觀宗課程；第二學年以教授唯識宗為主；第三學年以法華、華嚴等台、賢、淨、密、律為中心。」 後來限于條件，改為兩年學制，實際開設課程為：
| 學期 | 重點 | 課程 |
|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 佛學常識課程 | 大乘起信論、大佛頂首楞嚴經，同時，還設有小乘佛學概論、佛教各宗派源流、因明入正理論疏 |
|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 中觀學 | |
|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 法相唯識學 | 成唯識論、攝大乘論、解深密經、楞伽經、彌勒上生經、中華佛教史 |
|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 ||
| 第三學年 | 中國佛教宗派教義 | 《法華》、《華嚴》等經和台、賢、禪、淨等中國佛教主要宗派教義 |
| 輔助科目 | 文史、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外語(英文、日文)等。 |
以上課程有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整體佛教觀」，即將漢傳佛教各宗各派尊奉的經論都視為整體佛教的部分內容，而不再像傳統佛教教育那樣專弘一經一論。
其次是視佛教三學為一整體，而不再像傳統佛教教育那樣，或者偏重戒律，或者偏重義學，或者偏重禪定。
第三，課程安排充分遵循了現代教育循序漸進的規律。
這些思想部分為妙湛法師所繼承。
如妙老所設想的僧教育之學制安排中，有四個層次，分別是禪律系(初級班)、經論系(中級班)、中佛教系(高級班)以及研究院，每個層次都是兩年。太虛法師開辦僧教育的時代，囿于環境限制，只能芟繁就簡，顯得倉促而無奈；妙老的設想則無論時間還是內容上都顯得充裕而開闊，所以增加了「初級班」和「研究院」層級，前者是為了使學僧「改變氣質，完成從俗到僧的轉化」，後者是培養學有專宗、修有特長的領袖人物。中間兩個層級，也有先整體把握佛教義理，然後專門學習中國佛教宗派義學的結構設計。無疑，這一點是繼承自太虛大師的課程設計思想。
妙湛法師因應時代發展所進行的僧教育革新
妙湛法師在繼承太虛大師的僧教育思想的同時而又有所革新，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妙湛法師改革太虛大師較多注重外學的做法，強調佛學院應以佛教「內學」的教學為主。如妙老所說改革意見：
根據目前國內外佛學院教學重知識、重論學、重史學的情況，培養出來的人信心淡薄，邪見叢生。我認為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必須予以徹底改革。
所以在妙湛法師的四個層級的教學設計中，我們看不到類似武昌佛學院那樣開設諸如文史、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外語(英文、日文)等課程的情況。要知道，太虛法師開設這些課程，還是在實際兩年學制的情形下，而妙老設想學制，卻是在八年的理想情形下。兩相比較，差異非常巨大。
第二，妙湛法師的僧教育思想更注重專業分工，而不強調「通才通用」。
目前國內的佛學院，都是沿著本世紀初到四十年代佛學院的老路走過來的，以培養講經法師為唯一的任務。培養出來的學僧，知識面很狹，除了懂得點名相或幾部經論之外，其它的特長是一無所有。因此畢業之後，學非所用，出路成問題。
佛學院必需由過去單一培養教理知識的僧才，轉變為培養多層次多專業知識的僧才，才能適應當前我國佛教的實際需要。
因此妙湛法師又提出了佛學院分系教學的設想，即按照佛教發展的實際社會需要，分別開設「教理系」、「禪觀系」、「教儀系」、「管理系」、「藝術系」、「醫護系」等六個專業的學生。其中後三系可以說是全新的設想，而「禪觀系」中也有借鑒學習歐美經驗，建立「禪學心理醫療實驗室」的想法。
由以上兩個方面，我們不難發現妙湛法師在新的時代環境下，所進行的僧教育方面的思想、制度革新。不過，妙湛法師的時代革新，仍是沿著太虛大師以「契理」、「契機」為人生佛教弘化兩大原則展開的，更加注重「內學」是「契理」的一面，根據實際需要實施分科教學則是「契機」的一面。不過相比較而言，妙湛法師的僧教育更加注重內學，太虛大師則是內外兼學。
新時期的僧教育問題
轉眼間，妙老離開我們也已經十五年了。十五年間，時代環境又發生了諸多變化。今天重新審視妙老的僧教育思想，又會給我們哪些方面的啟示呢？
(1)、妙湛法師注重內學的原因。
妙湛法師革新太虛大師佛學院辦學思想的比較明顯的一個方面是他比較注重內學。太虛法師設立「外學」，目的是讓「學僧既要對佛法有深切的認識和信仰，也要對現代世界潮流的狀況與新思潮的地位、價值深刻的了解和體驗。這樣，才能站在佛法的立場上觀察社會，適應社會。」 但沿著這一路子下來，妙湛法師認為，「培養出來的人信心淡薄，邪見叢生」，因而突出強調佛教內學的教學。妙湛法師這一革新表明他對佛學院辦學所受「世俗化」及現代「理性化」的侵蝕有著清醒的自覺，因而想有所革新以求救治弊端。
筆者認為，現代社會中，佛教神聖資源日漸受到世俗化及現代理性化的侵蝕，導致自身品格不彰，這是最為嚴重的威脅，也是當代佛教最大的危機之所在。佛學院自然也包括在其中。妙湛法師所作革新，實際上是基于對此清醒自覺之上的。這一點仍對今天的人們有所啟發。
現代佛學院既然不是開設在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中，會與社會接軌，各種社會思潮必然會湧入其中，並實際影響學僧的思想。例如佛學院開設的「研究生班」或「研究院」，有的學僧不能將傳統與現代學術規范相結合來研習佛學，所以就造成一些現代學者以區區自我的所謂理性理解、批判往聖先賢的思想，而建構屬于自己的創新思想，由此便形成平視古聖先賢的我慢習氣，培養出一種「唯我獨尊」的狂傲作風，然後才有可能有屬于自己的創新言論。影響所及，純以現代理性學術標準研習佛學，則有一種平視佛教思想為史料的傾向。佛學院難免受到此種思潮影響，教學中，知識雖增長了，但卻與「我見」、「我所見」是同步的增益，學問與我慢貢高心亦同時提高，並逐漸形成一種人格，因此，培養出來的「人才」即便「內學」學識淵博，但妙老所說的「信仰淡薄」問題恐怕仍未得到徹底的解決。這是佛學院辦學受到世俗化、現代理性化嚴重侵蝕的一個方面。所以，妙湛法師應當意識到了這一危機並有所革新。
(2)、妙湛法師多次談及學僧的出路問題。
如妙老所說，「近代佛學院興起後，有些畢業生的出路成了問題。」妙老更強調學僧對社會的貢獻，如云：
一個青年人剛離開佛學院，對社會和佛教一點貢獻也沒有，不要求別人將他當作菩薩一樣供起來，這未免太不現實了吧！佛教主張自己開拓自己的未來，自己創造自己美好的環境，只看你敢不敢去開拓去創造。
佛學院既然是一所院校，畢業生的「出路」就不能不是其重點考慮的問題，因為這也關乎佛學院開設課程、教學內容的效率問題，如果學非所用，或學了沒用，那就沒有必要來讀佛學院，或者佛學院成了一個混文憑、求名利的世俗之地了。
妙老提及的「學僧出路問題」和中國當代佛教對于人才定義、佛教自身社會身份的定位等整體問題緊密相關。後者不僅決定了佛學院開設怎樣的課程，而且實際影響著學僧的學習動機、欲望等。筆者認為，在當前社會環境下，中國佛教在自身定位方面，「上行路線」熱情有余，但是「下行路線」動力不足。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僧教育陷入某種困頓狀態的一個原因。
所謂「上行路線」，即是指積極配合政府統戰、發展經濟、文化，從而贏得某種「政策利好」；所謂「下行路線」，即是指關注並滿足社會的實際宗教需求，進而對社會各層群眾展開豐富而有效的弘法活動，積極發展信眾，壯大佛教勢力。
「上行路線」對于佛教的發展固然有其無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下行路線」才是佛教賴以生存的土壤，同時也是佛學院學僧畢業之後最為廣大的出路所在，因為走「上行路線」，「舞台上」只需要少數僧人代表即可；如果是「下行路線」，例如讓某人負責某教區的弘法工作，看他幾年內能發展多少信徒，那麼畢業的學僧個個都是舞台的主角，都是人才。如果學僧清楚知道自己畢業後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自己所要負責教化對象的特徵，那麼他也就知道如何在佛學院中好好用功學習了。
「上行路線」更多強調宗教的政治、文化整合功能，但忽略了「下行路線」即是忽略了宗教賴以社會生存的根本功能，如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認為，即宗教可以為社會提供從屬與心靈成長的功能。長時間看，忽略「下行路線」即是忽略自己的「立身之本」，必將嚴重阻礙佛教在當代社會的發展，甚至將使未來中國佛教陷入某種生存危機之中。
忽略「下行路線」可以說是近現代以來佛教的一貫「風格」，如鄧子美教授所說：
(佛教)這種守株待兔式的傳教方式，在(古代)太平盛世，對社會公眾尚有一定吸引力，但在近代中國連年戰亂中，民不聊生，一般百姓流離失所，四處漂泊，佛教靠這種方式只能坐以待斃了。其實質是整日坐在寺院中等人上門供養。這與基督教傳教士那種深入社會底層，直接面對基層群眾，以服務為手段，循循善誘，勸人入教的積極態度相比，其效果是有天壤之別的。
上文所說固然是民國那一特殊時期的情形，但時至今日，佛教這一忽略下行路線的做法並未得到根本改觀。一言以蔽之，佛教與基督教、新興民間宗教相比較，其下行路線多有不足。長此以往，其市場份額必然嚴重萎縮，即信眾大量減少。
從這一角度回頭來看妙老的革新思想，我們會發現其中蘊含的良苦用心。如妙老強調分科教學，設置醫護系、藝術系，禪觀系也強調與現代心理學的結合，無疑是在強調佛教的社會服務功能，即強調宗教的「時代創新性」；妙老強調學僧要去開拓創造，無疑是在鼓勵學僧積極開拓佛教應更加大眾化。如果中國佛教重視這一「下行路線」，那麼社會弘法人才奇缺的矛盾隨之充分顯現，學僧弘法與學習熱情高漲，佛學院的辦學效率與成績或將有巨大進步。
(作者：張云江，廈門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