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積極與消極(候秋東)

談積極與消極

候秋東

這是一個講求效率的時代，奮斗進取成為這個時代的口號，于是人們普遍認為人生應該要積極，不應該消極。一個人倘若被批評說：「他最近很消極。」這就意味著他凡事不會有什麼進展了。「消極」幾乎與消沉、苦悶、悲觀、沮喪的含義相近。反之，「積極」代表一個人充滿活力、信心、目標鮮明，步伐快速，因此，比消極的人較能得到豐收的喜悅。「積極」之所以被讚許，「消極」之所以被呵斥，理由在此。 但我們深一層觀察，一個人倘若利用他的活力去追求錯誤的目標，並充滿信心，步伐快速，有朝一日目的達成，結果會如何呢？豈不是落得害人害己的下場。 社會上許多敗類，有「學」有「術」，他們也有自己的「理想」，也很積極。但是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給人的觀感如何？于是我們有一種「積極未必是好」的領悟。俗語說：「有志者事竟成。」有「志」未必值得喝采，要緊的是看他立的什麼「志」。所以《優婆塞戒經·毗梨耶波羅蜜品》說：「精進二種，一正一邪，菩薩遠離邪精進已，修正精進。」 假使我們再深一層觀察，消極乃是對某種事物不感興趣之謂，一個人若對他生而為人覺得無意義、無價值，以至于變成醉生夢死、行尸走肉，當然不對，但如果他只是對于作姦犯科，投機取巧，或對飲酒食肉、聲色犬馬不感興趣，態度消極，這種消極至少對社會人群沒有什麼害處，假使他在「諸惡莫作」或「淡泊寡欲」之余，進一步能「眾善奉行」或「轉欲火為慧火」，那麼他的表現便值得讚揚。許由、巢父的高蹈，陶淵明的退隱，似乎有「獨善其身」的意味，但較之那些小頭鑽面或腦滿腸肥者，這些人格清高的風范，對社會何嘗沒有貪夫廉、懦夫立的教化作用。因此，對于歷史上這些「消極」的隱士，我們雖不必十分欣賞，但似乎也不用過于苛責。 因消極而趨于消沉、苦悶、悲觀、沮喪的人是值得同情的，身處五濁惡世，眾苦交煎，生存何其不易，這些人都是較弱的一群，但決非不可救藥的一群，因為本著他們對人世較深刻的體驗與觀察，何嘗不能在「淚眼中見到天國」？他們有可能將消沉轉為沉著、苦悶轉為苦心、悲觀轉為悲憫，沮喪轉為對昨日之我的揚棄，拉起人生的風帆，重新航向無邊安樂的彼岸。 邪精進的人總有一天會嘗到苦果，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別看他們一時躊躇滿志，趾高氣揚，十分可惡，其實他們十分可憐，比起那些消沉苦悶的人，他們的覺悟較晚，解脫也較遲，他們必須等到心中的「妄想」行不通，計劃不受歡迎，進展受挫折和延遲，以及身心交瘁和灰頭土面之際才會「猛醒」。萬一他們的「福報太大」，得以「所求如意」，那麼他們的罪業有可能延到來生，直至惡貫滿盈，罪報紛至，他們才有「良心發現」，「改邪歸正」的一天。 一個人積極地「明悟心性」，發展完美的人格，充實學識，提高智慧，端正品行，利樂有情，無論如何是正確、有意義的。但是過度奮斗進取的結果，也使人精神緊張，心跳加快，血壓升高，減低工作效率，造成所謂的「欲速則不達」，「其進銳者退速」。因此，積極精進的人應該要注意到孟子說的不「揠苗助長」，「勿忘勿助」，「盈科而後進」，佛家說的「平等修集，不急不緩」(《優婆塞戒經·毗梨耶波羅蜜品》)以及「沙門學道……心若調適，道可得矣。于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惱，行即退矣，其行即退，罪必加矣。但清淨安樂，道不失矣」(《四十二章經》)。 消極于罪惡之造作或欲望之追逐的人，無論如何可享有較多的逍遙，所以自古云：「知足常樂。」他們不必戚戚于貧賤，汲汲于富貴，胸中沒有冰炭，臉色不必偽裝，但假若一切貪欲沒有了，連正當的希望也沒有了，低俗的趣味放棄了，連帶也放棄高貴的理想，否定一切事物的存在與價值，使生活由悠閒、輕松、寧靜，變成無所事事，懶散、無聊，這便是非理的消極，也是佛家所呵斥的「惡取空』』，達不到「空靈」、「空明」，而是走向「枯寂」、「死寂」。因此，我們要知道正確的消極，其目的只是為要騰出寶貴的光陰，洗淨心靈的污垢，寧靜致遠，悲智雙修，建設淨土，而不是自得其樂，或放棄一切。 綜上所論，可知積極未必是好，消極也未必不好，這要因事而論。而且積極與消極應講求分寸，過分的積極與非理性的消極都是無益、有害的。 一般人以為西方思想較積極、進步，東方哲學較消極、保守，顯然只是膚淺的看法。平心而論，西方人與東方人各有其積極奮斗的方向，也各有其消極、漠視的一面，近代西方知識分子重視物質的研究、增產、控制與享用，而漠視精神主體的啟發、修養、開拓與淨化，東方古聖先賢反之，重精神而輕物質。同為追求人生至樂，只是看法有別，努力目標有別，以東方聖哲的立場來看，幸福之本在心不在物，西方唯物論者以為物質是基層建築，精神是上層建築，物質為先，精神為後，究竟誰是誰非，只有各人憑智慧去思索了。《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論語》有子曰：「君子務本。」樹猶有根，人可無本嗎？

摘自《真智慧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