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朝五台(昌蓮)

印光大師朝五台

昌蓮

　　印光大師是光緒十二年夏歷十月初到北京紅螺山資福寺的，初到就進堂念佛，因為那時的寺院一般是從十月十五日就開始正式打七了，直到臘月廿五日後堂中才解七放香，準備過年。大師打完佛七，則留常住過年。于光緒十三年正月，告假朝拜山西北五台山，即文殊菩薩應化道場之清涼勝境。 　　據《文鈔三編卷三·大師複陳伯達書一》云： 「光緒十二年朝五台。先在北京琉璃廠遍求《清涼山志》，只得一部，日常看之。以天冷，至三月初，方到山。」 大師又在《文鈔續編卷下·重修清涼山志序》中云： 「憶昔光緒十三年，在紅螺山，告假朝五台(即清涼之別名)。欲請《清涼山志》，至京琉璃廠，遍問各舊書店，只得一部，因而購之。今為排印流通，俾後來易得，而釋已遺憾，何幸如之。」 這些文字記載，皆出大師書信中，但在朝拜北五台山的時間上稍有出入。但《印光大師行業記》云： 「師修淨土，久而彌篤，聞紅螺山資梧寺為專修淨土道場，遂于二十六歲(光緒十二年丙戌)辭師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徹祖之遺澤而淨業大進。」又云：「翌年正月，告暫假，朝五台。畢，仍回資福，歷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特別是大師在《文鈔三編·復卓智立居士書七》中云：「此光緒十二年(在春天)事(至八月十五，光下山上北京紅螺山，從此未返長安，已三十八年矣)。」 　　既然大師在紅螺山進堂參加冬季佛七，這勢必要等到佛七結束才能擅自行動。因為那時堂里規矩甚嚴，凡是進堂念佛者在佛七期間是沒有擅自離開的自由與權利。而冬季的十個念佛七要整整七十天時間，一般是到臘月廿五日後方解七。佛七完畢，已經是歲暮年殘之際，常住勢必要留師過年，這是出于佛教的慈悲與禮節。所以，就根據這幾段文字，可以推論大師是于光緒十三年正月告假，暫離紅螺山而朝拜北五台山。估計大師在《文鈔三編卷三·大師複陳伯達書一》所云：「光緒十二年朝五台」之語出于記憶之錯，或是他人傳抄之誤筆。 　　凡去過山西五台山的人都知道，那里高出聳擁，疊翠環抱，四季清涼。如北台頂，便是在六月三伏天日亦常飛雪。大師正月告假離開紅螺山，之所以沒有急著趕往五台山，因為冰雪封山，道末開通。所以在北京各處掛搭，並先求得《清涼山志》一部，至三月方抵五台山。 　　一路上歷經艱苦，備受辛酸。這次朝拜五台，大師在山中只住了四十余天就返回北京紅螺山了。通過朝山，犬是感觸到世人的不務實修之過錯，在《文鈔三編·複陳鉑達書一》中說：「住山四十余日，見來朝山者，多說見文殊菩薩，實少真行持者。固知朝山者說附和古人之跡以自夸耳!使其果見，其人必與隨波打混者金踰各別。否則，文殊便不自重而輕以現身。所為何事?理即佛，即一切眾生是，非指背塵合覺面言；若背塵合覺，則便屬名字矣。」 　　大師一生弘揚佛法皆從平實處來，故在文字中從未透露自己這次朝拜五台的絲毫不可思議處，跟他人一樣，平平常常。但這正反映大師的非同平常，之所以秘密保守是為了「不洩如來密因」故，以免招人譏嫌造謠故，以杜後人模仿弄虛故。 　　大師為報答文殊菩薩救苦情殷，度生念切之恩，在《重修清涼山志序》中說：「文殊菩薩：遭證一真，德超十地；入三德之秘藏，居常住之寂光。但以救苦情殷，度生念切，故復不違寂光，現身塵剎，種種方便，度脫眾生。其為七佛師、作菩薩母，猶屬蹟門之事；若論本地，則非佛莫知。雖盡塵剎界，無非所住，而障重之凡夫，何由識其妙用，瞻其法范乎哉。以故不得不為初機，設一應化之地，俾有所趣向，而種出世之善根。故從昔以來，與萬菩薩，常住清涼寶山，演說一實之道，兼示不思議種種神化。令善根成熟者，印證真常；未成熟者，因茲增長。」足見大師深體菩薩之心也。 　　民果廿一年，因江西許止淨居士之懇請請，大十以七十二歲之高齡開始蒐集史料，遍查三藏，重新修訂《清涼山志》，第二年作序流通。又因華嚴嶺僧祈作一讚，以備捻誦之儀，大十作讚曰： 　　文殊菩薩德難量，久成龍種上法王。因憐眾生迷自性，特輔釋迦攝玄綱。 　　為七佛師提莫測，作菩薩母用無方。常住寂光應眾感，萬川一月影成彰。

摘自《寒山寺》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