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江蘇佛教(遠塵)

三國時期的江蘇佛教

遠塵

　　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不休，經過黃巾軍大起義之後，逐步分為魏、蜀、吳三國。江蘇在三國時期分屬魏、吳兩國管轄。揚州以北至徐州的廣大地區屬于魏國所轄范圍，揚州以南(包括揚州)的江南地區屬于東吳所轄的范圍。三國時期，吳國的國都設置在建業(今江蘇南京)，而且吳國的幾代帝王還比較信奉佛教，所以江南的佛教在當時比江蘇北部的佛教興盛。因此，通常我們說江蘇佛教，都是以東吳的佛教為主。下面就對三國時期江蘇南北佛教分別予以介紹，重點以東吳為主。

　　一、江南佛教概況

　　東漢後期，農民暴動此起彼伏，影響波及江南。以黃巾起義為代表的農民起義，斗爭十分激烈。富春人孫堅當時就參與了與黃巾軍的戰爭。黃巾軍失敗後，他又參加了討伐董卓的聯軍，隸屬于袁術。孫堅死後，其子孫策率領孫堅的舊部東渡，削平了江南劉繇、王朗的勢力，又吞併了劉勳部屬三萬余人，控制了長江中下游一帶地區。建安五年，孫策死，策弟孫權(公元182-252)統治江南。赤壁戰後，孫權的勢力逐步在荊州擴展。建安十五年(210年)孫權派步騭進兵嶺南，招撫了嶺南一帶達二十余年的士燮兄弟，東南半壁大致都處于孫權的統治之—F。建安十六年，孫權將治所由京城(今江蘇鎮江)遷到建業(今南京)，建立了吳國政權。

　　孫權英武果斷，膽略過人。他在吳國建都之後，平定了江南一帶叛軍，使東吳政治安定，人民安居樂業。為了恢復和發展生產，他還采取各種措施減免賦稅、興修水利；他還鼓勵技術熟練的手工業工人從事絲織、冶鑄生產。這些措施促進了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提高了東吳的綜合國力，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水平，安定了民心。

　　在工農業生產都得以穩定發展之後，孫權逐步重視對思想文化的建設。由于孫權起初是一個道教的倡導者，在他統治的時期，道教是當時宗教的主體。孫權對神仙巫術情有獨鍾。他曾專門封一個名叫「王表」的奇人術士為「輔國將軍」，國內有什麼自然災害、疫病等不幸事件發生，孫權都直接向他請教。自支謙和康僧會來到建業之後，孫權由于受到佛教的影響，開始正式支持佛教的發展。

　　吳地佛教，其時間跨度自黃武元年(222)至天紀四年(280)，共近六十年的歷史。吳地佛教以建業為中心，活動以譯經為主，與魏地佛教相比，吳地譯經更具規模，著名的譯經僧為支謙和康僧會，這兩人雖然祖籍西域，但由于生長在漢地，長期接受漢文化的薰陶，因而在其譯經中能夠注意佛教文化和漢地文化的結合，這是印度佛教在中土生長的重要基礎。

　　(一)支謙的建業譯經

　　支謙先于康僧會來到建業，受到孫權的重視。據《高僧傳》記載：支謙，字恭明，一名越，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翻譯家，多才多藝的佛教居士。其祖本月支人，漢靈帝時，歸化中國。謙十歲學書，十三歲精通六種西域方言，曾受業于支亮(支讖的弟子)，博覽群箱，莫不究練，世間技藝，多所綜習，時人稱為「智囊」。獻帝末年，漢室大亂，謙乃與鄉人奔吳，吳主孫權聞其博學有才慧，召見之，試問經義，謙應機釋難，無疑不析，權大悅，拜為博士，命輔導東宮，教授太子。太子死後，他隱居于穹窿山中，不參與世務。他曾從沙門竺法蘭受持五戒，凡所交游，也皆是沙門，儼然一出家人。謙既得權的信任，以善華語之長，乃從事譯經工作，並曾作梵唄三契行世。晚年隱居穹窿山，春秋六十而卒。

　　支謙從小胸懷不忍之心，據《居士傳》(傳一)記載，支謙七歲時在鄰居家騎竹馬游戲，不小心被狗咬傷小腿，鄰人欲殺死狗取其肉敷于傷口上，支謙勸阻說：「天生此狗為人守家，我若不來，終不見咬，失在于我，非關于狗。殺之得差尚不可為，況無益而招大罪。」鄰人被其言辭感動，從此不再殺生。還有記載說，漢末寇亂時，支謙隨鄉人避亂到吳地，初離家時，僅有一被，有客隨行而無被，夜里支謙叫他與自己同睡一鋪。不料夜半時，客人掠被而去。次日，鄉人問其被子，支謙說出原因，鄉人都很氣憤，勸他告發此客。支謙說：「我如告發，此人必將遭死刑，難道因為一被而要殺害一個人的性命嗎?」鄉人聽後無不感嘆。

　　支謙的佛教事蹟主要在譯經上，居吳地期間，他前後共譯經三十六部、四十八卷。其中主要是大乘經典，皆辭旨文雅，盛傳于世。《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支謙傳》說他「收集眾本，譯為漢言，從黃武元年至建興中(公元223—253年)，所出《維摩詰》、《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二十七經」。支謙譯經數量，各說不一。據近代佛學家呂瀲先生考證，晉道安《經錄》中有三十部，梁僧祜據《別錄》補充了六部，慧皎《高僧傳》說有四十九部，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則增至一百二十九部。他考訂支謙譯經只有二十九部。部分經名如下：

　　《無量壽經》二卷、《須賴經》一卷、《維摩詰經》二卷、《私訶末經》一卷、

　　《差摩羯經》一卷、《月明童子經》一卷、

　　《龍施繪》一卷、《七女經》一卷、《了本生死經》一卷、《大明度無極經》四卷、

　　《慧應三昧經》一卷、《無量門微密持經》一卷、《菩薩本業經》一本、《釋摩男經》一卷、《賴吒和羅經》一卷、《梵摩渝經》一卷、《齋經》——卷、《大般泥洹經》二二卷、《義足經》二卷、《法句經》二卷、

　　《四願經》一卷、《盯難四事經》一卷、

　　《八師經》一卷、《孛經抄》一卷、《瑞應本起經》二卷、《菩薩本緣經》四卷、《老女人經》一卷、《撰集百緣經》七卷。

　　上述譯經中，有的是他人所譯，支謙略加修改或作注，如《了本生死經》，有的是他與別人共譯，如《法句經》、《佛醫經》等。另外，《歷代三寶記》中的《菩薩本緣經》與{大唐內典錄》，雖出處不明，但從文體判斷，公認為支謙所出。這些譯典中，最為重要，在中國佛教史上影響最大的當是《維摩詰經》，此經講述了在家居士維摩詰的故事，強調佛法不離世間，信佛不一定要出家，關鍵在于要有堅定的信仰和自覺的修行。此經的核心理論，乃是「不二法門」，所謂「不二」，是一種非一非異的中觀思想，生滅不二，垢淨不二，善惡不二，罪福不二，有漏、無漏不二，世間、出世間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明、無明不二，色空不二，佛與眾生不二，等等，共有三十一種不二法門，然其意在說明，一切都是無差別的，是沒有對待的境界。這種思想極受魏晉士人的歡迎，也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個重要理論來源。

　　支謙對佛經的改定、翻譯和注釋，都貫徹了他自己特有的思想和風格。東晉支敏度讚揚他說：「越才學深澈，內外備通，以季世尚文，時好簡略，故其出經，頗從文麗。然其屬辭析理，文而不越，約而義顯，真可謂深入者也。」支謙所譯經典的最大特色是在「深入」原著的基礎上，力求文麗、簡約，並且為了適合漢人的口味，多用意譯代替音譯。這樣一來，譯文的忠實性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響，他的譯經雖不若後世羅什、玄奘譯經之準確，但支謙所開創的文麗簡約的譯風在推動佛教普及化方面，無疑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佛教譯經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從這方面看來，他仍然是一位有突出貢獻的翻譯家。

　　(二)康僧會的江南弘法

　　在支謙之後，康僧會于東吳赤烏十年

　　(公元247年)來到建業，據《高僧傳》記載，康僧會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印度。其父因經商而移居交趾(今越南河內)。康僧會即出生于交趾。十幾歲時父母先後去世，他便在交趾出家為僧。出家後，他廣泛閱讀，對佛經和儒家六經，以及諸如天文、地理、圖讖等方面的典籍，都有很深的了解，他也寫得一手好文章。

　　公元247年(吳赤烏十年)，康僧會來到當時還沒有佛教的建業，于是便設像行道，傳播佛法。由于康僧會身著僧服，形象奇特，東吳都覺得很奇怪。不久孫權召見了這位西域天竺來的僧人。康僧會利用這個直接見面的機會，向孫權介紹佛教的創始和基本教義。孫權聽不明白深奧的經義，就要求康僧會也像道士一樣弄一些「顯靈」的東西來讓他信服。康僧會要求給他七天的時間，他對弟子們說：「佛法興廢，在此一舉，如若不成，以後不會再有機會了。」他于是潔齋于清靜之室，將一個銅瓶放在几上，燒香禮請舍利。七日的期限到了，卻寂然無應，康僧會請求再延長七天，孫權又答應了，可是第二七天又過去了，還是沒有一點反應。康僧會于是要求孫權再寬限他七天時間，又得到孫權的准許。康僧會對徒弟說：「佛法靈驗，應該降臨，只是我們這些人沒有感應，當以誓死為期I」到第三個七天的傍晚，還沒有反映，到夜里五更十分，忽然聽到銅瓶中鏗然有聲響，康僧會前去看視，果然得到了一顆舍利。第二天早上呈給孫權，滿朝的官員都來圍觀，舍利的五色光芒，照曜船上。孫權拿著瓶子，把舍利倒在一個銅盤上，舍利落下，將銅盤撞碎了。孫權大驚，肅然而起，說：「真是世上稀有之瑞啊!」康僧會進言道：「舍利的神威，豈是僅僅只有光相，劫火燒它不能焚，金剛杵砸它不能碎。」孫權令人來試試。康僧會發出誓言道；「佛法廣大無邊，遍及萬眾，蒼生仰望澤被，願佛法再次降下神蹟，以顯示威靈。」孫權讓人把舍利放在鐵鑽鎚上，讓大力士用力敲擊，鑽鎚都打壞了，舍利卻絲毫沒有損傷。孫權大為嘆服，立即下令為康僧會建造寺院，這就是吳國最早建立的佛寺，取名為建初寺。建佛寺的地方也被叫做佛陀里，從此，江左一帶佛法興起。

　　康僧會在建初寺前後30多年，講授並譯出了《p町難念集經》、《鏡面王經》、《察微王經》、《梵皇經》、《雜譬喻經》、(六度集經》等，還為《法鏡經》、《道樹經》及安世高翻譯的《安般守意經》注解、作序。他還曾從安世高的弟子陳慧那里學習禪法。《安般守意經》經康僧會及後來道安的作序、注解，給中國禪法的影響很大。

　　吳末帝孫皓執政時，法令繁瑣、殘暴。朝廷廢止不合禮制的祭祀，波及到佛寺，並打算毀掉佛寺。孫皓說：「佛教由何而興?佛若是真神，與聖典相應，應事奉其道。若是有名無實，就要毀佛焚寺。」眾大臣勸諫說：「佛的威力不同于其它的神，因康僧會的感應，大皇創立了這座寺院，現在若是輕率的把它毀掉，恐怕以後會後悔的。」孫皓派遣張昱到寺院去詰問康僧會。張昱文雅而有才辯，到寺院見到康僧會後，他多方發難，康僧會隨機應變，言辭銳利，文理鋒出，從早上一直辯論到傍晚。張昱說不過康僧會，只好告辭了。在康僧會送張昱出門時，張昱正巧看到在寺院旁邊有人在進行不合禮制的祭祀，張昱說：「佛教的教化既然已經傳布，這些人就在你們寺院附近，他們為什麼不改信佛教?」康僧會說：「雷霆擊破山頂，聾子卻聽不見，這並不是因為聲音太小。如果理義通達，則萬眾響應，如果阻塞，就會造成對立。」張昱回去後，感嘆康僧會的才智超人，希望由孫皓來明察。孫皓請來康僧會，問：「佛教所說的善惡報應，指的是什麼?」康僧會回答說：「聖明的君主以孝慈來治理國家，吉祥的神鳥就會在天空飛翔，南極星也會出現在天空；用仁德來育化萬物，甘美的泉水就會湧出，長出茁壯的禾苗，這就是吉祥的象徵。善有瑞兆，惡有惡兆。所以在隱蔽的地方做了壞事，將會被鬼神懲罰，在明顯的地方做了壞事，將會被正義的人討伐。《易經》中說『積善余慶』，《詩經》中說『求福不回』，這雖然是儒家經典的格言，也是佛教之明訓。」孫皓說：「既然是這樣，周公和孔子已經把道理講明白了，還要你佛教有什麼用?」康僧會說：「周公和孔子所說，只是淺近的道理，至于佛教，則講的更透徹、更細緻。所以，做壞事就有地獄長苦在等待著你，若是做好事，則有天宮永樂。我舉出以上例子，無非是為了明理勸戒。」孫皓聽後大為嘆服。

　　孫皓雖然已經聞所佛法，但還是不改昏暴、殘酷的性情。後來衛兵在後宮的治園挖到一尊金佛像，有幾尺高，呈獻給孫皓，孫皓將佛像放在廁所前，用糞汁澆灌佛像，並和大臣們取笑為樂。隨即孫皓渾身腫痛，尤其是陰處疼痛難忍，呼叫連天。太史占言，是因為沖犯了大神，孫皓馬上到各個神廟里去祈禱，還是不能消除疼痛。有一個敬奉佛法的宮女對孫皓說：「陛下到佛寺里去求福了嗎?」孫皓抬起頭來問道：「佛神是大神嗎?」宮女說，「佛是大神。」這時孫皓才有所感悟。宮女將金佛像迎到大殿上，用香湯洗了好幾十遍，又燒香懺悔，孫皓在枕頭上叩頭，述說自己的罪狀，一會兒痛腫減輕了，又派使者到佛寺去問訊和尚，請康僧會來講經說法。康僧會到後，孫皓詳細詢問了罪與福的各種由來，康僧會為他一一剖析，言辭精辟、扼要。孫皓也是有才氣的人，聽後很高興。孫皓又要求看佛門的戒律，康僧會便取信徒們日常所用戒條給他看。孫皓見佛法慈悲廣大，便心生善意，隨即請受五戒。此後，孫皓就將康僧會住的寺院加以修飾，並宣示皇族全體成員，必須信奉佛法。由于有了帝王的支持，康僧會後來在建業很順利地傳播了佛法。

　　關于康僧會在吳的譯經，梁《高僧傳》卷一有記載說：「會于建初寺譯出眾經，所謂《阿難念彌》、《鏡面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這里既說明了康僧會譯經的數量，也反映出他的譯經質量。他還為《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部經作過注釋並序。唐道宜的《大唐內典錄》卷二收錄的康僧會譯經則有一十四部，二十九卷。到了唐智升的《開元釋教錄》則又只剩下七部，二十卷了。智升認為：道宣所錄十四部譯經中，有四部出自《六度集經》，另外三部是經的注解，不能算作譯經，故他的譯經只有七部，二十卷。

　　自安世高開譯事以來，中土佛教就存在著兩個系統，即安世高所傳的小乘和支讖所傳的大乘，康僧會把兩者結合起來，他的小乘佛學是直接從安世高的三弟子(韓林、皮業、陳慧)學的，而且是「非師不傳」，不敢超出。他的異術，也與其小乘佛學的修養有關。從其譯籍看，他又十分重視大乘佛教，所譯《六度集經》，乃言大乘菩薩所應修持的六種法門：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明(後譯為「智慧」)。小乘佛教講自度，以禪修正自心，大乘佛教更講度人，以六度救世人，治國家，兩者結合，為「正心治國」(《六度集經》卷八)《明度無極章》云：「教吾子孫，以明佛法，正心治國。」，這極似儒家的修齊治平。

　　康僧會還融儒家的仁孝學說入佛，他曾告誡末帝孫皓，明主以孝慈訓世，以仁德育物，而孝慈仁德「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完全可以為佛教所用。儒佛各有特點「周孔所言，略示近跡，至于釋教，則備極幽微」，兩者可以互補。

　　康著還多采道家之言，例如，其《安般守意經序》中論「心」云：「心之溢盪，無微不浹，恍惚彷彿，出入無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逆之無前，尋之無後。」(《出三藏記集》卷六)這完全是道家的語言風格。康僧會實際上已有三教會通的看法，這在中國佛教史上也是首創。

　　東吳的譯經，除了支謙和康僧會之外，還有維只難、竺將炎、支強梁接等人。維只難為天竺沙門，于孫權黃武三年(224)攜《法句經》的梵本來到武昌，由他的同伴竺將炎與支謙共同譯出二卷。竺將炎後于黃龍二年(230)，在揚都(建業)為孫權譯出《三摩竭經》、《佛醫經》各一卷。其中《佛醫經》是和支謙共譯的。支強梁接于吳廢帝亮五鳳二年(255)，在交州譯出《法華三昧經》，即{正法華經》六卷，為(法華經》的第一譯。

　　三國時代佛教的傳弘，雖然范圍還不廣闊，但已逐漸和固有的文化相結合。如支謙、康僧會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漢地，深受漢地文化的影響，在他們的譯籍里，不但文辭典雅，並且自由運用老式的成語，

　　以表達佛教思想。

　　吳地的佛教文化，應當提及的是梵唄和寺像。關于梵唄，支謙和康僧會都有制作，據{高僧傳》卷一載，支謙依《無量壽經》、

　　《中本起經》作梵唄三契，康僧會則作泥洹(涅槃)唄。康制梵唄成為以後梵唄的楷模。吳地佛寺，最著名的是孫權幫助康僧會建立的建初寺。佛像也在吳地出現，康僧會到建業後，曾經「設像」，此像當為佛像，從交趾帶來。當時的畫家曹不興，工龍、虎、馬和人物畫像，他在歷史上有「佛畫之祖」的稱譽，據說能在五十尺長的絹上作巨大的佛畫，他見到康僧會帶來的佛像，曾經加以摹寫，為吳地著名的佛畫家，但其畫跡早已散佚。

　　到孫綝為帝之時，禁止佛教信仰，拆毀寺廟，使佛教遭受暫時的曲折。

　　《吳志·孫綝傳》曰：「綝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毀浮屠祠，斬道人。」不過孫綝對佛教摧殘並沒有維持多久，佛教經過短暫的曲折之後，便重新恢復了生機。

　　二、江蘇北部的佛教

　　在三國時期，江蘇長江以南屬于吳國管轄，所傳佛教概況基本如上所述。揚州(不包括揚州)以北至徐州屬于魏國所轄，所以江蘇以北受到魏國洛陽一帶所傳佛教的影響比較大。曹魏之初，曹操曾對佛教和其他神仙方術、鬼神祭祀等加以禁止，但民間佛教信仰並未絕跡。文帝曹丕繼位之後，重又開通了西域的交通，焉夷、于闐、鄯善、龜茲都遣使來魏入貢，僧人也先後來魏譯經傳教，他們都受到曹丕的禮遇。當時由異域來洛陽傳教的著名的譯經僧人有縣柯迦羅、康僧鎧、曇帝和白延等人。

　　曇柯迦羅，中天竺人，家世富貴，常修梵行。曇柯迦羅幼年聰明過人，讀書過目文義皆通，擅長星宿圖讖之術。年二十五歲，入一僧坊，看見毗曇學之書，他取來觀看，茫然不解經義，認真拜讀又愈加迷茫。于是感嘆說：

　　「我學習多年，游刃于經籍之中，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睹一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緻鉤深，別有精要。」他于是請一僧為他解釋經義，遂深悟因果通于三世，始知佛教奧義其他書籍都不能及。曇柯迦羅于是舍棄俗世之榮華，堅持出家苦行，他勤奮鑽研大小乘經典和諸部毗尼。常貴游化不樂專守。

　　他于魏齊王曹芳嘉平年間來到洛陽，主要從事當時初成的僧伽團體的組織工作。因為漢地當時還不知道僧伽組織的具體戒律，故只是「著壞色衣，剪落殊俗」而已，曇柯迦羅決心改變現狀，他于是舉行齋戒、經懺的佛事活動，藉此大弘佛法。當時眾僧人都請曇柯迦羅翻譯戒律經典以供大眾學習，曇柯迦羅認為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未必實用，他于是只翻譯出比較通俗的《僧祗戒心》，以供僧眾朝夕讀誦。同時還請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國佛教戒律由此而開始流傳。而曇柯迦羅更成為後代律宗的初祖。

　　又有沙門白延不知何人，也才明深解。他于魏甘露中至洛陽。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魏國當時還有一位僧人一一沙門康僧鎧，康居國人，他于嘉平年間到達洛陽，譯出{郁伽長者經》一卷和《無量壽經》二卷。前者是律典，講在家居士所守的戒律，後者則是宣傳西方淨土信仰，為後來淨土宗的重要經典，為淨土三部經之一，在中國佛教史上有深遠的影響。曇無諦是安息國人，善于律學，他于曹魏年間來到洛陽，據說，他曾在白馬寺譯出法藏部經典《曇無德羯磨》一卷。安法賢，是安息人，也曾在魏國譯經。白延，不知為何國人，曹魏正始年間他重譯了《首楞嚴經》，又譯《須賴經》和《除患經》，在高僧傳中有關于他的簡短傳記。

　　這一時期中，中土沙門開始西行求法的人是朱士行。士行，穎州人，出家以後，研鑽《般若》。以此經舊譯文義不貫，難以通講，常慨嘆其翻譯未善；又聞西域有更完備的《大品經》，乃誓志西行尋求。以甘露五年(260)從雍州(在現今陝西省長安縣西北)出發，越過流沙，到了于闐(今新疆和闐，當時大乘經教盛行)，寫得《大品般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余萬言，于晉武帝太康三年(282)遣弟子弗如檀(譯云法饒)等十人送回洛陽，後于元康元年(291)由竺叔蘭譯出，名《放光般若經》。他本人即留在于闐，到了八十歲圓寂。

　　從以上對三國時期的江蘇佛教發展概況介紹可以看出，江蘇以北的佛教主要是受到洛陽譯經高僧所傳佛法的影響，而江南的佛教則是以東吳的佛教為主。總體來看，三國時期的江蘇佛教還主要是以佛經翻譯為主，對于通俗的講經說法則很少涉及。三國時期的江蘇譯經事業為中國以後佛教思想的發展和佛法的傳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佛教發展過程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摘自《寒山寺》佛教雙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