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奉佛的李煜(許程明)

在家奉佛的李煜

許程明

　　當一個人承受了太多的痛苦而無法在現實中得到排遣的時候，他就會轉向精神層面尋求自我解脫。此時，宗教的力量往往特別具有吸引力。五代十國時期，南方諸國佛教盛行，為李煜從精神層面上尋求解脫帶來了契機。 　　史學前輩陳垣曾說：「五季亂而五宗盛。」歷史也證明了紛亂之世宗教易于流行，五代十國就是其中之一。佛教盛行于五代，除了有民困于兵燹，剃度為僧以避苛政，士窮于仕途，研習佛典以求解脫等社會因素外，還由于當時盛行的禪宗簡易，易于為人們所接受。 　　禪宗把「禪」從早期佛教的一種修行方法上升為一種精神，使「禪」由手段一躍而成為目的。它懸置了一個永恆的終極境界，將之稱為佛的境界，藉以引導信仰者從現實的、苦難的世界中超脫出來。對于這終極境界的具體內容，不同宗派有不同的解釋，而現實的途徑也由早期禪宗的靜坐、念佛、誦經等漸進形式演變為南宗撣簡捷的感悟；這種禪思想無疑具有了一種蔑視外在行跡而重視內在感悟，不重神靈崇拜而重心靈空寂的傾向。「宗教如果是大多數人的宗教而不只是少數人的思想的話，它就不能沒有儀式、方法和信仰，正如基督教需要有犧牲、懺悔和祈禱一樣，這是引起信仰、維持信仰、獲得解脫或聯系信仰者與唯一實在的具體途徑。」(葛兆光)因此，人們尤其是文人士大夫階層選擇了這種傾向于形而上的探索的禪宗。在參禪學佛追求永恆境界的同時也還會或多或少地保持著外在的宗教行跡：禪宗梵我合一，即心即佛的思想對于現實生活中痛苦無助的李煜而言無疑是茫茫大海的一根浮木。早在先主、中主之世，南禪宗「五葉」之一的法眼宗創始人文益禪師便已長期在南唐金陵傳道弘法，並受到先主和中主的禮遇和重視。李煜從小便沐浴在法眼宗風中，再結合其特殊的人生經歷，接受佛教信仰是可以理解的。 　　在傳統思想文化以儒家為正統，並十分重視顯示人生和社會責任的中國社會里，出家離世本就不易辦到，對于受儒家浸淫甚深並擁有特殊身份的李煜來說，那種拋棄社會、家族的思想行為更是不可設想的，而居士佛教的存在則為李煜的佛教信仰開了方便之門。 　　所謂居士佛教，意即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及各類佛教活動。雖然禪宗有簡易和朝思想的形而上方向發展的趨勢，但它畢竟還是宗教，居士們研習佛典，思考人生奧妙的同時，也還會沿襲許多宗教傳統，舉行或參加其他宗教儀式和活動。 　　李煜的奉佛舉措在各史書、燈錄以及其他佛教典籍中均有記載，現摘錄如下： 　　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屠， 　　為高談，不恤政事。(《新五代史》卷六十二，《續資治通鑑》卷五同) 　　後主天資純孝，……然酷好浮 　　屠，崇塔廟，度僧尼不可勝數、罷朝輒 　　遣佛屋，易服膜拜，以故頗廢政事。(陸游《南唐書》卷三) 　　(後主)宮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錢 　　募民及遭為僧。都城至萬僧。……(陸游《南唐書》卷十八、馬令《南唐書》卷三十六) 　　唐主事佛甚謹，中書舍人全椒張 　　泊，每見輒談佛法，由是驟由寵。」(《續資治通鑑》卷五) 　　唐主篤信浮屠，出禁中金錢募人為 　　僧。……(《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一) 　　乾德二卑，國主延入(金陵報慈道場文逐導師)居長慶，次清涼，次報慈大道場，罷霄膏覺海大導師，禮待異平他等。(《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五) 　　國主為鄭王時，受心法于法眼之室。暨法眼入滅，復嘗問師(泰欽法禪師)曰：「先師有什麼不了底公案?」師曰：「見分口次。」 　　李主建報慈院，命師(法眼)門人去覺行言導師開法。(《五燈會遠》卷十) 　　以上所列史書，資料中還有李煜奉佛舉措與其他禪師往來問道的記載，不盡錄。 　　就所得資料統計，李煜的奉佛活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第一，為表示對佛教的支持，在京城內外敕建了許多寺廟，又于寺內廣造佛像，出金募民為僧；第二，為宣傳佛法，多次延請各方高僧于宮中、寺院講法並設法會、齋會；第三，依托其特殊地位，與清涼文益禪師法嗣——清涼泰欽法禪師、鍾山章義院道欽禪師、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匡逸禪師、淨德院志筠達觀禪師等建立起密切關系，給予優厚的待遇。 　　雖然李煜在佛教思想方面並不見有何建樹，也沒有關于佛學見解的專門著述流傳于世，但他的確曾極力標榜自己對佛教的真誠信仰，並在各種場合下積極予以提倡，畢竟是一名深具影響的護法居土。他對佛教的貢獻無疑主要集中于經濟支持方面，也由于他身居帝位，上行下效，其奉佛言行必定會在意識形態上對南唐杜會帶來巨大影響。

摘自《人海燈》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