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佛教中國化進程的道安(洪丕謨)

推進佛教中國化進程的道安

洪丕謨

　　東漢時期，佛教剛傳來中國，由于是舶來的新產品，所以一個相當時期，人們對其教義並不十分在意。及至東晉道安等人出，由于當時玄學興起，知識分子中一部分人為了清談需要，對于佛教中大乘空宗的思辯理論才產生了濃烈的興趣。這一清談風氣演變到後來，反映在佛教界，便有了玄彿合流、「六家七宗」的興起。「六家七宗」中最有影響的，要數以道安為首的本無學派。「無在元化之先，空為眾形之始，故稱本無。」 道安(312或314～385年)，俗姓衛，常山扶柳(今河北省翼縣西北)人。 雖說當時天下戰亂，父母早亡，可是由于世代業儒，他在外兄孔氏的扶養下，從七歲起，就開始了對儒家經典的攻讀。 由于道安的長相非常難看，所以當他在十幾歲出家為僧後，雖然有著滿腹才華，卻沒能引起老師的注意，而被派到田里去干雜活。 稍稍長大後，道安向剃度師求讀佛經，師父給他一卷約五千字的小乘經典。不料過了一天，道安就把經書還給老師，要求再借。老師納悶：「昨天剛給一經，還沒讀好，怎麼今天又藉？」不過最後還是借了一卷近一萬字的大乘《成具光明定意經》給他。誰知借後，依然和上次一樣，剛過一天，又來歸還經書。老師好奇之下一試，但聽道安一字不差地把兩經從頭到尾背了出來。老師大驚之下，終于對他刮目相看，倍加器重。 二十歲那年，道安受具足戒。晉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年方二十四歲的道安游學來到石趙京師鄴都(今河北省臨障縣西南)，在那里碰上了年已一百多歲的高僧佛圖澄，並投拜在他門下。當時，有人因為看到道安面貌丑陋，年紀又輕，禁不住露出不屑一顧的神氣。可是佛圖澄卻對那些人說：「你們可別小看了他，他有遠識，非爾等可及。」 就這樣，在跟隨佛圖澄的十多年里，道安經常為老師複講佛法，解答難點，贏得了人們的普遍讚譽，嘆為：「漆道人，驚四鄰。」 佛圖澄入滅後，石趙內亂，社會不寧，道安避亂來到偏遠的 濩澤(今山西省陽城)地區，離群獨處，苦攻佛典。不久竺法濟、竺僧輔、竺道護等高僧也相繼來到這里。有了學業上的益友良師，道安對安世高所譯《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經》、《修行道地經》等小乘經典用力更勤，並且還寫序作注，興致勃勃。 晉穆帝永和七年(351年)，道安和同學竺法汰北上雁門飛龍山(今山西省渾源西南)，在那里碰上了道安做小沙彌時的舊相識僧光，得以彼此辯難，共研佛法。當時出家人講解佛經，為了便于中土人士理解接受，往往引用我國原有名詞、概念，尤其是老莊術語，名為「格義」。早先，道安也用「格義」解釋佛經，可是這一陣子和僧光共同研習以來，卻又感到用「格義」之法闡講佛經，難以抉盡經中精義，便對僧光頗有感慨地說：「先舊格義，與理多違。」不過，僧光並不這樣認為，所以說道：「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 道安則堅持：「弘贊教理，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指出宏闡教理，應該力求準確，不必理會先達那套不切實際的舊方法。由于道安首次看到並指出「格義」闡釋佛經的局限和不足，所以對于後世按照佛經本義理解佛教，使佛教擺脫傳統思想依附而獨立發展，起到了相當的啟發作用。話雖如此，可是後來道安在闡解佛經中，依舊經常取用「格義」，可見徹底改變舊法，尚要有個過程。 晉穆帝永和十年(354年)前後,道安離開山西來到太行恒山一帶，弘傳佛法，創寺建塔。當時石趙已滅，前燕建國，武邑太守盧歆聽到道安的大名，曾恭敬地把他請去講經，收到了「名實既符，道俗欣慕」的良好效果。此後，道安回到鄴都，住受都寺弘法。由于其時戰亂未息，天下不寧，所以住不多久，道安就離開鄴都赴牽口山(鄴都西北)，隨之又赴王屋女林山，達陸渾，走新野，南下襄陽，一路輾轉，歷時十年，雖艱苦備嘗，而弘法未曾稍有中斷。為了有利于佛教的宏傳，這時，道安還讓法汰、法和等分別率領眾弟子去揚州、蜀中等地，廣播種子，宣妙法音。 襄陽屬于東晉地界，較之北方，相對來說要安穩得多。在襄陽，道安一住就是十五年。這十五年，是他一生弘法事業中最為燦爛的時期。他編撰《眾經目錄》，制定僧尼軌范，開講《放光般若經》，開啟出家人姓「釋」先聲，同時考校譯本，注釋經義，多所建樹。 當時他所創的檀溪寺，建塔五層，起房四百，規模極其宏大。關于道安在檀溪寺的齋講儀范，以及師徒間的人際關系，在習鑿齒《致謝安書》中，有著較為客觀的反映：「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大威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 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苻秦攻陷襄陽，道安、習鑿齒被拘，送往長安。苻堅是個崇佛之人，對道安、習鑿齒等非常尊崇，認為襄陽之役只得到一個半人，一個是道安，還有半個是習鑿齒。從此，道安開始了他在長安的譯經弘法生涯。 其時，道安安居在五重寺里，講經之暇，領導了包括外國沙門僧伽婆提、曇摩難提、僧伽跋澄等人在內的翻譯大道場，大肆從事佛經的翻譯工作。他在《摩訶鉢羅蜜經抄序》中，對佛經翻譯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等經驗之談。「五失本」為佛經翻譯中有五種情況要改變梵文原本的表述方式，以符合中土的習慣：一是應把原本中倒裝句改成為中國習慣用法；二是應對質樸的佛經原文稍加修飾，以增文彩；三是對繁瑣重複的原文，應作適當的刪節；四是對原本中雖帶總結性，但卻重複的頌文，應盡量刪掉；五是原本中重述前文的內容，也務必刪盡勿惜。「三不易」是佛經翻譯中三種不容易的情況：一是要把古代的經書翻譯得適合當今口味不容易；二是要把聖人的話翻譯得連笨人也接受理解不容易；三是當代佛經翻譯者要理解表達千年以前的佛經微旨不容易。 道安的著作，現存《人本欲生經注》、《綜理眾經目錄》、《鼻那耶經序》，以及一些零星的論序等，其他都佚失了。這些著述，基本反映了他從禪觀趣般若，以般若解禪觀的「本無」特色，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貫通了般若和禪學的兩大思想體系。雖說道安的著述現存不多，可是由于他反對「格義」，以及他樸實嚴謹的治學態度，所以開創了純正的佛學研究風氣，對後世有著很大的影響。 綜括道安一生，他在佛學上的貢獻在于：一是集佛教中土理論的大成，開創「六家七宗」中的本無學派，推動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二是制定寺院僧尼規范：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是為我國佛教史上建立寺院規則的創始人。三是首次提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開佛教出家僧人以釋為姓的定式，一掃過去以老師之姓為姓的做法。四是領導並參加翻譯了《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三法度經》、《阿毗曇八犍度論》、《毗曇心論》、《摩訶鉢羅蜜經抄》、《鼻那耶經》等上百卷、百余萬字的佛經。

摘自《古今100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