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心——心要法門講記 澄觀法師小傳 序 破妄顯真的《心要法門》
解心——心要法門講記
海云繼夢法師
澄觀法師小傳
澄觀(738—839)，唐代僧人，為華嚴宗第四祖。越州山陰(浙江紹興)人，俗姓夏侯，字大休，號清涼國師、華嚴菩薩、華嚴疏主。11歲依寶林寺霈禪師出家，14歲得度。乾元元年(758)以後，依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又依本州曇一律師學南律，詣金陵玄璧學鳩摩羅什所譯之三論。大歷年間，在瓦官寺學《大乘起信論》、《涅槃經》，又于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論疏義》，復從天竺法詵等習《華嚴經》。大歷七年(772)往剡溪，從成都慧量再習三論。大歷十年至蘇州，從湛然習天台《摩訶止觀》、《法華經》、《維摩經》等經疏；又謁牛頭山惟忠、徑山道欽等，究學南宗禪法；復見慧云，學北宗禪法。此外並兼通吠陀、五明、秘咒密儀軌、經傳子史之學，而尤重法藏之華嚴教學。
大歷十一年，游五台山、峨眉山，後返居五台山大華嚴寺，專修方等懺法。嘗講華嚴宗旨于大華嚴寺、崇福寺，名震京國，聲達帝聽。貞元十二年(796)應德宗之召入長安，與廁賓三藏般若共譯出烏荼國王貢獻之《四十華嚴經》，進之于朝，奉敕奏對華嚴大宗，帝大悅，賜紫袍及「教授和尚」之號；又奉詔于終南山草堂寺制《新經之疏》十卷，是即貞元《新譯華嚴經疏》。貞元十五年(一說十一年)德宗聖誕，召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帝朗然覺悟，謂「以妙法清涼朕心」，遂賜號「清涼國師」。師曾立十願以自勵，依此賜號而稱清涼十願。順宗即位，亦禮之為國師，朝野悉慕高風。憲宗元和五年(810)，答憲宗之間，述華嚴法界之義，以深愜帝旨，加號「僧統清涼國師」，任國師統，並敕有司鑄金印。開成四年示寂，世壽102(一說元和年中示寂，壽70余)。葬于終南山石室，相國裴休撰碑文。
師身歷九朝，先後為七帝講經，弟子有宗密、曾睿、法印、寂光。著作頗多，有《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隨疏演義鈔》九十卷、《華嚴經綱要》三卷、《五蘊觀》、《三聖圓融觀門》等三十多種。
序
破妄顯真的《心要法門》
《心要法門》一文是唐朝的華嚴大師——清涼國師答復順宗皇帝修學的心要，它是古今中外的經典之作。《心要法門》文字優美、文簡義約，讀來虎虎生風。除僧肇的《肇論》，及僧璨《信心銘》外，于文于理尚無出其右者。
《心要法門》一文，是針對世人意識中的二元對立性而發。所以，行文的重點，就在破腦筋的意識狀態，及純粹的邏輯推理?換言之，就是在破二元對立的執妄觀念。故其文體亦以對仗工整而見長。在這短短的507個宇當中，清涼國師在理論性文章的領域里，為我們寫下了曠世的特殊成就。這種洗練的文字成就，除了《老子》、《系辭》外，尚未有能與之輝映者。
就法義的闡述而言，本文雖然也是屬于「破立雙舉」的文章，但就其論理的技巧以及行法的修學規范而言，則本文仍屬于「但破文章」的系統。以其思想之純熟，而能徹底的「破妄」，故其觀念的表達，自然而能「顯真」。所以，文中論理的技巧，多用「破妄」、「顯妄」、「彰執」的方式，而不以「立真」的方式呈現。這種行文方式稱為「破妄顯真」，其重點仍在于內心的經驗、體驗與感受。
清涼國師在《心要法門》中，很巧妙地將華嚴思想與禪行的行法相結合。當然在這簡短的507宇中，不深入做宏觀的探討是無法了知的。首先由義學、行法、教學法及禪法思想的形成，來探討唐朝時代的佛法思想背景：
一、義學方面：唐朝的華嚴思想，尤其是比丘系的系統，是承襲北方地論師的華嚴思想。由智儼的《搜玄記》，可以知道比丘系的華嚴思想，是以匯總方式而集大成的。賢首的《探玄記》，與清涼的《華嚴疏鈔》都是承襲此一思想源流的。既然是蒐集、彙總而產生，則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絕對的依存關系。
二、行法方面：不論是佛圖澄的佛法、菩提達摩的禪法，或安世高以來的禪數之學，都以北方為重鎮而互相交融。安世高的禪數到了菩提達摩的時代，反而成了祖師禪的前行與薰習階段課程。在歷史上也屬于準備成熟階段。所以，達摩一到，經過三代的調整與適應，中國的祖師禪法更斐然有成。
三、在教學法方面：在大小禪法的過渡中，般若與佛性思想的萌芽，以及老莊、《周易》思想的重新釐訂，使佛、道兩家思想相交融，造成中國思想界的成長與擴大。並且由「知之」的領域，步入了「行之」的領域；致使在中國大地種下了卓然有成的修行方法。這當中由「知」到「行」，或稱由「修養」到「修行」的生活領域擴張，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教學法的一種突破與蛻變。這種教學法的改變，造成了中國思想界，尤其是佛教的大變革、大革新兩方面，都產生了新生命。
四、中國禪的形成：中國禪宗泛指禪、淨、律、密四大宗派，中國佛教則指唯識、法性、天台、華嚴四大教派。中國佛教中的禪修及教下思想，都融入了中國道家的思想理念。在義學上對于佛法的詮釋、分析、解讀幾乎離不開中國傳統的哲思范圍。甚至對于佛境的詮釋與證驗，也全部都是中國人生觀的窮盡與超拔。而在行門的指導與楷模上，則是以老莊的自然平靜，與《周易》的天行健相交融。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稱為中國佛教，比純佛教是較為恰當的。
在此一大前提下，佛教本身也激盪出幾番漣漪。首先是安世高的《安般守意經》及《陰持入經》中，出現了「心」、「空」、「般若」的思想概念。但因這些經典皆屬行門，故對義理並未深究。其後的魏晉玄談非但未促進禪法的精進，反而使般若之學有了長足的發展，這也為後來的義學奠定了百家爭鳴的深厚基礎。而達摩的禪法便是在這一塊沃壤之上落地、生根、成長、茁壯，乃至百花繁盛。
清涼國師在這樣的文化背景及學風、道風之下，展開了他的思想建設。這其中他廣泛而靈活地運用中國人所熟悉的傳統的「思維模式」及「語言模式」，來表達佛教深邃的心靈境界。在他浩瀚的著作中，《心要法門》是最成功的代表作。而他在中印文化的交融上，更可謂是大成就者。他使當時以及現代的中國人都能夠清楚地明白「修行的要領」在哪里，以及「為什麼」。
這種情形就像現代人受了西方教育，滿腦子西方的思維及語言模式。若要將東方這種深邃的心靈境界，表達出來讓大眾了解及經驗，那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西方的思維模式」及「西方的語言模式」來表達最有效。清涼國師深得箇中三昧。今日吾人欲將之重新表達，無非就是再一次運用新的思維模式及語言模式，重達一遍而已。值此付梓之際，聊述于茲，以明述而不作之意！
《心要法門》的特長是在破「心境的二元對立性」、「主客的二元對立性」、「能所的二元對立性」，這種兩邊偏執的對立性，是人類意識發達的大腦產物。以此「妄執」分別妄境，各以為真、各以為正，所以是非競起，善惡對立；殊不知這種妄執皆是一隅之見，不但不能促進個人乃至人類全體之福祉，反而干擾了人類原本可以復元、恢復本來面目的「生命情操」。所以，清涼國師但以破妄執的立場，陳述世人的「通病」，並以此自然地彰顯了真理存在的標的。他這種不指而顯、不立自彰的行文筆法，不但可當「真理大師」的雅號，更可榮登「文字大師」的寶座。
但在譯文及批注中，筆者沒有清涼的文字情操，無法達到那樣高的水準，唯有依于今日西式邏輯的思維模式及語言模式，勉力去揣摩，或許還能讓人如實了知的地步，唯盼拋磚引玉，遠識大德共襄盛舉！
普賢行者 海云繼夢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