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北傳與東漸(甘芳苹)

佛教的北傳與東漸

甘芳苹

　　就世界文化的源頭而言，在印度的恆河流域、中國的黃河流域、古希臘羅馬的地中海沿岸及諸島、中亞的兩河流域分別孕育出印度佛教文化圈、中國儒釋道文化圈、西方基督教文化圈和中亞伊斯蘭教文化圈。這四大文化圈由橫跨亞歐的絲綢之路串聯在一起。

　　假若把絲綢之路比喻成一條扁擔的話，那麼撐起這條扁擔的，起初是印度的佛教文化，而後是中亞的伊斯蘭教文化，但讓這條扁擔保持平衡的，則是東方的儒釋道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在這里，鄙人無暇討論這四大文化的形成及相互交流的情況，只就印度佛教文化的北傳與東漸略作介紹，來說明漢傳佛教信仰的源頭。

　　一、佛教的故鄉

　　佛教的故鄉在印度的恆河流域。

　　佛教是佛家學說的宗教化。

　　在公元前6一前5世紀的印度恆河流域，興起了反婆羅門教的沙門思潮，佛家學說應運而生。印度人把學術派別稱為「師」，如佛教典籍里就把沙門思潮各派通稱為「六師」，實際上，應加上佛家，稱為「沙門七師」才對； 而中國人則把學術派別稱為「家」。用印度人的話來說，佛家應稱為「四諦論師」，而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四諦論師就稱為「佛家」。20世紀90年代以來，鄙人常用「佛家」這一術語來研究沙門思潮里的四諦論師學說，[1]也就是傳統學者所說的原始佛教。

　　佛家的創始人是釋迦牟尼佛，一般稱為佛陀。他的出生地是今天尼泊爾境內的迦毗羅衛國。他是釋迦族的一位王子，原名悉達多，族姓為喬達摩。蔣維喬、湯用彤等學者據「點記說」，推斷悉達多王子的生年為公元前565年，佛陀的寂滅年為公元前486年。[2]不過，漢傳佛教的傳統觀點認為，釋迦牟尼佛是生在周昭王二十四年的農歷四月初八，歲在甲寅。80年後的農歷二月十五日，他在古印度的拘尸那伽城附近的娑羅雙樹林里滅度了。

　　如果按照漢傳佛教的傳統觀點來介紹佛陀的生平，就叫八相成道。所謂的八相成道，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起信論》的說法， 「所謂從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于涅檠」。第二種是智者大師在《四教儀》里的說法，「所言八相成道者：一、從兜率天下，二、托胎，三、出生，四、出家，五、降魔，六、成道，七、轉法輪，八、入涅槃」。

　　《佛祖統紀》卷二把第一種說法，解釋成大乘佛教的八相成道，而把第二種解釋成小乘佛教的八相成道。

　　佛陀寂滅後不久，大迦葉把500名阿羅漢召集起來，在摩揭陀國首都王舍城的七葉窟中，舉行結集三藏的第一次會議，由阿難誦出經藏，優婆離誦出律藏，富樓那誦出論藏。這就是小乘聲聞藏。其時，在窟外也有數萬僧眾聚會，別誦出五種法藏，即經藏、律藏、論藏、雜藏、禁咒藏等。這就是大乘菩薩藏。[3]聲聞藏和菩薩藏都是靠口耳相傳。日本佛教史家的研究成果表明，聲聞藏在比丘和比丘尼中口耳相傳100年，和合無爭。但在公元前386年，吠舍離地方跋耆族的比丘們，在戒律問題上提出了十條新見解，導致了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結集。這十條新見解如下：

　　(1)角鹽淨(Kappa)，可用角器蓄鹽；

　　(2)二指淨，午後日影偏西二指仍可就食；

　　(3)他聚落淨，飯後仍可到別村再食；

　　(4)住處淨，在同處住宿，可分開舉行布薩(誦戒懺悔儀式)；

　　(5)贊同淨，可在不足法定人數的情況下議事，然後徵求未出席者同意；

　　(6)所習淨，可按和尚阿闍梨(導師)的慣例行事；

　　(7)不攪搖淨，食後可飲不攪動的牛乳；

　　(8)飲閣樓伽淨，可飲未發酵的椰子汁；

　　(9)無緣坐具淨，可坐無邊緣裝飾的坐具；

　　(10)金銀淨，可接受金銀施舍。

　　他們認為這十事不違背戒律。對此，保守的長老比丘認為違背戒律，表示反對，于是在教團內部展開了爭論。為此，有七百比丘在吠舍離舉行集會，經過討論，把跋耆族比丘所主張的十事斷為非法，並把他們驅逐出教團。[4]

　　這次結集，標志著佛家學說血向準佛教的過渡。跋耆族比丘並沒有因被上座比丘趕出僧團就放棄他們的主張，而是組成了大眾部僧團，與上座部比丘分河飲水。

　　二、佛教的北傳

　　鄙人所說的「準佛教」，就是傳統佛教史家所謂的部派佛教。這是因為，部派佛教強調理性式的信仰，也就是理性的成分大于信仰的成分，釋迦牟尼佛是唯一的佛。如此這般的準佛教，大約在公元前3世紀，開始南傳斯里蘭卡，北傳中亞。南傳準佛教以上座部的教理為主；北傳準佛教以有部、大眾部、犢子部和經部為主，在這四大部派里，各有系統的教義，[5]以有部和經部的教義最為發達，思辨性也最強。

　　佛教的南傳和北傳是政治力量推動的結果。約在公元前268年，阿育王成為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皇帝，經過8年的武力討伐，統一了整個南亞次大陸後，開始推行文治政策，于公元前261年皈依佛教，成為在家居士。阿育王信仰佛教是當時最大的政治事件，對孔雀王朝的朝野震動很大，有6萬名外道(文化人)混入雞園寺，導致了這座王家寺院的比丘7年無法舉行布薩(每月舉行兩次的懺悔儀式)。為了消弭僧團的這種混亂現象，阿育王在公元前254年支持當時著名的高僧目犍連子帝須組織1000名阿羅漢，在雞園寺舉行了佛教史上有名的第三次結集。這次結集的時間長達9個月，然後由阿育王欽定為《四阿含經》，這是當時最權威的版本，各大僧團依教奉行。另外，還由目犍連子帝須主持編定了《論事》 (無漢譯本)。隨後，阿育王又派遣許多長老到全國各地傳教，並把佛教的價值觀作為孔雀王朝的核心價值體系，向周遍國家輸出，在派自己出家的兒子和女兒到南方斯里蘭卡傳播佛教的同時，又派一些有佛學造詣的高僧，向北方的克什米爾、犍陀羅、新疆等地傳布佛法。由于北傳佛教是漢傳佛教的源頭，所以在這里只把北傳佛教的血脈簡單地陳述如下：

　　1、老大天五事

　　在阿育王時代，由于皇帝崇尚佛法，佛學也就成為當時的顯學。在這種形勢下，為了趕時髦，把佛法當成學問研究的人也就越來越多，真正有修有證的人，與佛陀時代相比，就顯得很少。于是，在北傳佛教史上就出現了一種獨具特色的新氣象，這就是論皿的地位十分重要。龍樹、無著、提婆、世親、陳那、法稱，是印度佛教史上享有盛名的六大論師，在藏傳佛教史上，被尊稱為「南瞻六莊嚴」。因此，竊以為，北傳佛教的演變，它的內部動力是論師，外部驅動力是帝王，也就是說，佛學理論家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動了北傳佛教的演變。東晉釋道安氏把這種歷史現象概括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6]實際上，就歷史主義的視角而言，北傳佛教史上的第一位論師名叫大天，在佛教史上，一般稱為老大天。他創立新義，作五事頌，把佛家學說推向注重學術研究與佛教信仰相提並論的部派準佛教。

　　大天，又稱跋陀羅，意譯賢善，他提出以下五個論點：

　　(1)阿羅漢也可能受女人誘惑；

　　(2)阿羅漢也可能對某些事情無知識；

　　(3)阿羅漢也可能心懷疑惑；

　　(4)阿羅漢也可能從別人得到知識(或接受教導)；

　　(5)一個人也可能通過語言文字而成道。[7]

　　大天五事的前四事，是對佛家強調的究竟果位阿羅漢的懷疑，開了以後大乘佛教菩薩信仰的先河；第五事強調了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即通過對經教的研究也能夠成道。大天五事表達了對目犍連子帝須領導的1000名阿羅漢比丘舉行第三次結集的強烈不滿情緒，反映了學問僧要求參加重大法會的強烈要求。佛家注重修行的實證，反對理論研究的玄學(哲學)，而大天五事的提出， 目的是要以理論研究代替佛家注重修行的傳統觀念，直接懷疑阿羅漢果位。這一思想，恰恰就是以後大乘佛教的主導思想。佛家自目犍連子帝須長老在公元前254年結集《四阿含經》和大天提出的五事開始，徹底打破了佛家的唯師思維方式，而開創了唯經的思維方式和唯理論的思維方式。唯經的思維方式強調《四阿含經》的權威性，而唯理論的思維方式突出了對《四阿含經》進行學術研究的思辨性，結果導致了部派準佛教的形成。

　　2、部派準佛教的演化過程

　　大天領導的大眾部，是沒有證得阿羅漢果位的空頭理論家式的比丘，人數眾多，當然，也包括一些可以證得阿羅漢果位，但不願證果的悲願濟世的比丘，這些為數眾多的比丘組成大眾部。大眾部自公元前254年至前52年的200年間，逐漸分化出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部、多聞部、說出假部。到了公元前52年左右，又有一名叫大天的外道于大眾部出家受具足戒，在佛教史上，一般稱為新大天。他居制多山，與大眾部傳統派僧人重新辯論老大天五事的得失，使大眾部又分裂出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這樣大眾部本末和合共有9部。

　　上座部自目犍連子帝須長老結集《四阿含經》後到公元前52年左右的近200年間，一味和合，師徒相傳，一直是《四阿含經》的權威傳授者和給大眾部出家僧人授具足戒的德高望重的長者，他們只負責大眾部僧人傳授《四阿含經》和行為規范。大約在公元前52年，其內部也有一些小范圍的爭論，開始分化成兩部，即強調學術研究的說一切有部和只注重授經傳戒的傳統派(這一派後移入雪山，改名為雪山部)。到了公元1世紀左右，從說一切有部分化出可住子弟子部，即舊犢子部，接著又從犢子部流出法上部、賢胄部、正量部、密山林部。後又從說一切有部流出化地部，再從化地部流出法藏部。大約在公元100年左右，從一切有部流出飲光部，又過了幾年，從一切有部流出經量部。這樣，上座部本末和合共有11部。

　　3、欽定本《大毗婆沙論》

　　在公元1世紀，貴霜王朝的迦膩色迦一世篤信佛法。據佛教典籍記載，迦膩色迦一世在日理萬機後，抽暇學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宮說法，因部派不同，而對佛法有不同的詮釋，從而使迦膩色迦一世產生了許多疑惑，便向脅尊者請教。脅尊者回答說： 「諸法皆正，隨修得果，佛既懸記，如折金杖。」迦膩色迦一世又問： 「諸部立范，孰為最善?」脅尊者回答說： 「說一切有部的學說最為純正。」于是，迦膩色迦一世頒詔整理說一切有部三藏，選出說一切有部阿羅漢僧499人，以學問僧世友尊者足成500人。世友是一位學問大家，但沒有證得阿羅漢果位。由于世友論師的佛學理論造詣極高，雖沒有證得阿羅漢果位，但還是被與會的499名阿羅漢僧推為這次學術會議的上座主持，不過，世友的理論，要經過499名阿羅漢的審定，方可成為定論。在世友為主席的這次學術會議上，首先對經藏進行了會誦，並造十萬頌鄔波地躒論詮釋經藏，接著造十萬頌毗奈耶婆沙論詮釋論藏，最後造十萬頌阿毗達磨婆沙論，詮釋論藏。這次學術會議歷時12年。這就是北傳佛教史上著名的《大毗婆沙論》的結集。

　　《大毗婆沙論》是詮釋迦多衍尼子的《阿毗達磨發智論》的論著。 「大毗婆沙」是梵語的音譯，有廣說、勝說、異說三義。《俱舍論光記》卷一說： 「論中分別義廣，故名廣說；說義勝故，名為勝說：五百阿羅漢各以異義解釋『發智』，名為異說。具此三儀，故存梵音。」這說明《大毗婆沙論》是說一切有部的百科全書。這部論書是說一切有部高僧韻集體創作，由世友論師主持討論，馬鳴論師記錄整理成書，唐·玄奘譯為漢文，共200卷。

　　《大毗婆沙論》列舉大眾部、法藏部、化地部、飲光部、犢子部、經量部等部派，以及數論、勝論、順世論、離系論(耆那教)等「外道」的觀點，加以批駁；以《發智論》為基礎，並參考《發智論》的各種注釋，同時攝取《六足論》中的教義，以彌補《發智論》的不足，對說一切有部理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總結。它將一切法分為五類，即色法、心法、心所有法、心不相應行法和無為法，用以論證「三世實有」， 「法體恆有」，同時否定「我」的主宰性。

　　《大毗婆沙論》對印度佛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它提高了說一切有部在當時的學術地位，成為迦膩色迦一世欽定的北傳準佛教的權威性著作，說一切有部的學者也因此論而稱為「毗婆沙師」。從此以後，北傳準佛教進入「論師時代」，僅研究《大毗婆沙論》的著作就有法勝的《阿毗曇心論》、法救的《雜阿毗曇心論》、世親的

　　《p可毗達磨俱舍論》、眾賢的《阿毗達磨順正論》和《顯宗論》等。

　　4、佛教的創始人是馬鳴論師

　　鄙人曾在1993年從宗教學的視角來探討佛法問題，提出「佛家與佛教不同論」，主張佛家是公元前6世紀釋迦牟尼佛領導的反婆羅門教的沙門思潮里的一家學說，當佛家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佛在公元前5世紀寂滅後，佛家學說存在了大約100年，開始分裂成上座部和大眾部。從此，這兩家學說分河飲水約130年後，發展成部派準佛教。」[8]到了公元1世紀，馬鳴論師又把准佛教發展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

　　馬鳴與基督教的創始人耶穌是同時代人，他生于中天竺俱薩羅國枳多城。當耶穌在中亞兩河流域創立基督教的時候，馬鳴則在印度河流域創立了佛教。馬鳴是脅尊者的弟子，說一切有部的大學者，也是《大毗婆沙論》的記錄整理者，印度六個偉大詩人之一，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十個大詩人之一。馬鳴以文學藝術的形式弘揚佛法，他寫了著名的史詩《佛所行讚》，還編寫了《舍利弗》、 《賴吒和羅》、 《蘇摩達多》等劇本。他用文學藝術的形式向民間演述了苦、空、無常、無我等佛家學說，同時也提倡大乘緣起性空的思想，撰集的著作有《大莊嚴論經》、 《十不善業道經》、 《六趣輪迴經》、 《尼乾子問無我義經》等，弘通大乘，強調因果，提法空要領，談因緣所生法，俗有真無，為法性宗的要籍。馬鳴還造《大乘起信論》。總之，馬鳴論師突出了信仰佛法的重要性，提出了判斷善惡的標準，創立了佛教。宗教學上所說的佛教，如果用佛教經典里已有的名詞，就叫「象法」和「末法」時代。所謂的象法時代，就是崇拜佛菩薩偶像的信仰時代，共有1000年。到了1000年後，佛教就一天天地走向滅亡，稱為「末法」。末法時代共有1萬年。所謂的「末法時代」，就是佛教的混亂時代。在象法時代之前，稱為「正法時代」，共有500年，也就是佛家、部派準佛教存在的時代。由于馬鳴論師拉開了象法時代的的序幕，是理所當然的佛教創始人。

　　自馬鳴論師之後，在北傳佛教典籍里，小乘和大乘兩個術語十分顯眼。其實，小乘佛教是一種準佛教，理性與信仰參半，而大乘佛教才是一種宗教，信仰的因素占主導地位，理性為信仰服務。大乘佛教的最初僧團叫菩薩眾，他們把第一次結集時的大乘經典公布于世，迫使《四阿含經》走向隱沒。菩薩眾推崇諸如《大般若經》、 《維摩經》、《解深密經》、 《涅槃經》等大乘經典，並根據大乘顯密經典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修持和傳教，依次形成了中觀派(空宗)、瑜伽行派(有宗)和密教。

　　5、中觀派

　　中觀派的開創人是龍樹論師。他是公元二三世紀的人。佛教典籍稱龍樹入龍宮，取出《華嚴經》，開鐵塔得《大日經》，依《般若經》著《無畏論》、 《中論》、 《十二門論》等，提倡諸法皆空不可得的學說，又在《大智度論》、 《十住毗婆沙論》中說淨土教義。他的弟子提婆，約3世紀人，意譯「聖天」，生于師子國(即今斯里蘭卡)，師承龍樹中觀學說，造《百論》，繼續傳播一切皆空的理論。但中觀學派沒有根本道場，在恆河流域流動傳教，經鳩摩羅什傳播到長安(今西安)，才有了自己的落腳點。

　　6、瑜伽行派

　　瑜伽行派的創始人叫無著。無著論師生于5世紀，是北印度人，在說一切有部出家，學習部派準佛教教義，後在中天竺師承彌勒論師瑜伽法門，造《攝大乘論》、 《顯揚聖教論》、 《阿毗達磨集論》等，廣說法相原理。其弟世親，初習部派準佛教，批駁大乘佛教，在迦濕彌羅精研說一切有部學說，造《俱舍論》，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大毗婆沙論師，後跟無著學習大乘教義，繼承彌勒唯識學，著《唯識二十論頌》、 《唯識三十論頌》，集唯識學之大成。

　　約從6世紀開始，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和中觀學派分庭抗禮，護法等十大論師專弘世親唯識學，造論釋《唯識三十論頌》，而清辨論師師承龍樹中觀學派，造《掌珍論》等。中觀家主張俗有真空，體虛如幻，而唯識家則高唱外無內有，事皆唯識。護法門下有戒賢，清辨門下有智光。這兩大論師同住中天竺那爛陀寺，據空有二義，各標宗旨，隨後轉為大乘密教金、胎二部。

　　7、密教

　　大約在67世紀，第一次結集時的佛說密乘經典開始受到佛教徒的重視，佛說的顯乘經典逐漸隱沒，密教開始興起，到8、9世紀間成為北傳佛教的主流。密教的根本道場是超戒寺，該寺位于恆河右岸山坡岩石上。據傳該寺建于8世紀，規模宏大，裝飾華麗，藏有巨量財寶、文物。全寺共有100余座僧院，6處研究院，整個寺院建築以觀音殿為中心，供奉男女諸神塑像，有六重門，每門置有守門學者接受各方問答、辯論或挑戰。1203年，毀于入侵的穆斯林戰火。[9]

　　密教分為金剛界和胎藏界兩部，在「一心法界」上，樹立理平等與智差別二種理論，以顯示理智的應用無窮無盡。詮說智差別的經軌為金剛頂部，詮說理平等的經軌為胎藏部。金剛頂部以《金剛頂經》為根本經典，依此經所畫的曼荼羅，稱為金剛界曼荼羅：胎藏部以《大日經》為根本經典，依此經所畫的曼荼羅，稱為胎藏界曼荼羅。金剛界即智差別門，以金剛表示，象徵如來實智之堅寶，又稱智界；胎藏界即理平等門，以蓮花表示，象徵眾生本有的理性蘊含于大悲萬行之中，又稱理界。又，金剛界是除障成身， 自受法樂的行相，即轉九識而成就五智，以五智配五佛和五部：(—)法界體性智，配列于中央大日如來與佛部。據《蓮華三昧經》記載，大日如來所具足的五智各生身、口、意三身佛或菩薩： 1．法界體性智，身業為毗盧遮那佛，口業為普賢菩薩，意業為不動金剛： 2．大圓鏡智，身業為阿閦佛，口業為文殊師利菩薩，意業為降三世金剛； 3．平等性智，身業為寶生佛， 口業為虛空藏菩薩，意業為軍荼利金剛： 4．妙觀察智，身業為阿彌陀佛， 口業為觀自在菩薩，意業為六足金剛： 5．成所作智，身業為釋迦文或不空成就佛，口業為金剛業菩薩，意業為摩訶藥叉金剛。㈡大圓鏡智，配列于東方阿閦如來與寶部，又作金剛智。㈢平等性智，配列于南方寶生如來與寶部，又作灌頂智。(啤妙觀察智，配列于西方阿彌陀佛與蓮華部，又作蓮華智、轉法輪智。(勱成所作智，配列于北方不空成就佛與羯磨部，又作羯磨智。這是就金剛界的情形而言。

　　如果就胎藏界而言，則五智所配列的五佛，中央為大日如來，東方為寶幢如來，南方為開敷華如來，西方為無量壽如來，北方為天鼓雷音如來。

　　北傳佛教的中心有四個：一是迦濕彌羅，是說一切有部的中心，勢力曾一度波及到新疆的龜茲，後演變為瑜伽行派的中心；二是我國新疆的于闐，這里是中亞菩薩眾結集大乘經典的中心；三是恆河流域的那爛陀寺，該寺在5-12世紀，一直是北傳佛教的綜合大學。據記載，在極盛時期，佛教學者云集，主客常達萬人，不僅當時印度的著名佛教學者在此修持講學，而且中國、朝鮮、日本等國的一些留學僧也不遠萬里，負笈前來學習佛法。在佛學方面，那爛陀寺兼有大、小二乘而以大乘為主，大乘中兼有中觀派、瑜伽行派及密教，同時旁及印度其他宗教哲學派別，如勝論、數論、四吠陀等。此外，還要學習因明、聲明、術數、醫方明等各種知識。那爛陀寺擁有三大圖書館，分別稱為「寶海」、 「寶增」、 「寶色」，意為所藏經書均為珍寶。12世紀末，該寺為入侵的穆斯林所毀，後遂湮沒無聞。」」四是超戒寺，6-13世紀初，一直是密教中心。

　　三、佛教的東漸

　　所謂的佛教東漸，就是在漢唐時期，佛教向中國傳播的過程，其傳播的路線，應該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海上絲綢之路為輔。據我國正史記載，早在公元前2年，佛教就已經向東傳到長安(今西安市)，但大規模的傳入是從東漢末年開始的。在這里，鄙人以漢傳佛教史上的翻譯大家為線索，把佛教的東漸過程，簡單地介紹如下：

　　1、安世高

　　據《祐錄》卷十三《安世高傳》記載，安世高原是安息國太子，從小刻苦學習，通曉天文、醫學等社會學問，名聞西域諸國。平時信奉佛教， 「奉戒精峻」，後因其父王病死， 「乃深悟苦、空，厭離名器」，不嗣王位，讓國與叔，出家為僧，于東漢建和元年(147)到達洛陽，是漢傳佛教史上傳播說一切有部阿毗曇學說和禪法的第一位外籍僧人。據晉代道安編纂的《眾經目錄》記載，安世高所譯經典共35種，41卷；現存22種，26卷。在現存的22種經中，屬于阿含的16種，屬于修持的5種，屬于阿毗曇的1種。在有關修持的五種經典中， 《大安般守意經》詳細地介紹了數、隨、止、觀、還、淨六種法門，為後來天台宗教授的止觀所有； 《五十校計經》提到十方佛現在說法，又說諸菩薩度人欲使人悉得佛道，則屬于大乘佛教經典。安世高的譯經工作約止于東漢靈帝建寧年間(168~172)。隨後游歷了江西、浙江等地，晚年蹤跡不詳。」」

　　2、支婁迦讖

　　支婁迦讖，簡稱支讖，大月氏人。在漢傳佛教史上，他是第一位翻譯大乘佛教典籍的僧人。 《梁高僧傳》稱讚他「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群經，志存宣法。」據《歷代三寶記》卷二記載，支讖于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來到洛陽，至靈帝中平(184~189)為止，譯出佛經14部27卷，其中《道行般若經》和《般舟三昧經》系與竺佛朔合作譯出。東晉道安《眾經目錄》據所見寫本， 「認為年代可考的只有《道行般若經》10卷， 《般舟三昧經》2卷(現存本為3卷)， 《首楞嚴經》2卷(已佚)。另外，道安從譯文體裁上認為似屬支讖所譯者有《P可閹世王經》2卷、 《寶積經》 (亦名《摩尼寶經》)1卷等9種(其中3種已佚)。」[12]支讖所譯《道行般若經》為東晉佛教哲學提供了素材， 《般舟三昧經》為後世提供了大乘禪觀的修行方法，這是支婁迦讖對漢傳佛教漢做出的巨大貢獻。其晚年事蹟不詳。

　　3、竺法護

　　竺法護，祖籍大月氏，228年生于敦煌，寂滅于306年，8歲出家為僧，通曉多種語言。 他的一生大致經過了學僧生活(236265)、譯經事業(266,–290)、草創關河學派(290306)3個階段。據東晉道安《眾經目錄》說，竺法護譯出的佛經有150部。在這150部佛經里，對漢傳佛教影響較大的有《光讚般若經》、 《正法華經》、 《漸備一切智經》、 《彌勒成佛經》、 《普曜經》等。

　　竺法護在漢傳佛教史上占有十分顯赫的地位。在他之前，佛教東漸的落腳點為河南洛陽。曹魏時，除洛陽外，又增加了一個金陵(今南京市)，成為從海上絲綢之路東漸的落腳點。到了西晉的武帝時代，竺法護則從敦煌到長安沿途翻譯佛經，從而把佛教向中國內地的東漸由點變成了線，使佛教信仰向沿線的民間滲透，從而擴大了佛教在中國的影響。竺法護晚年，又把佛教的東漸線變成了深入研究佛教教理的面，即在長安(今西安市)建寺草創關河學派，為弘揚佛教培訓人才。[13]

　　4、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又譯鳩摩羅什婆、鳩摩羅耆婆，略作羅什，意譯童壽。祖籍印度，344年生于龜茲，寂滅于413年。羅什7歲隨母出家，學習部派準佛教經典。12歲時學大乘經論。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堅派呂光攻打焉耆，繼滅龜茲，劫羅什到涼州(今甘肅武威市)，這時羅什已38歲。羅什隨呂光在涼州滯留長達十六七年。後秦皇帝姚興于401年迎請羅什入長安，在逍遙園西明閣組織了規模宏大的譯場。據《出三藏記集》記載，羅什在10余年間譯出經論35部，294卷。其中對漢傳佛教影響較大的經論有《大品般若經》、 《小品般若經》、 《妙法蓮華經》、《金剛經》、 《維摩經》、 《阿彌陀佛經》、 《首楞嚴三昧經》、 《十住毗婆沙論》、 《中論》、 《百論》、 《十二門論》、 《大智度論》、 《成實論》及《十誦律》等。羅什傳「龍樹之遺風，振慧響于此世。」[14]羅什翻譯的龍樹、提婆一系的《中論》、 《百論》、 《十二門論》、 《大智度論》就是「龍樹之遺風」， 「經過南北朝的傳播，到了隋代，就創立了三論宗。于此可見，羅什的首譯《三論》 (或《四論》)，就中國佛教思想史上說來，確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15]

　　5、真諦

　　真諦，西印度優禪尼國人，生于199年，寂滅于569年。據《續高僧傳》卷一《真諦傳》記載，真諦于梁大同十二年(546)八月十五日，從扶南(柬埔寨)來到廣州；在梁太清二年(548)閏八月到達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市)，遭遇侯景之亂，從此開始了顛沛流離的譯經生活， 「至陳宣即位，凡23載，所出經、論、記傳64部，合278卷。」但《開元釋教錄》說譯經49部，140余卷， 「經刊定，現存26部，87卷。其所譯經，隨翻隨講，譯文不很統一。弟子記其師義，號為義疏，或稱為注記、本記、文義。他傳譯印度瑜伽行派學說，其主要特點為：①關于唯識一般只講八識， 自眼識至阿賴耶識止，他則在八識外建立第九『阿摩羅識』 (『無垢識』或『淨識』)；②認為三性(遍計所執自性、依他起自性、圓成實自性)中『依他起』的性質是染污的，與『遍計所執』一樣，最後也應斷滅。在所譯各書中，特別重視《攝大乘論》。」[16]

　　6、玄奘

　　玄奘，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人，約生于600年，寂滅于664年。13歲出家為僧，20歲在成都受具足戒，27歲時， 「冒越憲章，私往天竺」，歷游五印，在西域留學參訪17年，于唐貞觀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五日載譽回國，此時，玄奘已45歲。從此以後，玄奘在長安致力佛教翻譯事業，在645年5月創譯《大菩薩藏經》20卷，到663年譯完多達600卷的巨著《大般若經》後，這盞中華民族的智慧明燈，油已熬盡，在664年元月譯出《咒五首》一卷，遂成絕筆，于二月底就寂滅了。 「據載，玄奘前後共譯經論75部，總計1335卷。所譯之經，後人均稱為新譯。」[17]譯經論，對後世影響較大的有《解深密經》、 《瑜伽師地論》、 《成唯識論》等。

　　7、不空

　　不空，師子國(今斯里蘭卡)人，生于705年，寂滅于774年。14歲時在印度尼西亞爪哇隨金剛智來華。唐開元八年(720)至洛陽，開元十二年在洛陽廣福寺受比丘戒，此後學習漢、梵經論，並隨金剛智譯經。金剛智寂滅後，奉遺命至印度龍智處秉受密法，開元二十九年，率弟子37人從普賢阿闍黎重受灌頂，學密法3年。後又周游印度，于唐天寶五年(746)回到長安。乾元元年(758)肅宗敕命將長安、洛陽諸寺及各縣寺舍、村坊凡舊日玄奘、義淨、菩提流支、善無畏、寶勝等攜來的梵夾全部集中大興善寺，交不空翻譯。所譯顯密教典共110部，143卷。[18]

　　自774年不空寂滅後，漢傳佛教史上翻譯印度佛教經論的時代已近尾聲，湯用彤氏說，在晚唐的「德宗朝則有智慧，北天竺人，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等共十二卷：有蓮華精進，龜茲國人，譯出《十力經》；有悟空，中國西行求法者，凡譯經《回向輪經》等三部十一卷(或謂法戒譯出)；有法戒，于闐人，譯《十地經》。憲宗時則有般若，漏賓人，先于貞元中譯《華嚴經》後分四十卷，元和尚書孟簡助譯《本生心地觀經》八卷。文宗時則有滿月，譯《陀羅尼經》四卷，未入藏。」[19]但這些譯經均未對漢傳佛教發生過重大影響，到北宋初年政府官派的留學僧所從事的譯經活動，則為佛教的東漸圈上了一個句號。對晚唐到北宋初年的譯經情況，梁啟超氏的評論甚為公允，他說：

　　自唐貞元迄宋太平興國約二百年間，譯業完全中止。太平興國八年，始復起譯場，至景祜四年止，凡五十六年間，亦譯出五百余卷。其著名譯家，曰法護，曰施護，曰法賢，曰惟淨，所譯經多方等顯密小品，惟論有數種特可觀，惟淨之《大乘中觀釋論》九卷，法護之《大乘寶要義》十卷、 《大乘集菩薩學論》二十五卷、 《施設論》七卷，施護之《集法寶最上義論》二卷，此其選也。元至元間，亦有譯經，然皆小乘小品，益不足道，故翻譯事業，雖謂至唐貞元而告終可也。[20]

　　四、簡短的結論

　　佛教的東漸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自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大月氏外交官伊存口授西漢博士弟子景盧《浮屠經》開始，到北宋景祜四年(1037)止的1039年間，佛教向中國內地的傳播高潮迭起，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佛教經典翻譯家，他們非常及時地把印度、中亞佛教發展的最新動態以翻譯經論的方式介紹給漢傳佛教界，其中以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不空四大翻譯家最為著名，他們翻譯的經論現存245部，1859卷。

　　在佛教東漸的這1039年間，產生了眾多的漢傳佛教理論家，諸如道安、慧遠、僧肇、道生、智顗、吉藏、窺基、法藏、道宣、神秀、慧能、一行，等等，他們完成了佛教的漢化，把印度大乘佛教改鑄成了中國漢傳佛教，以天台宗、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律宗、禪宗、淨土宗、密宗為代表。這八大宗經過唐武宗「滅佛事件」的錘煉，終于加工成禪、淨合流的中國漢傳佛教。

　　注釋

　　[1]拙著： 《佛教論譯集》，甘肅民族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頁。

　　[2]蔣維喬： 《佛學綱要》，福州：福建省佛教協會翻印本，1995年4月，第16頁；湯用彤： 《印度哲學史略》，中華書

　　局，1960年版，第59頁。

　　[3]請參閱高觀如： 《入佛指南》，福建莆田廣化寺印行本，無具體出版年月，第9頁。

　　[4] [日]佐佐木教悟等著，楊曾文、姚長壽譯： 《印度佛教史概說》，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6頁。

　　[5] 劉立千： 《印藏佛教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50頁。

　　[6] [梁]慧皎： 《高僧傳》卷五。

　　[7] [英]渥德爾： 《印度佛教史》，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96頁。

　　[8]拙文： 《試論佛教概念及其演變》， 《甘肅社會科學》，1993年第2期。

　　[9]于眾： 《超戒寺》，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37頁。

　　[10] 方廣錩： 《那爛陀寺》，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第282頁。

　　1111 巨贊： 《安世高》，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第12頁。

　　[12] 隆蓮： 《支婁迦讖》，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第523頁。

　　[13] 拙文： 《敦煌菩薩竺法護評傳》， 《佛教知識》，第三卷秋之號。

　　114] 《出三藏記集》卷八《大晶經序》。

　　[15] 郭朋：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齊魯書社，1986年6月版，第304頁。

　　116]田光烈： 《真諦》，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第521頁。

　　[17]高揚： 《玄奘》，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第43卜440頁。

　　[18]郭元興； 《不空》，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第30頁。

　　119]湯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1982年8月版，第69頁。

　　[20]梁啟超： 《佛學研究十八篇》，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6月版第2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