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衰除弊 一代宗師——湛山寺開山祖、台宗大德倓虛法師略傳(鄧子美)

起衰除弊 一代宗師——湛山寺開山祖、台宗大德倓虛法師略傳 　　江南大學 鄧子美 　　自儒家漢唐經學參取佛教本體論、認識論、心性論，形成宋明理學之後，便轉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排擊佛教。這種「軟刀子割肉」的手法比「三武一宗」滅佛還厲害。佛教為了應對，外倡「三教合一」，內提「諸宗圓融」。由此帶來唯識家所謂「籠統」之弊。①此情反映至清末天台宗內部，遂使富有中國特色與創造性的「一心三觀」，解行一致的優良傳統有漸磨漸消之勢，因此教義信仰的吸引力、凝聚力難免降低。同時，儒家的排擠也是有文化有信仰的出家人減少的原因之一，而當時不少人出家都迫于家境貧困，想靠佛教「混」口飯吃，這也造成了有的台宗寺院僧人素質低下。加上隨著宗法制度的沒落，久已適應中國宗法社會的僧伽制度也逐漸僵化，既難以抵御社會腐敗的侵襲，也跟不上社會劇變，其典型就是「房頭患」。所謂「房頭」，就是受中國家庭宗法制影響，各寺院方丈也往往不擇賢愚，不問出家動機，濫行剃度，形成了類似宗法家族的「各房子孫」。其「患」即弊端，表現為他們之間相互憑勢力，爭寺產，不務修持，熱衷「經懺」，以收單攢錢養老；僧規形同虛設，設私廚、私蓄香金等等違戒行為到處出現。這些行為雖不能說是普遍現象，但也因此敗壞了佛教的形象，似乎先前儒家排佛，後起的所謂反宗教反迷信運動也由此得到了藉口，僧人也由此被社會譏諷為：「朝中的懶漢，米中的蛀蟲」，「老婆好打，和尚好欺」。比丘尼更低人一等，有些地區甚至形成了這樣的風俗，在正月里不能路遇尼姑，否則就會「倒霉」。這些，都是佛教的衰象，佛教要復興，應首先從自身內部做起。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從內部看，復興佛教首先需要有一批人才，還要提高現有僧人的素質，這兩者都要靠教育，是中國近代高僧大德的共識。近代天台宗復興的領袖諦閑大師(1858-1932)早有先見之明。1907年，他就在中國第一個佛教的新式學堂——楊文會創辦的南京祗洹精舍中，講授台宗典藉。1909年，他參與創辦了南京江蘇僧師范學堂，後任該校校長兼總監。1912年就任寧波觀宗寺住持，次年即在該寺創立觀宗研究社，該社為天台宗的第一個近代教育研究機構。 　　倓虛法師(1875-1963)，法名隆銜，法字倓虛，號湛山老人。俗姓王，河北寧河人。1885年，他十一歲入本鄉私塾讀儒家四書五經。十四歲以家貧被迫休學入商鋪做學徒時，已有出家意。十七歲成婚，因當時多由父母作主而不樂，內心的出家意向愈明。1894年，他十九歲下關東，至瀋陽經商，恰逢甲午戰爭國難當頭，生意也做不成，只得返鄉，然而其父已逝，養家糊口的重擔落到他身上，于是只得謀一軍隊中的小差事，同時自學醫術卜算等雜藝。不久，母又病逝。1900年八國聯軍戰爭爆發，王家又遭受了一次劫難，倓虛被迫輾轉兵火中，最後逃難至遼寧營口，先任事于「宣講堂」，鍛鍊了口才。後自己開了家「東濟生」藥鋪，懸壺濟世，倓虛在給病人把脈的同時，還研讀《楞嚴經》。醫理與佛理的結合，使他對萬物的因果關系深有會心，因而在堂上也開始宣講。1914年，他赴北京紅螺山資福寺，聽了寶一和尚講經，深有感觸之下想剃度，但又受阻。1917年，他年已四十三，終于下定決心，偷偷離家至天津，由清修院清池和尚介紹，拜淶水縣高明寺印魁和尚為師剃度。後赴浙江寧波觀宗寺受具足戒，以其才德，深受諦閑法師激賞和愛護。後隨侍諦閑，在研究社弘法部專攻天台教理。 　　而早在1915年，諦閑大師應北京第一大乘講習會之邀，曾赴京講經，那時自政府官員、社會名流至一般善信均踴躍來聽。以前天台宗的傳播中心主要在浙東與湖北，此舉則開了天台在華北弘傳的先聲。1918年，諦閑再赴北京講經，倓虛隨同。次年，諦閑往五磊山傳戒，清池和尚也被聘為教授師同往，他住持的天津清修院請倓虛代管，倓虛由此得知如何管理寺院。回觀宗寺後，待倓虛法師學成，諦閑遣他弘化北方。1921年，倓虛應邀至井陘講經，深受信眾歡迎，因而被瀋陽萬壽寺聘為僧學主講，並回營口創建了楞嚴寺。1922年，他得朱慶瀾等相助，在哈爾濱創建了現今遠近聞名的極樂寺，在長春創建了般若寺，在瀋陽重興了般若寺。1925年，諦閑大師為其授記，付予天台教觀第四十四代法卷。1929年，諦閑大師高齡七十二，猶應倓虛法師之邀遠赴哈爾濱為極樂寺開壇授戒，為天台宗在東北傳播的迅猛之勢推波助瀾。諦閒作為傳統的師徒方式教育出的法師，尤其是在中年以後思想已成熟定型，此時還能適應時代要求，接受和提倡新式佛教教育與傳播模式，殊為難能可貴。他教育培養了一批象倓虛、寶靜、靜權、仁山等後起之秀，均成為中華佛教天台宗的頂梁柱。 　　倓虛法師在東北，除主持瀋陽萬壽寺佛學院外，先後創建哈爾濱極樂寺等天台叢林九處，支院十七處，「其他尚有很多有聯系的小的庵堂因之加入天台宗」。②他創立與興復寺院明確地抱有為復興天台，辦好佛教教育而建寺的目的，與一般帶有盲目性的單純建寺造像的做法有很大區別。其中極樂寺佛學院、般若寺台宗佛學院都以研修台學為重點，為薄弱的東北佛教培養了大批人才。20世紀後期在美國、東南亞以及香港地區弘傳佛教的許多法師都來自東北，得益于由倓虛轉變的佛教風氣。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倓虛離開東北，赴西安講經，並任大興善寺住持，開設佛學院，使台宗在西北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1933年，倓虛法師應葉恭綽、陳飛青等居士之邀，至青島創建湛山寺。此前，因青島曾被德國劃為其勢力范圍，基督教盛行，而人們看到佛教的出家人居然成了希罕事。為扭轉這一局面，周叔迦居士曾于1929年在此創辦佛學研究社，為佛教在青島的恢復傳播奠定了信眾基礎，但始終缺乏真正的道場與法師的主持。倓虛法師來青島後，首先憑道德人格與台學造詣修行，獲得了居士的信賴與大力支持，光王金鈺居士一人就捐資建了大殿和湛山精舍，承建工程的張傑臣居士也很發心，使得湛山寺成為倓虛法師所創建的幾十個寺院中最令人滿意的一個。 　　寺院還未完全蓋好，1934年倓虛法師已辦起佛學專修補習班，不久擴為有名的湛山佛教學校。湛山佛校以層次完備，師資優異吸引了大批學僧。該校不務虛名，不掛大學牌子，設有預(相當于小學)、正(初級佛學院)、專(中級)、研究(高級)四科，為不同文化的學僧開設不同課程，有效解決了甚至是近代佛教教育大師太虛也很為難的學僧層次不齊問題。儘管這樣會給師資安排、教學安排帶來許多困難，但倓虛認為，湛山寺是十方叢林，凡求學，應來者不拒，去者不留。為了使專科與研究科的學僧能更多地獲得名師指點，他把能請到的各地大德都請來湛山，如弘一法師、慈舟法師等都曾在此常住一段時期講經講學。不能長住的，也可以住個十天半載，為學僧開設講座。湛山寺屬台宗道場，從此成為台宗在山東的弘傳基地。因而湛山佛校也很重視學習天台三大部、五小部。但為了造就僧才，應當提倡學術自由，兼收並蓄。因此倓虛絕無門戶之見，對學習其他各宗經論也予以鼓勵，甚至那種認為他本人非常推崇的《楞嚴經》、《大乘起信論》是偽經的觀點也受到了尊重。在湛山，學員多自願組成學社，教學與自學結合，每周集中活動三次，交流心得，互相討論。③這些，都值得當今佛學院效法。 　　在此前後，他又至北京、天津弘法，曾在京主持彌勒佛學院，重興天津大悲院，使台宗在華北復興。1948年4月，倓虛法師應邀赴香港，與香港佛教界人士議定創建華南學佛院。學校護法董事會由王學仁等五位居士組成，負責借出院址與承擔經費。1950年該校在香港弘法精舍正式開學，倓虛任院長兼主講，釋定西、樂果也在校任教。學僧多為由東北與上海來港的僧青年，共21人。課程仿湛山佛校，前後兩期變動不大。與湛山主要的差別是當時香港經濟還很困難，華南學佛院的經費也很緊張，學僧必須于課後種菜砍柴，以節省開支。一年後，董事會仍感經費負擔過重，學僧每天上午3小時，下午2小時的課程也難維持，于是改為半天織襪，半天讀書。儘管如此，因當時香港經濟拮据，物質短缺，學佛院還仍然危在旦夕。就在這時，北方僧青年還源源不斷來投考，學校不得不謝絕。最後學佛院師生獲吳蘊齋等香港佛教四眾熱心人的協助，議定每年啟建水陸法會一次募集經費，繼續辦學。 　　1952年第一屆學僧結業。倓虛可能對如此籌資辦學不滿，要求辭職，但在董事會極力挽留下不得不留任，並招收了第二屆學僧20余人。1954年3月，第二屆學僧結業。這時香港經濟已恢復，辦學經費也不再成大問題，可是生源卻不行了。由此暴露出佛教界、特別是僧伽現狀仍不足以吸引現代大都市一般青年的問題。倓虛法師對此很不滿意，再次要求辭職，學佛院停辦。華南學佛院儘管停了，但它也可說完成了使命：一是培養了釋樂渡、寶燈、暢懷、智開、性空、誠祥、智海、圓智、智梵等僧才，他們不是成了20世紀60-80年代香港佛教的骨干，就是前往美國、加拿大弘法，都闖出了一片新天地。二是為香港僧教育開創了傳統。繼此，20世紀60年代初太虛弟子敏智在屯門藍地妙法寺創辦了內明書院。70年代後期，倓虛弟子永惺法師繼承倓虛遺志，在荃灣西方寺設立了僧伽培訓班。 　　倓虛法師是中國近代站在時代前列的數得上的佛教教育家，他一生主持與創辦佛教學校達10多所，大多辦學有方。其中僧校達9所，培養的佛教人才遍布國內外。如果沒有像倓虛那樣的一批佛教教育家，中國佛教青黃不接的斷層將更加嚴重，當代佛教的復興也不可想象。 　　佛教教育既須先行，也是中國佛教實現現代轉型阻力較輕的一方面。而太虛大師早在20世紀初就提出的僧伽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至今仍未被人們充分認識。如同人們常說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變好，制度不好也可以使好人變壞，制度好壞不僅涉及個人的成長，有了好的制度並得到貫徹落實的話，可以成批地改造人。相反的例子在中國近代佛教史上也俯拾皆是，如真華法師在其《參學瑣談》中舉的釋樂禪、釋仁善就是典型。前者「面相、談吐、唱念都很好，」「道心也好得不得了」，但後來去趕經懺不到半年，「收入超過一般清眾兩倍以上，但後來混得連褲子都沒得穿。」後者「人極聰明，長得又帥，喉嚨也好。」但後來也為了趕經懺，「因為于唱念時好出風頭，受了內傷，時常咯血」，後來就沒有再得到他的消息了。④兩例都說明許多寺院對經懺仍缺乏制度約束。在教育得到普遍重視的前提下，繼承傳統之優長的佛教制度建設就成為根本保障。如果沒有這一層配套，進一步加強佛教教育的努力與效果在某種程度上會被抵消，因為現實往往比宣傳更有說服力。如果沒有這一層的配套，發展佛教文化、生產、社會福利事業的成果也不能確保，因為正法以及寺院接班人的承繼有序是這些事業不致蹈虛的基石。制度，本身也能起改變人、教育人的作用。甚至可以說，它在比教育更深的層面上引導著、改造著一代代人。一般說來，青少年受教育的影響較大些，而中年以後的思想變遷更多的受制于現實，其中制度的影響更具有直接性。所以，儘管宣傳教育都勸人為善，鼓勵人精進向上，但如果在法脈與寺院主持的承繼、職事的分派使用等具體方面不能與僧伽個人的管理能力、道行、修持努力的程度相應的話，教育的效果往往被抹煞；如果不能依靠建立並實行有序化的叢林制度給年輕僧伽更多的管理鍛煉提高的機會、文化深造機會，口頭的宣講鼓勵也往往落空。總之，在佛教的現代轉型方面，教育先行已達成共識，但制度建設也應跟上。 　　倓虛法師在根本上也反對以經懺牟利，因而他創立的湛山寺不做經懺，但有些對建寺護法有貢獻的居士一再要求為其追思已故親屬而變通一下。倓虛無奈，就從除弊出發，對經懺的制度安排作了重新考慮：1他把經懺服務的對象嚴格限制在這些有貢獻的居士中，不是誰有錢就給誰辦。2這些居士為此付的供養全歸寺院公有，然後由寺方統一計發單錢給參與念經的和尚，不准爭多嫌少。3在寺院內辦的經懺佛事不得妨礙湛山佛教學校的教學，只有在課余時間才可考慮。4嚴格控制，防止產生不良社會影響。這點也恰恰是近代僧制改革的重點。至今這類情況仍與百年前差別不是很大。辦經懺雖然也有寺院為從經濟上增加收入的需要，但對僧人的毒害極大。當然，這也因為不少信眾的宗教需求大多仍停留在超升薦亡諸層，但責怪信眾的需求落後無濟于事，因為信眾可以通過僧伽引導，提高僧伽素質並從制度上防止好人變壞才是佛教根本所在。 　　倓虛對天台弘傳的又一重大貢獻是他改革了傳統的嗣法制度。他的基本主張與做法是「傳法不傳座」。他認為：「接法的人，只要他破參、開悟、有資格，合于接法的條件，三個五個，十個八個，往下傳都可以；甚至自己的徒弟、徒子，只要他是個法器，都不妨傳給他一支法，讓他到外面去弘揚佛法。」但是，凡寺院的住持則「或(由佛教會)特派或公選，不許私人授受，亦不定法嗣(指寺院繼任住持)。任何法卷，與寺廟無關。所有天台宗法卷，原屬弘法系統，非住持之左券，不與廟務及住持遜座相干。」⑤這就一方面能保持天台法脈不墜，甚至猶如細胞分裂一樣加速弘傳。法卷既是對接法者學識德行的肯定，也是讓他能在社會立足的幫助。但不傳任何寺產，反而能鞭策接法者去自謀發展。另一方面寺院住持公推，則保證了選賢選能，杜絕了所謂「房頭患」，亦即寺院繼承子孫制之弊被徹底根除。倓虛法師改革僧制的做法最為切實可行，把傳法與傳座分開，是鑑于傳法兼傳座形成了必會連帶產生的流弊，即久而久之，寺院就變成了本宗子孫的「家產」。而分離制的內在依據是：傳法指本宗歷代法脈，即弘法特色的傳承。受法者只要對佛學及本宗特色有相當的研究或悟解，具有講經說法或針砭棒喝等啟導後學的能力，就能擔當使法脈綿延弘傳的重任。所以，受法者可以憑傳法師對其學問人品的考察而定。為了佛教各宗的繁榮振興，這也是有必要的。千篇一律，則會窒息生機。傳座指寺院新任住持產生的方法，凡任住持者，必須學問、道德、修持功力、辦事能力兼具，為眾望所歸。所以，受座者則應由全寺僧眾推選。 　　倓虛法師「在保守中帶有新意」的做法⑥，實質上與太虛大師的改革相呼應，相促進。甚至可以說，象倓虛法師那樣，從實際出發，對佛教衰落的主要原因與沿用的寺規僧制的弊端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同時堅持和發揚優良傳統，以此確定應革應興，才是最有效的除弊興利的方法、途徑，才能真正使佛教與寺院得到恢復與振興，而不是徒有其表而已。 　　倓虛法師晚年還在香港創辦了佛教印經處、中華佛教圖書館、天台精舍、弘法佛堂、青山極樂寺等，為天台宗的弘傳拓寬了道路。他一生在各地講經43年，以講《金剛經》這部般若要藉貫徹始終。此乃恢復繼承台宗創始人慧文大師的傳統。倓虛法師學識宏通，所講經論達數十種。淨土經典如《阿彌陀經》亦為常講之一。他著述甚豐，有關台宗者為《天台傳佛心印記釋要》、《始終心要義記》等，彙為《湛山大師法彙》。他的自傳《影塵回憶錄》更為中國近代北方以及香港地區的佛教真實狀況及其演變留下了珍貴的記錄。不了解這些，我們就不可能理解當下，更不可能把握中國佛教的未來。 　　1963年6月，倓虛法師在中華佛教圖書館講到《金剛經》第十七分「究竟無我」時，突感身體疲憊而終止。其時年已89歲，經醫生檢查沒什麼大病，只是衰老而已。同年8月11日下午，結跏趺坐圓寂。僧臘戒臘四十六，法臘三十八。一代宗師雖往生，「蒙其影響皈向佛門者，無慮數百萬人。」⑦ 　　然而，現實從來不能盡如人意。許多寺院的實際情況如中國佛協六屆一次常務擴大會議所指出：「我國佛教在大好的機遇面前，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思想的影響，以致使佛教界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造成寺院道風不整，管理混亂，甚至有極少數人違法亂紀，刑事犯罪。個別寺院的執事人員與教外不法分子惡意串通，嚴重損害寺院的利益，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學修不講，追逐名利的不良風氣，嚴重影響了佛教的自身建設。」⑧至今，隨著佛教寺院及宗教管理部門批准的佛教活動場所越來越多，有的地方有的寺院存在著變本加厲之勢。這些不良現象與弊病，在各地各寺院表現不同。既必須加強教育，也有必要根據不同情況健全與整頓寺規，加以克服。因此，倓虛法師一生為人行事有很多值得學習之處。特別是他中年出家，因而處理人際關系相當老成持重，被諦閑大師譽為「虎豹生來自不群」。⑨這歷來在社會上或寺院小社會中都相當重要。對佛教表面興旺後面的衰象及流弊，一些青年特別敏感，有要求振興改革的要求，但往往因沒有處理好人際關系，受阻于現實，導致或過或不及。太虛大師在《救僧運動》中曾批評那時要求改革的青年僧人：「不及者，亦腐化僻化于舊僧；遂欲以當寺職、充院主了之，或欲以逸居無事，念佛等死。太過者，則唯知以辦學、宜傳、服務、作工為事，而欲取僧之寺院事業，皆化為基督教青年會式而後快；無法以達之也，則自尋其新式之生活。殊不知其分內之所宜為者，固當以持戒、忍辱、苦行為本，深入僻僧中以自為出世之修證，而開發彼為法為眾之悲願；深入腐化僧中以潛行應世之教化，而引起彼求學求戒之慚愧。」這些話，仍值得發心振興佛教者警醒，而倓虛法師之所以能夠起衰除弊，終于成為天台一代宗師的成功經驗，更值得後來者效法。 　　注釋： 　　①歐陽漸《唯識抉擇談》，《歐陽漸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 　　②釋倓虛《影塵回憶錄》，上海佛學書局1993年印行本。 　　③參見方興《現代佛教的傑出教育家──湛山老人》，載《內明》第173、174期 1986年8、9月。 　　④釋真華《參學瑣談》第102-104頁，福嚴精舍1996年重版。 　　⑤釋倓虛《影塵回憶錄》。 　　⑥江燦騰《20世紀台灣佛教的轉型與發展》高雄 淨心佛教基金會1995年印本。 　　⑦蔡運辰《倓虛大師傳》，《影塵回憶錄》附錄，上海佛學書局1993年印行本。 　　⑧徐玉成《中國佛協召開六屆一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及省級佛協工作座談會》，《法音》1995年第4期。 　　⑨蔡運辰《倓虛大師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