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經卷在國內的散失(呂沛銘)

敦煌經卷在國內的散失

呂沛銘

眾所周知，掠奪經卷的外人主要是英國的斯坦因及法國的伯希和，其次是俄國的鄂登堡及日本的桔瑞超等。然而，本國的不肖份子也是掠奪者，這是不為一般人所注意。

一九○○年五月，藏經洞為道士王圓籙無意間發現，初時他以為洞內經卷是祭神物品，于是拿一些送給敦煌縣令汪宗翰。汪檢看後知是古物，乃問王圓籙怎樣得來，王詐稱在莫高窟內偶然拾獲，汪于是請王拾多些給他，王隨後繼續贈送，汪亦將所得一部份轉送他人，這是經卷流散的開始，後來經卷輾轉相送，有幾卷為當時甘肅省學政(今稱教育部長)葉昌熾所得，葉是一考古學者，見這些經卷，知是唐代遺物，乃建議省府藩台衙門派人到敦煌搜尋，並將所得運至蘭州保管，但衙門卻無動于中，當時王圓籙仍未公開他發現藏經洞的消息。

一九○七年首位外國掠奪者斯坦因到敦煌，以重金引誘王圓籙，使他說出藏經洞的真相，並向他購得八千余經卷；次年伯希和亦到敦煌向王圓籙購得六千余卷，內有不少藏文及古西域文寫本。其後俄人及日本人亦來掠奪，當時昏庸腐敗的滿清政府卻懵然不知。一九○九年伯希和從法國再到北京，並攜帶一些經卷，出示給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教授羅振玉，同時公布敦煌發現藏經洞。羅振玉是考古學家，一見經卷知是無價之寶，即建議學部(即教育部)速派人往敦煌收購所余經卷，惟學部竟以節省開支為理由而拒絕。羅氏記此事云：「往者伯君希和告予，石室卷軸，尚有存者。予亟言之學部，移書甘隴，乃當道惜金，濡滯未決。予時備官太學，護陝甘總督者，適為毛實方伯，予之姻舊，總監督劉幼云京卿，與同鄉里，與議購存太學，既有成說，學部爭之。比既運京，復經盜竊，然其所存，尚六七千卷，歸之京師圖書館。」[1] 為甚麼學部初時「惜金」隨後又「爭之」？原因是後來估計購經及運費僅三千兩而非初時萬余兩。至于經卷被盜情況，近代敦煌學者謝稚柳記云：「宣統元年(一九○九)，北京學部始令甘肅省將余經盡繳北京，則僅八千卷而已。初學部委新疆巡撫何彥升代表接收此項經卷，以大車裝運北京。當車至北京打磨廠時，何彥升子何震彝先將大車接至其家，約同其岳父李盛鐸、劉廷琛及方爾謙等，就其家選經卷中之精好者，悉行竊取，而將卷之較長者，一拆為二，以充八千之數，事為學部侍郎滿人寶熙所悉，謀上章參奏，會武昌起義，事遂寢。」[2] 羅振玉復記經卷被竊後情況云：「遺書竊取，頗留都市，然或行剪字析，以易升斗；其佳者或挾持以要高價，或匿藏不以示人。」[3] 被竊經卷有多少，無從統計，傳說以李盛鐸所竊最多，他在一九三五年將部分四百余卷售與日本人。

王圓籙自從揭露藏經洞被發現的消息後，恐怕經卷被人奪取，乃將一部分密藏于其他洞窟，並繼續出售。一九一四年斯坦因第二次到敦煌，又向王圓籙購得六百余卷。一九四二年向達往敦煌查訪經卷，事後記云：「民初張廣建長甘，以石室寫經為買官之券，民間所藏幾為一空。民二十二(一九三三)任美鍔漫游西北，……曾在敦煌一人家見到寫經近二百卷，則敦煌私人所藏因未盡也。民二十七知敦煌縣事某君于石室寫經有特好，因此迭興大獄，鎖琅璫者不絕于途，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此之謂也。自是而後，敦煌人遂視此為禍水，凡藏有石室寫經者，幾無不諱莫如深，動色相告。余于三十一年十月抵敦，以之詢人，輒不之應。三十二年二月以後，始輾轉獲見二十余卷。世變方殷，則此區區者將來或亦不免為有力者負之而趨，以致盪為云煙，化作劫灰！」[4]後數句尤為語重心長，蓋出于感經卷散失之悲。史學家陳垣于其《敦煌劫余錄》序文亦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二○○○年是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在此百年間，國人每譴責外人的掠取，而忽略評論本國人的竊奪。若不是當時滿清政府的昏庸無能，敦煌文物當不會遭受如此厄運。北京圖書館所藏的經卷，及英法兩國所掠的，已公開發表，最近台灣新文豐公司將這三處所藏的影印出版，名《敦煌寶藏》，藉此可窺這三處藏經的真面目。俄國及日本所藏的尚未全部公開。早期在國內流失者，估計有數千卷，部分已流出國外，詳情無法知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