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的傳略
真持
一、家庭背景
清咸豐十一年(1861)，十二月十二日，印光大師誕生于陝西省東南部的郃陽縣，赤城東村的趙家。
印光大師的父親趙秉綱、母親張氏，都是在鄉里為人推敬的長者〔1〕。他有二位兄長：大哥從龍、二哥樊龍。他排行老三，學名紹伊，字子任。
從現存有限的資料來看，趙家只是薄有田產的農家，而非富裕的大地主。在三個兄弟之中，老大從龍是飽讀詩書的知識份子，二哥樊龍可能較無讀書的天賦，所以要兼顧農事〔2〕。趙家對排行第三的印光大師，安排讓其長時間的追隨大哥讀書，七歲至十四歲，是在郃陽家中讀；十五歲至二十歲，是到長安讀。像這樣長期在一個兄長教誨下學習，可說相當奇特，我們不了解家庭中的這種安排，是基于什麼樣的考慮，但從印光大師日後在著作中所流露的文字素養和淵博的知識，可以斷定是相當有效的學習。印光大師一生安法，籍文字為媒介者(其糸)多，其雄辯、流利，為古今僧人所罕見，得力于家庭的長期培養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郃陽隔著黃河，東渡即到山西省，沿黃河南下，經朝邑縣，可至湩關〔3〕。在地理位置上，是古代政治和交通核心地區的范圍〔4〕。出身在這樣環境中的耕讀家庭，追求科學的仕途功名，是很自然的。他的家庭為他取的學名紹伊，就是寄望他能像郃陽縣在古代曾出過商朝的名相伊尹一樣。他年輕時，曾學韓、歐、程、朱辟佛，就是因長期接觸科學「官學」〔5〕的儒老，所感染的風氣。我們可以推測：他的家庭是把希望放在他的功名上。否則他亦應和二哥一樣，在家幫忙農事，不可能長期任他在外讀書。傳統的中國農村，勞動力是很寶貴的，只有肩負扭轉家族命運的科學事業，才可能造就十數年都在讀書的印光大師的早年求學生涯。
但是，在兄長薰陶十數年下的印光大師，卻逐漸在思想上背離家族的期望，而選擇了出家的途徑。
為什麼會有這樣重大的改變？他難道沒有經歷心理的轉折和沖突嗎？
據一九三一年，他在回邵慧圓居士的書信中所言：
光乃犯二絕之苦惱子。二絕者，在家為人子絕嗣。出家為人徒亦絕嗣。此二紹也。言苦惱者，光本生處，讀書人，畢生不聞佛名，而只知韓歐程朱辟佛之說。群者奉為圭臬，光更狂妄過彼百倍。幸十余歲，厭厭多病，後方知前人所說不足為法〔6〕。
這段話中，他提到「在家為人子絕嗣」，是指他在廿一歲出家後，他既未結婚，留下子嗣，家中亦無延續香火者，一九二四年一外甥到普陀相訪，始知家門已絕戶〔7〕。「出家為人徒亦絕嗣」，是指他生平不收「出家眷屬」，就師門而言，亦是「絕嗣」。而苦惱者，是指早年辟佛。然最重要的一段話卻是「幸十余歲，厭厭多病，後方知前人所說不足為法」，于是才有接受佛法而出家之舉。這件事，構成他的苦惱來源，可見心里壓力之重。
不過，印光大師生過什麼病呢？他生下後六個月，即罹患急性結膜炎，幾乎喪明。後雖治愈，但目已不能久視，久視即模糊不能見物〔8〕。在印光大師的一生中，眼疾一直困擾著他，這對終日必須與書本文字為伍的讀書人而言，確是沉重的打擊。然而，是否有其他的疾病和原因呃？在現存的資料中，並未發現。我們只能根據「厭厭多病」一語，來解釋他出家的原因。
二、出家的經過
印光大師的出家，是在廿一歲(1881)，未徵得家人同意，即私自到終南山、南五台、、蓮花洞，投道純老和尚披剃出家。據大師自言：
先數年，吾兄在長安，不得其便。光緒七年(1881)，吾兄在家，光在長安(家去長安四百二十里)，遂于南五台山出家〔9〕。
但家中最反對印光大師出家的，就是長兄從龍。印光大師趁其不在長安，即私自出家，對于十數年來一直受其教誨的恩情和尊嚴而言，都是晴天霹靂般的背叛與難堪。因此，不滿三個月，就被長兄找到，籍口須「回家辭母，再來修行」。印光大師明知這是藉口，卻不容不歸。回到家，發現母親既未贊成，也未反對出家。反對的人，事實上是和他相處最久的大哥。他訓誡印光大師說：
誰教汝出家，汝便可自己出家乎？從今放下，否則定行痛責〔10〕。
其後從龍並逼印光大師應酬世俗，防他潛逃。勉強在家留了八十余日，一日因長兄探親，二哥守曬谷場，于是他取回僧服，又偷二百錢當路費，從家中逃出。奔回蓮華洞。猶恐長兄追至，不敢久留，一宿即去，一直行腳到湖北，掛單竹溪蓮華寺，任挑水打煤的苦役，供常住四十余人之用，日夜不休，遂得留單〔11〕。
此次離家，終身未再還鄉，或重睹家中骨肉血親。在他有生之年，僅于一八九一年，從北京托一同鄉帶回家信一封，卻全無消息。要再經過卅三年，他才明白，家中骨肉早已不在世上了〔12〕。
他直到一九三一年，七十一歲時，還提到此事說：
此事在光為幸。以後來無喪先人之德者。即有過繼者，亦非吾父母之子孫也〔13〕。
三、紅螺山時期的潛心修持
印光大師出家以後的生活事蹟，明顯地反映出他對淨土法門的吸收、體驗和精進的過程。初期活動的范圍是在北方，而以紅螺山資福寺的道場為最重要。其經過如下：印光大師在湖北蓮華寺留單期間，「和尚見師勤慎忠實，適庫頭有病，即令代理其職」，因此因緣，師于曬經時，偶讀殘本龍舒淨土文，益知淨土一法圓賅萬打，普攝群機〔14〕。對他日後宏揚淨土法門，有決定性的影響。
一八六二年，師廿二歲，師往陝西省興安縣雙溪寺，受具足戒于印海律師座下。戒期中繕為事，悉由大師擔任。但眼疾即因而復發。幸靠日夜一心念佛，蒙佛加被，支持至戒期圓滿，而眼疾又愈。由此益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其後甚至主張念佛可治眾病〔15〕。從此以後，印光大師自行化他都以淨土為依歸。
受戒後，師一度遁跡終南太乙峰，曉夕念佛，喜讀契經，深入法海，生平工詩，出家後，不復作，專心淨土，久而彌篤。經過潛修一段時間，愈發覺淨土法門的契合人心。聽聞北京紅螺山的資福寺為淨土十二祖夢東老人宏闡的道場，遂于光緒十二年(1886)十月十四日，師年廿六歲，前往紅螺山，入堂念佛，沐徹祖遺澤，故淨業大進〔16〕。
在資福寺，除隨眾念佛外，歷任云水堂、香燈、寮元等職事。在藏主遂得閱讀大藏，因此深入經藏，妙契佛心，徑路修行，理事無礙〔17〕。
住紅螺山四年(1886—1890)，在其中間朝禮五台山一次。四年當中，于徹悟大師的遺教，所得非常大，故持誦《徹祖語錄》，老而不停止。甚至增修《淨土十要》的時候，將《徹祖語錄》附錄之。因徹祖以禪宗大德廢參而主念佛，也曾把開示禪宗者的話語，盡付一炬，這種大作為，迥別常情的典范，成了印光大師終身仿效服膺的準則〔18〕。紅螺山所以被陳榮捷博士，認為是中國近代佛教復興的最初曙光〔19〕，指的就是這種思想上的繼承與發揚。太虛大師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追溯中國近代淨土諸祖的系統說：
極樂往生一法，雖佛說多經，馬鳴、龍樹、無著、世親諸師亦著于論，然至中國，弘揚始盛，蔚為大宗。(中略)波瀾轉壯，則濫觴廬山蓮社，博約其化于曇鸞、道綽；善導、永明又深其旨；至云棲爰集大成；靈峰、梵天、紅螺益精卓，沿至清季民初，盡一生精力，荷擔斯法，解行雙絕者，則印光大師也〔20〕。
即把印光大師看做繼「紅螺」徹祖的集大成者。可見兩者關系的密切。
四、普陀山法雨寺時期的閱藏與成名
光緒十九年(1893)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北京圓廣寺請藏經，檢閱料理的當中，發覺缺乏助理的人手。大眾推薦印光大師做事精簡謹慎。化老見其道行超卓，南歸的時候，就請印光大師一同到普陀山，安單于該寺之藏經樓。寺眾見師勵志精修，都深感敬佩，但師卻欿然不以為滿足〔21〕。
光緒廿三年(1897)夏天，大眾一再堅請講經，無法推辭〔22〕，于是宣講《彌陀便蒙鈔》〔23〕，結束後，即在珠寶殿的側面閉關，兩期共六年。
印光大師出家三十余年，從光緒七年到宣統三年(1881－1911)，直至清朝皇世的結束，始終韜光養晦，不喜歡與人有所往來，也不願意讓人家知道他的名字，晝夜專志修持，唯以念佛為主，期早證念佛三昧〔24〕。可見修行欲有所成就，都得經歷這一階段。
普陀山，為觀世音菩薩示現的道場，印光大師潛居在此最久，由于民國元年，高鶴年居士朝禮普陀山，得到大師的文稿，以「常慚」之名，登于上海《佛學叢報》，法緣因而開展〔25〕。
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各年，徐蔚如等，更多方收集大師書信和文章，刊行《印光法師文鈔》，使中國社會萬千信眾，都沾濡大師法雨。印光大師之名，因而傳遍中外。
梁啟超先生嘗說：「印光大師，文字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26〕。陳榮捷教授則提到：
一九二0年代，他(印光大師)散發了許多小冊子，倡導一種善良的、宗教的生活。他自由的由儒家與道家的寶藏中汲取智慧。儒家與道家的學說是他本人所精通的，他認為這兩家基本上與佛教是調和的〔27〕。
按照卡爾．萊克爾特的說法「在整個中國，尤其是在江蘇省與浙江省，他已經有了無數的信徒。」萊克爾特本人與印光大師相識，他說「虔誠的老印光」〔28〕，是信徒們的「年老而備受敬愛的大師」。他們之間有一種「聖潔而感情深厚的關系」〔29〕。而萊克爾特本人則坦言：
讀印光法師那些倡導阿彌陀佛信仰的小冊子，乃至聽他宣講這種生命信仰的深義，實在是一件永難忘懷的經驗〔30〕。
可見當時《文鈔》如何風行和感動了社會的大眾。
五、最後弘化的十年
民國十九年(1930)二月，師年七十歲，至蘇州報國寺閉關，該寺離木瀆鎮靈嚴寺很近，師為靈巖訂定各項規約，為十方淨眾開辟此一全國第一的淨土專修道場。
印光大師到報國寺本欲謝絕一切人事，閉關自修，但眾弟子們追隨不舍，于是在關中方便說法。結果，弘化事業反較從前更盛。故為弘一大師稱謂：「弘化極盛的最後十年。」〔31〕。
民國廿五年(1936)九月初，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等恭請印光大師到上海護國息災法會說法，前後共八天。
民國廿六年(1937)，中日戰起，京滬淪陷，師移錫云岩寺。方便掩關，不參與外事，安居三年，法體康健，精神矍鑠。民國廿九年(1940，師年八十，在關中精修，農歷十月廿七日，略示小病，隔天午後，召集在山全體職事及居士等到關房談話。以嚴岩寺住持虛懸十余年來〔32〕，皆由妙真監院代理，今決定由妙真任之。大眾全部贊同，首先選定十一月九日，為妙真師舉行升座儀式，但師云太遲，又改定為十一月初四，也說太遲。再改定初一，師才表示可以。到了十一月初三，見師萎頓衰弱，但晚間仍食粥一碗，食畢，對真達和尚及侍疾者說：「淨土法門，別無奇特，但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帶業住生。」
是夜一時半，由床上起坐，說：「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說完就大聲念佛。二時十五分，向左右索水洗手，又起立說：「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方。」說完，即坐在椅子上，面向西方，端身正坐。三時，妙真和尚來，師囑：「維持道場，弘揚淨土，勿學大派頭。」此後即嘴唇微動念佛。初四凌晨五時，就在大眾念佛當中，安詳生西。
從以上的敘述，可發現印光大師是自知時至的往生者，是修持淨業的實證者，同時帶給眾生莫大的信心，只要遵循印光大師的開示，努力實踐，即能往生淨土。
弘一大師嘗說：「大德如印光法師者，三百年來一人而已。」〔33〕可見其悲願之廣，度化之眾，因此而被其弟子們尊為蓮宗第十三祖〔34〕。以其最後攝化的道場是在靈岩山，故被敬稱為靈嚴大師〔35〕。(輯自：見正法師著《印光大師的生平與思想》)。
［注釋］
〔1〕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五、頁二二六五，〈光大師言行錄——大師史傳〉。
〔2〕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五、頁二三九八，〈復邵慧圓居士書〉。
〔3〕閻振興、高明總監修《當代國語大辭典》頁一二九七，百科文化事業，一九八四年。
〔4〕《文史辭源》冊四，郃陽條，頁三一〇三，天成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5〕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一八六一——一九〇〇)，頁一一，弘文館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6〕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五、頁二三九八，〈復邵慧圓居士書〉。
〔7〕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五、頁二四〇〇，〈復邵慧圓居士書〉。
〔8〕在《全集》里只說：「惟師生甫六月即病日」，不知所謂「病目」指的是什麼症狀？而陳慧劍于《當代佛門人物》——印光大師年譜簡編，頁三一六，說是患急性結膜炎，幾乎喪明。所以筆者采用之。
〔9〕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五，頁二三九八，〈復邵慧圓居士書〉。
〔10〕同右。
〔11〕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五，頁二三九九，〈復邵慧圓居士書〉。
〔12〕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五、頁二四〇〇，〈復邵慧圓居士書〉。
〔13〕同右。
〔14〕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五、頁二二六八，〈印光大師言行錄——大師史傳〉。
〔15〕念佛可治眾病，參看《印光大師全集》冊一、頁三二七，〈復其居士書〉；頁三三八，〈復周孟由居士書〉；冊三、卷上、書，頁一九一，〈與章道生居士書〉。
〔16〕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五、頁二三五六，真達、妙真等著〈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
〔17〕同右。
〔18〕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五、頁二二七〇，〈印光大師言行錄——大師史傳〉。
〔19〕陳榮捷《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頁八四。
〔20〕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七、頁四，太虛〈蓮宗十三祖印光大師塔銘〉。
〔21〕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五、頁二三五六，真達、妙真等著〈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
〔22〕同右。
〔23〕清、達默鈔《佛說阿彌陀經要解便蒙鈔》三卷，收入〈淨土業書〉第二冊。
〔24〕同注二一。
〔25〕《佛學業報》于民國元年十月出版，其中頗多佳作，惜至民國三年，即以費絀而止。參見蔣維喬《中國佛教史》卷四、頁四六三。現代大系二八冊。
〔26〕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七、頁五八〇，廣定〈印光大師全集編後記〉。
〔27〕陳榮捷《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頁八五。
〔28〕陳榮捷《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頁八四。
〔29〕同右。
〔30〕陳榮捷《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頁八五。
〔31〕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五、頁二二七九，〈印光大師言行錄——大師史傳〉。
〔32〕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二、頁一二八四——一二八五，民國二一年印光大師寫的〈靈岩寺永作十方專修淨土道場及此次建築功德碑記〉。
〔33〕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五，頁二三七一，陳海量〈印光大師小史〉。
〔34〕淨土教祖師的傳承都是後人所追述的，如南宋宗曉《樂邦文類》、志磐《佛祖統紀》，清代悟開《蓮宗九祖傳》等，直到近代說淨土十三祖的順位為慧遠、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宗賾、祩宏、智旭、省庵、際醒、印光。參見聖嚴《明末中國佛教()研究》頁一四二。
〔35〕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五、頁二四九二，楊石蓀〈擬尊靈巖大師為蓮宗第十三祖議〉。
摘自《寒山寺》佛教雙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