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東：夏令營在中國宗教紅市中起決定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魏德東教授
編者按：2011年5月13日至16日，「首屆河北趙州禪·臨濟禪·生活禪學術論壇」在石家莊市召開。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魏德東教授在論壇以宗教經濟理論為指導，系統研究了生活禪夏令營15年的發展經歷，並認為在當代中國的宗教紅市中，宗教供給及宗教產品起決定作用的命題依然有效，而且較自由市場背景下更為重要。
生活禪夏令營的發生地是河北省石家莊市趙縣柏林禪寺，地處趙縣城關。雖位居小城而交通又較為便利，這對該寺的發展有一定影響。一方面，柏林禪寺保全了宗教場所的特質。二方面柏林禪寺的悠久歷史也是其成為夏令營基地的一個積極因素。由其是9世紀，禪宗巨匠從諗禪師在此傳法中形成了禪宗史上著名的「趙州禪」，柏林禪寺由此成為禪宗祖庭之一，對包括日本、韓國在內的東亞佛教有重要影響。趙州禪的核心特色是強調「平常心是道」，生活禪實際上也可以看作是其現代發展。這一歷史文化背景對于生活禪夏令營取得宗教上的合法性，以及吸引海內外佛教徒，有直接影響。
夏令營的指導思想
在當代中國佛教徒中，釋淨慧是不多見的具有較為系統的獨特佛學理念的僧人。他的思想被概括為生活禪。
從佛教史的角度看，「生活禪」思想源于對傳統禪宗理念的繼續，可以看作是禪宗思想的當代發展。從內容上看，生活禪的核心是主張佛教與現代生活的結合，可以看作是20世紀人間佛教思想的一種具體表現，這成為夏令營的指導思想。從義理上看，「覺悟人生」側重講個人的覺悟，體現了佛教自利、自度的特性；「奉獻人生」則強調推己及人，反映了佛教利他、普度眾生的追求。自利與利他、自度與普度的結合，可以看作是佛教根本精神的展現。
夏令營的發展階段
夏令營15年的歷史，約可分為探索期、調整期、勃發期和成熟期等4個階段。這一劃分的依據，表層可以從夏令營人數的變化看出，深層則反映了夏令營內涵與特點不斷調整的過程。
第一階段，探索期，具體指第1至6屆。生活禪夏令營從無到有，人數穩定上升，由1993年的150人發展到1998年的340人，成為大陸宗教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一個現象。由于這一活動，柏林禪寺在這一時期名聲雀起，在經濟等方面得到許多佛教徒的大力支持，寺廟的建設飛速發展。可以說，柏林禪寺是和夏令營一起成長起來的，夏令營是柏林禪寺發展的重要的推動力量。
第二階段，調整期，第7至9屆(1999至2001年)。這一時期的幾個特點是：(1)人數壓縮；(2)只招男生；(3)強調愛國；(4)最重禪修。
顯然，在夏令營的歷史上，第7至9屆形成了一個低潮期，在這一時期，夏令營的活動形式集中于禪修，也反映了當代漢傳佛教發展走向上的爭議。若以六祖慧能為代表的中國禪宗來說，在解脫成佛的路徑上，並不強調甚至排斥文字和認知的功能，這就是所謂的「不立文字」。中國禪在本質上也不強調打坐等特定的修行方式，而主張搬柴運水無非妙道，在日常生活中「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進而有所謂的「武術禪」等說法，或言之，禪宗修行可以任何人類活動為載體。這一精神是代表現代中國佛教特質的「人間佛教」思想的重要方面。但在佛教界內部，從來都存在著不同的流派，在修行及組織形式上有不同的側重。近現代中國佛教中也一直存在著強調禪修的流派，影響很大。柏林禪寺老方丈釋淨慧的師承，就是最為強調禪定的一門。釋淨慧的師父，近代著名的虛云老和尚，就以定力出眾而聞名史冊。因此，夏令營大量的學術講座以及其他豐富多彩的活動形式，受到強調不立文字的禪宗早期傳統以及強調禪修的禪宗近代風格兩方面的壓力。這是調整時期夏令營活動形式發生變化的一個理由。
然而，任何宗教要發展就自然需要與時俱進，用佛教的話說就是「契理契機」。「理」上說得好，但不能適應大眾，教派就會逐漸萎縮，被市場淘汰。夏令營的主體是大學生，識文斷字，認知能力強是其最突出的特點，因此對學術講座的歡迎是可以理解的。這就是夏令營所必須尊重的「機」，也就是條件。因此，第7屆夏令營大量削減佛教學術講座的做法，後來很快得到糾正。
第3階段，勃發期，指第10－12屆。生活禪夏令營從2002年 到2004年可以稱之為勃發期，每屆都有500人以上參加，贏得了社會各界的認同，具有了充分的合法性，並成為其他寺院乃至宗教開展夏令營活動的楷模。
這一現象的出現也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然而社會道德和文明程度明顯滯後，成為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掣肘。在思想和信仰市場，產品供給完全依賴政府的狀況顯然已經不能滿足時代的需求。在宗教自發地蓬勃發展的同時，政府也越來越意識到可以發揮宗教教義宗教道德中的積極因素，教化大眾，穩定人心，使宗教成為社會發展中的正面因素。
第四階段，平穩發展期，指2005年的第13屆至2007年的15屆。經過12年的探索，柏林禪寺對夏令營的經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進入平穩發展的時期。首先，在人數上，基于接待能力、活動效果最佳化等方面的考慮，不再追求人多，而是保持在350人左右。第二，每年都有新的突破，穩步探索佛教發展的走向。
從目前看，夏令營依然處于平穩發展階段。未來依然會有變化，但大的格局近年內難以改變。
考慮到中國宗教的複雜性，夏令營的供給方有一定的獨特性，這就是多種供給主體共同發揮作用，教會是最重要的供給方，但並非是唯一的。
柏林禪寺，也就是教會，是首要的供給方，他們是夏令營的發起者、組織者和受益者。柏林禪寺在發起夏令營的時候，僅有幾位僧人，現在已經成為至少有150位僧人常駐的大寺。有關夏令營的組織工作，也形成了由大學畢業後出家的僧人組成的核心小組。
在供給者中，宗教領袖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這就是馬科斯·韋伯所說的克里斯瑪式的人物。在柏林禪寺，這個人物就是釋淨慧，他的存在對于夏令營的產生與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釋淨慧是當代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位重要僧人，與柏林禪寺有傳奇性的因緣。他是近代著名禪師虛云的弟子，早年曾做虛云的侍者。1956年，他作為第一批學員進入中國佛學院，系統學習佛教知識達8年之久。作為有很深文化底蘊的僧人，淨慧十分強調佛教的文化品格，因此很重視從文化的視角研究、傳播佛教。
釋淨慧曾長期在首都北京工作的經歷，使他有機會更多地接觸青年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並對其心理和知識需求有更準確的體認。這些因素導致他主持柏林禪寺後不久，就開啟了夏令營這一活動形式。
就柏林禪寺而言，除了領袖之外，其獨特的僧團也為夏令營的舉辦提供了獨有的條件。柏林禪寺出家人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大學畢業生多，最著名者包括畢業于北京大學的釋明海、釋明影，畢業于中國中山大學的釋明奘等，這一高素質的僧人群體構成了柏林禪寺的骨干，這在當時的中國教會中是極其罕見的。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僧人的形象。佛教主體的這一新變化，應該說是夏令營開展必不可少的條件。這使夏令營的運作實際在大學畢業不久的僧人與學佛的大學生之間展開。這樣的僧俗結構可以說張力最小，最能相互理解。這是夏令營不僅在理念上，而且在活動形式上能夠受到歡迎的重要原因。
從宗教經濟理論的視角看，在當代中國的發展中，政府也是重要的供給方，在當代中國，政府對宗教活動的寬容、理解和支持程度，對于任何宗教活動的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象夏令營這樣的活動，影響全國甚至全球，並不是所有的政府部門都會予以支持，而沒有政府的支持，這種活動也不可能開展。
此外，柏林寺夏令營的舉辦與佛教居士的支持也分不開，特別是經濟上的捐助。佛教有一個很深的傳統，即所謂：僧人「住持」佛法，居士「護持」佛法。在社會學意義上，住持與護持可以看作是佛教市場共同的供給方。在夏令營的供給者中，居士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夏令營從一開始就得到香港、北京等地公司的支持，在頭三期夏令營還要求營員每天交費5元生活費，第4期後取消，所有費用都由佛教居士負擔。贊助者基于對夏令營的讚許，還對柏林禪寺的重建表現出巨大的熱情，使柏林禪寺在10年時間，由一片廢墟變成價值4億元建築資產的佛寺。
或許可以說，佛寺、各級政府和佛教居士共同成為生活禪夏令營的供給方。對于當代中國宗教而言，這一結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夏令營的活動：宗教產品
參加日常宗教生活是夏令營的重要方面，這包括早晚課、坐禪、誦經、儀軌等，這些內容構成了佛教徒日常生活的基本框架，營員在一周時間內可以由此初步體驗出家人的生活。這些活動中的有些部分，如早晚課、儀軌等，對營員而言比較枯燥。但有些活動，如傳燈、行腳等，非常適應青年人的特點，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根據營員的特點，夏令營對上述傳統佛教生活的內容有所損益。例如，早晚課念誦的內容，夏令營就進行了大膽的調整，較多地采用了一些青年知識分子比較喜歡的經論，與佛寺平時所用的不同。
在多種活動方式中，對營員直接影響最大的，是佛教知識講座。根據統計，在前14屆夏令營活動中，共有110場講座，平均每屆8場。從講座的內容看，可以分為2類。一是佛教的基本知識。另一類內容是佛教居士的學佛體會，主要請在社會上有成就的企業家、大學校長、畫家、明星等人士向營員介紹現身說法，介紹他們對佛教的理解和學佛的體驗。
在組織形式上，夏令營運用了「小組」模式。更重要的是，小組還是營員相互切磋佛法的載體。在宗教活動中，大規模的集會有其必要，但也有不足，就是不能滿足具體個人的需求，而小組活動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夏令營的小組長大多都是特別錄取的老營員，通過他們的組織，夏令營的風格得以延續與傳遞。小組討論是營員最喜歡的時刻之一，每個人身處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奇而充實的生活環境，都有很多想法要交流。
夏令營的活動在框架上采用了傳統佛教僧人的生活方式，為營員了解、體驗佛教生活提供了方便，同時，夏令營在內容上努力適應當代青年的需求，提供了有效的佛教產品。這是夏令營成功的根本保證。
夏令營的營員：需求者
作為一種成功的宗教活動，夏令營滿足了哪些人的需求呢？一周的夏令營生活，對于營員有什麼影響呢？
夏令營的營員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35歲以下，以大學生為主體，對佛教有興趣但知之不多，身心健康，距離柏林禪寺一般不超過400公里。
據負責錄取的法師介紹：在條件符合的前提下，如果人數還多，另有四條內控標準決定不予錄取：一是學歷大學以下者；二是參加過的；三是經常來佛寺、佛學見地穩定者；四是有膜拜傾向、精神疾病者。
上述條件決定了夏令營營員的身份特徵。 就文化程度而言，大學在校生以及大學以上文化程度者占一半以上，構成了營員的主體。
夏令營對營員有身心健康的要求。大型集體活動，傳染病患者不易參與。另外，在對佛教以及其他宗教有興趣的人群中，精神疾病患者、因修煉氣功而身心病態者，都不鮮見，夏令營作為一個佛教入門活動，會盡量避免這類人群的參加。
夏令營的營員來源十分廣泛，但大多數人還是來自周邊地區。除了大陸各省市區以外，香港、台灣、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法國、韓國、瑞士、法國等都曾有營員。但就大多數人來說，主要來自以柏林禪寺為中心400公里為半徑的范圍。以第12屆為例，有效記錄的營員為476人，其中河北省及其鄰近的天津市、北京市、山東省、山西省和河南省有360人，占76％。這與夏令營營員的路費自理有關。這同時也表明，在中國其他地區舉辦夏令營，將有廣闊的市場空間。
夏令營對營員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對佛教生活的初步體驗。夏令營為青年學生提供了一個了解宗教，體會宗教生活的有效方式。這是夏令營對營員的首要影響。
2、了解了一些佛教知識。法律明確規定宗教不得干預教育，這常被理解為學校教育不能涉及宗教內容，因此大多數營員都認為學到了很多佛教知識，有益于個人的道德提升。
3、感受到宗教體驗，有時是比較沖動的體驗。這類體驗的出現與活動形式和氛圍有關，也與營員的心理敏感程度有關。
4、與佛教信仰的關系。夏令營對于營員信仰的確立作用如何呢？釋淨慧法師曾經明確地說，他對營員的最大希望並不是他們都成為佛教徒，而是對佛教有正確而深入的理解。這種皈依形式也受到一些人的非議，認為不嚴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