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一代大德——慧遠大師一生的行持風范有感(升皓)

學習一代大德——慧遠大師一生的行持風范有感

升皓(本科班)

慧遠大師是繼道安大師之後的又一佛門領袖，在中國哲學史、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遠公自少博通六經，尤擅老莊，後聽道安大師講《般若經》深受啟發，嘆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于是和其弟一同隨安大師出家了。此後，遠公以振興佛教為己任，精思修學，深受安大師器重。但因當時的社會動盪不安，戰亂頻繁，安大師再次在襄陽散徒眾，而遠公帶著弟子四十多人來到廬山，臨別之際，安公對弟子多加勸導，而獨未對遠公勸導，遠公十分不解，此時安大師對遠公說：「如汝者，豈復相憂。」可見，安大師對遠公的信任和寄于極大的厚望。因為他知道將來佛法的弘傳必在遠乎！

此後，遠公帶著弟子們到廬山，開始了他一生的傳教工作。遠公在廬山近30余載，影不出山，蹟不入塔，而四方僧俗云集，王侯士族、文人雅士，並相敬仰，前來皈依親近。廬山形成了以遠公為中心的僧團，與當時在長安的羅什僧團中分天下。想想大師能夠做到30余載影不出山，蹟不入俗，這是何等的令人欽佩！而現在的我們，卻總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心，總覺得外面的世界多麼美好，抵抗不了外界的誘惑，哪怕沒買東西也要上街走走，定力不夠，看多了自然心就散亂。出家人若能夠在一個道場安心住上十年，那真是不簡單了。所謂「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如果自己心不安，與法不相應，法不入心，那麼煩惱就會隨之而生。那即便是走遍天下道場名山古剎尋求安心，也是徒然。所以我們應該學習祖師的風范，在一個道場安心辦道，努力深化自己的解行修證，以法為樂。

遠公一生與人交往，一律皆平等視之，無有種族、朝野、順逆之見，而是廣泛結交，化兼道俗，致力于維護和廣傳佛教，組織譯經，研究佛典，創建淨土宗。大師一生為法護教不遺余力，其處世態度、道德修養，深為各界人士所敬仰。

相信我們談起「沙門不敬王者」之說，都知道是遠公提出的。在當時對「沙門敬不敬王者」問題曾發生過兩次爭論。尤其是桓玄執政後，又重新提出了「沙門應敬王者」的詔書，遠公對此作了《沙門不敬王者論》加以回駁。大師不畏王權，為法護教，捍衛了出家人的僧格，維護了佛教的獨立性。遠公的這一方外逸民的態度與道安大師的「不依國主，法事難立」的態度，以及北朝法果把帝王當作「當今如來宜盡禮」的態度明顯不同。在我看來，遠公的「沙門不敬王者」之說，從本質上說更為符合出家人的態度。再者，佛教在印度，從來都是國王禮敬沙門的。因為出家乃大丈夫之舉，是人天師范，非帝王將相所能為。出家修道沙門乃是方外之賓，是超越世俗禮教的。出家修道的目的是為了脫生死，證得涅槃，與世俗禮教無關。所以作為出家人應保持出家人的僧格，維護佛教的獨立性。遠公正是站在佛教的獨立發展而言的。而道安大師和法果的態度和主張，相對來說失去了佛教相對獨立性的立場。可以說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政治形勢有關。比如道安大師，因為當時的時局動亂不安，大師為了弘法傳教，輾轉顛沛，移居九次，仍然講學不斷，培養僧眾。故而提出了「不依國主法事難立」的主張。假如說再來一次法難，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我認為雖依國主，但應不失出家人的僧格，如此方能樹立佛教形象，為人天的大依估。

從佛圖澄、道安大師，一直到慧遠大師都是十分重視戒律，嚴持毗尼。據說慧遠大師在病危之際，眾弟子皆勸師服用非時漿或七日藥，以維持生命，而大師寧死不受。此舉真是令我們非常佩服和慚愧。大師處處以身作則，為後世出家人樹立榜樣，出家人應有所為有所不為。可是，遍觀今日的教內人士又有多少能像大師那樣嚴持淨戒，寧死不犯。甚至認為戒律已不適應當今時代的發展潮流，應該與時俱進，認為戒律應該改革，甚而有說出家人過午不食對身體不益，為何要委屈自己，該吃不吃呢？我想如果遠公尙在的話，肯定會痛心疾首，更不要說佛陀了。殊不知，佛陀制定戒都是有用意的。因為佛陀是一切智者，深知末代眾生的根器，而不是隨隨便便制戒，全然是悲智雙運的體現。出家人若沒有戒律的攝持，就會放逸六根，造作諸業，就會失去出家人的戒體，如此何能信受十方供養？何能令眾生生起信敬之心？三學戒為首，依戒而生定，由定發慧。所以戒律乃是出家人的根本。

通過學習中國佛教史，學習古德祖師的行持風范，令我受益匪淺。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安心地學習聽聞到佛法，豈能不感恩祖師的良苦用心和為法護教所作的貢獻。所以作為新世紀的僧青年，應該時時以祖師大德為榜樣，嚴以律己，樹立正知正見，深化解行，提升自己的僧格，培養自己的素質，發菩提心，重顯古德之勝行，荷擔如來家業。這也是我對自己的要求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