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義軍：新中國佛教出版事業的時代特色
來源：中國民族報
佛教傳入我國，即開始了我國的譯經、寫經和抄經的事業，這便是早期的佛教出版事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佛教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從那時起，我國歷史上重視佛教出版的傳統得以延續，同時由于社會政治制度的巨大變革，使這一時期的佛教出版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作為佛教出版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新中國成立以來佛教出版事業取得的成績，值得我們回顧和總結。
新中國佛教出版事業的3個發展階段
新中國的佛教出版事業大致可分為3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從新中國成立至20世紀50年代末，這是新中國佛教出版事業的開創階段。新中國成立後，佛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了貫徹，與佛教相關的一切學術活動均可以正常開展。在此背景下，現代佛學社在北京成立，出版佛學刊物《現代佛學》，上海等地也有一些刊物刊載部分佛學論文。20世紀50年代前半期，由趙樸初撰寫的《中國的佛教》英文版、葉均翻譯的巴利語系藏經《清淨道論》、南京金陵刻經處整理的《玄奘譯撰全集》等相繼出版。但是從1956年開始，由于「左」的思想的影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能真正貫徹落實，不少佛教刊物被迫停刊。
在第一階段，我國佛教出版主要做了3項工作：一是再版了一批佛學名著，比較有影響的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清仞僧諍記》、《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和《釋氏疑年錄》等；二是開展了大規模的石窟調查工作，並先後發表了《中國北部的石窟雕塑》、《龍門石窟》、《鞏縣石窟寺》、《云岡石窟》、《敦煌莫高窟》、《敦煌彩塑》等調查報告；三是出版了一部分佛學新作，如《玄奘及其哲學思想中之辯證法因素》、《漢唐佛教思想論集》等。
第二階段始于20世紀60年代初「左」的思潮的興起，終于「文革」的結束，是新中國佛教出版事業的停頓和倒退階段。開始于1966年的「文革」這一全國性的政治運動，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極大的破壞，不少佛教出版機構被關閉，大量佛教出版人才和研究人才被下放。在此期間，基本上沒有出版佛教讀物，佛教出版陷于停頓甚至倒退狀態。
第三階段，從改革開放直至現在，為新中國佛教出版事業逐步繁榮的階段。「文革」結束後，佛教活動逐步恢復，佛學研究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這一時期，佛教刊物如雨後春筍，在北京及各地破土而出，全國性的佛教專業雜志有《法音》和《佛教文化》等，各地佛教協會以及一些宗教研究所和大學也都有自己的刊物。20世紀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作為正式出版物的佛教圖書數量快速增長，出版了一批專題性的佛教研究著作，如《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西夏佛教史》、《中國僧官制度史》、《佛教大藏經史》、《西藏佛教史略》等。佛教美學、佛教教育等方面也有專著出版。至21世紀前10年，佛教出版物的數量、種類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折射出我國佛教出版事業的繁榮景象。
新中國佛教出版事業呈現現三大時代特色
新中國成立以來，佛教出版事業在曲折中求發展，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一是佛教出版事業的命運和國家意識形態及政治氛圍有密切的關系。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意識形態領域，大家對佛教基本持比較客觀的態度，把佛教當做一種文化現象，表現在出版方面就是創辦了一批佛學刊物，翻譯了一批佛經，整理了一批佛教典籍，對全國重要的石窟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出版了一些佛教人物傳記，為以後的佛教出版事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56年以後，「左」的思想開始抬頭，佛教不再被看成是一種文化現象，而是被斥為「封建迷信」、「唯心主義」，致使相當一部分佛教讀物不能出版。特別是1966年開始的「文革」，視佛教為「麻醉勞動人民的精神鴉片」、「牛鬼蛇神」，把佛教信仰與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對立起來，與佛教相關的機構、人員成為被沖擊的對象，其結果是這10年間基本上沒有出版任何佛教讀物，佛教出版進入了「嚴冬期」。
改革開放以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落實，人們對于佛教的理解與認知也發生了巨大轉變。人們認識到絕不能簡單地以「鴉片」或「唯心主義」來概括流傳了2000多年而不衰的佛教。很多知識分子認識到，佛教既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文化現象，這是人們對佛教文化的一種深層反思。另外，佛教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養成良好社會道德、樹立良好社會風尚、促進社會和諧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也被社會大眾所肯定。反映在佛教出版上就是佛教讀物的出版越來越受到國家、一些非政府組織和各出版社的重視和關注。在我國數百家出版社中，很多出版社都曾出版過佛教讀物。
二是出版物的數量呈現遞增的態勢，出版物的整體質量有所提高。從1950年到1966年的16年間，我國大陸共出版了120多種佛教讀物(包括佛教界)，發表論文約550余篇。除此，還有一部分內部出版物，基本上是在佛教界內部流通。此時，資料整理類的出版物占較大的比例，公開出版物中以石窟藝術的數量最多，佛教人物也占一定比例，而佛教思想方面的著作最少。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佛教讀物，大都質量較高，為以後的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礎，特別是在資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影響深遠。
改革開放後，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佛教出版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經過30多年的發展，現在，每年新出版的佛教讀物達數千種。此外，佛教類影視、音像作品也不斷出版。在此階段出版的一些佛教讀物中，不少書籍是專家學者花費畢生精力研究的成果，如呂瀲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周叔迦的《周叔迦佛學論文集》，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和王森的《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等。這些著作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特別是對于佛教理論體系的解讀比較準確，因而受到學術界的廣泛好評。
三是學術通俗化，把艱深難懂的佛教理論用淺顯的文字和故事表現出來，使佛教讀物越來越多地走進普通讀者中間。過去，我國大陸的佛教出版物主要偏重在佛教史或佛教思想方面，這也是我國歷史上沿襲下來的治學傳統。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佛教出版逐步打破了這一格局，多角度、多層次地出版與佛教密切相關的人物、心理學、倫理學、文學、藝術、教育等方面的佛教讀物。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禪宗讀物的出版，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一批禪宗理論作品，如《禪宗與中國文化》、《禪宗：文化交融和歷史選擇》、《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等。同時，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批適應普通讀者需求的圖書如《禪外說禪》、《禪宗公案》、《禪來禪去》、《禪與人生》、《禪與悟》、《詩與禪》、《禪宗公案的現代闡釋》、《名師談禪》、《禪露集》等也應運而生。禪宗出版物內容的變化實際上代表了一種趨勢，即佛教文化從高深莫測的象牙塔走出，逐步由學術界、佛教界向一般民眾傳播，這也反映了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一部分民眾對于佛教文化的需求。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半個多世紀，我國佛教出版事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目前，公開出版或在佛教界內部流通的佛教出版物有數千種，發表在各類期刊、報紙和內部刊物上的論文數量也很大，內容涉及哲學、歷史學、心理學、倫理學、經濟、文學、藝術、音樂、教育、美學等。佛教出版物的種類之多、范圍之廣都是空前的。這些成績的取得，首先要歸功于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其次要歸功于一大批在佛教理論與實踐中默默耕耘的專家學者和一批對佛教、對生活、對人生有深刻感悟的作者，是他們將最優秀的佛教文化作品奉獻給社會和人民；最後還要歸功于勇于探索的出版人，是他們架起一條溝通讀者與作者的橋梁，源源不斷地生產出適合讀者需求的精神食糧。我們相信，有黨和政府對佛教出版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有廣大出版人的不懈努力，未來我國的佛教出版事業必將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