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學的黃金時代 6.禪門的龍虎
6.禪門的龍虎
禪門的龍虎——百丈懷海和黃蘗希運 前面我們曾提到「百丈清規」一書，雖然該書原本是百丈懷海所寫的，但今天保存在大藏經里的，卻是元朝百丈德輝的作品(成于公元一二八二年)。不過這本書完全采自百丈懷海的著作。由于這本清規的產生才真正奠定了禪宗的制度。本書強調道德訓練，可與聖本篤(St、Benedict)的清規比美。書中，對于方丈和其手下人員的職責都有嚴密的劃分，每天的生活都有詳細的規定。最有趣的是關于受戒和田間工作的禮儀。一個人要想出家做和尚，首先要立誓做到五戒，即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以上的五戒只是入道的初步，接著還要做到：「不坐高廣大牀，不歌舞倡伎亦不往觀聽，不著華鬘好香涂身，不得蓄錢金銀寶物，不非時食」。 達到了這五戒後，才正式剃度，做個成色十足的和尚。 然而百丈當時最先確立的制度是從事耕種，不僅一般僧眾，就是方丈也要工作。在百丈以前，和尚不從事生產，而是靠乞食為生的。在印度，和尚是禁止耕種的，因為在鋤土或犁地時，不免會傷害了昆蟲。這種制度也只有熱帶氣候的印度才適合，因為他們可以吃椰子等水果腹。百丈的清規就是先要革除這種乞食的寄生生活。為什麼一個身心健全的和尚要像寄生蟲一樣，及取俗人的血汗呢？因此他要求所有的僧眾必須騰出時間來開墾荒地，從事耕種，以自食其力。同時他強調生產的所得也應和俗人一樣納稅。這種具有革命性的見解，反而使得他遭受那些保守和尚的攻擊。但他像許多偉大的革命家一樣，具有不屈不擾的勇氣。在他方丈的時候，比其他的人更賣力的工作，他那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話，已成為各宗佛家的格言了。 百丈活到九十四歲的高齡，在他快臨終時，曾有一段動人的故事。據說他的學生們因他年老，常勸他不要再工作，但他卻屢勸不聽，學生們只好把他的工具收藏起來，而他遍尋不得，便拒絕吃飯，最後還是他勝利了。 百丈這種改革的重要影響，也許不是他自己能預見的。他死于公元八一四年，而在三十年後，佛家曾遭遇到一次大厄運，就是唐武宗的滅佛，主要的理由是經濟的問題，正如武宗在一對敕令中說：「有一人不耕，便有人挨餓；有一女不織，便有一人受寒。可是現在廟中的和尚尼姑不知其數，都賴耕種以為食，織布以為衣。寺廟不在宮廷之列，卻裝飾得巍峨富麗，和宮殿爭美。這也就是晉宋齊梁之所以衰了」。 這次滅佛，一共破壞了四萬四千六百余所寺廟，有二十六萬五百余僧尼被迫還俗，一萬五千余奴僕被政府所接收。 奇怪的是在這次佛教的大劫中，各宗派里只有禪宗能夠幸存，而且更蓬勃的發展開來。陳觀勝博士研究其中的原因不外于二：第一，點是禪宗的不須依靠宗教的附屬品，如經典，佛像等，因此即使被破壞了，他們仍然能夠發揮作用。第二點是他們不再寄生于社會，他們最重要的一條清規是每個和尚每天都要勞作，這個清規的建立者是百丈懷海，在他年老時還堅持要到田間去勞作。 如果只是把百丈看作一位僧院制度的改革者，這種看法仍然是膚淺的。因為他堅持勞作，對于人類的命運有著很大的意義。他承受了馬祖的思想，要使此心成為超越的，同時又是內在的絕對。在他眼中，只偏于超越一面，仍然會把這個絕對的本體割分為二。他認為本體是包括了形上形下的。知道這一點，我們便會了解他們幫助老狐狸求道的故事，雖然神秘，但也自有其意義。這故事是說：每次百丈上堂講法時，總有一個不相識的老人跟著和尚們進入法堂聽講。有一天，大家都走了後，只有這位老人逗留不去。百丈便問他是誰。他說：「我不是人。很久以前，在迦葉尊者的時候，我本是山上的方丈。一個學生問我是否道行很高的人仍然會落入因果的法則。我回答說：『不會落于因果的法則』。這話使我被罰而變為狐狸身，整整有五百世之久，現在我求你的指示，以解脫狐狸之身」。 百丈說：「你要問我什麼」？ 老人便把學生問他的話重複了一遍，百丈回答：「你應該說不昧于因果法則」。 老人于言下大悟，便向馬祖禮拜說：「我已解脫了野狐之身，我住在山的那頭，請你按照和尚死亡的禮儀埋葬我」。百丈便命廟中管總務的和尚向大家宣布飯後舉行葬體，大家都非常驚奇，因為廟里根本沒有人死去。飯後，百丈便他們到後山的洞穴中，找到了野狐的尸體，便以禮把牠火葬了。 當天晚會時，百丈把整個故事告訴和尚們，黃蘗便問：「這位方丈因答錯了一句話，被罰做了五百世的野狐狸，那麼答對了所有的問題，又將如何呢」？ 百丈說：「你前來，我將告訴你」。 黃蘗走向前去，便給百丈一巴掌。可是百丈卻拍手大笑說：「我以為你的胡須是赤的，那料更有一個赤須的胡人」。 這個野狐的故事不能照字面解釋，它的含意很明顯，一個真正得道的人，是不會抹煞由因果法則所支配的現象世界，他看到超越界的永恆，也看到現象的變幻。而道是超越這兩者，也包涵這兩者，正如莊子所說：「是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這兩行之道，是超越一元和二元的唯一之道，莊子又說：「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會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野狐的錯誤是很容易看出的，但假如百丈把自己的答案看作唯一最恰當的解釋，那麼他的錯誤也犯得不輕。黃蘗問：「答對了所有問題，又將如何」，這句話卻觸及了這問題的核心。百丈叫他走近來，也許要給他一掌，告訴他這個最根本的本體，最真實的自我，是超乎肯定和否定。但沒有等到百丈打他，他卻先打百丈，這表示他們所指的絕對相同，百丈本以為黃蘗只囿于形而下，但卻發現黃蘗已進入形而上，又安能不笑呢？所謂胡須是赤的，這本是一個現象，但最重要的不是胡須，而是那個赤胡人的真身。某次，有個和尚問百丈：「佛是誰」？ 百丈回答：「你是誰」？ 這是說只有你自己才能使你自由無礙的出入這個世界。當你一發現真我時，你便能掙脫了小我的許多偏執，因為真我與道合一，無所不包，使你生活在這個世間上，而沒有塵累，使你深入禪境，而不汲汲于尋求自我的片面幸福。 這使我們想起了黃蘗的一段趣事。 黃蘗是福建人，自幼便出家為僧，有一次他游天云台山時，碰到一個奇怪的和尚，兩人談笑，一如故人。當他們走到一條小溪前面時，正好溪水暴漲，那個和尚叫黃蘗一起渡河，黃蘗便說：「老兄，你要渡河的話，你自己渡吧」！ 那個和尚便提高了褲腳過河，好像在平地上行走一樣自然，他邊走邊回過頭來說：「來呀！來呀！」 黃蘗便叫道：「嘿，你這個自了漢，如果我早知你如此，便把你的腳根砍斷」。 那個和尚被他的罵聲所感動，嘆道：「你真是位大乘的法器，我實在不如你啊」。說著，便消失了。 在黃蘗，以及所有神師眼中，「自了」並不能得到真我，一個自了漢只是追求以自我為中心的幸福，卻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因為真人本身就有幸福，而他卻向外追逐幸福，像追逐其他的物質一樣。事實上，他只是迷頭認影而已。 黃蘗把本體看作心——惟一的真心，這個心能產生有形和無形的一切，它是智慧的活泉，我們的身內都有這個活泉，但由于我們追逐外物，被小我的分別意識所作繭自縛，使這個內在活泉不能暢流。正像黃蘗所說：「如今學道，不悟此心體，便于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這也就是說，假如我們要體認真心，便必須先要遠離那個自作聰明的辯巧之心，黃蘗所謂的「一心」就是「無心」，也就是說我們要透過無心，才能歸于真心。 在黃蘗眼中，「真心」是無心，是沒有任何形體的，因此它也超越了善和惡。他說：「造惡造善，皆是著相」。 事實上這個「真心」，即是我們本來的佛性。它是虛空的，寂默的，又是純粹的，無所不在的，它是光輝的，微妙的，又是安靜的，快樂的，只要你能深切的悟入，直下便可以看到它的真面目，恰如黃蘗所描寫的：「此靈覺性，無始以來，與虛空同壽，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象，無音聲」。 這也就是說它超越了一切相對觀念。不能言傳，只能意會。禪師所用的文字和動作都是在時機成熟時，喚起覺悟的一種手段而已。當你開悟時，你和禪師將會無言的默契，這就是所謂的「以心傳心」。 黃蘗要我們超越善惡，其用意正和莊子相同，並不是鼓勵我們放任，而是認為有道之人不應把善當作一種物體來追求。他把善看作發自內心智慧的一種活泉。他只是隨著外境很自然的行善，當外境一遷，他仍然保持住原有的寧靜。在行善時，他沒有一絲求報之心，因為他知道自性是「圓滿具足，無所欠少」的。 黃蘗對于一般佛家強調「六度」及其他許多繁文縟節的態度，正和莊子對于儒家著重道德教化的態度相同的。他說：「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無始以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真佛，佛與眾生，一心無異」。這種反對傳統佛學的精神，是和莊子反對儒家的精神是一致的，湯姆士默燈會描寫莊子說：「莊子的反對儒教，並不是由于個人不願受責任約束的一種私欲，而是有更高的目標，這對于我們西方人去了解這種舍棄道德，只求個人證悟的莊子和禪家，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點。莊子所要求的，是超過了仁義，他之反儒，是因為儒教尚有所不足。儒教只是要我們成為一個有德行的官吏，或有教養的人，但它卻是用外在的規范來的約束我們，使我們無法自由的去滿足一種不可思議的新需求」據笑者所知，這種看法是非常公正和深刻的。禪宗和老莊子的思想正是如此。不過筆者要補充的是，默燈神父所指的儒家不能代表孔子，因為孔子到了晚年，他的言行已顯得非常圓融而具有超越性了。 黃蘗和莊子的思想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們兩人都談到絕對，只是黃蘗稱它為「真心」，莊子稱它為道而已。由于他們都是深思的偉大神秘主義者，因此他們洞見絕對的悟力也無疑的是相同的，事實上，像西方的神秘主義者，如羅士勃洛克(Ruysbroeck)十字若望(John oftheCross)和愛克哈物(MeisterEckhart)等人的悟力也完全和禪宗及道家相似。 黃蘗在禪宗史上的重要性不僅在于他的見解新穎，而尤其在于他那強烈的個性，和激烈的方法，深深的影響了他的學生臨濟，和整個臨濟的宗風。他的作風如此猛烈，使他的老師百丈曾把他比作老虎。有一天，當他工作回來時，百丈問他去了那里，他回答：「到大雄山去采菌子了」。 百丈再問：「你碰到老虎沒有」？ 黃蘗便故意作老虎的吼聲，而百丈也故意拿起斧頭要砍，這時黃蘗便打了百丈一掌，百丈卻笑嘻嘻的回到房中。後來在集會時，百丈向大家宣布說：「大雄山下有一只老虎，你們要好好留心，我今天已被牠咬了一口」。這話乃是暗身他已發現黃蘗可以作為他的繼承者了。 有一次，黃蘗拜訪監官禪師時，曾向佛像行禮，這時旁邊有個和尚問他說：「求道之人，不應執著于佛，不應執著于法，也不應執著于僧。請問你為什麼要行禮呢」？ 黃蘗回答說：「我並沒有執著于佛，執著于法，也沒有執著于僧，我之所以如此，只是隨俗而已」。 那個和尚又問：「請問行禮又有什麼用處呢」？ 黃蘗便打了他一掌，打得那個和尚直叫：「你這人怎麼那樣粗野呢」！ 黃蘗卻喊道：「這是什麼所在？你居然在此敢說精，說細」。 讀者如果知道那個挨打的和尚是誰，一定會大吃一驚。那和尚就是後來繼承了唐武宗的宣宗。 黃蘗有一個居士學生，就是在宣宗時曾任宰相的裴休。裴休是位虔誠的佛教徒。有一次，他買了一尊佛像，跪求黃蘗替它取名，黃蘗叫道：「裴休」。 裴休應聲回答：黃蘗便說：「好了！我已替你取好了名字」。 又有一次，裴休把他解釋佛理的一篇文稿給黃蘗看，黃蘗把那篇東西放在一旁，過了好一會才善裴休：「你了解嗎」？ 裴休回答：「我不了解」。 黃蘗便說：「你用我所示這種方法去了解，也許還能把握一二，如果要用文字來表達，那便完全失去了吾宗的精神」。 然而，也幸有裴休的勸勉，我們今天才能讀到黃蘗的兩篇大作，一是「傳心法要」，一是「宛陵錄」，前者曾被今翻成了英文，後者是記載黃蘗裴休及其他幾位學生的談話。在該文的結尾，曾特別強調公案對于頓悟的重要性，這顯示了自黃蘗開始，已把公案當作禪道的一種特殊方法。他常告訴大家禪是生死之所關，不能等閒視之。他說：「若是個大丈夫漢，看個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個無字，晝參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喫飯處、阿屎放尿處，心心相顧，猛著精彩，守個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大口，達摩西來，無風起浪，世尊拈，一場敗快，到達里說什麼閻羅老子，千聖尚不奈爾何，不信道直有遮般奇特，為甚如此，事怕有心人」在結尾中，他寫了一首動人的詩偈：「塵勞逈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以筆者的看法，對所有的禪師來說，整個生命就是一個大公案。在我們一開始真實生活時，便應該參破這個公案。只要我們真實的活著，一切平凡的事都曾變得非常奇妙。有一個和尚問百丈什麼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百丈回答說：「那就是我獨坐在大雄峰上」。 這種境地的深度尚含有不同的層次，用理智或直觀的了解是一回事，而用整個生命的每個細胞去證驗又是另一回事。只有我們大死一番，才能再活現成，當然這事談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極難。因為我們經常流于矛盾，經常是冥頑不靈的，正如莊子所謂的：「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在莊子的作品中常有許多類似公案的故事，例如：某次有一位很熱誠的學道者來拜訪老子。老子問他：「跟隨你來的是些誰啊」！ 這位學生轉身去看，什麼都沒有，大為驚恐。老子便說：「你不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話更增加了學生的驚恐。于是老子便叫學生告訴他苦惱些什麼，這位學生說：「我不知時，別人把我當作笨蛋，我不仁時，傷害了別人，而我為善時，又吃虧了自己。我不義時，有損職守，而我盡職時，又吃力不討好，究竟怎樣才能跳出這種矛盾，這是我所求教于你的了」。 老子回答：「剛才，我初見你時，由你的眼神，知你深陷于矛盾之中，現在聽了你的話，現在聽了你話，更知你痛苦已深，你驚悸于死亡，就像嬰兒失卻了父母一樣，你拼命的尋求，就像拿著很短的竹竿探測海底一樣，你想找回失去了真我，卻茫然不知走向何方，真是可憐呀」！ 這位學生便請求讓他再修煉工夫、要做到想他所願想的，不想他不願想的。十天以後，他仍然失望了，便又去見老子，老子對他說：「可憐啊！到處是阻礙，到處是症結，要想打破這些桎梏嗎？假如你的麻煩是外在的，要想一個個的抓住它們，摔脫它們，是不可能的啊！還不如忘了它們吧！假如你的麻煩是內在的，要想反它們碎成片片，也是辦不到的啊！你所能做的，乃是讓它們失去了作用。假如你的麻煩在內外都有，那麼即使你持守道德也不可能啊！為了解決你的問題，還不如放于道而行，一切自然的會云消煙散」！ 上面所引的一段故事，事實上，就是一個大公案。當一個人被他自己制造的矛盾所困擾而不知所措時，禪師卻把他的問題丟在一旁，而直示以道，使他能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再俯看那些矛盾，都只是些妄想幻影而已。學生的問題卻不解而自解，這種經驗就像從惡夢中驚醒過來，是那樣的扣人心弦，那樣的舒暢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