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高僧常惺法師(范觀瀾)
近代高僧常惺法師
范觀瀾
在近現代中國佛教史上，常惺法師既精習華嚴、天台、唯識，又研修禪、律、密乘，是一位各宗兼通的佛學大師。常惺二十八歲時，在中國佛教學術界掀起了一場關于《大乘起信論》真偽的大辯論，他發表《大乘起信論料簡駁義》一文，力排眾議，獨樹一幟，一鳴驚人，平息了論辯的軒然大波，在佛教界影響頗大。
常惺法師在近代僧教育史上與稱為「中國佛教之救星」的太虛大師齊名。他曾先後掌管法界學院教務于常熟興福寺，創辦安徽佛教學校于安慶迎江寺，兩度主持閩南佛學院于廈門南普陀寺，擔任北京柏林教理院院長，講學于京城諸學府，住持泰州光孝寺期間又創辦了光孝寺佛學研究社，弟子滿天下，其中成為當代一方化主者頗不乏人。在他擔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期間，正確處理革新、保守兩派之間矛盾，且領導中國佛教抗戰僧侶救護隊，辦理收容所、佛教醫院及僧侶掩埋隊，功勳卓著。
常惺法師雖因積勞成疾，盛年早逝。但他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有其重大影響並列為民國著名高僧。當今華人佛教界常常舉辦紀念會，緬懷研究這位中國佛教高僧。
一、聰穎過人 各宗兼通
常惺(1896-1939)俗姓朱，法名寂祥，字常惺，嗣法于泰州光孝寺培安和尚，法名優祥，自署雉水沙門，清光緒二十二年即1896年生于江蘇如皋。幼年喪父，賴母親賢淑，撫養教育，為其啟蒙。他自幼聰穎過人，塾師授以《大學》、《中庸》，憶誦不忘。性格沉靜，年幼就常常合掌學出家人禮佛模樣。母奇之，以兒子必將為出世丈夫，遂遍訪名師，以期教以出世之法。適有本邑福成寺自誠長老，禪律兼暢，母親求法師收兒子為徒出家剃度。自誠長老慧眼識才，但並未讓他隨即落髮易服，而是先培養其讀書。常惺為學勤奮，考試每每名列前茅。1912年(常惺17歲)，畢業于本縣省立師范學校。
1914年，華嚴學者月霞法師創辦華嚴大學于上海哈同花園，各省青年學僧聞風云集，常惺亦負笈上海，考入華嚴大學就讀。此時常惺儘管尚未易服，但月霞法師看到常惺雖年輕，但寫得一手好文章，極為器重。後來華嚴大學又遷到杭州海潮寺，常惺在滬、杭兩地求學，對月霞老拳拳服應，且于華嚴一宗教義已有相當造詣。1916年秋常惺成為華嚴大學首屆畢業生，他正式落髮後到南京寶華山受具足戒。
在寶華山隆昌寺，常惺對《五篇七聚》狠下了一番功夫研鑽，于律學也有了造詣。受戒後，常惺作為比丘感到唯有依止叢林，親近大善知識，學問道德才能有所成就。于是便到當時被稱為江南四大叢林之一的常州天寧寺禪堂參禪，體驗近代叢林生活，學習其規矩制度。
1917年天台宗耆宿諦閑法師創辦觀宗學社于寧波觀宗寺，專弘天台教義。時諦閑法師德高望重，名士學者如蔣維喬、徐蔚如、黃幼希、江味農、洪巢林都皈依他，很有號召能力。常惺以華嚴、天台兩宗教義為中國佛教的主流特色，他認為既學習了華嚴五教，必修學天台四教，于弘法才能應付裕如。諦閑法師的觀宗學社對外招生，學生分正預兩科，各二十人，常惺被選入正科。他在觀宗學社二年，學習成績常名列前茅，諦老很器重他，時同學知名的有倓虛、仁山、顯蔭、寶靜、禪定、淨玉等。據倓虛法師口述，大光筆記的《影塵回憶錄》記載，1918年學期考試常惺法師名列第一。當時觀宗學社人才濟濟，常惺的學習優秀可以想見。
二、著述超人 平定風波
常惺法師一生中著作頗多，由于思想新穎，于因明、圓覺、起信都有獨到的見解。曾著《 圓覺經講義》、《佛學概論》、《大乘起信論講要》、《因明入正理論要解》等書。他還主編過《佛學評論》雜志，在《海潮音》上發表過《僧界救亡的新建議》、《今日佛教中各種無可如何之現象》、《護產與護法》等文章。他的《佛學概論》一書題材新穎、內容充實，標題也頗為別緻，為佛教界所重視。1923年，中國佛教學術界掀起一場《大乘起信論》真偽的論辯。最初因日本佛教學者望月信亨著《大乘起信論研究》一書，洋洋五十萬言，以考證方法論證《大乘起信論》非印度馬鳴菩薩造、真諦三藏譯，而為中國古代佛學者所偽造。《起信論》是中國佛教通用的論典，今遭非議，實有動搖根本的威脅。且此時國內有些著名學者也附和日本學者的觀點，如梁啟超等。一時間中國佛教界掀起一場大辯論，褒貶不一。
常惺法師參與這場大辯論時年僅二十八歲，但他英年妙悟，有著宗教兼通的底蘊。此時他正在安徽佛教學校擔任校長，在沸沸揚揚的論辯中，他發表了一篇《大乘起信論料簡駁議》，對一些名流學者的言論進行辯駁。他提出了「三義」(三個論點)加以破斥：一，破真如常一義。二，破真如為實物能生一切法義。三，破真如無為無用不能薰習義。所列陳義極高，非于佛學有高造詣者訣不足以語此。常惺一鳴驚人，他力排眾議，使真偽論戰有了辨別，受到是時佛教界耆宿之傾慕。而常惺卻謙虛地說：「常惺不學無術，佛法大海，一滴未嘗。平日對于諸大居士，弘揚佛法，熱心毅力，最所欽仰。—–唯對于《起信論》橫加攻訐，不能以義定名，而轉因名害義，心有未安。故略陳陋見，自知掛漏滋多，然真理以愈辯而愈明，不尚世間之情執。」
常惺這篇文章得到著名律學高僧，又稱為奇才的弘一大師(李叔同)的讚賞。1924年，弘一大師在溫州與蔡丐因居士通信時，特別介紹他閱覽此文。他在明信片上說：「丐因居士，前奉手書，具悉。––常惺法師之文甚精，乞詳覽。懸，二月二日。」
三、殫精竭慮 中興光孝
泰州光孝寺，始建于東晉，在佛教界向居領導地位，為江淮名剎名僧搖籃。清末民初由于住持者不善經營，殿宇殘敗，住眾寥落。在外高僧都關注家鄉這座名剎，希望能引進人才。泰州籍高僧智光大師與常惺在大學同窗，即把他推薦給師兄文心和尚，促其迎聘常惺出主光孝，使古剎得以重興。此時文心為泰州北山開化禪寺主持，由于文心的竭力推薦，很快得到江蘇省佛教會的順利通過。
1918年常惺即開始在泰州走動，考察了解泰州佛教界的情況。直到1922年受光孝寺培安和尚的記別(俗稱「付法」)，這樣成了泰州光孝寺的法子，列為光孝寺第十四代傳人。20年代初的泰州，儘管地方文風很盛，但市民向來鄙視佛教。1924年，常惺受聘出任光孝寺副寺，這年夏天，他代表江蘇參加了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世界佛教聯合會。會後，他特別邀請被稱為「佛教救星」的著名高僧太虛大師坐船東下，來泰州講學。頓時，光孝寺每天積聚省內名僧以及泰州城上的名流士紳、鄉民數百人之眾，太虛大師與常惺法師輪流講學。經大師們的妙辯，通曉佛學大義後，紛紛發心皈依者多達三、五百人。後來成為一代名僧的大醒法師，就是由于聽了太虛大師的《維摩詰經》才發心出家的。
太虛大師在泰州講學後，士紳名流一改對佛教的態度，佛教的社會地位在泰州得到提高。皈依弟子中的錢誠善、王誠普二位居士接編太虛大師主辦的佛教月刊《海潮音》雜志達三年之久，共出了28期，後來該雜志移至上海續辦，此事列入民國佛教大事記。
為進一步宣傳、擴大佛教在泰州的影響，常惺與太虛大師建立「泰縣念佛社」，並特為之作序，此為「泰州佛教居士林」的前身。正由于此，當時泰州出現了一批在國內頗有名氣的大居士，如楊浣石等。是時，泰州光孝寺禮佛甚隆，各界英哲 ，諸山長老常常一堂宴敘，一些著名法師還爭著前來光孝寺閉關攻讀。
1931年2月，常惺正式就任光孝寺住持。此時的光孝寺負債累累，人財兩缺，常惺首先抓教育，培養人才，創辦了光孝佛學研究社(即後來的光孝佛學院)。他請來安慶迎江寺的學生了一法師當主講，學生有30多人，光孝寺的中興始顯現生機。這年夏季正巧蘇北發生百年未遇的大水災，災民遍地。常惺在光孝寺成立了災民收容所，救濟了千百災民，大家都很感激和尚做了好事，從而博得社會的一致好評。
1933年春天，常惺法師為紀念光孝寺谷鳴和尚舉辦了千佛三壇大戒會，由鎮江超岸寺守培和尚擔任說戒。金山寺仁山法師擔任羯磨，揚州天寧寺讓之方丈擔任教授。三月一日開堂，常惺為此寫了《光孝寺同戒錄序》，仁山法師、時任國民政府江蘇省省長的韓國鈞分別寫了《光孝寺傳戒序》。此次傳戒弟子262人，現旅美弘法的原常州天寧寺監院佛聲、香港鹿野苑創建人之一的法宗，以及曾任光孝寺住持的禪耕等，皆為這次受戒弟子。戒期圓滿，常惺為他器重的三個弟子南亭、葦宗、脫煩傳法授記。此次傳戒盛會轟動泰州及周邊地區，排斥佛教之風氣得到改觀。常惺法師中興光孝、弘法利生之公德迄今猶為人們所稱道。
1936年秋天，常惺法師雖然將住持一職交給南亭和尚，但他非常關心泰州的佛教事業，專門回泰州開講《維摩詰經》。常惺法師以他淵博的佛學知識和雄辯的演講才能深得泰州聽眾的傾慕和讚佩。這也是常惺法師為泰州的緇素結了最後的法緣。
四、興辦教育 培育四方
在中國近代僧教育史上常惺法師是僅次于太虛大師的一位人物。早在1919年，常惺法師的同窗持松法師創辦常熟興福寺法界學院(又稱為華嚴大學預科班，專弘華嚴教義)，常惺即擔任了教務長。他任教兩年，對唯識、三論都曾作過精深的研究、講授。
1922年，安徽迎江寺住持竺庵法師得到當時安徽省財政廳長馬驥平之助，創辦了安徽佛教學校，常惺被聘為校長。受聘三年，他講授過《唯識》、《三論》、《成實》等論。後來成為一代名僧的南亭、肇源、廣箴、 瑞今都是當時安徽佛教學校的學生。
1925年夏天，安徽佛教學校閩籍畢業生廣箴、瑞今二人，覺得閩南素無象樣的佛學院，回閩後向廈門南普陀寺住持會泉法師介紹了常惺的學問道德與辦學經驗。正好會泉也有辦學之意，便請常惺先到廈門看看。常惺考察了廈門佛教情形後，認為廈門南普陀寺確是辦學的理想場所。經過幾次協商後，決定在南普陀寺創辦閩南佛學院，並定于秋間正式開學。
閩南佛學院首屆學僧多半是安徽佛教學校畢業後繼續深造的，最初分專修、普通二科，計約七、八十人。常惺擔任院長兼專修課的主講，三年間先後講授了《攝大乘論》、《辯中邊論》、《因明入正理論》、《成唯識論》等唯識法相的論典。授課時，廈門大學哲學系的教授陳定謨 、學生林藜光(後來成為梵文佛學專家)、邵爾章等人常來聽講，常惺高深的佛學造詣與智巧的辯才，贏得大家一致敬佩。
1927年四月，南普陀寺會泉法師任期屆滿，依十方叢林選賢制度規定告退，閩南佛學院首屆學僧同時宣告畢業，常惺推薦太虛大師任南普陀寺住持兼第二任閩南佛學院院長。常惺離開廈門後先到上海，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請他宣講《大乘起信論》。「世界」二字取佛經「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之義，並非國際性組織。他改革了講經的方式，不披衣，不登座，而是一面講一面寫，采取了大學講課的方式，從而更有利于接引知識分子。
1929 年夏，北平台源法師創辦佛學研究社于東城柏林寺。暑假期間，曾擔任廣東省省長的著名護法居士朱子橋將軍發起暑假講經會，請常惺講經，很得聽眾的護持。1930年9月，北平柏林教理院(即世界佛學苑)之華英文系成立，常惺與台源同任院長。設在福建漳州南山寺的錫蘭留學團也遷移至柏林寺，學僧三十余人，水平都比較高，常惺這一年講的是《因明入正理論》。在北平時他常被邀請到各大學和華北居士林講演佛法，如在中國大學講《佛家思想的起源及其變遷》,在朝陽大學講《佛家的懺悔主義》，在華北居士林講《人生的意義何在？》。
1933年，太虛大師任期屆滿，決意告退。此前，南普陀寺派已退居的會泉、監院大惺、知客廣究三人為代表，專程來泰州光孝寺禮清常惺。常惺遂于1932年12月1日到達廈門，次日在南普陀寺舉行升座典禮。在受請典禮上，太虛大師致辭。大意是說：今天是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歡迎常惺法師和弘一法師的一天，因自己任期將滿，依照制度請大家選舉新住持。由于常惺長期從事佛學教育，其道德學識，早為佛教界所公認，所以大家一致選舉常惺法師為新住持並兼任佛學院院長。
常惺在歡迎大會上謙虛地說：「我于數年前在此濫竽院事，對于實際愧無補益。此次謬承本寺太虛大師、兩序大眾以及各界護法、諸山耆德，以及本寺退居和尚、執事大眾這樣熱心維護常住與學院，尤其太虛大師負其重大責任，常惺何妨隨諸公之後，所謂蕭規曹隨，做些現成事情。 這是常惺所以義不容辭允負本寺本院責任的一點微意。」常惺的講話如此懇切，使在校的青年學僧深受教育和感動。
常惺請弘一大師協助整頓教育，且以身垂范。兩位大師共同建立了佛教養正院，教育青年學僧「蒙以養正」。常惺還專門請印順、葦宗來佛學院講課，三年間又培養了一批佛學人才。
常惺創辦僧教育達于四省，受益弟子遍于全國。他法緣之盛，德望之高，是在中國佛教史上所罕見的。1989年，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真禪大法師在紀念常惺法師忌辰五十周年的文章中這樣寫到：「當法師高建法幢于海陵，真禪親炙左右，恭聆法要，其後兩度請益于京口，收益良多。」
被稱為蓮宗十三代祖師的印光大師，曾于1934年應常惺之邀到閩南佛學院講學。他在「自傳」中這樣讚頌常惺法師：「在當時的青年學僧心目中，常惺法師是一位被崇仰的大德，我就決定去一趟。」由此不難看出當年常惺法師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響。
五、領袖生涯 成績卓著
常惺法師一生中弘化四方，成為中國佛教界一代領袖人物。他的足跡遍及江蘇、上海、云南、安徽、福建等地。他在佛教的教育、文化、慈善諸方面成績卓著。
1924年7月，世界佛教聯合會在江西廬山召開，常惺出席並在會上專題演講了《西洋文化與東洋文化》，受到與會者的高度重視。
1927年，常惺應云南王竹村居士(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邀請，往云南昆明弘法。他在昆明領導成立云南佛教會，並在該會講授《佛學概論》，因為通俗易懂，深得大眾歡迎。時云南發生中法戰爭，常惺組織領導「云南金卍字救護隊」隨軍出發，救死扶傷，做了大量救濟工作。對此，他曾寫了一篇報告，名為《云南金卍字救護隊成立的經過及其出發後工作的情形》，詳細報導這時期的救扶工作。
1931年起，常惺同時擔任泰州光孝寺和北京萬壽寺住持，1933年再度擔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身兼數職，辛苦忙碌可想而知，但由于他出色的領導能力，各寺都能香火旺些。1936年冬天，時任駐日本大使的許世英命黃山管理處請常惺主持黃山佛教建設。這時，黃山的寺院有慈光寺、半山寺、文殊寺、獅子林、紫云庵等，經過考察，常惺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但由于全面抗戰爆發，未能實現。
三十年代初，中國佛教會內部存在嚴重的派別斗爭，太虛派主張革新，圓瑛派則主張保守，兩派勢如水火。時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的常惺積極從中調和，由于他的學識、人品、智慧在中國佛教界有著崇高威望，終于促進兩派停戰息事，歸于團結。
中國早期的佛學院是叢林化的，很重視「上殿過堂」(即宗教修持和日常飲食的集體化)，而學僧因為珍惜做功課時間，多不甚喜歡這一套。常惺儘管平時很忙，但都親自領眾上殿過堂，這在光孝佛學社閩南佛學院，以及後來在北平柏林教理院當院長時都是如此。大法師以身作則，學僧們自然不敢怠慢。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為了募集佛教戰地救護隊的經費到南洋去，中國佛教會工作由常惺主持。常惺服從抗戰需要，專門訓練僧侶救護隊，辦理收容所、佛教醫院及佛教僧侶掩埋隊等，全身心領導中國佛教界參加抗日斗爭。
1939年1月14日，因積勞成疾，醫治無效，常惺法師在上海寶隆醫院圓寂，享年四十三歲。奔走于抗戰第一線的一代高僧，終因辛勞過度過早地離開人間，這不僅是中國佛教事業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一大損失。常惺法師圓寂後，時任光孝寺住持的南亭和尚遣其光孝寺監院葦宗法師代表其至滬為常惺治喪，後奉骨灰舍利回光孝寺，南亭迎出城郊，悲痛不已，舉行公祭後將骨灰舍利營塔供養，並奉其蓮位入供祖堂。太虛大師白髮哭青絲，並為常惺撰寫輓聯及墓志銘，其挽聯云：「識面今廿三載，方喜責可君貸；知心亦十八年，那堪逝占我先。」可見其期望之殷與哀痛之劇。
常惺法師的部分著作收集在《常惺集》中，今存泰州市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