倓虛大師——中國近現代佛教界教育家(哈斯朝魯)

倓虛大師——中國近現代佛教界教育家哈斯朝魯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

中國進入近代以後，東西方文化的碰撞更為劇烈，社會變化更為急速。在清末民初，北方的佛教非常衰微。華北的佛教，歷來以北京為中心，當時京城有1100多處大小寺廟，但沒有一處請法師講經的，都是以經懺和交際為主。東北的佛教更是衰微，以往沒有講經的法師，一直到1921年，倓虛大師到東北辦僧學，才有了弘法的法師，使東北緇素兩眾聞知正法，東北佛教得到復興。倓虛大師是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他所興建的寺院有營口的楞嚴寺、哈爾濱的極樂寺、長春的般若寺、青島的湛山寺等，經他復興的有吉林的彌陀寺、天津的大悲院、瀋陽的般若寺和永安寺等。他把生命的最後15年在香港度過的，在那里弘法圓滿。倓虛大師是中國近現代佛教界的教育家，他一生中所設立的佛學院就有13處之多，他所興建的寺院均附設有佛學院，他造就的僧才及度化出家的僧伽難以數計，像黑龍江的定西法師、吉林的澍培法師、山東的能闡法師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建寺興學的同時，在各地講經說法43年260余會，講《心經》64遍、《金剛經》42遍、《彌陀經》24遍、《楞嚴經》13遍，其他經論疏注各數遍不等。一、與佛有緣倓虛大師(1875 —1963年)，俗姓王，名福庭，清光緒元年(1875年)六月初一誕生于河北寧河縣北河口北塘莊。父親王德清以帆船貿易，到各地做買賣為生。母親張氏生了七八胎，都沒有養大，36歲時生了他。三歲不能呼父母，惟言「吃齋」二字。他11歲時進入私塾讀書，斷斷續續讀了四年。14歲時，母親送他到一家舖戶學買賣，學了半年就回家。後來有了出家的心願，40歲時曾到北京附近的懷柔縣紅螺山資福寺聽寶一和尚講經，欲出家，又不果。 1917年，倓虛大師43歲時，「感覺到人生在呼吸間，世網縈纏，終無了期，便毅然放下一切」[1]，經天津清修院清池和尚的推薦，在河北淶水縣高明寺求純魁禪師剃度出家，法名隆銜。落髮之後，兩位法師開示了一番：「出了家如同又降生一次，像另轉成一個人一樣。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從此改頭換面，做丈夫事，行人之所難行，做人之所難做。將來主持佛法，宏范三界，成無上覺，為天人師，方不負出家學道一場！『隆銜』兩個字，如同剛一下生起的乳名，受戒的時候，再按照名字的意思，起一個學字。出家之後，最初要先學戒，由戒生定，因定發慧，這是最要緊的事！」[2] 剃度後隨清池和尚來到天津清修院，打鼓撞鍾、收拾佛堂、打掃院子。同年9月，南下浙江寧波觀宗寺受具足戒，並留在諦閑大師所辦的佛學研究社里學習天台教法。「他在社學習期間，發奮忘食，十分努力。很受到諦老的重視。事實上，諦老也因為弟子多是南方人，北方佛法衰微，他希望能培養出幾位北方弟子，以復興北方的佛教。」[3] 就拿倓虛大師的話說：「諦老法師，對于教導後學方面，得算煞費苦心！無微不至。處處鼓舞學生，處處想造就人材；尤其對北方同學，格外慈悲的很！因為他看到北方佛法很零落，久已想到北方來振興佛法；但因為言語不通，也碰不巧這種機會，所以總想造就幾個北方人材才滿願。因此凡有北方去學教的人，就特別優待，特別親近。……尤其對我，雖然我歲數較大，卻處處受到他老的另眼看待和教導。說到這種地方，真使我們北方人，特別感激！拿我個人來說，當初受到他老那樣的寬容重視，慈心成就，真是我的法身父母，慧命導師，直到現在，我想起來，都感激得涕淚交下！」[4] 1918年3月，北京的佛教居士們發起「戊午講經會」，請諦閑大師講《圓覺經》。「諦老以倓虛是北方人，帶著他去，語言溝通上方便些。另外同去的，還有仁山法師和戒蓮法師。」[5] 諦閑大師在北京講經3個多月，7月份師徒4人南返。倓虛大師在這期間，締交了葉恭綽、蒯若木、蔣維喬、江味農、徐蔚如等居士。「以後他的弘法事業，得到這些人的護持與支援。」[6] 1919年，諦閑大師赴五磊山傳戒，清池和尚為教授，倓虛大師赴天津清修院代主院事，戒期後仍返寧波觀宗寺。倓虛大師回寺後，在觀宗學社又要苦學，1920年秋三年修學期滿。于是，他辭別諦閑大師行腳參訪，與派往北京請藏經的禪定和尚同行。是諦閑大師的關懷和教導，喚起了他人生的勇氣和希望；觀宗寺三年的修學生活，不僅使他找到了求學修法的途徑，而且找到了人生的理想和信仰。三年後的今天，他要離開受戒、學教參禪的觀宗寺，離別慈愛尊敬的諦閑大師，告別朝暮相處的同修，真是難分難舍，從心底里感激和崇信他們。二、建寺辦學講經弘法倓虛大師「佩台宗法印，生平職志以講經宏法，建寺安僧為主。狀貌魁梧，聲如洪鍾，每一升座，四眾云集，披隙導窾，莫不如所欲聞。」[7] 他在北方各地講經說法，深入淺出，廣受僧俗愛戴，在東北聲譽日著。「一九二○年，回北方後，即隨了各種不同的因緣，從事辦學、修廟、弘法等工作，三十年來未曾稍憩。計自一九二一年起，共創建十方弘法大叢林九處，弘法支院十七處，佛學院十三處，在家中學兩處，小學兩處，印經處兩處，談經二百余會，著述十余種。曾在門下受業學生一千余人，培養已能在各地擔任弘法事業者三十余人，傳法者十四人。計三十年來所有徒弟、徒子、徒孫、戒弟子、皈依弟子、學生及各地直接信眾法眷屬等不下十幾萬人！」 [8] 他一生中興建了許多寺院，尤其是復興了東北佛教。「最初發起修廟，是在營口。其次是哈爾濱，極樂寺；長春般若寺；瀋陽般若寺；綏化法華寺；青島湛山寺；天津復興大悲院，這是幾處比較規模大的。其他在東北還有十幾處小廟子，直接或間接都有些關系。」[9] (一)在華北弘法倓虛大師同禪定和尚經上海、南通、天津、營口、哈爾濱、瀋陽來到北京。「從離觀宗寺，東跑西奔，走了好些地方，對印藏經的錢，已經募到五千多塊。請求印刷藏經的呈文，也得到政府的批准，這算都辦妥了。」[10] 1921年春，倓虛大師應北京佛教籌賑會之請，到河北省井陘縣顯聖寺講《金剛經》、《彌陀經》和《地藏經》一個月。1925年4月，應北京柏林寺之請，講《楞嚴經》。7月間，接西直門內彌勒院任住持，設佛學院立僧學，講《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9月，隨中國政府所組之中國佛教代表團(道階法師任團長、太虛大師、胡端霖居士、王一亭居士為副團長)，同太虛、道階、持松、弘傘、曼殊揭諦等法師、韓清淨、徐森玉、楊鶴慶、張宗載等居士一起赴日本東京，參加了東亞佛教聯合會。1926年6月底，赴北京彌勒院佛學院，開講《楞嚴經》。1927年4月，又去北京彌勒院佛學院講《楞嚴經》期間，在公館講《金剛經》、《心經》。1928年2月底，赴北京彌勒院，給學生上課，講《藥師經》，後應柏林寺講《楞嚴經》。是年，任北京法源寺住持。他在北京彌勒院辦學，前後共六個年頭。1935年5月中旬，倓虛大師正在青島湛山寺料理修講堂齋堂，天津甲戌講經會請他去天津講《楞嚴經》、《心經》。1940年4月，去天津講《金剛經》、《心經》，修大悲院的事談妥。1941年去天津，在佛教居士林講《維摩經》一個月，在功德林講《金剛經》半個月。然後去寧河原籍掃墓，為莊眾父老等說佛法好處，讓他們都皈依三寶。倓虛大師回憶說：「那時因我在天津，居士們有供養錢的，去寧河時，將此款攜帶，交公所會首，周濟貧人(因那時北塘等地正鬧糧荒)。這是我出家後，第一次在本地辦此小小善舉。」[11] 在此逗留一周後去天津講《地藏經》，去唐山商務會講《普門品》，去蘆台藥王廟講《心經》。10月初，又去天津功德林講《普賢行願品》。本月中旬，在北京中國佛教學院、中國佛教學院尼眾分院、淨蓮寺佛學院、拈花寺戒期分別講演，在北海懷仁堂講《始終心要》，在廣濟寺講《心經》，在華北居士林講《金剛經》、《心經》。1942年，在天津功德林講《普賢行願品》，在居士林講《彌陀經》。1943年春，在天津督理大悲院開工，在功德林講《金剛經》。3月，在北京中國佛教學院講演，在華北居士林講《心經》；去滄州居士林講《金剛經》、《心經》，作祈雨法會，第三天普降甘霖。1944年，給中國佛教學院學僧上課，講《金剛經》、《心經》、《維摩經》。1945年上半年，給學僧上課講《楞嚴經》。1946年7月，在天津講《普門品》、《楞嚴經》。 (二)在東北建寺辦學

在遼寧倓虛大師在觀宗學社修學圓滿，曾回到營口探視一同研究《楞嚴經》的朋友和妻兒。後來他的妻子也皈依念佛，兒子也發心出家，這就是他這次回家的度化之功。他曾回憶道：「從一九二○年起，我內人接受我的勸導，開始信佛念佛。孩子們自幼生長在佛化家庭里，耳濡目染，無形中也受到佛教的薰陶，後來有兩個孩子也自動出家了。我內人念佛念了七八年工夫，到了一九二八年往生。」[12] 他在營口期間，遇到早先在宣講堂一同研究《楞嚴經》的王志一、陸炳南、于春圃等幾位朋友。過去倓虛大師在營口宣講堂，以至他開藥鋪的時候，他們幾個同人就在一塊研究《楞嚴經》，經過七八年的工夫。倓虛大師出家後，他們還是繼續研究。這回他們逢到一塊，為了想在營口弘揚佛法，同時還為了他們曾在一塊研究《楞嚴經》多年，為倓虛大師作一個紀念，所以提倡請倓虛法師在營口主持建立一所楞嚴寺。經過大家的努力和各方的支援，于1922年春天開工。「後來斷斷續續，經十年工夫，把廟修成。前面山門，鍾鼓二樓，進去山門有天王殿，上後大殿，再往後，藏經樓法堂。後院東面齋堂、伽藍殿、大寮、庫房；西面客堂、司房、禪堂、學校講堂、祖師殿、水陸壇，都次第落成。以後在這里辦一個佛學院。」[13] 對此倓虛大師回憶說：「中間我因為到各地去講經，還顧及修哈爾濱極樂寺、長春般若寺(都是一九二二年發起)、瀋陽般若寺，對營口修廟的事，顧不過來，事情都是由宣講堂幾位熱心居士他們主持辦理。記得在具文立案的時候，有四十多個具名。所以修楞嚴寺都是他們的功勞，尤其陸炳南居士，總其大成，他的功績更大！」[14] 1931年，一所具有相當規模的楞嚴寺竣工，倓虛大師讓營口宣講堂主持修廟的幾位居士和當地士紳，把浙江省寧波天童寺方長禪定和尚請來，在營口楞嚴寺接充首任十方選賢住持，8月間開光，並傳戒圓滿。 1921年，倓虛大師從河北省井陘縣顯聖寺講完經到北京，應奉天(今瀋陽)萬壽寺辦僧學。「因為那時時局轉變，新人當權，各地方正鬧毀廟興學，弄得出家人日不聊生。有知識、有聯絡的人，對少部分廟產還能守得住，如果是一般無知無識的出家人，自己行為再不正經，使外人有所藉口，那就更無法挽救了。奉天萬壽寺，在關外很有名，產業也有，趕到拆廟興學之際，如果自己對公益事業上，沒有一點名義，沒有一點表示，想保住自己的廟產，這在理論上是說不過去。于是萬壽寺就藉這種機會，預備辦僧學。這樣一方面對外說話有藉口，一方面對佛教本身上說，還能培養弘法人材。」[15] 最初辦學招生，要請一位主講法師，萬壽寺把這件事委托給禪定和尚，他就讓倓虛大師任主講。于是招了20名學生，4月8日開學，方丈省緣和尚任校長，他的一位戒兄弟當監學，倓虛大師就這樣在這里連當了三年法師。對此倓虛大師回憶說：「我自己知道我很苦惱，四十多歲才出家，出家後在觀宗寺跟諦老學幾年教，回到北方就主持辦學。平素人家都以法師之名稱我，我也馬馬虎虎的就答應。實在跟人家那些有道德有學問，有名望的法師比起來，簡直太慚愧了。不過自己知道自己苦惱，還恐怕後來的諸位法師也像我一樣的苦惱，所以到一個地方就想辦學，預備多培養幾個人才，一來能滿自己的願，二則也能在社會上宏揚佛法。況且培養學生，比專門養一般趕經懺的好的多。」[16] 他在這里任主講三年之久，一開學就講了《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第二年講了《金剛經》、《彌陀經》、《地藏經》，第三年講了《楞嚴經》、《教觀綱宗》、《心經》和《始終心要》等。他還寫成了一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義疏》，在天津出版。瀋陽南關般若寺原為古廟，「建于清康熙年間，曾出一古林禪師，很有名，其語錄載在奉天志書。古林禪師的後輩，缺行持，不務正，弄得在地方上站不住腳，把廟賣給小北門外永安寺老和尚。老和尚圓寂後，其後人名蓮居，將廟讓給一尼僧。尼僧死後，停靈于大殿，因無人住持，廟遂荒廢，多年以來，鴿翎蝠糞，蛛網塵封，每有乞丐，時來時去。」[17] 復興瀋陽般若寺的因緣，是因1921年倓虛大師在瀋陽萬壽寺開始辦學，有位王朗川居士經常來聽經，三年後對佛學頗有心得，欲蓋廟專門研究佛學。當時巡閱使府總參議楊麟閣其同學友趙藎臣和王朗川相識，談起修廟宏揚佛法事，「趙言大南關般若寺荒廢已久，無人修砌，現在應當保存古蹟，待我與楊總參議說明，保存古蹟，他必贊成。後來由趙藎臣和楊麟閣見面，說明保存古廟，弘揚佛法，救正人心，楊很以為然，知道佛法確實有益于社會人心，遂由其衙署下公事，命王朗川發起，重修般若寺」[18] 最初由王朗川居士一個人經辦，後來王朗川堅邀倓虛大師做住持擔任建築費，王本人以佛學會會長名義擔任監修。先將前殿、山門、大殿修起，又修兩邊配房各五間，後來將大殿後藏經樓上下五大間修起，僧房院宇煥然一新。倓虛大師另外在瀋陽小北門外，還重修了永安寺。 1921年暑假期間，倓虛大師到海城講《彌陀經》，到虎獐屯講堂講《金剛經》，收了皈依弟子40余人。他曾回憶道：「過去我在東北時，有些虛名，一般人慕著我這個虛名，要跟我出家，我都婉言拒絕。以後他們不經我知道，就掛我的名字去受戒，把我的願心違背了。就這樣有很多人跟我出家，究竟我有多少徒弟，我自己也不知道，往往見面都不認識。以後我在東北各地講經，敘起來有好些是徒弟、徒子、徒孫，都是臨濟一派。出家人為修行，如果不修行，無論跟任何人出家也無益。雖然有很多跟我出家的，可是我並沒房產物業給遺留，只是給結緣，掛我一個虛名，任其自己去修行。」[19] 放寒假時，去海城講堂講《金剛經》和《心經》。1922年暑假期間，應瀋陽國際公司之請，講《大乘起信論》。放寒假時，去營口講《金剛經》和《心經》。1925年9月，日本東京「東亞佛教聯合會」結束後，倓虛大師由朝鮮釜山坐火車回國，在瀋陽般若寺佛學會講《金剛經》。1926年3月底，去海城傳菩薩戒，收皈依弟子50余人。4月初，應海城騰鰲堡講《金剛經》、《心經》。月底，應海城牛頭山觀寺性亮和尚之約，代傳三皈五戒及菩薩戒，並開講《阿彌陀經》。12月初路過錦州，應朱子橋將軍和商會之請，講《金剛經》。1927年4月底，赴遼陽縣講《金剛經》、《心經》。9月，去瀋陽兵工廠講《金剛經》。1928年8月，「應朱將軍與朝陽縣慈善會發起，作水陸道場四十九日，超度歷年戰爭陣亡將士，綏靖殉難軍民；及歷劫死于兵燹癘疫、水火盜匪、一切無主無依孤魂。壇設艮道營子，分為三壇共作。」[20] 1930年正月，在瀋陽般若寺講《楞嚴經》、《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教觀綱宗》、《始終心要》、《心經義疏》、《金剛經》、《彌陀經》、《梵網經》。1936年，澍培法師請倓虛大師在長春般若寺傳戒，路經大連，講《金剛經》。1940年6月，去蓋平講堂講《彌陀經》。7月底，路過大連，在佛學會講《金剛經》，傳授皈戒，有200余人皈依三寶。1947年2月，先後在興城地藏寺、瀋陽般若寺講《心經》。
在黑龍江 1921年，在哈爾濱任中東鐵路稽察局長的陳飛青居士，深信佛法，發心建立一處大廟。1922年正月初二，倓虛大師去哈爾濱講《彌陀經》，陳飛青居士對他談建寺的意思。倓虛大師看蓋廟是好事，遂答允協助辦理。後來直奉戰起，受到阻擋。1923年戰事好轉，朱子橋將軍任中東鐵路護路總司令兼地方長官，陳飛青居士托人和朱將軍說修廟的事，朱將軍很樂意，說馬上就辦。「極樂寺頭一年動工，先修起來三層殿；及兩配殿各七間，尚未鋪瓦。廟前蓋起來十間瓦房，這是預備開會用的。」[21] 6月初放暑假，去哈爾濱作盂蘭盆會，講《彌陀經》和《地藏經》。11月間，去哈爾濱講《楞嚴經》，受佛教會朱子橋居士開會歡迎，「這時他到了哈爾濱，機緣成熟，建寺的工作已經開始，他就出任了這座『極樂寺』的首任住持，並負起繼續興建的責任。」[22] 他一邊講《楞嚴經》，一邊對修廟的事還總其成，前後照顧一切，還請了定西法師來幫忙。工程進行得很順利，1924年8月底工程告竣，所有房舍殿宇完全修好，原先辦的義學也由宣講堂遷到廟里。「極樂寺在外邊的名譽，一天比一天大，已竟成一個正式大叢林。十方來的人很多，平常都三四百人。」[23] 9月28日開光，善男信女燒香的很多，各機關來賓也很多。極樂寺竣工開光後，他在佛教學校講《金剛經》、《維摩經》、《心經》、《教觀綱宗》和《始終心要》等各一遍。1929年4月間，在極樂寺傳授千佛大戒，請諦閑大師來擔任得戒本師和尚，還請了天津清修院清池和尚。戒期內僧尼受戒者700余人，在家居士、男女二眾受戒者300余人。沙彌戒傳完，傳比丘戒時，「諦老從頭一天下午四時升座，到第二天九點傳戒完，經過十七小時的工夫，始終不放腿子，不下座，精神奕奕，飲食照常，按罈挨次說戒。」[24] 可見諦閑大師的工夫之深。「倓虛在觀宗寺觀宗學社受學時，諦老以他系北方人，在社中品學兼優，對他十分重視，目的就是希望他將來能在北方弘揚佛法。如今他果然達到了老和尚對他的期望，自然十分歡喜，親寫了一統嫡傳天台宗第四十四代法卷傳給他，倓虛于此繼承了天台宗的法嗣。」[25] 戒期圓滿，倓虛大師擔任極樂寺住持六年期滿卸任退座，推多年在極樂寺協助他辦事的定西法師繼任住持，去長春忙般若寺的興建。「他興復寺院明確地抱有為辦佛教教育而建寺的目的，與傳統做法有根本區別。其中，極樂寺佛學院、般若寺台宗佛學院都以研修台學為重點，為薄弱的東北佛教培養了大批人才。20世紀後期在美國、東南亞以及香港地區弘傳佛教的許多法師都來自東北，得益于由倓虛轉變的佛教風氣。」[26] 1925年11月，倓虛大師去齊齊哈爾講《金剛經》和《心經》。12月，去哈爾濱講《彌陀經》和《心經》。1926年正月，在哈爾濱極樂寺講《楞嚴經》。3月初，應綏化縣法華寺之請，講《普門品》、《金剛經》和《心經》。1927年正月，極樂寺學校開學，講《藥師經》。3月，應巴彥縣縣長之請，講《金剛經》、《心經》，又介紹到呼蘭縣講《彌陀經》。1928年正月底，赴阿城縣佛學會，講《金剛經》、《心經》，有30余人皈依。2月，去雙城堡慈善會講《彌陀經》、《心經》，有20余人皈依。10月初，在哈爾濱講《藥師經》。1931年5月間，赴哈爾濱講《金剛經》、《心經》、《彌陀經》，「9.18」事變後，為祈禱世界和平，講《妙法蓮華經》。1940年5月，赴哈爾濱極樂寺時，經過三岔河高明寺講《彌陀經》、《心經》，並傳三皈五戒。6月中旬，在哈爾濱講《金剛經》；月底，去一面坡佛教宣講堂講《心經》。
在吉林長春般若寺興建的起因，是倓虛大師在1922年應吉黑慈善聯合會之請，去長春講《金剛經》時就種下了。當時，地方護法居士丁樹敏、張子元、馬靖東等發起建寺，以建寺之緣由于講《金剛經》，所以就定名為「般若寺」。由于籌款不易，工程斷斷續續，建了10年猶未完成。他曾回憶道：「最初地基打好之後，讓我計畫怎樣修法，我想若錢多時，可以另修大殿，先修的做前殿；錢少時，前殿就作為大殿。經過幾年工夫，把廟修起來了，還沒等開光，正趕日本人在長春修馬路，廟地基礙事，要全拆！這真是不幸的事。後來經交涉，給拿遷移費，社會局又另給找一塊地皮四四方方比原先那個地方還寬敞，還適當把前廟拆除之後，所有新建築費，完全由社會局撥款包賠！這一來，大家都很省事，修起來比原先還好！」[27] 這期間，有一位早年在奉天萬壽寺作學僧的澍培法師到長春協助他建修般若寺。般若寺興建完成後，倓虛大師推薦澍培法師出任首任住持。1936年，般若寺遷移工程修完之後開光，澍培法師邀請倓虛大師來長春傳戒。「東北一向傳戒時少，偶爾傳一次戒，到很多人。二十五年般若寺傳戒，新戒到一千三百多人，加居士，加老戒師，加夥計等，上下有一千六七百人吃飯。每天用三十多袋面，廚房里二十幾個壯小夥子，專管和面。毛房又增加好幾處。長春信佛人很多，有錢人都去般若寺供齋，一上堂齋，一百幾十元錢即夠，期內打六十多上堂齋，其他中等還很多。」[28] 這一傳戒，竟成東北佛教界一時之盛。 1923年初放暑假，倓虛大師路過張家灣(今德惠縣)時，曾于該地慈善會講《彌陀經》。1925年10月底去哈爾濱時，應吉林商會之請，講《金剛經》。1926年2月，應舒蘭縣九頂山明真寺開光，講《彌陀經》、《心經》。4月，到榆樹縣講《金剛經》、《心經》。5月，去長春三江會館，講《楞嚴經》。月底，應吉林王省長之太夫人發殯，期前講《心經》、《彌陀經》。1940年5月中旬，應長春般若寺傳三皈五戒、菩薩戒，講《梵網經》。1940年6月，去吉林觀音古剎講《金剛經》，說三皈，並傳授五戒及菩薩戒，皈依三寶及受戒者200余人。1947年3、4月，在長春傳具足戒，在般若寺講《金剛經》，在居士林講《普門品》，作祈禱道場；赴吉林觀音古剎演說《法華大義》。7月間，在長春居士林講《心經》，在般若寺給學生講醫書。倓虛大師主張「寓佛學于醫學」，他說：「這並不是因我會醫道才主張這樣，就是我不會醫道也主張這樣。我早已看到，以後的出家人，除修行研究佛法外，無論如何要在本身上學一種養生的技能。……佛稱為無上醫王，佛說修菩薩行，要于五明處求。五明中就有醫方明，會醫學的人，可以自醫，又可以醫人；對于慈悲救人的宗旨，還不違背。既能造福社會，又能利益人群；還可以維持自己的生活，附帶著把佛法也弘揚出去了。這樣可以以佛法醫心，以醫藥醫身，身心俱無病，即可成佛。」[29] 講得很有說服力，值得我們深思。 (三)在西北弘法 1931年底，倓虛大師接到朱子橋居士的函請，邀去西安傳戒講經。當時他「因在好幾處擔任事情，不能分身，遂寫信辭掉。後朱將軍又來信力邀，並言太虛法師亦去，乃答允明年前往。」[30] 1932年2月底，倓虛大師接受朱子橋居士的邀請，前去陝西弘法，在西安佛化社講《維摩經》、《金剛經》、《心經》，在西安臥龍寺、大慈恩寺等處講一個多月經，去終南山圓通茅蓬講《金剛經》、《心經》，又回到西安講《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與西安佛學研究所主講華清法師合作籌辦西安大興善寺佛學院，在大興善寺開辦了佛學養成所，倓虛大師任所長，華清法師任教授。對此朱子橋居士與滬上名紳李祖紳、陝西康寄遙、楊叔吉、高戒忍等居士全力支持，西安軍政首長楊虎城、馮欽哉、王一山等均贊成此事，各有捐助。據倓虛大師講：「大興善寺，在大薦福寺南，創于晉初，盛于隋唐，初名遵善寺，亦名舍衛寺，范圍很大！按唐時大興善寺在長安外郭城內，靖善坊，面積適占一坊之地。寺建成後，代有重修，同治年間，以回亂，剎宇罹于兵燹，半付灰燼，經住持悟蓮等募資重修，始稍復舊觀。大興善寺為唐代密宗道場，開元年間，金剛智、不空、善無畏三大師嘗先後駐錫于此。按長安古剎提要說：『寺在西安永寧門外五里，東南距大慈恩寺三里許，闍羅芨多曾譯經其中，詔僧徒二十萬實之，招提之盛，甲于海內！』到現在為止，有的碑文上還記載說當年大興善寺住二十幾萬出家人，幾處開梆，幾處上殿，我覺得有些駭人聽聞，到底有多大地方能容二十幾萬出家人，後來打聽當地人，他們指著附近的山腰村落等說，這些現時民房住處等，全是當時出家人的茅蓬住處，從此可想見大興善寺為當時唯一首剎，亦可在唐代佛法之盛了。」 [31] 在這里開辦佛學院，陝西有了培育僧才之所。倓虛大師曾回憶道：「西安，地瘠民窮，又常鬧年荒，對于辦慈善事很困難。最初朱將軍請我來西安的目的，是因他幾次為西安一帶鬧年荒，辦賑濟，鑑于這里經常鬧年荒，並有虎狼傷人，天災人禍，遞有發生。原因是過去這里有佛法，人心向善，人們的生活也是豐衣足食。現在這里沒有佛法了，人們已不知道修福，所以常鬧飢荒。請我來的目的，除為在西安市內傳戒講經外，主要是為配合辦賑人員，到各處實際受賑地方，為一般窮苦人民，講演佛法，讓他們修福種點善根，免得常受飢荒之苦。在我去之前，當地因年月不好，餓死好多人，辦賑人員，都給設法埋葬。還有一些難童，男的女的一些無娘的孩子，有的給設法上學，有的給設法學手藝、學編織。我去到之後，一方面給那些難童講佛法，讓他們種善根；一方面給那些管理難童的首領人，講因果的事，讓他們以好心眼，以慈愛心，對那些無依無靠的失去母愛的孩子，善為管理照料。不然人們的業，會愈造愈大！」「世人多以佛法無益于世，殊不知佛法于世間之利益，最大不過！大家要知道！唐朝時代，佛法在西北一帶極興盛，人民的生活也好，民氣也最淳厚！現在沒有佛法了，民風也不像原先那樣淳厚了，人民的生活，也常鬧飢荒，不像原先那樣優厚了。試看現在的三江地帶，佛法比其他方面是興盛的，雖然這些地方是地狹人稠，可是大端說起來，這里一般人的生活，總是比別處是較好的，也沒鬧過什麼嚴重的饑饉災，這就是因佛法在這里興盛的緣故啊！」[32] 9月份，寧波觀宗寺來電報說諦閑大師已圓寂，本月間發龕，務必要去。他要去觀宗寺，順便做功德，護送磧砂藏玻璃版用木船運過渭水河到潼關，然後上火車到上海。他這次去觀宗寺，經鄞縣阿育王寺朝拜了佛舍利塔。回來時經上海，去靈巖山拜見印光法師。1933年赴北京，與朱子橋將軍晤面，洽談西安僧校事。 (四)在山東弘法
在濟南等地講經 1932年底，倓虛大師從上海來到山東青島，與諸護法計劃，先講經結緣，在民眾教育館講《金剛經》一遍，法會圓滿。臘月下旬去濟南，先講一部《彌陀經》，又講七天《心經》。1933年正月初六日，應世界紅十字會濟南總會之請，在濟南講《般若波羅密多心經》。2月初從北京去青島時，路經濟南，淨居寺方丈妙蓮和尚第二次請他講《彌陀經》。後來又在濟南重講《彌陀經》，去青島講《楞嚴經》、《大乘起信論》。1935年2月，去黃縣龍泉寺講《金剛經》、《心經》，傳授三皈五戒，有100余人皈依三寶；去龍口淨修寺講《金剛經》、《心經》，並傳授菩薩戒，受戒者50余人；去財神廟講《彌陀經》，皈依三寶者100余人。3月底，在即墨縣講《彌陀經》，有40余人皈依三寶，在平度縣念佛堂講《彌陀經》。4月底，在濟南淨居寺講《彌陀經》。這時能闡法師隨師叔寶賢法師前往聽講，會後拜訪倓虛大師，經過幾日的觀察，發現能闡法師慧根深廣，堪為法器，便收為弟子，命為侍者，隨後將其攜至青島湛山寺。秋初，回青島講《四十二章經》。1936年春，去即墨小靈山講《金剛經》、《心經》。1941年4月初，赴濟南公開講演7天。1945年5月間，應青島市各機關首長、各位居士之請，講《金剛經》。
興建青島湛山寺 1934年，青島湛山寺動工。對此倓虛大師回憶說：「關于修湛山寺的經過，可以說是一帆風順，並沒費很大困難。三十幾年來經營修廟事，在東北天津等修好幾處，都不稱意，惟湛山寺修的最滿我意。」[33] 秋後，湛山寺後殿及講堂僧寮等次第竣工，建立僧校，講《大乘起信論》。湛山寺佛學院「設有預(相當小學)、正(中學)、專(大專)、研究(本科)4科，分別為不同對象，開設不同課程，延請國內名僧慈舟、弘一等任教。為了造就僧才，他大力提倡學術自由，各宗兼重。儘管湛山寺是台宗道場，學僧以學天台三大部、五小部為主，但他不存門戶之見，弘一弘南山律宗，慈舟弘華嚴，倓虛也表贊同。」[34] 倓虛大師平素常說：「我在佛教里是個無能的人，說什麼，什麼都不成。不過仗佛菩薩加被，借諸位師傅的光明，給大家作一個跑腿的人。我雖然無能耐，如果有能耐、有修行的大德，我盡量想法給請來，讓大家跟著學。這樣于湛山寺也增光，于大家也有益。凡屬于大家有益的事，只要我力量能辦的到，總盡量去辦！」[35] 他說到就做到，于是邀請佛門教育家慈舟大師來湛山寺講演《比丘戒相》，並倡導結夏安居的古制，教風為之一振。「慈老到湛山後，對于規矩方面改正不少：沒有的也添了不少；如持午、誦戒、結夏、安居等，都是慈老在時所立。直到現在，還是按這樣規矩去行。」[36] 倓虛大師認為：「戒是給後人所立家法的總綱，律條是里面的一些細目。考究起來，非常嚴格！尤其講律的人，說到哪里要行到哪里，以身作則；不然說的和行的成兩回事，不但不能律己，也不能律人，久而久之都馬虎下去了。因此把慈老請來，讓大家對戒律多加注意。」[37] 慈舟大師是當代大德，南北都去過，飽參飽學，對各地家風規矩都經驗過。他在湛山寺講經講律外，有時到佛學會去講學。他向來是不別眾食，不單受人供養，一切隨眾。1937年4月，倓虛大師邀請弘一大師來湛山寺講律，住了五個多月。「弘老到湛山不幾天，大眾就要求講開示，以後又給學生研究戒律。講開示的題目，我還記得是『律己』，主要的是讓學律的人先要律己，不要拿戒律去律人，天天只見人家不對，不見自己不對，這是絕對錯誤的。……他平素持戒的工夫，就是以律己為要。口里不臧否人物，不說人是非長短。」 [38] 弘一大師為人樂善好施，風世勵俗，表率一方。他出家後，發願畢生研究戒學，誓護南山律宗，遍考中外律叢，校正五大部及其他律藏。他是倓虛大師最羨慕的一位大德。「倓虛是深知提高僧人素質的必要，一生千辛萬苦，興辦十一座佛學院。強調『坐地參方』，即把諸方大德請到廟中講學，讓後輩坐地參學，免去跋山涉水之勞。他尊重一公在律宗方面的建樹與艱苦卓絕的身體力行，很是景仰，可謂神交已久。」[39] 弘一大師對倓虛大師也很看重，他曾評價說：「倓虛法師，我初次和他見面時，看他像一個老莊稼人一樣，見面後他很健談的，講起經來很有骨格！發揮一種理時，說得很透辟！」 [40] 倓虛大師在湛山寺講《大乘妙法蓮華經》，同時在湛山精舍亦講《法華經》。1937年時，倓虛大師曾預備把印光法師請到湛山寺來，開一念佛堂，讓他在這里主持淨土道場，以後因事變沒能做到。1938年，在寺內作藥師道場，祈禱世界和平，開講《藥師經》、《普門品》，給學生上課講《維摩經》、《教觀綱宗》。1940年8月中旬，在湛山寺講《金剛經》。 (五)在香港弘法 1949年春，倓虛大師應虛云大和尚之邀，前去廣州主持復興光孝寺。4月份應邀為香港弘法精舍華南佛學院院長兼主講，已是76歲高齡的倓虛大師除授課外，每星期日到東蓮覺苑講《法華經》。這時兩年前來到香港的能闡法師與倓虛大師見面，師徒相見，歡欣不勝，遂相約齊心協力，共同弘法。憑藉倓虛大師的威德及其兩界弟子護持，香港弘法事業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成立了香港佛教聯合會，其中蘊含著能闡法師的一份功勞。1950年，能闡法師聞聽大陸已經解放，抱著愛國弘法的熱忱，辭別恩師，返回祖國。臨行前，倓虛大師親書天台四十五代法眷付于能闡法師，指令其為天台四十五代接法傳人,賜法名心道。同年，為了印行《諦閑大師遺集》，成立華南佛學院印經處，以大光法師于役編務，先後印經凡十余萬冊。是年夏，倓虛大師任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以後曾歷次被選，經再三婉辭未就，其後任董事。1951年，輯《諦閑大師遺集》，在香港印行。1952年，第一屆學僧畢業。1954年，創建天台精舍及諦閑大師紀念堂。1957年，購置新樓一幢，創辦了中華佛教圖書館，蒐購得7部《大藏經》及散裝經書2萬余冊，全日開放，任人借閱。他在圖書館舉辦星期講座，長年說法，講《楞嚴經》，風雨不誤，聽眾座無虛席。1962年，開創西貢塔院寺。倓虛大師在香港住了15年，「隨了不同的因緣，從事弘法、建寺造相、度僧、印經、放生、做道場、培植人材等工作。」[41] 他在香港還建立了青山極樂寺等。1963年，講完一部《楞嚴經》後，應四眾之請，在中華佛教圖書館講《金剛經》。夏歷五月初十，當講到第十七分「究竟無我」時便停講了。後來他回到弘法精舍，準備後事，對大眾說：「人生如做戲，活著如是，死亦如是，現在我的戲演完了，該要煞戲了。」[42] 並對門人等諸多咐囑，勉各自重。「夏歷六月初一，度過了他89歲的生日，二十二日下午，在大眾念佛聲中，結跏趺坐入寂。是時為1963年8月21日。世壽89歲，僧臘46年。」 [43]「這時門弟子們忽然省起，大師為什麼金剛經講到第十七分便停講，原來是預示『究竟無我』，要入涅槃了。」[44] 倓虛大師的門下弟子竟達1000余人。三、余論倓虛大師著作甚多，主要有《金剛般若波若蜜多經講義》、《金剛經親聞記》、《金剛經隨聞記》、《金剛經講記》、《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義疏》、《心經講義》、《心經講錄》、《般若波若蜜多心經講義親聞記》、《楞嚴經講義錄》、《大佛頂經妙玄要旨》、《普賢行願品隨聞記》、《普門品講錄》、《普門品隨聞記》、《四十二章經隨聞記》、《大乘起信論講義》、《天台傳佛心印記釋要》、《始終心要義記》、《水陸法會法語》、《讀經隨筆》、《佛學撮要》、《念佛論》、《淨土傳聲》、《演講錄初集》、《證道歌略解》、《僧璨大師信心銘略解》、《影塵回憶錄》、《湛山文鈔》等，後來弟子輯為《湛山大師法彙》行世。其中《影塵回憶錄》是在1948年夏季，由倓虛法師講述，大光法師蒐集補充編輯成書。1954年6月，為祝賀倓虛法師80大壽辰，在香港出版。以後多次再版印行，曾被譯為日文，日本《佛學大辭典》後面所附佛教大事年表，亦曾引徵該書作續編。美國《金蓮》雜志寫書評介紹該書，其他各種刊物對該書推薦評論者亦屬不鮮。1968年，收入《中華大典》。1969年，編入《中華續藏經》(即《中華大藏經》)。「在許多師友們的通訊和談話中，據說：本書和虛云老和尚年譜，對引人信佛方面，發生很大作用，因而出家作沙門者亦不少。」[45] 。可見，此書在僧俗四眾中廣泛流傳，使讀者收益非淺。倓虛大師在建寺辦學、講經說法的一生中，對佛法有了深刻的認識。他曾這樣說過：「關于修行的法門，細說起來，有八萬四千之多，所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現在大端說起來，不外四種：一、律行；二、淨行；三、禪行；四、密行。律行(亦稱梵行)，是依大小乘律，三聚淨戒等，防護身口意三業清淨；淨行，是以三業清淨，專修淨土法門，念佛憶佛拜佛等，末世眾生，以修此法門為最方便，最直捷了當，無論上中下根可以普攝，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念得相應，臨終決定往生極樂世界，永不退墮！禪行，是專修定功，如修四禪、四空、修不淨觀、數息觀、法界觀、般若真空觀、五種唯識觀、三止三觀等，各種三昧。密行，是以三業清淨，專持陀羅尼咒等。按眾生根性，四者隨以一種，精進不退，皆可圓滿菩提，究竟涅槃！」[46] 佛教追求的最高目標是涅槃解脫。涅槃世界是「無生、無起、無憂、無染之道，是止滅苦法，諸行俱靜，是安樂」。涅槃是個無物質束縛、無精神污染的境界，「猶如蓮華，無污染故」。古老的佛教在倓虛大師那里遇到了知音，他的講經說法和眾多著述，使人耳目一新，讓人走進佛教世界，踏上學佛之路，激勵人們積極向上，淨化心靈。倓虛大師曾改革了傳統的嗣法制度，他的基本主張與做法是「傳法不傳座」。他說：「我認為無論任何一個地方，都應當公開的實行十方選賢制，不許以十方地方送人情，私相授受。關于法統方面，過去的祖師們，都是以心印心(凡有悟道的，必受祖師印證，方可自信)。如達摩祖師，在西土為第二十八祖，到中國為禪宗初祖；西土自釋迦佛至達摩祖師，都是以心印心；東土從達摩至六祖慧能大師，亦是以心印心，並以衣缽相傳表信。六祖之前，悟道弟子，是如麻似粟，而付法傳衣，必待其人，官衣缽止于是單傳；六祖之後，因人信根已熟，衣缽成為爭端，故止于傳法，而不傳衣缽。可是現在人，卻把傳法事等閒視之，認為是不足輕重的了。」[47] 他還指出「傳法傳座」的流弊：第一，是傳法人的「感情過于理智」。第二，在老和尚傳法的時候，因無知人之明，往往大法子二法子，一傳四五個，當然這在紹隆佛法上是應該的。第三，在老和尚預備往下傳法的時候，有三個標準：一、挑年青人，歲數不比老和尚大的；二、道德、聲望、資格，一切都不如老和尚的；三、凡事須聽從老和尚招呼的。[48]所以他主張「傳法不傳座」，那為什麼呢？「因為法卷，是有關各宗歷代相承的一個宏法系統，與寺務及住持升座，根本是兩件事；傳法是因受法的人，對法理有解悟，有研究，研究到徹底，可以為人講經說法，緣法大時，可以為多數人講；緣法小時，可以為少數人講；緣不成熟時，可以止于自己明白，得傳法人的印證。傳座是因接座人的道德行持為眾望所歸，能領眾修行；能辦事刻苦耐勞，大家推選出他來，住持寺務，維持道場。接座的人可以接法(視情形亦有例外)，接法的人，除非有接座人所具足的條件、經大眾推選外，不能固定要接座；因此傳法時，不能對接法人固定要傳座。如果『傳法必定傳座』，受法的人認為是固定法嗣，必須升座當住持的話，那麼古今來的大德祖師，受人付法的多得很！到了受法之後，就應該留在一個地方等著升座當住持，不必到外面參學去了，也不必到外面宏揚佛法去了。事實不然！……大家要知道，接法是屬于自利一方面的，接座是屬于利他一方面的，雖然二者兼而有之者亦多有，但接法的人，可以接法，可能不領眾；而接座人則是可能不接法，而必須能領眾，兩者之情形不同如此，接法的人，只要他破參、開悟、有資格，合于接法的條件，三個五個，十個八個，往下傳都可以；甚而自己的徒弟徒子，只要他是一個法器，都不妨傳給他一支法，讓他到外面去宏揚佛法。所有受法的人，只要他因緣時節成熟，可以仗他的道德行持，分至四方，隨緣教化，只要他有十方人請他，他可以到各地寺廟，當執事、當方丈、當法師創建叢林、復興道場、著述立說，這全看他自己法緣如何了。」[49] 這就一方面能保持法脈不墜，甚至加速弘法；另一方面寺院住持公推，則保證了選賢選能，徹底根除寺院繼承子孫制之弊。法卷既是對接法者學識德行的肯定，也是讓他能在社會立足的幫助。但不傳任何寺產，反而能鞭策接法者去自謀發展。倓虛大師「傳法不傳座」的做法很有參考價值，值得我們借鑑和探討。

注釋： [1] 于凌波：《弘化東北的釋倓虛》，《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頁。 [2]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70頁。 [3] 于凌波：《弘化東北的釋倓虛》，《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頁。 [4]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81—82頁。 [5] 于凌波：《弘化東北的釋倓虛》，《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頁。 [6] 于凌波：《弘化東北的釋倓虛》，《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頁。 [7] 蔡運辰：《倓虛大師傳》，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478頁。 [8] 大光：《影塵回憶錄•私記緣起》，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24頁。 [9]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176頁。 [10]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144頁。 [11]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426—427頁。 [12]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161頁。 [13]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186頁。 [14]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186—187頁。 [15]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176—177頁。 [16]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187—188頁。 [17]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242—243頁。 [18]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243頁。 [19]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254頁。 [20]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419頁。 [21]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198頁。 [22] 于凌波：《弘化東北的釋倓虛》，《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頁。 [23]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214頁。 [24]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219頁。 [25] 于凌波：《弘化東北的釋倓虛》，《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頁。 [26] 陳兵、鄧子美：《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頁。 [27]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228頁。 [28]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235頁。 [29]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433頁。 [30]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277頁。 [31]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285頁。 [32]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278—279頁。 [33]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329—330頁。 [34] 朱封鰲、韋彥鐸：《中華天台宗通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454頁。 [35]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385頁。 [36]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384頁。 [37]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383頁。 [38]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392—393頁。 [39] 柯文輝：《曠世凡夫——弘一大師傳》，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40頁。 [40]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391—392頁。 [41] 大光：《影塵回憶錄•後敘》，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468頁。 [42] 大光：《影塵回憶錄•後敘》，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470頁。 [43] 于凌波：《弘化東北的釋倓虛》，《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頁。 [44] 大光：《影塵回憶錄•後敘》，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470頁。 [45] 大光：《影塵回憶錄•後敘》，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471頁。 [46]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460頁。 [47]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404頁。 [48]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405—406頁。 [49] 倓虛：《影塵回憶錄》，四川省宗教文化經濟交流服務中心，1998年，第407—409頁。

開佛知見，示佛知見，使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