倓虛法師與長春般若寺(邱高興)
倓虛法師與長春般若寺 邱高興 中國計量學院人文學院
倓虛法師在東北弘法建寺，對東北佛教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法師創建了哈爾濱的極樂寺、長春的般若寺、瀋陽的般若寺、營口的楞嚴寺等諸多寺廟。本文主要從長春般若寺的建設和倓虛法師在吉林省的行跡為中心，來談倓虛法師在長春的弘法經歷以及對推動東北佛教發展的貢獻。
一、佛教在長春的早期傳播 從現存的佛教遺跡看，佛教在長春的傳播至少可以追溯到遼代。現存于農安的遼塔，建造于遼聖宗耶律隆緒太平三年(1023-1031)，是長春境內現存最早的佛教建築。塔內發現有銅佛二尊、舍利等佛教文物。農安是是東北古國夫余國後期的國都、唐代渤海國的夫余府。十世紀初，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滅渤海凱旋，經此駕崩，遂改稱黃龍府。此後黃龍府成為遼金時期的重鎮。岳飛曾說：「直取黃龍府，與諸將痛飲耳。」其中黃龍府就指此地。遼時期，佛教信仰隆盛。相傳在咸雍八年(1072)三月，在今西部一帶的長春州、泰州和寧江州，即有三千人出家，剃度為僧尼。 此後一直到清代，佛教在長春一代才有了新的發展。康熙時期，明慧和尚建立了覺靈寺，安海和尚建立了青云寺，是長春已知最早的佛寺。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在武力侵略的同時，也十分注重文化和宗教的侵略，在小學中開始教授日語，並且不斷推動日本佛教僧人來華，培育當地的佛教組織。1935年的《滿洲帝國年鑑》記載說，新京特別市(長春)有寺廟11座，僧人465人。1940年《滿洲宗教志》載，新京有寺廟9座，僧人101人。 二、倓虛法師與創建般若寺的因緣 1922年，倓虛法師在奉天的萬壽寺當主講，7月，先應瀋陽國際公司所請講《大乘起信論》[1]，隨後應長春吉黑慈善聯合會會長丁樹敏(丁蔭堂)、張子元(一說張子清)的邀請，倓虛法師到長春開始講授《般若心經》和《金剛經》，在長停留14天左右。 倓虛在長講經期間，曾吸引了眾多的同善社的信徒。同善社是由彭汝尊(1873-1950)，于1912年創立。彭自稱「南無清淨自在無極燃燈佛「，奉彌勒古佛之命，下凡來救度眾生。同善社以倡導善道，挽救人心為宗旨，並輔以靜坐等方法，各地的善長多為當地有聲望和地位的人士，總統曹錕和總理段祺瑞曾擔任同善總社的護法。因此同善社發展迅速。九一八事變後，溥儀成為了偽滿洲國的皇帝，彭認為彌勒古佛轉世的真命天子登基了，1933年派次子彭寶善赴長春晉見溥儀，表示願意訓練神兵為溥儀入關復辟效力。彭寶善在長春住了兩年，與日本特務機關勾結，在35年回到四川，並開始組建神兵，聽後調遣。國民黨政府獲悉此事後，禁止了同善會的活動。從倓虛法師所言看，22年左右，長春就有了同善會的活動並且很興盛。同善會雜糅儒釋道各派思想，也提倡讀經。在倓虛來長之間就開始講《金剛經》，可是信徒們始終不明其意。部分信徒看到了倓虛法師講《金剛經》的傳單後，參與聽經，倓虛法師「講經時，按照一定次序，先講五重玄義，把名體宗用教詳加解釋；然後把經中大義，以及其宗旨歸宿處，提綱挈領，深入淺出為之一一解釋。」外道信徒一聽，茅塞頓開。後來甚至他們的老師也來聽經，甚至有幾十人皈依了倓虛法師。信徒流失引起了外道同善社的不滿，他們通過扶乩說請燃燈古佛來講經，又把一些信徒吸引回去了。 在長春講經期間，督軍行署的一些職員天天去聽，後來逐漸皈依了倓虛法師，成了法師的弟子。當時有行署一等科員馬靖東，遼寧黑山縣人，信佛很虔誠，聽了倓虛法師講經後說：「此道不學，更學何道！」于是，馬靖東等人倡議，在長春修建佛寺，方便佛法弘傳。隨後，吉林督軍孫烈臣捐300元大洋，吉長道尹孫其昌、吉長鎮守使誠明、長春商務會長孫秀山等紛紛捐款，累計籌集資金約1萬元。建寺的土地由蔣潔珊(捷三)將自己位于西三馬路最西邊土地約20畝捐獻，作為建廟所用。並將自己的一處房產也捐獻出來，供寺廟使用。因為般若寺的興建起于倓虛法師講《金剛經》，于是寺名定為「般若寺」，以示紀念。
三、般若寺的建造過程 確定了建廟的土地，募集了建廟的啟動資金，般若寺在1923年動工，開始打地基和買木料。采買木料由致中法師負責。致中和其原來的師傅都是道人，久居山中，常行善事。因覺道教對于生死事的不究竟，師徒二人一起找到了倓虛法師想出家為僧。倓虛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但說是代師收徒，因此致中也算是倓虛法師的師弟。他們師徒二人在修廟過程中負責到山里采辦木料。采好後沿江放排，順流而下。然後馬靖東委托吉林財政廳長榮厚辦理了免費的火車運輸，剩下了不少的經費。倓虛法師因尚在瀋陽萬壽寺辦學，委派持法、能禾、修真和慧海等，直接負責建廟事宜。吉黑慈善會從中協助，派趙吉田為監工。到1924年，首先建造了大殿五間。1925年鑄造了釋迦牟尼銅像。1926年分別建造了司房和禪堂個五間。 隨後，般若寺的建設又遇到了資金短缺問題。1927年倓虛在北京為楊麟閣[2]講經，楊為張作霖安國軍政府的總參議，深得張作霖的信任。利用這個機會，倓虛向楊募捐，于是楊找到自己的好友，時任北京軍政府交通部次長常蔭槐[3]，一起籌辦募捐活動。常蔭槐乃吉林榆樹人，對在長春建廟也很熱心。于是楊、常二人借用官場的關系，邀請了一些銀行家來聚餐並聆聽倓虛法師說法，楊因招待外國公使未能出席晚宴，常蔭槐主持，最後募捐了1萬元。此後又陸續通過其他渠道募捐了一些，建成了東西客堂五間。1929年又建造了天王殿，1929年泥塑四大天王、彌勒佛像和護法韋陀各一尊。經過了六七年斷斷續續的建設，般若寺初見雛形。 可惜的是，還未等開光，因為長春市公署規劃建造馬路，般若寺正好在規劃范圍中，因此要求般若寺拆遷。經過交涉，長春市公署社會局同意補助11萬元，並提供一塊面積更大的方方正正的地塊作為建寺之用。工程由司光公司承建，吉黑慈善終會負責具體事宜。1932年，倓虛法師應朱子橋將軍邀請赴西安臥龍寺傳教，于是就委托澍培法師到長春替照顧建修般若寺，「直到把般若寺遷移到另一個地方，都是他在場，策劃建築，這是他和般若寺的一點歷史淵源。」澍培法師原籍錦州，倓虛在瀋陽萬壽寺第一次辦學時，就是那里的學僧。其後又到北京跟隨倓虛法師學習過。 在澍培法師的策劃下，相繼建成了大殿五間、天王殿三間，藏經樓上下十五間，司房、禪堂各五間，東西客堂個五間，夥房三間，規模比原來的大。1932年10月13日，長春的信徒推舉澍培為般若寺第一任方丈。 般若寺的全部工程，直到1936年5月20日才全部完工。前後經歷了拆遷、重建，歷時十三四年的時間。 四、偽滿洲國統治下的般若寺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1931年偽滿洲國成立。倓虛法師在東北的佛教弘傳就是在這樣一個內外交困，動亂複雜的環境中進行的。 1、日本人對倓虛法師的懷疑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掀起了抗日的高潮，極樂寺原來的大護法，倓虛法師過從甚密的朋友朱子橋將軍率領隊伍起兵抗日。極樂寺僧人慈云，也加入了朱子橋將軍的抗日隊伍。因此日本人懷疑極樂寺是一個抗日的據點，倓虛法師也是其中一份子。為了調查內情，同時加強對極樂寺的控制，日本人派特務今井昭慶以出家為名，常駐寺廟的電話室，負責調查倓虛法師的行蹤並對僧人進行監控。今井昭慶會說中國話，在寺廟里住了半年時間，發現僧人每天早三點起床，晚上九點就寢，戒律嚴明，修行精進，沒有發現任何可以之處。電話監控也沒有發現任何和官方的聯絡。日本特務機關不死心，又公開到寺內來正式調查倓虛法師，一條條詢問，作為仍然是一無所獲。最後由在客堂當知客的倓虛法師的弟子覺一出面做了擔保，保證倓虛法師並沒有從事抗日，而是在各地講經建寺，事情才暫時告一段落。 1936年，般若寺工程完工後，澍培法師邀請倓虛法師到長春傳戒。起初倓虛法師考慮到抗日的嫌疑未能答應。但隨後長春來信說，已經和官方疏通好了，並且派覺一和今井昭慶來請，保證不會出意外，倓虛法師最終答應成行。
傳戒活動參與的人數眾多，引起了在長春的日本特務機關的注意。他們要求般若寺每天就活動情況做一次匯報。並且有一次還要傳倓虛法師問話，但鑑于法師在東北的名望，最後改為派人到寺廟中來調查。特務機關派出了兩個人，先詢問了有關佛法的事，然後談到了極樂寺的事情，話題最後轉到了最核心的問題，那就是關于朱子橋將軍抗日以及倓虛法師和他的交往情況。最後沒有發現任何可以之處，基本上解除了倓虛法師的嫌疑。 2、日本人對般若寺的控制
偽滿洲國政府成立後，日本人十分重視對宗教的控制和利用。首先他們通過成立「滿洲國佛教護法會」來控制和利用佛教。東北淪陷後，般若寺的宗教事務由新京特別市公署行政處管理，處長為董暘，是倓虛法師的皈依弟子。董暘與公署總務處長、日本人植田貢太郎關系密切，植田和日本關東軍參謀長阪垣中將關系非同一般。在他們的商議之下，1934年成立了「滿洲國佛教護法會」，植田自任會長。般若寺在這一年也改稱為「護國般若寺」。其後，植田有任職偽滿洲國治安部警務司司長。植田的雙重身份使得偽滿的高級官員趨之若鶩，紛紛到般若寺參加宗教活動，般若寺的香火也十分興盛。其實早在1933年農歷正月十四，般若寺方丈澍培就舉辦法會，為偽滿執政溥儀祝壽，之後溥儀每年都派員到寺中降香。1934年溥儀還親自書寫了「正覺具足」金願一方送給般若寺。其次。在1936年，般若寺舉辦開光和傳戒時，偽滿文教部召開了佛教懇談會，討論了成立佛教總會的問題。39年3月，偽滿協和會中央本部宗教班、民生部、治安部在新京大和旅館召開了有關佛教的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寺廟代表、日本佛教天台宗總務廳秘書、駐長春般若寺和尚都築玄妙，佐築富江、寺川行舟、田代寬諦(三人皆駐般若寺)、駐極樂寺和尚今井昭慶、駐營口楞嚴寺和尚本村等30余人，會議由植田主持。他認為，「只有成立一個滿洲國的佛教獨立機構，才能把握人心，才有利于日滿親善。」 5月26日，佛教總會成立，設在般若寺。總會會長為極樂寺方丈如光，，副會長為澍培法師以和日本駐長春西本源寺和尚井口道雄，般若寺方丈善果任新京特別市分部部長。佛教總會成立除了正常的宗教活動外，也要配合偽滿和日本人對抗日者宣撫和教誨工作。1932年，在佛教總會的主持下，于般若寺南面修建了造福觀音聖場，紀念偽滿成立十周年，期望在偽滿建國史上樹立一精神永久的紀念文化的豐碑。觀音像文革期間被推倒，廣場現已不存。 五 倓虛法師與長春般若寺的三次傳戒 1936年般若寺落成後，澍培法師邀請倓虛法師來長傳戒[4]，並舉行開光典禮。倓虛法師在得到安全保證後從青島出發，帶領了四個年輕的弟子：善波、善果、戒如、夢參來到長春。此次傳戒法會從5月3日到7月1日，歷時近兩個月時間。傳戒時，倓虛法師為得戒師兼開堂。善果負責開堂，兼頭單引禮，善波為二單引禮。夢參負責講《四分律》，倓虛法師親自講《梵網經》、《法華經•普門品》、《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等。為了籌辦此次法會，般若寺于1936年3月4日在《盛京日報》刊發通知說，公布了掛號參與法會的條件。要求年滿20歲，必須持有本剃度寺或村長證明書、本寺相識、大德僧眾和佛學知士的四類介紹書之一方準參與。因為東北很少舉辦此類傳戒活動，因此參與人數眾多，約有1600余人，此次傳戒被稱為「千人大戒」。溥儀為此次活動捐資1萬元，並在法會結束後于7月17日在宮內府召見了倓虛法師。原定經費4萬元，實際花費8萬元。此次規模宏大的傳戒活動後，般若寺在東北佛教界一時聲名顯赫。 第二次傳戒活動是在1941年(一說1942年)，活動由定西法師(即如光)法師籌辦。原本定西打算替倓虛法師來傳戒，但法師考慮已傳過一次戒[5]，就未允許，讓定西自己做得戒師。此次參與人數1500余人，也號稱「千人大戒」。 第三次傳戒是在1947年，長春圍困戰前夕。閏二月中旬，倓虛的弟子善果從長春來到天津邀請法師到般若寺作得戒師。當時倓虛法師正在天津修大悲院，事務繁雜，原本不便離開。但是因為大悲院建設經費尚不充足，法師在東北的信徒眾多，因此打算順便去募捐些款項，因此答應下來。閏二月底離開天津，經過遼寧興城、瀋陽，三月初二到代長春般若寺，四月底傳戒結束，並改選住持為妙禪。原本打算回天津，但因鐵路不通，遂逗留長春一年時間。期間在般若寺講《金剛經》、為居士林講《普門品》，應如蓮法師邀請赴吉林市講一周《法華大義》，並且在冬天寫作了《佛學撮要》。到次年的二月二十八日，長春形勢不斷吃緊，加上天津青島等不斷催促，倓虛法師一行六人冒險從長春出發南下。從長春到范家屯，不遠的距離遭遇了七次土匪，把所帶的大米白面以及十余萬流通券都搶走了。第二天到公主嶺，進入了共產黨的解放區，受到多次盤查。經過十幾天的時間，輾轉到了開原。被解放區軍隊所設關卡攔截，經過四五天時間的交涉，仍然讓返回長春。這是倓虛法師一行已經彈盡糧絕，不得已將馬車變賣了四十萬元的紅票[6]，雇了輛本地的馬車，從山溝繞道出了關卡。到鐵嶺後進入國民黨統治區，坐火車到了瀋陽。從長春出發到達瀋陽一共經歷了13天的時間。 [1] 《長春市志》謂，該年7月，倓虛法師應哈爾濱佛教宣講堂請之請北上哈爾濱講經，途徑長春，為丁樹敏等人挽留，在長春講經14天左右。 [2] 楊麟閣，又稱楊宇霆。張作霖1927年6月于北京建立「安國軍政府」，自稱「大元帥」，楊任總參議。1928年6月4日，發生「皇姑屯事件」，張作霖被炸身亡。楊麟閣和常蔭槐自恃乃張作霖的重臣，不把張學良放在眼中，極力反對張學良主張的「東北易幟」。1929年二人被張學良槍決。 [3] 楊蔭槐，在張作霖手下長期主管交通，任軍政府交通部次長，隨後主持部務。張作霖被炸身亡後，在楊麟閣的極力舉薦下，出任黑龍江省省長。《影塵回憶錄》中所說「常允懷」當就是「常蔭槐」的誤記。 [4] 39年5月1日，《佛學半月刊》第126期，第6卷第9號，刊載《倓虛法師赴般若寺傳戒》消息一則云：「長春般若寺，本為倓虛法師手創，寺成交澍培師住持。現澍培、如光、乘一等發起傳授千佛大戒，成就衣具，思慕法師戒德，特派人到青島恭請法師前往弘傳，法師已允一赴云」 [5] 《影塵回憶錄》載：倓虛法師于1940年5月中旬曾在長春般若寺傳三皈五戒。 [6] 紅票，是蘇軍在東北作戰期間發行的一種貨幣，流行于東北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