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固的歷史，積澱的文化(李載道)

李載道：凝固的歷史，積澱的文化——梁啟超故居與弘一大師故居修復始末(第四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研討會文章)

凝固的歷史，積澱的文化

——梁啟超故居與弘一大師故居修復始末

李載道

一、引 言

　　在兩天的學術研討會上，聆聽了幾位高僧大德和專家學者對「人間佛教」研究的論見，受益匪淺。非常感謝主辦單位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讓我談談「梁啟超故居與弘一大師故居修復始末」。

　　梁啟超與弘一大師是對佛教的研究與實踐做出重大貢獻的兩位大師。梁啟超(1873-1929)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上要求「維新」、「變法」，詩文上主張「改良」、「革命」的社會活動家和大學者。他學識淵博，于學無所不窺，于論無所不及，是「百科全書式」的一代學術大師。他在晚年還專心研究佛學，是一位造詣很深的兼治佛學的佛教學者，他一生發表了三十多篇佛學文章，在社會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弘一大師-李叔同(1880-1942)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負盛名的文化大師、譽滿天下的佛教高僧。他在書法、音樂、詩詞、戲劇、金石篆刻等領域均有非凡造詣，又是傳播西方音樂、繪畫、戲劇到中國的先驅者。1918年(時38歲)，在他的藝術達到登峰造極之時，突然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削髮出家，皈依佛門，自此是行在律學，學在華嚴，棲心淨土，特別是精研戒律並身體力行，成為重梳湮沒了七百余年南山律宗的一代宗師。兩位大師的故居均座落在天津市河北區。近些年來，我對兩位大師作了些研究，由于工作關系，對兩位原大師故居的修復也做了點工作。我認為，兩位大師的故居不僅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重要地位，以兩位大師故居為載體，弘揚兩位大師的佛學思想理論，對當今海峽兩岸「人間佛教」的提倡與推展也是很有意義的。也許基于這個原因，釋昭慧法師給我出了這個題目，讓我在這次「典范人物的歷史圖像」座談會上發言，介紹一下梁啟超故居與弘一大師故居的情況。

二、梁啟超故居飲冰室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館

　　梁啟超故居座落在天津市河北區民族路46號(原天津意租界西馬路25號)，一個院內有新舊兩座小洋樓，舊樓建築面積1019平方米，新樓949平方米，整個院落占地面積2492平方米。梁啟超1912年從日本回國後，考慮到北京政治氣氛的複雜，他決定把家安在天津外國租界內，最後選中當時天津意租界西馬路25號購地建樓，1915年1月便攜帶全家遷入這座樓，避居天津。這是一棟兩層普通小洋樓，通樓正面是迥廊玻璃窗，東端是凸的玻璃明廳，樓前是個小花園。小樓房間較多，全家及長住的親友都住在這里。後來梁啟超又在院內西邊蓋了一座新樓，是由義大利建築師白羅尼歐設計的，是一座義大利風味十足的兩層半小樓，長方形，平屋頂，正面是三個小園拱門，兩邊是上樓的台階，拱門上面鑲嵌著簡明的花形浮雕，使小樓顯得古樸、典雅。這座小樓在1925年建成使用，作為梁啟超的書齋，起名「飲冰室」。當年一層是梁啟超寫作、藏書和接待客人的場所，屋內的四壁都是高大的書櫃，裝滿了各類不乏珍品的中外書籍，還陳列著從國外帶回的文物禮品，充滿著豐富的中西文化底蘊。樓上是他的臥室、餐室。梁啟超在這座幽靜的小樓里，避開家屬的干擾，通宵達旦地從事學術研究和著述。

　　梁啟超在1915年逐漸淡出政壇舉家遷至天津後，除了一些講學和必要的外出之外，一直居住在天津，致力于學術研究和教育工作。梁啟超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一生留下了一千四百萬字的不朽著作。其內容巨集豐富，涉及到政治、經濟、哲學、歷史、宗教、教育、文化、新聞、藝術、語言、音韻、地理、文學諸方面，淹貫經史，參駁古今，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卷帙浩繁長達一百四十八卷，一千四百萬字，其中大部分是在天津故居飲冰室的著述。在這里他寫出了多部有影響的著作，諸如《歐洲心影錄》(1918年)、《清代學術概論》(1920年)、《中國歷史研究法》(1920年)、《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1920年)、《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4年)等等。尤其是他在天津居住的這一時期，對佛學的研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

　　梁啟超研究佛學集中于1920年至1925年的6年期間，僅在1920年一年中，他就寫出了十多篇研究佛學的文章，其中包括《印度史蹟與佛教之關系》、《佛教之初輸入》、《翻譯文學與佛典》、《佛典之翻譯》、《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等，這些文章不僅涉獵的佛學范圍很廣，觀察角度也很新穎，對一些學術上似乎早有定論的問題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理解。1922年梁啟超撰寫了《大乘起信論考證》一文，他原本計畫寫數千字的文章介紹一些日本學者對于《大乘起信論》的研究結果，但在寫作過程中，他發現了新的問題，于是加進了自己對《大乘起信論》的理解與思考，于是便形成了洋洋灑灑數萬言之多的文章。1924年梁啟超又撰寫了《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關于玄奘年譜之研究》、《大寶積經迦葉留梵藏漢文六種合刻序》等文章，高度評價了玄奘對中印文化交流以及中國佛教發展的貢獻。後來中華書局就把梁啟超從1922年至1925年晚年佛學研究的代表作彙編出版了《佛學研究十八篇》，這部著作實際上是梁啟超計畫寫中國佛教史的未定稿，他從史學的角度出發，對中國佛教的興衰流變，以及相關的事項作了扼要的闡述，其中有不少見解與論述，至今仍不失精深之論，具有長久的參考價值。

　　梁啟超是在其師康有為的影響下，開始接觸佛教的，又是在與同道好友譚嗣同的交往中，切磋學佛，加深研究的。梁啟超說：「我喜歡研究佛教」(《佛陀時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綱要》)、「願夙好治佛學史」(《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他晚年篤信佛教的「無我」說和善惡報應說。他說，「無我」就是他的信仰，他之所以「常覺快樂」，悲愁不足以擾亂他的意志，「此即信仰之光明所照」(《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又說，善惡報應是「宇宙唯一真理」，「我篤信佛教，就在此點，七千卷《大藏經》也只說明這點道理」(《給孩子們的書》)。從研究佛學開始，到晚年如此深刻地體會佛學思想，梁啟超的心路歷程可見一斑。梁啟超在研究佛學的同時，與僧人、居士創辦的佛學院保持密切交往，交誼深厚。1922年，太虛在武昌創辦武昌佛學院，梁啟超被推舉為第一屆董事會董事長。

　　梁啟超從1915年攜家遷至天津到1929年逝世，在天津故居走完了他最後14年的人生旅途，在這里他演繹或參與了許多波瀾壯闊的政治舞劇，留下了浩繁的不朽的著述文字，佛學研究可以說是他在這期間學術生命中的一個閃光亮點。

三、弘一大師故居——孕育一代宗師的搖籃

　　1880年(清光緒六年)10月23日(農歷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在天津河北區糧店後街陸家豎胡同2號，是一座規模不甚大、座北向南的長方形三合院。李叔同兩、三歲時，他父親李筱樓購置了位于糧店後街山西會館斜對面一所規模宏大的宅邸，即現在的糧店後街60號，是李叔同青少年時代居住生活的地方。這座宅院有150多年的歷史，是一座典型的座西朝東的清代建築，呈正方形，占地面積1400平方米，分四個院，為「田」字形，東西略長，南北略短，共有房屋60余間。前門門口開闊，用青磚砌成的高高的「虎座」門樓十分壯觀，門前掛有「進士第」的大匾，大門兩側有精緻的石門枕和雄偉的石扁獅一對，門樓上的刻磚別緻精巧。進門前面是四合大院，南邊兩所房子為主房，北房外屋是佛堂，東西房各五間，前臉為木結構，門窗均有精美的雕刻圖案，花紋精巧玲瓏。後面是三合大院，前後院中間有五間房長度的游廊。在間道當中「十」字交叉的地方是「洋書房」，為中西合壁的建築，「洋書房」前是一個小花園，稱為「意園」。「洋書房」的布置很別緻，除了中式木床和書櫥，還擺有鋼琴，牆上掛著李叔同在日本留學時畫的女人裸體油畫。1910年，李叔同從日本留學返津後，就在這「洋書房」里讀書、寫字、作畫、接待客人，這一切表明這是一戶名門望族、官宦人家。糧店街在海河東岸，是漕運碼頭和鹽業集散地，是天津最早的商業區和居民區之一。當時，這一帶商賈云集，一些統管鹽業錢糧、身居官位的名門大戶紛紛在這里建造府第，李家就是搬遷至這里的一戶典型人家。李家宅院附近有地藏庵、大悲禪院等廟宇，宅第隔河西望就是天津城東門外的天后宮和玉皇閣。

　　李叔同自幼居住在這里，生活在一個封建大家庭，接受舊教育。李叔同的父親李筱樓，是同治四年進士，曾官吏部主事，身兼鹽商、官吏、文人三重身份。他生平精研王陽明之學，旁及禪宗，頗具功力。他篤信佛教，家里設有佛堂，多交請高僧入宅做佛事。他慈悲為懷，樂善好施，曾設私塾義學。每屆秋末冬初，遣人至各鄉，酌施衣食。設立存育所，冬季收養災民及流乞，不致凍餒。並于1876年(光緒二年)捐銀五千兩與嚴克寬、楊俊元等人創立備濟社，撫恤貧寒孤寡，施舍衣食棺木，當時為津人稱讚為「河東李善人」。李叔同幼年聰慧，五歲開始即從他母親習誦名詩格言，六七歲時，其兄督教極嚴，每日授以《百孝圖》、《返性篇》、《格言聯壁》等，還攻讀《文選》。八九歲時，有王孝廉者，到普陀出家，返居天津無量庵，當時李叔同的大姪媳早寡，曾向王孝廉學「大悲咒」、「往生咒」等，他常從旁聽之，不久也能背誦，十一歲時乃讀《四書》，十二、三歲略習訓詁、《爾雅》、《詩經》之類，十六七歲時，從天津名家趙幼梅學詞，喜讀唐五代詩詞，又從唐靜岩學篆隸及刻石，還與孟廣慧、王吟笙、曹幼占等親友研究金石書畫，故對詩詞、文章、書法、篆刻等，均造詣頗深。

　　李叔同自幼生活在一個佛教氛圍濃厚的封建家庭。他家設有佛堂，家人經常拜佛誦經，他父親72歲時，因患痢病，自知不起，將臨終前病忽愈，乃囑家人延請高僧，于臥室朗誦《金剛經》。臨終毫無痛苦，安祥而逝，如入禪定。靈柩留家凡七日，每日延僧誦經不絕。時李叔同見僧之舉動，均可愛敬。李叔同七八歲時，就隨大姪媳旁聽「大悲咒」、「往生咒」，並能背誦。這些在他幼小的心靈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據他的侄子李聖章回憶講：李叔同比他年長九歲，他們叔姪是幼時同玩的小夥伴。他們一起常學和尚念經玩，李叔同裝「大帽」和尚在那里念念有詞，他在下首當小和尚，聽從調遣。兩個人都用夾被或床單當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其父慈悲為懷，樂善好施之善舉，對他的影響也很大。所以在他15歲時，就寫出了「人生猶似西山日，富貴終如草上霜」這樣的人生感悟。胡宅梵在《記弘一大師之童年》一文中寫道，在問大師童時事，師曰：「年幼無知，事不足言。惟我父樂善好施之行，頗堪風世勵俗，差足傳述，而與余幼年之生活，亦有密切之關系也。」嘯月在《傳三》一文中也講：「師處此家庭中，除庭訓外，耳濡目染，默化潛移，無非慈悲喜舍之功德；其憫世悲俗之精神，早植于此時矣」。李叔同從童年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接受舊教育，讀經史子集，與當時天津士林學者多有接觸，這時在經史詩文和文字學等方面具備了扎實根底，為後來發展藝術才能，精研佛典打下了基礎。正因為如此，他後來的詩作時時對家鄉故居及其童年家世往事的夢想與回憶。如他創作的《憶兒時》歌詞：「春去秋來，歲月如流，游子傷飄泊。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高枝啼鳥，小川游魚，曾把閒情托。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在這首歌詞里流露出他對家鄉故居難以割舍的深厚情感。

　　弘一大師的青少年時代是在天津故居度過的。他于1880年在天津出生，19歲時奉母攜眷，離津去上海，在這以前一直沒離開天津。六年後，其母病逝，運靈回津後，便東渡日本留學。1911年(宣統三年)學成歸國，返津門故里，在天津任教居留近兩年，前後加在一起，總共在天津故居生活了大約22年。這一時期，正是他志學與成長的年代。所以說，弘一大師故居，是弘一大師人生風帆的起點，是弘一大師一生在文化、佛教輝煌建樹之基石，是孕育一代宗師的搖籃。

四、兩位大師故居的修復及其重要意義

　　梁啟超與弘一大師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兩位偉大人物，他們一生給我們留下了極其豐厚的文化遺產和宗教遺產，給世人留下了許多啟迪與思考，在海內外享有極高的聲望，所以他們的故居也備受世人關注。梁啟超故居雖歷經八十多個春秋，幾經住戶的變遷，年久失修，損壞很大，已非原貌，但兩棟樓房還是完整的保存下來。然而弘一大師故居自上世紀30年代易主之後，又經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居住使用幾次較大的變更，歷經滄桑，老屋頹圮，破落不堪，面目皆非。海內外有識之士既惜一代宗師之遺物飄零，又悲李氏故園之舊難覓，修復大師故居已成為眾心所向。多少年來，一些專家學者和知名人士傾其身心呼籲修復兩位大師故居。1992年，中國著名劇作家曹禹及幾位著名學者寫信給當時天津市市長李瑞環，呼籲修復大師故居。同年天津李叔同——弘一大師研究會發出倡議書，呼籲社會各方面給以大力支持，儘快修復大師故居。上世紀90年代中國文聯副主席、著名作家、文化學者馮驥才曾先後在《人民政協報》、《文匯報》上發表文章，提出保護修復梁氏故居。之後，天津市河北區政府及有關部門、有識之士，對修復兩位大師故居，通過多種渠道，進行了多次宣傳與呼籲，研究過多次修復方案與措施。天津市政府遠見卓識，為提高城市文化品位，于2001年決定撥款2000萬元人民幣，修復梁啟超故居。修復工程是從2001年9月開始的，動遷了住戶，拆遷了院內的臨建，以「整舊如故」的原則，修復了梁啟超故居和「飲冰室」書齋。對房屋進行補強修復和加固，更換了腐朽、變形的樓面木結構，牆面按原狀重新抹灰，對門視窗套樣式，以及柱式、門飾、裝飾構使樣式按原有造型進行了翻制，使其恢復了原貌。根據梁啟超家人的回憶，室內進行了復原陳列，並用大量圖片資料，展示梁啟超的生平業績。經過一年的修復工程和籌備，梁啟超故居紀念館已于2002年10月對外開放，受到海內外人士的稱讚歡迎，前來參觀者絡繹不絕，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還到此視察參觀。天津市政府又于2002年決定斥資修復弘一大師故居。因大師故居的這座房產已有150余年的歷史，歷經滄桑，又經過幾次較大的拆改變更，已破落不堪，面目皆非，需落地重建，恢復其原貌。修復工程已于去年開始，住戶動遷完畢，重建復原設計方案本著「保持故居原貌，充分體現歷史文化底蘊」的原則，幾經專家學者論證，已經敲定。修復後的弘一大師故居，除恢復其故居原貌外，還在其後門與海河岸間建一花園綠地，中間豎一李叔同塑像。弘一大師故居紀念館共占地面積4000平方米，建築面積850平方米，房屋60余間，為「田」字形，由四套四合院組成，磚木結構，雕梁畫棟，大門為「虎座」門樓，體現出清末建築文化特點。修復工程正在進行中，爭取今年竣工。兩位大師故居的修復，無疑是鑲嵌在海河岸邊的兩顆高文化品位的璀璨明珠，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價值，有著重要的意義。

　　兩位大師的故居，是歷史演變和文化積澱的縮影。對兩位大師故居的修復保存，為近代中國歷史留存了兩個耀眼的光斑，為子孫後代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在這里可以找到中國近代史上民國初期許多重大事件和重要文化的痕跡，從一個方面說明了那個時期天津的社會風貌和在中國的地位，反映了一段歷史情感、一種絢爛文化。兩位大師的業績和成就凝聚著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的精粹，並融進了先進的西方文化，他們的著述已成為中華文化瑰寶的一部分。著眼于對歷史文化積澱的思考，可以兩位大師故居為載體，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優秀文化，弘揚他們愛國愛民的思想、文化上的先進主張、佛學思想理論。兩位大師都是國際歷史文化名人，還可以為中外文化學術交流發揮作用。計畫擬于今年8月在梁啟超故居飲冰室召開梁啟超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各國和地區的專家學者大約2百人與會，釋昭慧法師就是被邀請的學者之一。同時，也是對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之基地。人們通過瞻仰參觀大師的生平業績展及文物，會感受到許多啟迪與思考，他們那處處充滿愛國主義思想和悲天憫人之情、勤奮認真精神、創新意識以及光輝的人格力量等等，對當今人們的思想意識也有著借鑑的重要現實意義。

(本文作者李載道會長為「中國天津弘一大師—李叔同研究會」會長)

【參考資料】

1. 郭長久主編《梁啟超與飲冰室》

2. 梁啟超撰《佛學研究十八篇》

3. 《李叔同—弘一法師》

4. 夏丏尊編《弘一大師永懷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