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來華芻議(釋法成)
佛教來華芻議
釋法成
佛教究竟是什麼時候傳人中國的呢?千百年來，這是一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問題。但在歷史上較為廣泛采用的一種說法是：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傳人說。當歷史的車輪，滾動到今天，時人則又突然祭起「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傳人說」的大旗，而否決「東漢明帝水平十年傳人」說。一時間，華夏大地，紀念佛教傳人中國二千年的活動，此起彼伏，熱烈異常。對此，學習教史的筆者，欲藉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正法研究》創刊之際，就佛教來華問題，略述淺見，籍此以同教內外感興趣者探討。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年)傳人說」的情況。
此說出自《佛祖統紀》，《歷代三寶記》也有記載。「永平七年(公元64年)，帝夜夢真人，飛行殿庭。旦問群臣。太史傅毅對曰：『西方有神， 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是乎?」于是，明帝劉莊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人前往西域尋求佛法。永平十年，愔等人于大月氏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得佛像、經卷，載以白馬，共還洛陽。帝為其立精舍以居之，名曰白馬寺。此為中土有寺院之始，亦為中土沙門的肇始。其實，這不過是得到「官方」承認的一種說法而已。在這以前，隨著中國與西域各國(包括印度)的交往(主要是通商)，佛教就在民間開始傳播了。可以說，早在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求法」之前，佛教在中國的流傳，早已有了群眾基礎。這在「楚王英奉佛」一事，就可看得清清楚楚。
據《後漢書·楚王英傳》記載，英系東漢明帝劉莊的異母兄弟。東漢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為楚王，建武二十八年赴楚就任。英年少時，即好游俠，交通賓客；晚年更喜黃老，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公元65年)，漢明帝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當時，因好賓客而被人誣告謀反的楚王英，遣使獻黃縑、白紈三十匹「以贖愆罪」。帝即詔告：「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1]，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2]。」從這段詔書中，可以看出：
一、門下云集了不少伊蒲塞，桑門的楚王英，篤信「浮屠」之教，「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的漢明帝劉莊，起碼對「浮屠」教是有好感的；說不定受其異母兄弟或他人影響，也是一個尚「浮屠」者。
二、朝廷承認佛教流傳的合法性。
三、詔書本身否定了東漢明帝永平十年為佛教來華之始的說法；因為永平八年就已知道「浮屠」之教了。
四、從「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中看出，楚王英是將「浮屠」教，當成一種「齋戒祭祀」——近似于「黃老方術」來信奉的。這說明佛教傳華初期，道家思想與佛教思想混淆流傳，而無甚差別。同時，詔書中所使用的佛教名詞「伊蒲塞」、「桑門」等，說明當時的佛教已經有了翻譯。
五、從「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來看，說明佛教在當時具備了相當的群眾基礎。
據此，筆者認為，佛教應該是在東漢明帝永平十年以前傳人中國的。而且，最初傳人時，並不像許多教內外學者認為的那樣，是在中國古代社會最上層——宮廷傳播的。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傳人說」情形。
《魏略·西戎傳》載：「昔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這里的「復立」二字，在《世說。文學篇注》、《魏書·釋老志》等書中，均作「復豆」[3]。從這段文字中，雖看不出伊存向景盧所授經典的具體內容，但有幾點倒是可以肯定的：
一、大月氏王使口授《浮屠經》的當是佛經。
二、「浮屠」、「復立」等詞是音譯。
三、是代表大月氏的使者口授譯傳，系官方交流。正因為是官方交流，所以才引起重視，載于正史。據史料記載，大月氏此刻正是國力日強，佛教盛傳之際。使節傳教，當是于情于理皆相符合。這是因為：一來與大月氏在漢哀帝執政時，其族早已歸依佛教，其國已成為印度佛化東被樞紐的情況相符。《漢書·西戎傳》、《哀帝本紀》載有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的事情，而且當時蔥嶺以西諸國都有使者東來。故此，景盧于漢哀帝元壽元年接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一事，當是可信的。縱然如此，漢哀帝元壽元年，也不是佛教來華的初始年代。
《佛祖統紀》卷三十五載：「鴻嘉二年(西漢成帝年號，公元前19年)，光祿大夫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歷代三寶記》亦載：「余覽典籍，往往見有佛經。」這說明佛教至少應在公元前19年傳人中土了。而不是公元前2年的「漢哀帝元壽元年。」
那麼，佛教來華較為可信的時間該是什麼年代呢?
《佛祖統紀》卷三十四載：「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帶佛經來化。」此說原出于後入托「朱自行」名而作的《朱自行錄》，被稱為「偽錄」。故此說一向被人否定。然而，因為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不得不對它重新考慮。其理由是：
一、後人托名寫錄，所記歷史未必即偽。
二、古印阿育王(前272——前230年在位)派出許多高僧大德到國外弘傳佛教的時間，約在公元前250——前240年。這與始皇在位(前246——前210年)「室利防等來化」之年(前243年)相契。由于阿育王的極力倡導，佛教一躍而成為跨國界的世界性大宗教。在這里，姑且將其稱為佛教的第一次飛躍(就影響范圍來講，鼎盛時的唐代佛教，向周邊諸國的傳播，是佛教成為世界性大宗教的第二次飛躍)。在這次飛躍中，中亞、乃至西亞地中海等國，逐漸成為佛化國家。到我國的漢武帝劉徹執政時(前141——前87年)，佛教已在大夏、大月氏、康居、安息、于闐、龜茲等中西亞國家廣為盛行了。印度佛教雖系中國佛教策源地，但最初的傳播途徑卻是間接的，即經大月氏等中介媒國東傳中國。這點已為史界、學界所普遍接受。
三、有人說，張騫通西域以前，西域交通阻塞，不可能有西域人來華傳教。我們不妨從「張騫使西域」這件事情來分析一下。
建元二年(前138年)，武帝遣張騫出使西域，欲聯合大月氏夾擊經常侵犯漢疆的匈奴。但該國因滿足于新遷之地的富樂生活，且與漢相距遙遠，而無意聯漢擊匈，以報舊仇e。鑑于這種情況，張騫的第一次出使，未獲預期目的。這是有史可查的漢人首次通西域，即中國與西域各國交往的肇始。斂而，史界認為：在此之前，西域不通。這個結論對不對呢?筆者還是認為，中國與西域交往的時間應該還要早一些。也許這種說法缺乏根據，也許在張騫出使西域前，中國的確還沒有人像他那樣，以朝廷名義堂堂正正地「遠征」過。但據記載，早在阿育王祖父時(前四世紀末、三世紀初)，古印度就有了中國的絲織品。《漢書》則載有張騫于公元前119年第二次出使西域時，在大夏等地就看到從印度販去的蜀布，邛竹等中國產品。數年前，更有《光明日報》發布的一則消息：「埃及三千年前，已有中國絲綢」。這是奧地利的一位研究人員從一具古埃及木乃伊的頭髮中發現的。據考證，該木乃伊與絲綢屬公元前十到十一世紀。這說明遠在地中海的埃及，很早就與絲綢產地I中國有了某種程度的貿易聯系；並經專家們進一步考證，是經波斯到達地中海地區的。後來《人民日報》也類似地轉載了這一消息。若張騫出使西域前，西域走不通，中國無法與中、西亞各國交往，那上述事實又怎樣解釋呢?這與漢明帝時佛教傳人說一樣，張騫出使西域，不過「官方」屬性罷了。其實，在這以前，中國與西域各國已有了民間性的交通往來。商人為了賺錢，可以冒險西行。同樣道理，佛教先驅，雖在西域交通未暢時，為了弘揚佛法，應當也可往來。因為這完全符合佛教徒的為法忘身精神。
四、依《善見律昆婆沙》所載，阿育王曾派摩訶勒棄多來華傳教；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說阿育王時有大德善見到「支那」弘教的記載。這些記載，人名雖有出入，所記史事則一，是很有價值的。
五、本世紀六十年代，在江蘇連云港發現了孔望山石窟。據專家考證，系創鑿于公元前二至一世紀間。根據現有史料，只有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傳人說，對它從情理上才說的通。
上述種種跡象表明，漢武帝時的張騫，肯定不是交通西域的第一人。中國與西域各國的交往，應該比這早許多。極有可能追溯到始皇執政時期；而且最初的交往，應是間接性的邊民之間的往來。西域人在與漢民交往中，他們一方面做物質生意；另一方面，肯定要做精神「生意」——傳播佛教。因為只有這樣，上述孔望山石窟等現象，才可以得到解釋。而且派人四處傳教的阿育王與秦始皇在位的時間基本相符，所以佛教在這個時期傳人中國是可以成立的。傳播的方式，是伴隨著民間性的「貿易」往來進行的，並逐漸由邊地向內地漸進。
(作者釋法成：1963年生，畢業于中國佛學院研究生班，佛教史碩士，深圳市佛協副秘書長，本所特約研究員。)
注釋
[1]此中「仁祠」之「祠」，《後漢書·後漢紀》作「祠」；《資治通鑑》則作「慈」。
[2]這里「伊蒲塞」即優婆塞，「桑門」即沙門。
[3]「復豆」，是「浮屠」的音譯，即今日所譯的「印度』』。
[4]據《史記·大婉傳》記載，大月氏初居敦煌，祁連山，後被匈奴所敗而西遷。
[5]見于《光明日報》1993年3月21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