倓虛法師及其在中國佛教史上地位(楊曾文)

倓虛法師及其在中國佛教史上地位

楊曾文

一、 出家學法，師事諦閑

倓虛(1875－1963)，名隆銜，倓虛是號，俗姓王，河北省寧河縣北河口北塘莊人。父名德清，以搭船四方經商為業，為人耿直，「敬以處事，誠以待人」。母親姓張，常以「惜福修福」教導子女，經常稱念阿彌陀佛名號。

倓虛自幼斷斷續續讀過四年私塾，年十四入商舖學徒半年，在家閒居期間曾閱讀《西游記》、《封神榜》及雜書，讀過《高王觀世音經》，十七歲結婚，因生重病深感生命無常，萌發學佛的念頭，後先到過瀋陽、大連、營口等地經商及在軍營、碼頭等處當統計、雜工等，學過醫卜星相乃至道教、基督教等，也為謀生擺過卦攤為人占卜，到佛教宣講堂講過經，開過藥店行醫，經歷過很多生活曲折和磨煉。因讀《金剛經》、《楞嚴經》等佛典，感到唯有佛法高深，為求得「佛法的宗旨」，「弘揚佛法」，決心出家為僧。1917年他雖已四十三歲，然而經天津清修院清池法師介紹，毅然到河北淶水縣高明寺剃度出家，接著在當年秋天南下浙江寧波，在觀宗寺特為諦閑法師慶祝六十壽辰舉辦的傳戒會上受沙彌戒、比丘戒和菩薩戒的「三壇大戒」，從此正式為僧。

觀宗寺原名延慶寺，宋代著名天台宗學僧法智知禮(960－1028)曾在此傳法[2]，後來逐漸荒廢，近代由諦閒修復，成為天台宗著名傳法中心。

自清末戊戌變法失敗以後直至民國初期，朝野多次發起改寺廟為學校，以寺產辦教育的所謂「廟產興學」之舉，對佛教造成極大沖擊。佛教界有識之士聯合社會各界同情佛教的人士通過上書疾呼、多方抵制而加以制止，並順應時代成立佛教組織，設立省市「僧教育會」，開辦學校、創辦刊物等，以維護佛教和推動佛教適應時代進行革新，湧現出諸如敬安、諦閑、月霞、圓瑛、太虛、常惺等法師及楊文會、歐陽漸等居士。上海、寧波、南京、杭州等城市是他們傳法和開展佛教革新活動的重要基地。[3]

諦閑(1858－1932)，俗姓朱，浙江黃巖人，出家後在天台山國清寺受戒，先後師事平湖福臻寺敏曦、上海龍華寺曉柔、大海等師，學習《法華》、《楞嚴》等經及天台止觀學說。1886年在上海龍華寺嗣法于蹟瑞融祖，為天台教觀第四十三世，先後住持溫州頭陀寺、紹興戒珠寺、上海龍華寺、寧波觀宗寺。諦閒為改變佛教日益衰落的形勢，重視辦學培養弘法人才，1910年在南京毗盧寺創辦江蘇佛教師范僧學校自任校長、總監，1913年在寧波觀宗寺開設觀宗研究社。1918年3月，在北洋政府擔任交通部長的葉恭綽[4]，與擔任鐵路督辦的曾在南京金陵刻經處跟楊仁山學過佛教的蒯若木居士，共同發起講經會，特地派徐蔚如居士到寧波請諦閒北上講《圓覺經》。諦閒在弟子仁山、倓虛陪同下來到北京講經，前後五個月，受到講經會居士的歡迎。葉恭綽、蒯若木為振興佛教，願意資助諦閑在觀宗寺辦學。諦閒回到寧波後，翌年將觀宗研究社改組成觀宗學舍(或稱學社)，對外招生。同年，住持寧波接待寺的圓瑛創辦了佛教講習所，也對外招生。諦閒畢生致力于講《法華》、《楞嚴》、《圓覺》、《金剛》等經和弘揚天台止觀，培養弟子。著有《大佛頂首楞嚴經指味疏》、《圓覺經講義》、《金剛經新疏》、《始終心要解》、《觀經疏鈔演義》、《教觀綱宗講記》等，有弟子倓虛等人編《諦閑大師遺集》行世。弟子中以寶靜、常惺、仁山、顯蔭、倓虛、持松、妙真等人最有名。[5]

諦閑雖也致志振興佛教，然而比較注重傳統，例如主張寺院應保持諸宗傳承法脈，將觀宗寺作為天台宗叢林，與當時在普陀山的印光被一些人看作是佛教界的「舊派」，而將表現比較激進，提出寺院寺產應為公有，廢除憑藉剃派(藉剃度形成的師徒世系)和法派(宗派傳承法系)私相傳授而實行十方選賢制等主張的太虛看作「新派」。[6]

倓虛剛到寧波觀宗寺時，正是諦閒住持此寺後的第六年，寺院修復工程尚未完成。觀宗研究社本由諦閑擔任主講，然而有時因為忙便由他的弟子靜修等人代講。觀宗研究社和後來改組成立的觀宗學舍主要講述天台宗的教典。天台宗以隋智顗撰述的《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為基本教典，稱之為「天台三大部」，而以《觀音玄義》、《觀音義疏》、《金光明經玄義》、《金光明經文句》、《觀無量壽經疏》為「天台五小部」。然而據倓虛在《影塵回憶錄》的記述，他未曾全部聽講這些教典。按照他提到的書名進行考察，他先後聽講過的典籍的著者和正式書名應是：元代蒙潤撰《天台四教儀集注》、南朝陳慧思著《大乘止觀法門》、明代智旭述《教觀綱宗》、宋代知禮撰《十不二門指要鈔》、隋代智顗述《法華玄義》，還有天台宗主要依據的大乘佛經《法華經》。

另據《影塵回憶錄》的記述，倓虛在觀宗寺期間似乎也閱讀過《大乘起信論》、隋智顗《摩訶止觀》、《六妙門》和湛然解釋《摩訶止觀》的《止觀義例》、《止觀大意》等教典以及寺院在各種場合常講誦的《金剛般若經》、《阿彌陀經》、《維摩詰經》、《地藏菩薩本願經》等佛經。

學舍實行夏學冬參制度。每天除聽講自學外，有修習止觀的實踐程序，還要參加寺院日常各種法事活動。學僧日常修習的內容，除天台止觀外，尚有禪宗的參話頭、動靜結合的「禪七」和淨土念佛的「佛七」，反映出中國佛教諸宗融合的性格。

倓虛在觀宗寺學習期間，開始因為基礎較差感到吃力，後來不僅能夠跟上，而且因為用功得法，理解獨到，還受到過諦閒的讚揚，甚至在出發到北京講經時還同意讓倓虛隨從前往。倓虛在《影塵回憶錄》中介紹了當時北京佛教的情況，說當時北京佛教界寺僧彼此不團結，像一盤散沙，除熱衷經懺、交結達官貴人外，對講經這種傳法活動卻不歡迎。諦閒入京講經雖受到葉公綽、蒯若木和蔣維喬[7]等居士的歡迎，然而在各大寺院反映卻十分冷淡。倓虛記述說：

在北京，統計起來有一千多處廟，但因為宗派的關系和有南北方的不同，佛教界內部所以不能團結合作。尤其有清以來，各廟有身份的出家人，差不多都和官府打交道，所謂「名僧風格，酷肖俗流。」把自己本分的事——佛法，都關到了門里邊，沒人去問。久而久之，把自己和整個佛教的價值也都忘掉了，弘揚佛法的事，就沒人去辦。加以南北方派系的不同，往往意見不一，互相歧視。在弘法事業上，甲方不去辦，乙方也不能去，否則就有「蓋場」之嫌而引起矛盾。這樣一來，對闡揚佛法事業，誰也不去過問。如此以往，佛法在當時凋敝的情形是可想而知了。

……北京有一千一百多處廟，大叢林七十幾處，才不過有幾處歡迎諦老法師，可見當時弘揚佛法之難了。

可以想見，這些在倓虛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是以後激勵他在北方各地建寺弘法的力量之一。

倓虛從1917年9月至觀宗寺，到1920年9月藉故辭別諦閒離開，在觀宗寺整整學習了三年，雖然沒有系統地全部研讀天台宗典籍，然而通過聽講、學習前面提到的那些天台宗教典，並通過日常的禪修活動，不僅對天台宗的止觀理論已經基本掌握，而且對禪宗、淨土宗的思想和修持方法也有所了解，為他以後在各地講經傳法打下了比較堅實的佛法基礎。同時，他在寧波觀宗寺學習和隨諦閒到北京講經期間，結識了寺內外很多僧俗朋友，以後在各地建寺傳法中經常得到他們的援助。

[1] 現有山東青島湛山寺1999年10月的影印本及陽谷海會講寺2009年為紀念建寺300周年的影印本。 [2] 知禮，宋代天台宗僧，俗姓金，四明(今寧波)人，從天台山螺溪傳教院義通學天台止觀，長期在四明保恩院(後敕改延慶寺)傳法，是天台宗山家派代表人物，與以晤恩及其弟子代表的天台宗山外派爭論達四十年，著有《釋難扶宗記》、《觀心二百問》、《十不二門指要抄》、《觀音經玄義記》、《觀音經義疏記》、《別理隨緣二十問》、《金光明經玄義拾遺記》、《金光明經文句記》等，另有宗曉所編《四明尊者教行錄》行世。 [3] 蔣維喬著、1989年重印《中國佛教史》第十七章，並參考印順編《太虛年譜》、明晹主編《圓瑛年譜》有關記事。 [4]葉恭綽(1881－1968) ，又名譽虎，號遐庵、矩園，廣東番禺人，畢業于京師大學堂仕學館，曾留學日本，後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長，1923年赴廣州任孫中山主持革命政府財政部長，1927年任北京大學國學館館長，抗戰時避居香港。建國後歷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北京畫院副院長、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著名藏書家、書法家，將所藏大量珍貴典籍、書畫、文物捐贈北京、上海等地博物館。著有《遐庵詞贅稿》、《遐庵書畫集》、《清代學者傳像續編》，《遐庵談藝錄》、《遐庵清秘錄》、《五代十國文》等。 [5] 據寶靜述《諦公老法師別傳》及逸山輯錄、寶靜編述《諦公老法師年譜》、《諦閑大師碑銘》，載寶靜輯《諦閑大師語錄》，上海佛學書局1995年印行；于凌波著《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 [6] 印順編撰《太虛年譜》1913年六月記事：「大師還滬……聞志圓談及：時人或以諦老、印老及大師為中國佛教三大派；或以諦老為舊派而大師為新派者。雖大師未嘗有意乎新舊之分(自傳十五)，而事實固已形成新舊之勢。(>p.139)」。 [7]蔣維喬(1873－1958)，江蘇常州武進人，佛教居士，字竹莊，別號因是子，自幼多病，曾學道家方術健身，1903年任上海愛國學社、愛國女學教員，後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寫小學教材，辛亥革命後歷任教育部秘書長、江蘇省教育廳長、東南大學校長等，1929年任上海光華大學哲學系教授。所編《因是子靜坐法》、《因是子靜坐法續編》、《中國的呼吸習靜養生法––氣功防治法》，受到歡迎。著作另有《中國佛教史》、《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佛學概論》等書。 。同時，他在寧波觀宗寺學習和隨諦閒到北京講經期間，結識了寺內外很多僧俗朋友，以後在各地建寺傳法中經常得到他們的援助。

二、 倓虛建寺弘法活動及其重要外護

倓虛在《影塵回憶錄》中說，他一生有三大遺憾，一是沒有當過侍者，不會伺候人；二是歲數大，出家晚，沒有學會敲楗椎；三是沒有掛過單。他一離開寧波觀宗寺便緊張地投入講經傳法和修建寺院的繁忙的事務之中，再也無暇去學。然而倓虛正是在這一講經、建寺的過程中，逐漸出名。

倓虛首次講經的地方是河北井徑縣。原來就在倓虛離開觀宗寺的那一年即1920年的3月，圓瑛應請到北京廣濟寺講經，講完回到寧波後，得知北方遭遇大旱，飢民很多，經他與太虛等高僧通電創議，9月在北京象坊橋觀音寺成立華北五省佛教災賑籌備會，著手籌備錢糧賑濟災民。發起人除圓瑛外，尚有現明、覺先、明凈、文成、全朗、范成、張仲仁、馬冀平、林宰平、蔣竹莊、徐蔚如、梅擷云等40余人。圓瑛將在廣濟寺講經法會得到的供養錢財全部捐給賑籌會。[1]發起人中的范成，時任北京象坊橋觀音寺住持，與倓虛在天津清修院認識。

馬冀平(1876—1926)，名君實，光緒二十八年(1902)中舉，後進士館法政大學畢業，授任國史館協修官、編書處協修官、法律館纂修官等，曾被派至日本考察政治，回國後撰《考察紀實》出版。1913年先後任京師地方審判推事、安徽高等審判廳廳長，1917年任京津鐵路段段長。1919年太虛應請在象坊橋觀音寺講經，他與陸軍部部員王虛亭(名竹懷，出家後名大嚴)等人前來聽講，後皈依佛教。1922年出任安徽財政廳廳長，翌年調任安徽特派交涉員兼蕪湖監督，在1925年段祺瑞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執政時，任國務院參議，兼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紅十字會理事長。[2]《影塵回憶錄》說他是段祺瑞的秘書，指的當即他任「國務院參議」這件事。

1921年馬冀平尚在京津鐵路段長任期內，在派人到井徑縣賑濟災民後提議請法師到井徑講經說法，以修福免災。經范成推薦，倓虛前往井徑講經。倓虛在井徑顯聖寺講經一個月，先後講《金剛般若經》、《阿彌陀經》、《地藏菩薩本願經》，受到當地民眾的好評，由此也得到馬冀平的信任。後來倓虛到東北哈爾濱主持修建極樂寺，也是馬冀平推薦的。

倓虛一生以弘法、辦學、建寺、安僧為主要目標。據他在《影塵回憶錄》記述，一生主持建造寺院有營口的楞嚴寺、哈爾濱的極樂寺、長春的般若寺、瀋陽的般若寺、綏化的法華寺、青島的湛山寺，重建的寺院有天津的大悲院。

營口原來僅有一二所小廟，懂佛法的人很少。倓虛出家前曾在此安家，開過藥舖，在佛教宣講所講過經，與不少有志于弘揚佛教的朋友一起鑽研過《楞嚴經》。倓虛從南方學法而歸，應請到瀋陽萬壽寺辦學，路過營口時，接受眾多老朋友的建議，負責籌備建寺的事。1921年開始籌劃，翌年動工，先後得到幾位工商界居士、慈善家的資助，直到1931年才完成，請在寧波天童寺當方丈的禪定和尚前來擔任住持。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極樂寺是倓虛主持建造的寺院中最有影響的寺院之一，至今仍是東北三省中香火興旺規模較大的寺院。

原來從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沙俄已將侵略魔爪伸進中國東北專區，利用清政府腐敗，在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進逼下節節退讓的形勢，先後強迫清政府簽訂《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及《中俄密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不僅將把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大片土地併入俄國版圖，而且為了進一步對中國進行侵略和掠奪，從1898年8月至1903年7月修建了以哈爾濱為中心的中東鐵路(或稱東清鐵路)，西至滿洲里，東經綏芬河到俄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南線(南滿鐵路)從哈爾濱經長春到大連。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後，俄國將南滿鐵路長春至大連的一段轉讓給了日本。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後，中國一度收回中東鐵路北段直接管轄，然而在1924年5月中蘇簽定《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之後，改由中蘇共同管理北段。在沙俄向中國東北擴張侵略過程中，除移民外，尚利用特權進行宗教文化浸透，在哈爾濱南崗由鐵路當局出資先後建起三座富麗堂皇的教堂。然而哈爾濱卻沒有一所像樣寺廟，民眾為此感到心理不平衡。

1921年擔任中東鐵路稽查局長的江蘇人陳飛青，是位居士，感到在哈爾濱沒有一所像樣的寺院實在說不過去，決心促成建造一所寺院。他為此到北京拜訪擔任京津鐵路段段長的馬冀平，請他幫忙並推薦一位法師擔當監督。馬冀平便推薦倓虛出面主持和監督建造寺院。此後幾經周折，極樂寺終于在1923年開始修建，1924年完成。在這期間，得到北洋政府鐵道部長葉公綽批撥的五萬圓，又得到出任中東鐵路護路總司令兼哈爾濱特別行政長官的朱慶瀾[3]的大力支持。朱慶瀾熱心佛教事業，直接出面籌款和發起募捐，督促建寺，對極樂寺最後建成貢獻甚大。他還請段祺瑞為極樂寺的大雄寶殿寫「宏范三界」的楣匾，又請清末狀元、著名企業家南通張謇寫「極樂寺」的寺額。

在極樂寺建造過程中，倓虛還創辦佛教學校，培養人才。倓虛從1924年至1929年前後住持極樂寺六年時間，在最後一年還禮請諦閑法師前來主持傳過一次戒，此後由倓虛弟子定西住持極樂寺。

此外，從1922年至1936年，倓虛還主持創建長春般若寺，復興瀋陽的般若寺並在此辦學。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後，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和馮玉祥等商定成立民國臨時政府，請段祺瑞擔任執政，然而大權實由奉系軍閥控制。當年，倓虛應北京柏林寺邀請到北京講經，並在彌勒院辦學。1925年，倓虛經國務院參議兼中國佛教協會會長馬冀平的推薦，參加由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階為團長，有太虛、持松等多人組成中華佛教代表團到日本東京，出席所謂「東亞佛教聯合會」。

倓虛在北京期間，經張作霖的總參議楊宇霆[4]的同學趙廷襄(字藎臣，1876－1931)的引薦，常給楊宇霆講經。因為這個緣故，倓虛建寺辦學活動經常得到楊宇霆的支持和資助。1928年，北京道階住持的法源寺內部發生糾紛，官司打到內務部。楊宇霆決定由倓虛曾出任法源寺住持，表示否則要將寺院充公辦學。倓虛不得已前往法源寺擔任住持，在1928年6月國民黨北伐軍攻入北京後主動讓位于新住持空也法師，在此前後約四個月。

1931年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地區迅速被日軍占領。在這種情況下，倓虛雖然主要在西安、青島、天津等地講經、辦學及建寺，然而也常回東北寺院居住傳法。在倓虛後半生中，以修建青島湛山寺的事業最為卓著。

山東青島進入近代以後，曾先後被德國、日本侵占過，1922年12月中國曾收回青島主權，然而1938年1月日本再度侵占青島。事前國民黨青島市長兼第三艦隊司令沈鴻烈沒作任何抵抗便逃離青島。

進入近代以後，青島市內只有基督教新舊教的教堂卻見不到佛教寺廟。1929年周叔迦(1899—1970)[5]居士為讓人們了解和親近佛教，在青島建立佛教研究社和佛經流通處。此後陸續有人成立念佛會。1931年夏，葉公綽與陳飛青二位居士到青島避暑，有感于市內沒有寺廟，向當地官工商界朋友提議在青島建造寺廟，並當即募集了部分資金。胡若愚、沈鴻烈先後任青島市長，對建寺都很支持，劃撥寺基用地並給予其他照顧。從1934年開始動工，前後經歷五個階段，邊修建邊利用，直到1948年還在建設當中。在這期間，一位曾在北洋政府直系軍閥孫傳芳屬下擔任高級軍官，在1928年投靠國民黨擔軍長的王金鈺(字湘汀，1884－1951)[6]對建寺貢獻甚大。湛山精舍和湛山寺大殿主要是他將自己的房產、財物變賣後建成的。工商界的居士周明泰(字志輔)、周明焯(字志俊)和周叔迦三兄弟[7]及張伯祥、林耕宇等居士，也為建寺付出很多。

此外，在天津的周叔迦及在北洋政府兩度擔任內閣總理、陸軍總長的靳云鵬(1877－1951)、擔任過安徽省長、財政總長兼代理國務總理的龔心湛(1871－1943)等居士，為改變天津在清末實施「廟產興學」後佛教敗落的情況，特地邀請並資助倓虛前來主持復興原創建于清初的大悲院。這一工程從1943年至1947年陸續完成。

從1932年2月倓虛應在西安賑災的朱慶瀾的邀請到西安講經和辦學，因諦閑法師圓寂，半年後急忙轉奔南方赴喪，順路將朱慶瀾在西安臥龍寺、開元寺發現的宋元《磧砂藏》的複制玻璃版帶到上海。

1949年，倓虛徙居香港荃灣弘法精舍，陸續創立華南學佛院、佛教印經處、天台精舍、弘法佛堂、青山極樂寺、清水灣湛山寺等，繼續致力于講學弘法事業。1963年六月廿二日圓寂，年八十九歲。

[1] 明晹主編《圓瑛年譜》1920年記事。 [2] 據安徽文化網載《桐城歷史文化傳》，並參考《太虛年譜》1919年記事。 [3]朱慶瀾(1874－1941)，字子橋，浙江紹興人，生于山東歷城縣，曾為治理黃河河工，清末投東三省總督趙爾巽部下，1907年任陸軍步隊第二標標統，1909年隨川督趙爾巽入川，官至陸軍第十七鎮統制，辛亥革命後被推為四川大漢軍政府副都督，1912年任黑龍江督署參謀長，1913任黑龍江省將軍，1916年被段祺瑞任為廣東省長，響應孫中山「護法」主張，請孫中山入粵，1923年應張作霖之請任東北特區行政長官兼中東鐵路護路軍總司令，1925年辭職，致力于慈善救濟和抗日救亡事業，先後任華北慈善聯合會會長、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委員長等職，1938年任全國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主持第五救災區工作，抗戰以後收容難民在陝西創立黃龍山墾區。 [4]楊宇霆(1886－1929)，遼寧法庫人，字鄰閣(或鱗閣)，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歷任張作霖的奉軍二十七師參謀長、東北陸軍訓練總監、東三省巡閱使、上將軍公署總參議兼奉天兵工廠督辦等職，1928年6月張作霖在皇姑屯車站被日本人炸死後，受到排斥，對張學良將東北易幟投靠蔣介石表示反對，翌年遭到張學良安排的人槍殺。 [5]周叔迦(1899—1970)，原名明夔，字志和，安徽東至縣人，清末周馥的四子實業家周學熙之三子，肄業于上海同濟大學，後致志佛學，自1930年後歷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大學、輔仁大學教授，1940年創辦中國佛教學院，任院長，主編《佛學月刊》。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佛協副會長、中國佛學院副院長等職。著有《中國佛教史》、《唯識研究》等，有《周叔迦佛學論文集》傳世。 [6]王金鈺(1884－1951)，字湘汀，山東武城縣人。1910年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歸國在王占元、孫傳芳屬下歷任參謀長、旅長，1922年受相當少將軍銜，後任兩浙鹽運使、安國軍第一方面軍團參議，1928年投靠國民黨，歷任師長、軍長、第14路軍總司令、湘鄂贛邊區剿共清郷督辦，1930年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二個月，1931年任第5路軍總指揮參加對江西紅軍的圍剿，此後任軍事參議院參議。 [7] 周明泰、周明焯與周叔迦皆是清末周馥四子、民國初年兩任財政總長的著名實業家周學熙之子，周明泰周明焯先後任華新紗廠董事、董事長，為發展民族紡織業做出貢獻。

三、主要佛學著述

倓虛一生忙于建寺、辦學，向僧俗信眾講經，留下大量佛經講義、講錄，專門著作較少。

據倓虛在《影塵回憶錄》第三十二章〈三十年的弘法經過〉記述，他一生講的比較多的佛典有：《般若心經》、《金剛般若經》、《阿彌陀經》，還有《楞嚴經》、《法華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地藏菩薩本願經》、《維摩詰經》、《普賢行願品》，以及唐朝湛然《始終心要》、明代智旭《教觀綱宗》等。

據香港湛山寺倓虛大師法彙編輯處所編《倓虛大師法彙》，倓虛的撰述及由弟子記錄整理的著述主要有：《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錄》、《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隨聞記》、《金剛經講義》、《金剛經親聞記》、《心經義疏》、《心經講義》、《心經親聞記》、《心經講錄》、《心經淺釋》、《大乘起信論講義》、《僧璨大師信心銘略解》、《楞嚴經妙玄要旨》、《永嘉玄覺證道歌略解》、《始終心要義記》、《天台傳佛心印記注釋要》、《讀經隨筆》、《佛頂經妙玄要旨》、《念佛論》、《湛山文鈔》、《論文集》及《影塵回憶錄》等。

四、弘法內容和特色：「教演天台，行宗淨土」

倓虛在出家前雖已讀過《金剛經》、《楞嚴經》等佛經，然而對佛教教理和中國佛教宗派並沒有系統了解，更談不上研究。他在出家不久就南下寧波到觀宗寺禮著名天台宗學者諦閑法師為師受戒，並在觀宗寺的學社聽法和研修三年，期間曾隨諦閒到北京講經。這一非凡經歷，不僅使他對天台宗典籍和教理有了較系統深入的積累，而且對當時寺院常用佛典、法事儀規等也基本掌握，從而為他以後進入社會講經弘法打下基礎。

倓虛從1921年到井徑講經開始，到去世為止的40多年的時間中，在營口、哈爾濱、長春、瀋陽、天津、青島、香港等地不停地講經、詮釋佛法。倓虛從諦閑那里正式受天台教觀第四十四世法卷，一生是以弘傳天台宗為己任的。然而，中國佛教自宋代以後各宗已彼此會融合，常見的是禪與淨土、禪與華嚴的融合，同時也有天台與淨土及禪宗的融合。

那麼，倓虛一生講經弘法的主要內容和特色是什麼呢？據《影塵回憶錄》中所載《青島湛山寺共住規約》第一條明確規定：「本寺弘揚佛法，以教闡天台，行修淨土為宗旨。」在《湛山寺住持簡單領眾課程規則》則說：「湛山寺是教演天台，行宗淨土。」他的在家弟子蔡運辰為《倓虛大師法彙》寫的序中說倓虛一生「復興、建十方叢林九處、宏法支院十七處、佛學院十三處，皆以教演天台，行宗淨土，住持佛法，培育僧才為目的。」

倓虛一生所講經典中雖以講《般若心經》、《金剛般若經》的遍數最多，然而他認為最重要的佛經是後秦鳩摩羅什譯的《法華經》和《阿彌陀經》，認為皆是引導眾生「畢竟成佛」的。在中國佛教中，《法華經》是天台宗依據的基本佛經，《阿彌陀經》是淨土宗或彌陀淨土信仰所依據的淨土三部經(外加《無量壽經》和《觀無量壽經》)之一。《法華經》與《阿彌陀經》皆是大乘經典，從內容上看，二者屬于不同種類的經。然而在《法華經》二十三品即〈藥王菩薩本事品〉中也有宣說往生彌陀淨土的內容：「聞是經典，如說修行，于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大菩薩眾圍繞住處，生蓮華中寶座之上。」倓虛將這一內容進一步發揮，把《法華經》與《阿彌陀經》加以會通，說：

為什麼專誦《法華經》也能往生極樂淨土呢？要知念佛一法，為最上乘法。《法華經》為如來最後極談，亦為最上乘法。《彌陀經》，無問自說，直言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讓人發願往生，最後成佛。《法華經》，共七卷二十八品，前十四品，開權顯實；後十四品，開跡顯本。《法華經》和《彌陀經》一樣，都是佛無問自說的，佛讓人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畢竟成佛。

……在《彌陀經》里，所說的國土莊嚴，說佛的壽命，說佛的光明，以及六方佛，諸佛護念等，雖然和《法華經》的文相、措辭有廣略不同，但其境界和意義，都是理無二致。所以一句阿彌陀佛，是最上乘法，包括無量法門。請大家要老實念佛，千萬不要把這句阿彌陀佛看輕。(《影塵回憶錄》第二十二章)

這樣，在天台宗與淨土宗所依據的基本經典上，倓虛作了簡明扼要的會通和詮釋，說它們皆是佛「無問自說的」，皆是宣說「最上乘法」，是引導眾生「畢竟成佛」的佛經，甚至說：「《法華經》就是廣說的《彌陀經》，《彌陀經》就是略說的《法華經》。」(《念佛論》)。這就在基本經典的依據上，為他的「教演天台，行宗淨土」主張鋪墊了基礎。

從倓虛講經所運用的次第和方法來看，他也是運用天台宗傳統的講經說法的模式。在隋代智顗的《法華玄義》等著作可以看到，智顗講經弘法一般分五個層次，稱之為「五重玄義」，包括：釋名(解釋經名)、辨體(辨明經的基本宗旨)、明宗(主要修行內容)、論用(經的功能或作用)、判教(教相判釋)。例如他在《法華玄義》卷一所舉的五重玄義是：1、釋名，經所宣說的「法」是權實一體的妙法；「喻」之為華果同時的蓮華，故合法喻「妙法蓮華」(簡稱「法華」)為經名；2、辨體，以諸法實相為體；3、明宗，以一乘因果為宗；4、在全經二十八品中，以前十四品的「跡門」，斷除權教(聲聞、緣覺、菩薩三乘)對佛乘的疑惑，產生對佛乘實教的信念；以後十四品的「本門」，斷除侷限應身認識帶來的疑惑，以形成對「久遠實成」法身佛的信念；5、判教，判此經教相為最上妙法，如同乳、酪、生酥、熟酥、醍醐「五味」中最高層次的醍醐。智顗在《金光明玄義》、《觀音玄義》、《維摩經玄疏》等中也運用這種方法。

倓虛在講經說法中也運用五重玄義的方法。他在《影塵回憶錄》第十五章講：

我講經時，按照一定次序，先講五重玄義，把名、體、宗、用、教詳加解釋，然後把經中大義以及其宗旨歸宿處，提綱挈領、深入淺出為之一一解釋。

我們從倓虛的《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錄》、《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隨聞記》、《金剛經親聞記》、《心經講錄》等中，皆可以看到他用五重玄義講經的實例，例如他在《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錄》中，一、釋名，謂《法華經》以經喻為名，法為妙法，蓮華是喻；二、辨體，以諸法實相為體；三、明宗，以開權顯實的一乘因果為宗；四、論用，開跡顯本，開權顯實，以斷疑生信，引人確立成佛的信心；五、判教，以上味醍醐譬如《法華經》，為諸經之王。可見，倓虛以五重玄義對《法華經》的判釋與智顗在《法華玄義》中的判釋是完全一致的。

倓虛關于淨土念佛法門的闡釋，在青島為信眾的說法記錄《念佛論》中有集中的說明。現僅簡要擇取四點：

(一)將淨土宗或淨土信仰作為「五宗」之一，認為人人可以接受修持。

倓虛將全部佛法歸結為五宗，一是禪宗，謂是「教外別傳，專門修禪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二是教下的各派，「先悟後修，由修而證」；三是律宗，「先以執身，次第攝心」，有大小乘戒，「由戒生定，因定發慧」；四是密宗，「專門持咒，注重事項，須三密相應」；五是淨土宗，「最簡單，最直捷，只堅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念至一心不亂，即可蒙佛接引往生極樂。無論利根、鈍根，都能接受」。這種五宗判教的說法，應當說是他的獨創，目的似乎是為抬高淨土宗或淨土信仰在佛教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二)謂修持淨土法門唯以「誠心念佛」為旨要，最後可往生淨土成佛

說念佛就是淨心，斷除貪瞋痴及諸種知覺煩惱，「把人心里那些骯髒的東西，去得乾乾淨淨」的過程；「念念念佛，念念覺悟」，「能夠恢復本覺，就能成佛」。又說，「修淨土法門有一種特別的好處，可以帶業往生」，往生極樂世界後，依仗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共同熏修，逐漸業盡情空，從「由凡聖同居土到方便有余土，由方便有余土到實報莊嚴土，由實報莊嚴土直到常寂光土，得見佛的法身」。這是將淨土宗往生極樂世界的說法與天台宗的「四土」的理論互相會通的說法。

(三)發揮禪宗「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的思想，解釋淨土法門。

禪宗的「唯心淨土」、「唯心念佛」與念佛往生極樂淨土的思想在理論上本來是彼此隔離的，但在宋初延壽所著《宗鏡錄》、《萬善同歸集》構築的禪、教會通融合的理論體系中已將兩者結合起來，對宋元乃至以後的佛教界影響很大。宋元及以後禪淨會通、諸宗融合，在淨土信仰方面既主張「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又提倡觀想念佛、口稱念佛和往生極樂淨土，認為二者是並行不悖的。在南宋龍舒郡王日休編撰《龍舒淨土文》中收錄了不少禪僧關于這方面的語錄，另外元代臨濟宗禪僧中峰明本的《懷淨土詩》、其弟子天如惟則的《淨土或問》中也有這種論述。[1]

倓虛在《念佛論》中說：

所謂『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眾生就是佛，佛就是眾生，莫不都是性分所具。心即土，土即心，莫不都是唯心所現，只看人念佛功夫如何。如果信、願、行堅固不移，自性和佛性打成一片，那麼當下自性即是佛性；佛性即是自性。……在自性上就是彌陀，在唯心上就是淨土。在性分上並划不出哪是眾生的邊界，哪是佛的邊界；在淨土上也指不出哪是唯心的，哪是非心的。

他這樣講的目的是引導信眾確立自信，相信自己本有佛性，能夠通過念佛使自性與佛性融匯一體，就能命終往生極樂世界。

對于禪宗與天台諸宗的關系，他在《論文集·答暹羅黃謹良居士問佛法略義》中表示：「禪宗諸祖，深得佛教宗旨。故禪宗亦名宗門，然禪與教實無可分。因宗者，乃教理之綱宗；教者，乃宗旨之闡揚。離教無以標宗，離宗以何為教？」正因為基于這種見解，倓虛雖以「教演天台」為標榜，然而並不排斥禪宗。不僅如此，甚至還采取禪宗的方式上堂說法，例如在《影塵回憶錄》第二十二章載錄他應東北朝陽、海淪等地信眾邀請上堂說的十四則法語，形式采取的宋元以來禪僧上堂說法的形式，內容也主要是禪宗的內容，十分精彩生動。限于篇幅，這里不作具體引述。

(四)運用天台宗的「法界互具」思想，論述念佛可以成佛

天台宗主張十界(六凡：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天；四聖：聲聞、緣覺、菩薩、佛)互具，任何一界皆具有十界。倓虛運用這種思想論述淨土念佛法門。他說：

佛和眾生都是一種觀念功夫所成。佛一念具足十法界，眾生一念也具足十法界。若一念貪心起，就是餓鬼；一念瞋心起，就是地獄；一念癡心起，就是畜生；一念疑慢心起，就是修羅；一念落于五常、五戒，就轉于人道；一念落于上品十善，就生天上；若以四諦為觀念，就是聲聞；若以十二因緣為觀念，就是緣覺；若以六度為觀念，就是菩薩；以自利利他、萬行平等為觀念，就是佛。

他還說，世間的士農工商各界的人也是「由觀念所成，觀念什麼，自己就是什麼」。念佛也是如此，每天看佛、念佛、拜佛、想佛，聽佛，「時時刻刻以超生極樂世界為觀念」，最終「決定能生極樂世界，也決定能成佛」。

據弟子大光記述，這是倓虛在湛山寺為「初機學佛略說」，可以推測是為一般普通信眾講述的。語言比較通俗，道理也不複雜。然而從倓虛所闡述的內容來看，確實是將淨土、禪、天台諸宗的淨土思想加以會通融合來講述的。

最後順便指出，在《影塵回憶錄》第二十章載錄倓虛制定的《私立青島湛山寺佛教學校暫行規則》，第二十一章載錄的《湛山寺住持簡單領眾課程規則》，至今也有參考價值。特別是《青島湛山寺共住規約》規定住持「定為十方選賢，不收剃度徒弟，亦不專傳法子」。他在第二十一章〈十年來湛山回憶〉之五，將此稱之為「傳法不傳座」，作了比較詳細的解釋，說：「我認為任何一個道場，都應當公開地實行十方選賢制，不許以十方道場送人情，私相授受。」認為這是防止寺院發生衰敗的重要舉措。所謂「傳法不傳座」，就是師父雖向弟子傳授某某宗派之法，授以法卷標明傳承世系，然而並不同時將寺院也傳授于他。至于寺院住持的任命，必須經過僧眾的推舉，在本宗或別的宗派中推舉道德、行持、聲望皆優秀的人擔任，而且所推舉的人不受宗派的限制。應當說，這與當時太虛在佛教革新運動中提出的寺院寺產為僧眾共有，反對憑藉剃派和法派名義而私相傳授的主張是基本一致的。

[1]請參考日本柴田泰《宋代的淨土思想》，載楊曾文、日本鐮田茂雄合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日佛教學術會議論文集》；楊曾文《宋元禪宗史》有關章節。

五、 倓虛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的地位

倓虛生活在中國自近代向現代過渡的社會大變動時期，經歷了清王朝的覆滅、民國建立和袁世凱復辟帝制、北洋軍閥政府以及國民黨統治、日本步步深入的侵華戰爭和投降的歷史事件；期間發生要求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洶湧澎湃的抗日救亡運動，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蓬勃興起到取得最後勝利，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成立。然而，倓虛晚年並沒有生活在內地，而是徙居和傳法于當時尚未回歸祖國懷抱的香港。

筆者限于所見資料，難以對倓虛的一生作出全面客觀的評價，僅對他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的地位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倓虛出家後，先到寧波跟著名天台宗學者諦閒學習佛法和天台止觀學說，取得天台宗教觀第四十四代的身份，然後到北方致力弘傳久已衰落的天台宗。在各地的傳法過程中，十分重視建寺和創辦佛學院，前後由他本人或弟子建立或復興了多座寺院，其中規模較大並且實行十方叢林制度的有營口楞嚴寺、哈爾濱極樂寺、長春般若寺、瀋陽般若寺、青島湛山寺、天津大悲院、黑龍江大乘寺、綏化法華寺、吉林觀音十剎等九處；主要由弟子建造而分布于黑龍江、內蒙、遼寧、吉林及河北省諸縣及青島的規模較小者有十七座，前後建立了十三所培養僧才的佛學院。據倓虛《影塵回憶錄》第二十一章所附《湛山寺住持簡單領眾課程規約》，他原計劃將青島湛山寺作為「總山」，以其他寺院為下屬末寺或「弘法支院」。不難看出，倓虛實際是想在中國建立一個遵守統一制度規約的天台宗教團。他為此在1947年曾起草一份《天台宗總山章程》，準備向青島主管當局提交，然而由于時局的劇烈變動，這一計劃未能實現。

儘管如此，倓虛在北方建寺、傳法和建立佛學院培養僧才的活動，為中國佛教在近現代北方的傳播和復興做出了很大貢獻，也為佛教如何適應近現代社會積累了經驗。他所主持建立的多座寺院在新中國成立後仍是佛教的重要傳法中心，培養的弟子中有的直到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時候，仍在為弘法利生努力工作。

(二)倓虛致志于弘傳天台宗，然而實際是繼承自宋元以來中國佛教諸宗互相融合的傳統，以「教演天台，行宗淨土」為標榜，在傳法中將天台宗、淨土宗乃至禪宗相互會通融合，在講經說法中也引述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從而便于為中國民眾接受。在歐美列強紛紛染指侵略中國，西方文化湧入嚴重威脅民族文化的情況下，固守傳承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宗教，是具有抵制列強的文化侵略和滲透的作用的。當時一些在軍政界任職的文化人、愛國人士和具有民族尊嚴的實業家、居士願意出面支持倓虛在西方教堂林立的商埠主持建造寺院弘法，應當說主要就是出于這種考慮。

(三)倓虛生活在佛教極端衰落、佛教界有志者相繼湧現致力維護革新佛教的時代。倓虛在自己的傳法實踐中，為弘揚天台宗和推進佛教適應時代發展作出很多有益的嘗試和努力。倓虛當年講經說法的記錄和著述雖然不是很多，然而不僅為我們了解他的事蹟和思想，而且也為了解中國近現代佛教的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現在倓虛法師已經圓寂46周年，筆者衷心祝願他生前主持建立和復興的寺院——哈爾濱極樂寺、天津大悲院和青島湛山寺等寺及其四眾弟子，能夠高舉人間佛教的旗幟，在弘法利生，促進社會和諧和經濟社會發展中做出新的無愧于時代的成績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