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期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南條文雄與楊文會的相識日期考(李賀敏)
十九世紀末期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
——南條文雄與楊文會的相識日期考
李賀敏
公元五三八年(一說552)i，佛教從朝鮮半島傳入日本以來，經鑑真和尚(688763)等中國東渡弘法僧及傳教大師最澄(767822)、弘法大師空海(774835)、榮西(11411215)、道元(12001253)等日本入唐、入宋求法僧而迎來中日兩國佛教交流的鼎盛時期。然而，隨著日本江戶(16031867)幕府的封閉鎖國政策以及宋代以後中國佛教的衰落，在其後長達約三百年的時期內，兩國的佛教交流幾近中斷。清末即日本明治末期的後半段，在南京創辦金陵刻經處並出版已在中國佚失多年的佛經而被譽為中國近代佛教「中興之祖」ii的楊文會(18371911)，在英國倫敦與正在牛津大學留學的日本真宗大谷派年青僧人南條文雄(18491927)相識。南條文雄終生以「為法不為身」為座右銘iii，師從著名的馬克斯·繆勒(F。Max Müller，1823~1900)教授，而且留學期間，出版震驚歐洲的《大明三藏聖教目錄》(俗稱《南條目錄》，1883)，此書因「對日本佛教界在開辟研究佛典原文這一具有光明前景的新的學術領域方面，起到了尖兵作用」iv，而被稱為「日本近代佛教學鼻祖」v。二人自異國他鄉相識以來，約三十年內互相通信達七十七封，為衰落的清末「佛教帶來復興的機遇」vi。
學術界研究楊文會和南條文雄之間交往的學者，僅有日本東京武臧野女子大學講師陳繼東博士及名古屋同朋大學中村薰教授二人vii，而且後者僅限于研究楊文會對真宗的批判。在《楊文會全集》中，收錄了三十余封楊文會與南條文雄之間往來信函，遺憾的是沒有注明信函寫作的日期。可以說這成為研究二人交往的最大障礙之一。二人的交流始于書信，結束于書信。二人交流的核心內容即楊文會請南條文雄在日本代購中國散逸多時的佛教典籍，就是主要通過書信來實現的。二人的交往究竟始于何時?各家說法不一。如道端良秀的「(楊文會)第二次旅歐期間(1886~90)」viii、陳繼東的「一八七八年某月」ix、中村薰的「大約一八七九年」x等。另外，二人的往來書信一部分除收錄于《楊仁山全集》外，還散見于《令知會雜志》、《佛教》、《明教新志》、《大臧經報》等日本的報刊雜志上。因此本論文根據迄今的研究成果並新發現的有關資料，就二人交往的起始年代、往來信函的件數和內容、佛典代購及贈送的有關情況等歷史事實進行考證，在此基礎上再分析二人交流的理由。一、 關于楊文會1楊文會與曾國藩的關系及其兩次旅歐
楊文會，安徽省石埭人，「生于道光丁酉年十一月六日丑時」xi，即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六日。名文會，字仁山或仁山居士，號拙道人xii，由于其書齋以「詩句『深柳讀書堂』(簡稱「深柳堂」)命名」而被門人弟子尊稱為「深柳大師」xiii。楊文會「十歲受讀，甚穎悟。十四能文，雅不喜舉子業。唐宋詩詞，時一瀏覽，間與知交結社賦詩為樂」xiv。也就是說他十歲開始接受正規教育，人很聰明且十四歲即善文，然而對通往達官仕途、眾人趨之若騖的科舉考試沒有絲毫興趣，這與楊文會在《謝客啟》中的「鄙人性喜山林，不貪榮利」xv一致。他不僅好讀唐宋詩詞，而且「生平好讀奇書，流離轉徙，舁敝簏貯書以隨。凡音韻、歷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靡不領會」xvi。楊文會既然不喜歡死板教條的應對科舉方面的書籍，反而精通音韻、數學、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及黃帝、老子、莊子、列子等儒家或道教等方面的學問。由于長達十幾年的太平天國之亂(1851~64)，在隨全家輾轉于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等地期間，依然身背放滿書籍的竹筐，勤于學習。因此，楊文會後年對黃帝的《陰符經》、老子的《道德經》、列子的《沖虛經》、莊子的《南華經》等分別進行了解釋而作《發隱》。
「自弱冠至今，以釋氏之學治心，以老氏之道處世。」xvii
楊文會約從二十歲左右開始，以佛學思想來修心養性，用道教理論來為人處世。雖然他後來成為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但是道教對他的一生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家貧母老，無以為生，從事于宦途者三十年。內而吳楚，外而英法」xviii。又，「始而奔走于湘鄂兩省，既而馳驅于英法兩國」xix。楊文會由于家境貧寒、母親年邁，為了生計而從事官宦生活三十載。國內為江蘇(吳)、湖南(楚或湘)、湖北(鄂)三省，國外則是英、法二國。「從事于宦途者三十年」與他「不喜(通往仕途的)舉子業」正好相悖，這是何故?
「道光丁酉，舉于鄉。明年，成進士，用刑部主事」xx。
楊文會出生的那年即道光(18211851)丁酉年(1837)，其父楊朴庵參加鄉試合格而成為舉人，第二年進而成進士並供職于刑部，成為清朝高級官僚的一員。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選拔人材的一種制度，鄉試乃地方上以省為單位，每三年舉辦一次，合格者即舉人于次年參加在京師禮部貢院舉行的會試，通過者稱貢士。大約一個月後的四月二十一日，貢士參加皇帝在宮中親自主辦的殿試，合格者稱為進士。曾國藩(18111872)恰好與楊朴庵同時成為進士。「(1838年)四月，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xxi。楊樸庵與曾國藩成為同期的進士，並共同服務于朝廷，這對後來的楊文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清末爆發了太平天國之亂。一八五一年，洪秀全(18141864)率領起義軍從廣西金田村北上，屢屢戰敗八旗軍，一八五三年三月，終于攻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國。「自1853年起，清政府發布命令，要求全國各省地方官普遍舉辦團練」xxii。「咸豐六年，副都御史張公芾督辦皖南軍務，以君治團，防御鄉里」xxiii。因此，楊朴庵也于咸豐六年(1856)，應副都御史張芾的邀請，協助張芾搞團練。張芾(18141862)，字黻候，號小浦，陝西涇縣人。咸豐二年(1852)擢江西巡撫，後治安徽徽州、寧國二府防務，對抗太平軍xxiv。此時的楊文會好象隨父同行。
「里居，襄辦團練，在徽寧，則佐張小浦中丞、周白祿軍門理軍事。跣足荷槍，身先士卒，日夜攻守不倦」xxv。這樣，楊文會和父親楊朴庵一起，不僅協助張小浦(即張芾)辦理團練，而且還參加了與太平軍的戰斗，表現的異常英勇。
另一方面，一八五三年一月八日，曾國藩由于被任命為湖南團練大臣xxvi，所以開始以湖南為基地招募鄉民，編練湘軍，同時物色才俊，建立幕府。幕府的職能就是「佐官為治」xxvii。李鴻章(18231901)、左宗棠(18121885)以及郭嵩濤(18181891)、俞樾(18211906)等人，均是曾國藩幕府497名幕僚中的傑出代表xxviii。這些幕僚或幕友(二者均相當于私人秘書)雖非公職，但是早在雍正元年(1723)，幕友的地位就得到了國家的承認，而且「幕主和幕友非行政隸屬關系，彼此是朋友，平等相處，以禮相待」xxix，甚至「400余名曾國藩的幕僚中，絕大多數受過他(指曾國藩)的保舉」xxx而躋身仕途。
曾國藩幕僚的來源主要包括至親好友、親朋子弟、門生故吏等。而「楊文會為曾國藩同年楊朴庵之子」xxxi，也就是說由于父親楊朴庵與曾國藩同年的進士，且二人交好，楊文會作為曾國藩的「親朋子弟」即好友楊朴庵之子而進入曾國藩幕府。
「先祖自幼聰明，(中略)十一歲時初見曾國藩，曾即以為奇才。(中略)(曾國藩)嗣復云：此子將來必有大用」xxxii。楊文會的奇才給曾國藩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後來被「曾(國藩)李(鴻章)諸公咸以國士目之」xxxiii。因此，「洪(秀全)楊(秀清，?~1856)起事，(中略)先祖應曾國藩之召協理軍務，屢得奇助」xxxiv。爆發太平天國之亂後，楊文會應曾國藩的邀請而協助曾氏料理軍務，曾氏也因而得到許多超乎想像的幫助。由于湘軍的大本營在湖南，可以推測這時的楊文會作為幕僚也許在湖南的時間居多。在為戰後重建而設置的安徽省安慶善後局和南京金陵善後局的成員名單里， 從李志茗《晚清四大幕府》一書中都可以看到作為曾國藩幕友一員的楊文會的名字xxxv。
「同治元年壬戌(中略)逾年秋，(中略)曾文正檄邀谷米局」xxxvi。
「乙丑(中略)明年移居寧，于時董江寧工程之役」xxxvii。
同治二年(1863)秋，曾國藩函邀楊文會，將谷米局交付于他。谷米局是善後局的下屬機構，可能是為湘軍調配谷米、保障供給而設立的。當時由于尚未攻打下南京，這個谷米局可能屬于安慶善後局。乙丑年(1866)移居南京後，被曾國藩托付督辦南京的戰後重建工作––江寧工程。此項工程可能歸金陵善後局管轄。此後，還先後負責「江寧籌防局差(1874)」、「漢口鹽局工程(1875)」等xxxviii。
從上述考證中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因為楊文會的父親楊朴庵與曾國藩是同年進士、而且即是同僚又是友人關系，再加上楊文會的才智得到曾氏的充分肯定和信任，因此被招入幕府，做為曾國藩幕府的幕僚而活躍于安徽、江蘇、湖北、湖南等省，曾國藩才會留給長子曾紀澤(1839~90，諡號惠敏)「某人(『某人』應指楊文會)必須重用」xxxix的遺囑。
在丙子光緒二年(1878)秋七月「甲戌，以曾紀澤(繼郭嵩濤之後)為出使英、法大臣」xl時，可能當時不久就內定楊文會以「書記生」xli的身分出使英法。因為一八六一年三月設立的負責清政府對外關系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曾制定，內有「出使大臣的參贊(書記生)由大臣自己決定」xlii一條。其後「光緒十一年(1885)六月十六日癸未，命劉瑞芬(1827~92，字芝田)充出使英俄大臣」xliii時，「應劉芝田星使召，(第二次)隨往英法」xliv。正是由于楊文會的第一次出訪，居士與南條文雄才在英國倫敦相識，為近代中國佛教的復興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楊文會與《大乘起信論》
長住海外的寂寞當中，與志同道合的佛教徒交流不可或缺。正因為同是佛教徒，才成為楊文會和南條文雄交往的立足點。
「當時接到在英國倫敦的我國公使館書記生末松謙澄的書信，稱支那公使館有佛教信徒，(他)無論如何想見你」xlv。這對于深處基督教徒包圍的楊文會來說，能夠與同是佛教徒的南條來往顯得多麼的迫切。末松謙澄(1855~1920)，豐前國(今大分縣)京都郡前田村(今行橋市)人，明治十一年(1878)一月二十九日，接受日本駐英國公使館一等書記見習之辭令，同年四月前往倫敦赴職。一八八六年回國後，歷任法制局長(1892)、逓信大臣(1898)、內務大臣(1900)等要職，與南條文雄交往密切，並一同于一八八八年六月獲得日本第二批文學博士稱號。
「戊寅，惠敏奉使歐洲，隨赴英法，考求法國政教生業甚詳」xlvi。一八七八年，楊文會隨曾紀澤(惠敏)出使英法，考察法國政治、宗教等情況。做為佛教居士，他是如何歸信于佛教的呢?
「先是，有不知誰何之老尼，授居士金剛經一卷。懷歸展讀，猝難獲解，甚覺微妙，甚襲臧弆。嗣于皖省書肆中得大乘起信論一卷，閣置案頭，未暇寓目。病後，檢閱他書，舉不愜意，讀起信論，乃不覺卷之不能釋也」xlvii。在戰亂年代，楊文會對在安徽書肆中得到的《大乘起信論》(以下簡稱《起信論》)愛不釋手。「厥後，率為居士學道之年矣」xlviii。楊文會病後熟讀《起信論》正好是甲子年即一八六四年，這一年是他正式信仰佛教的開始，當時楊文會二十八歲。關于楊文會覓得《起信論》的地點，還有另一種說法。
「洪楊起事，全家赴杭。(中略)恰遇左鄰姑嫂二人亦由鄉間避難來杭者。(中略)日久發現所謂姑娘者，乃一書畫寫作俱佳之少女。(中略)自是彼此漸覺傾心，其嫂亦願其姑為先祖之並妻。(中略)事遂無成。經此一打擊，先祖更覺世事無聊，終日在西湖散步。一日，在書肆中發現大乘起信論一卷(一說，于皖省書肆中購得，非)」xlix。由于太平天國之亂，楊文會一家避亂到杭州。由于與鄰居才女日久生情，少女的兄嫂也同意這門親事，條件是與其夫人同等待遇，非妾而為並妻。因為遭到了楊文會的母親及妻子的強烈反對，心情抑郁而在西湖散步時得到《起信論》。並特別注明得自安徽的說法是錯誤的。
兩種說法雖然難以考證，但是，比起楊文會的弟子、在其死後接手金陵刻經處並創辦支那內學院(1918)、一九二五年改稱法相大學的歐陽竟無(1871~1943，名漸)的《楊仁山居士事略》中的「安徽」說，也許孫女趙楊步偉中的「杭州」說法更妥當。因為關于導致楊文會信佛的直接原因，歐陽氏解釋為生「病」，而趙楊氏則為「並妻」內亂。即使有不利于恩師的歷史事實， 做為門生也會盡量迴避。這種可能性也很難說不存在。
「初說因緣分。(中略)一者，因緣總相。所謂，為令眾生離一切苦得究竟，(中略)五者，為示方便消惡業障，善護其心，遠離痴慢出邪網故」l。《起信論》的開頭就說明了寫作該論的八個理由，第一項是希望眾生從苦惱中解放出來，得到徹底的安樂;第五項祈願人們通過正確的修行，消除業障，遠離無知和傲慢。這種開門見山的說法也許打動了正處于困惑、失意之中的楊文會，從而引起他閱讀該書的極大興趣，並試圖從中找出走出困境的答案。
「馬鳴大士宗百部大乘經，造起信論，以一心二門總括佛教大綱。學者能以此論為宗，教律禪淨，莫不貫通」li。這是楊文會經過多年研究後對《起信論》的認識總結和高度評價。印度馬鳴菩薩概括百部大乘經典的《起信論》，以一心(眾生心即如來心)二門(心真如門和心生滅門)來總括佛教教義。如果精通此論，則會貫通教(天台和華嚴)、律、禪、淨土等佛教所有宗派的教義，也就是說楊文會認識並「強調了《起信論》圓融的特性」lii。
「大乘經典，卷帙浩繁，求其簡要精深者，莫如起信論」liii。正由于《起信論》的言簡意賅，不僅楊文會因其而歸依佛門並深入研究該論，而且「(《起信論》)為佛學初階。不明斯義，則經中奧窔，無由通達」liv。楊文會不但指出《起信論》是佛教初學者的必讀書目，而且還是很好的入門書，並從他本人的親身體驗強調《起信論》的重要性。因此，後來楊文會才會協助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將《起信論》翻譯成英文，以期佛光普照歐洲。甚至楊文會打算「建立馬鳴宗以《大乘起信論》為本，依《大宗地玄文本論》中五位判教，總括釋迦如來大法」lv。為了復興日趨衰落的清末佛教，楊文會夢想以《起信論》的作者––馬鳴菩薩的名字創立新的宗派––「馬鳴宗」，而且依據的也是始于斯深信于斯的《起信論》以及同為馬鳴菩薩著的《大宗地玄文本論》。雖然未能實現創建「馬鳴宗」的願望，但是光緒三十二年(1906)冬十月，作《大宗地玄文本論略注》四卷，還被收錄于《日本卍續臧經》中國撰述的大小乘釋論部中。二、關于南條文雄及其英國留學
南條文雄(1849-1927)，名恪丸(幼名)、恪順(幼名)、僧恪(席名――「入籍(高倉)學寮時之名」lvi，也就是說1868年至1871年就讀于高倉學寮時的學名)、文雄(明治四年即1871年改名，「由于養父的法名云『界雄』」)lvii，號松坡、碩果(「碩果意為大柿子，(大柿子的日文發音與地名)大垣相同」)、小老南(「養父南條神興號老南，因慕養父學風而取名」)lviii。嘉永二年(1849)己酋五月十二日生于美濃(今歧阜縣)大垣誓運寺，在兄弟五人(4男1女)排行第三。一八七一年正月，過繼給越前(福井縣)南條郡北杣(木字旁右邊加山)山村金粕憶念寺的南條神興為養子。七歲隨菱田毅齋(1784-1857)、菱田海鷗(1836-95)父子lix習字和學習漢文的讀法。特別是海鷗先生「頗善詩文」lx。八歲「始讀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而且「讀完(淨土)三部經」。十歲「以後在家旁聽慈父和伯兄關于經史(「經史」指經書和史書。經書即指儒教最基本的書籍，其中包括《四書》、《五經》、《十三經》等。作者注)詩文方面的講義，學作詩」。十五歲，「讀《日本外史》(賴山陽(1780-1832)的名著)」。《日本外史》作為日本朱子學的名著，在日本江戶(16031867)時代末期和明治維新時期廣為世人閱讀。一八七○年以後，「與伯兄及二、三友人一起輪流閱讀莊子和唐宋八大家文，每月設題作文，請野村藤蔭(1827-99)先生lxi是正。此文社名云『有我師盟』，((中略)取自《論語》『三人行必有我師』之語)」。翌年三月「入護法場，聽場長伏成老師關于詩經等方面的講義，並接受詩文指導，還通過了《論語》《孟子》《蒙求》的背誦，成為社長」lxii。以上從南條文雄的自傳中可以了解到，青少年時代的南條文雄以學習儒家思想和詩文為主，這為其日後形成的信條——「為法不為身」及後來與楊文會長達三十年的書信往來產生了重大影響，並為他理解和閱讀漢文及其漢文的寫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後來才成就了他的漢文詩集《航西詩稿》和《碩果詩草》。而且，南條文雄在英國留學時的老師馬克斯·繆勒(F。Max Müller，18231900)教授，對南條的漢文和漢詩的造詣評價頗高：
「日本年青的佛僧南條文雄君，一八七九年二月以來到牛津(大學)。他是京都僧院(本願寺)的學生，以漢文造詣深而著名，能夠同他的母語一樣會話和作文，而且他創作的某些漢詩獲得了非常高的評價」lxiii。
明治五年二十日，南條和笠原研壽(1852-1883)二人奉命真宗大谷派法嗣現如(1852-1923)之命到英國留學：「同(年五月)二十日 法嗣殿下命三等掌記 笠原研壽同 南條文雄 留學印度並巡迴歐洲」lxiv。
下面從外部環境和內部現狀兩方面就南條留學英國的理由和經緯進行考察。首先，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府實行神道國教化政策。由于明治元年(1868)三月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的「神佛分離令」而導致的廢佛毀釋、以及以明治五年(1872)四月二十八日頒布的「三條教則(敬神愛國、天理人道、皇上奉戴·朝旨遵守)」為根本的「教部省體制」將佛教排除在外和神道一邊倒等原因，「使向來囿于宗派而封閉自守的佛教界，產生了難以適應新時代的危機意識，因而萌發了確立聯帶的或者全體佛教界統一視野的動向。其次，深受明治初年(日本)全國性的開化意識的影響。(中略)對佛教研究的重新開展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當時西歐持續湧現了許多著名佛教學者」lxv。在此浪潮下，繼西本願寺的法主兄弟梅上澤融在島地默雷(1838-1911)·赤松連城(1841-1919)等人的陪同下、于一八七二年一月至次年七·八月視查歐洲之後，同年九月，東本願寺法嗣大谷光瑩——現如與石川舜台(1842-1931)、松本白華(1838-1926)等四人，為「通覽西洋風俗，看破異教巢穴，(中略)出護持宗教之志，(中略)自是一洗舊習之頑固，強化學習，鼓勵學術」lxvi而前往歐洲各國。「在歐洲旅行中，(法嗣現如)好象是在法國的某個圖書館里不識梵文佛經，便囑咐石川君進行梵文佛經的研究方法。石川君雖然試著研究了一段時間，然而由于事情突變，不得不中止回國」。因此，「現如上人產生讓我們二人學習梵文的念頭，當源于那年的西洋考察」lxvii。所以，在翌年(1873)七月二十三日的中說∶「不必依弘教者之材非也，依是興印度之學，欲廣開學徒見識、盛建校舍、教育人材」lxviii。鑑此，現如親自擔任東本願寺的總務一職，斷然進行寺務和教學等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南條文雄于慶應四年(1868)四月，進入東本願寺創辦的京都高倉學寮，八月開始每日前往剛剛設置的護法場，專攻內典(即佛典)的講習。一八七一年三月，在本山東本願寺剃度，改名文雄，並再入護法場學習。次年「五月朔日(即一日)，本山(東本願寺)開設事務所。廿三日，余為事務所記室長，是余為本山役員(即干部)之始。(中略)六月，余晉升為掌儀」lxix。一八七三年八月十七日，與惠林寺笠原研壽一起同為掌儀，第二年六月，成為錄事lxx。一八七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南條文雄被任命為錄事兼教育錄事，而且在之前的一八七三年底，擔任過與「(政府)官員同樣」的改革助理職務lxxi。從上可以看出，南條不僅是東本願寺教育領域資格較老的僧人領導層成員之一，而且在一八七三年五月至七月、陪伴東本願寺法主大谷光尊嚴如(1817-94)經常出入于明治政府設在東京的真宗局和在地方寺院的講經說法活動，以及同年十一月、在本山內侍局侍奉病倒的法嗣現如，因此可以說南條與東本願寺的倆位法主都比較熟悉。特別是南條與宗務所內的實權派人物——教育課長石川舜台，是「我們(宗務所)干部中的朋友」中之「一人」，這一點南條日後曾有如下回憶∶
「關于我們的留學，是總務(法嗣現如)和石川師斷然決定的」lxxii，或者「弟等之渡洋事，其始石(川)氏盡了大力」lxxiii。
明治九年六月十四日，南條和笠原二人赴歐留學的消息刊登于東本願寺發行的《配紙》上∶「三等掌記笠原研壽同南條文雄兩名，留學印度並巡迴歐洲，六月十四日乘法蘭西郵船，已拔錨于橫濱」lxxiv。三、南條文雄與楊文會的相遇
楊文會在中說∶「弟在滬上與松本上人談次，得悉真宗高士，有西游者，秉拂于英。頃至倫敦，晤末松氏，詢知二公退居學地，精學梵文。惜離都稍遠，不獲訪造瞻仰高風，欽佩靡已」lxxv。楊文會在赴歐前于上海見到了松本白華，聽說真宗高士為弘揚佛法而到英國。其後不久，楊文會來到倫敦，供職于清朝駐英公使館，遇到了末松謙澄後，才聽說南條二人已移居牛津大學學習梵文。雖然仰慕高風，然相距較遠，短時間內難以相見。這封信函是南條和楊文會交往的肇始。松本白華就是曾于明治五年六月至翌年七月，法嗣現如視查歐洲宗教情況的四名陪同人員之一。在他們回國後不久的八月成立的東本願寺寺務所領導成員名單中，在
「掌儀 惠林寺住職男 笠原研壽；同憶念寺住職男 南條文雄」的前面，有如下名字∶「總 務 大谷光瑩執事補 方融寺住職 篠塚不著同 本誓寺前住職 松本白華」lxxvi
這說明松本白華是東本願寺寺務所內第三號人物，擔任執事補的職務。由于真宗大谷派開日本佛教界海外傳教之先河，即明治六年(1873)七月，小栗棲香頂(1831-1905)在強烈的護法精神鼓舞下，主張在日本占主導地位的中·日·印度三國佛教界結盟，共同抵御基督教的侵襲而來到中國，著手在中國傳教。第二年因病而回國的小栗棲根據在中國一年的經驗，經過精心準備，于一八七六年七月，同谷了然(1846-1918)等五人再次來到中國，八月在上海創辦東本願寺別院(又稱上海別院)，東本願寺從而正式拉開了在中國傳教的序幕lxxvii。松本白華于一八七七年九月十二日被東本願寺任命為「支那國出張 本所準大錄事」，同年十一月四日至次年八月六日被任命為「兼上海別院輪番(第四代――作者注) 本所四級出仕」lxxviii。松本與楊文會的交往好象應該屬于這一時期lxxix。小栗棲和松本等是抱著怎樣的目的在中國傳教的呢?
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一日，小栗棲參拜天台山時在智者大師廟前表白，曰∶
「一 香頂欲向支那開真宗，伏乞許之
(中略)
三 支那(皇)帝、支那百官，請許以真宗開教之方便
(中略)
五 遍開真宗于支那各省
(中略)
十三 請支那各宗僧侶歸信真宗
十四 令支那人民得他力安心」
從中可以看出，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當初單純的三國合作同盟，而是謀求將整個中國真宗化lxxx。為達此目的，與中國的實力人物、尤其與當時清末佛教界代表性人物――楊文會居士接觸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在東本願寺出版的《宗報》第貳號「清國教況」一覽中有下面的記載∶
「南京有信佛者楊文會，(中略)曾與北方lxxxi等人為友，乃已了知真宗大意之人，多次指教(我等)同仁，必會成為將來開教的無二檀越」lxxxii。從中可以看到東本願寺別院與楊文會來往的目的之一，就是將居士作為東本願寺「將來(在中國)開教的無二檀越(即護法)」，也就是說把楊文會視作真宗大谷派最大的檀家。通過中國佛教界重量級人物楊文會的歸信和護持，中國真宗化的遠大理想才有可能實現。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對于真宗大谷派是非同尋常的兩年。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日，命笠原研壽、南條文雄赴英國留學的「同(月)廿六日告示」一欄中寫到∶
「支那上海出張教育準大錄事 谷了然三等學師 小栗棲香頂教育用掛兼三等說教者 河崎顯成 教育用掛 倉谷哲僧外國布教事務負責人教育錄事 細川千巖」lxxxiii
這樣，真宗大谷派正式起動了由谷了然、小栗棲香頂等人負責的海外布教。第二年即一八七七年，由于日朝修好條規(1876)的簽訂，真宗大谷派奧村圓心(1847-1913)等人在釜山開始朝鮮布教。在此勢頭下，為擴大在中國的傳教范圍，而北上于北京開辦直隸教校(1877·11)。松本白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派往上海的。
末松謙澄(1855~1920)，號青萍，豐前國(今大分縣)京都郡前田村(今行橋市)人，明治十一年(1878)一月二十九日，接受日本駐英國公使館一等書記見習之辭令，同年四月前往倫敦赴職。第二年就讀劍橋大學。一八八六年回國後，歷任法制局長(1892)、通信大臣(1898)、內務大臣(1900)等要職，與南條文雄交往密切，並一同于一八八八年六月獲得日本第二批文學博士稱號。另一方面，南條和笠原二人一八七六年六月一十四日從橫濱出發，八月十一日到達倫敦後，至一八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因隨馬克斯·繆勒學習梵文而移居牛津之前的近兩年半時間內，一直居住在倫敦。據《懷舊錄》記載，一八七八年「某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在倫敦街頭的繁華區」，非常偶然地遇見了末松謙澄，「(我們)一見如故地交談，後來我又多了一位知己」lxxxiv。二人結下了兄弟般的友誼。因此，末松也曾高度評價過二人的友誼∶「予嘗與碩果兄同在英國講學之余，則詩酒提攜，上下議論，談和說漢，所得極多矣」lxxxv。其中的「談和說漢」的意思稍後可以明白。而且「其後在該君(指末松)倫敦的寓所內，遇見了支那公使館的陳遠濟lxxxvi和楊文會二人，(並與楊文會)進行了很長時間的書信往來」lxxxvii。
南條也有如下回憶∶「記得與楊居士初次會面應該是明治十三年(1880)的四月。當時我國駐英國倫敦公使館的書記生(即秘書)末松謙澄來信，說支那公使館有佛教徒，想務必見你一面，如何?如果同意，可以安排在自己(指末松)倫敦的住所相見。(中略)來到倫敦見到了信中介紹的那一位，他就是楊文會。」lxxxviii
「明治十三年的四月」，不是二人初次見面的日期，而是楊文會第一次托末松謙澄給南條文雄轉送信函的時間。由于這是南條對剛剛去世不久(1911)的楊文會的回憶文章，回想三十多年前的事情，時間上難免產生或多或少的誤差。根據南條文雄發表于明治十七年(1884)的記載，南條與楊文會初次見面、及筆談的時間是「明治十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夜」，地點是末松謙澄的倫敦寓所。第二天晚上即七月一日，他們又相約于中國公使館，「奇談頗多」，且飲酒作詩，四個人每人一句共作聯句二首lxxxix，雙方因而在短時間內初步建立了友好信賴的關系。而且，楊文會的同時也收錄于南條文雄撰寫的xc內，題目名為。因此，可以推斷這封書信的日期――「明治十三年(1880)四月廿六日」就是楊文會與南條文雄開始交往的日期。
楊文會與南條文雄相識並交往的具體日期，以前從來就無人提及或研究過。日期的明確，也許將來會對二人交往方面的研究產生某些影響。
i 速水侑《日本佛教史 古代》(吉川弘文館1998)P.16,參考。ii 水野梅曉《支那佛教近世史的研究》(支那時報社1925)P.5657以及鐮田茂雄《新中國佛教史》(大東出版社2001)P.282。iii 南條文雄《懷舊錄––始于梵文》(平凡社1979,東洋文庫359,以下簡稱《懷舊錄》)P.27.iv 櫻部建,《懷舊錄》P.328.v 《懷舊錄》P.328及櫻部建(《真宗教學研究》第2號,真宗同學會1978·11)P.15.vi 水野梅曉《支那佛教近世史的研究》(支那時報社1925)P.58.vii 陳繼東:《清末佛教之研究––以楊文會為中心––》(山喜房佛書林2003·02),(清·楊文會撰《楊仁山全集》附錄P.639678,周繼旨校點,黃山書社2000.以下簡稱《全集》)、(《佛教文化研究論集》2，東京大學佛教青年會1998)、(湛如主編《華林》第一卷，中華書局2001)、(《全集》P.625638)、(《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46卷第2號、1998·03)(《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50卷第2號、2002·03);中村薰:(同著《中國華嚴淨土思想之研究》、法臧館2001·03)、(《日本佛教學會年報》第六十七號、2001年度)、(《同朋佛教》第38號、同朋大學佛教學會2002·07).viii 道端良秀《中國佛教史》(改訂新版、法臧館)P.236.ix 陳繼東(《全集》附錄)P.623.x 中村薰(同著《中國華嚴淨土思想之研究》)P.260.xi 歐陽漸(《全集》P.581589,以下簡稱)P.581.xii 吳麗玉(台灣高雄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06)P11.吳麗玉在注釋中解釋道:楊文會在(《全集》P.390)中,稱此圖是拙道人所設計的.但從得知，事實上是楊仁山自己設計的.由此判斷楊仁山亦以拙道人自稱.xiii 武延康(《法音》第198期,2001·02)P29.關于「深柳堂」,楊文會(《全集》P.235)結尾署名時稱「光緒癸卯季春之石埭楊文會識于白下深柳堂」.關于「深柳大師」,在其弟子歐陽竟無《歐陽大師遺集》(蔡寬寬主編,台北新文豐1976·10)中的和中均可見到.xiv ,《全集》P.581.xv 《全集》P.415.xvi ,《全集》P.581.xvii ,《全集》P.438.xviii ,《全集》P.416.xix ,《全集》P.428.xx (方宗誠《柏堂集》續編12卷，光緒中刊本,大谷大學藏).xxi 《清曾文正(國藩)公年譜》(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王云五主編、清黎庶昌編，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P.12.xxii 朱東安《曾國藩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P.43.團練,簡單地說就是地方武裝.xxiii .xxiv武延康(《法音》第198期2001·02)P.33注釋(1)張芾.xxv ,《全集》P.581.xxvi 朱東安《曾國藩傳》P.43.xxvii 李志茗《晚清四大幕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05,以下簡稱《四大幕府》)P.8.xxviii 《四大幕府》P.100·101·104·105.關于曾國藩幕府的幕僚人數有421人和497人等兩種說法.xxix 《四大幕府》P.8.xxx 《四大幕府》P.151.xxxi 《四大幕府》P.145.xxxii 趙楊步偉(台灣《菩提樹》雜志第95號,1960·10,以下簡稱)P.6.xxxiii ,《全集》P.582.xxxiv P.6.xxxv 《四大幕府》P.128xxxvi ,《全集》P.581.xxxvii ,《全集》P.582.xxxviii ，《全集》P.583.xxxix P.7.xl 《清史稿校注》第二冊P.913(國史館印行1989).xli 《懷舊錄》P.139中「(支那)公使館內有書記生楊文會」一句.另一方面,P.7中又有「名義上一參贊」等參贊說.xlii 張偉雄《文人外交官的明治日本––中國初代駐日公使團之異文化體驗》(柏書房1999)P.16xliii 《清史稿校注》第十三冊P.10505(國史館印行1989).xliv ,《全集》P.583.xlv 南條文雄(《中外日報》第3537號、1911·11·12)。
xlvi ,《全集》P．583。
xlvii ,《全集》P．582。
xlviii ,《全集》P．581。
xlix P．6~7。
l 池田魯參《現代語譯 大乘起信論––說佛教普遍性––》(大臧出版1998)Ｐ．106。li 楊文會,《全集》P．118。
lii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46卷第2號、1998·03)P．884。liii 楊文會,《全集》P．370。
liv 楊文會,《全集》P．390。
lv 楊文會,《全集》P．439。
lvi 南條文雄《懷舊錄——始于梵文》(平凡社1979,東洋文庫359,以下簡稱《懷舊錄》)P.13。lvii 見南條文雄《南條文雄自敘傳》(傳記叢書127，(日本)大空社1993年。以下簡稱《自敘傳》)P.2~3和P.12。lviii 《輝煌于鄉土的學者 溪毛芥南條文雄父子展》(大垣市教育委員會發行1991·03)P.20。lix 菱田毅齋、菱田海鷗父子二人均為大垣藩士。尤其是海鷗善詩文，明治維新以後曾歷任福島縣和青森縣的知事、以及長崎縣和廣島縣的審判官等，著有《海鷗遺稿》等。lx 《自敘傳》P.5。
lxi 野村藤蔭，1868年開設雞鳴(私)塾，1873~85年先後在興文義校、師范研習學校、歧阜縣第一中學兼歧阜縣師范學校、華陽學校大垣分校等地執教，大凡出身于西濃(指歧阜縣西部)的名人鮮有不受教于野村先生者。著有《左氏傳評釋》、《藤蔭詩文稿》等。lxii 以上未注明處乃分別引自《自敘傳》中P.6、P.8、 P.17和 P.21。
lxiii 馬克斯·繆勒(《南條先生》，南條先生頌德紀念會編輯1942)P.8。lxiv 《宗報等機關志復刻版1》(真宗大谷派宗務所出版部1989，以下簡稱《復刻版》)P.234。lxv 柏原佑泉《日本佛教史 近代》(吉川弘文館1998)P.71-72。
lxvi ，載于《復刻版1》P.4。
lxvii 《懷舊錄》P.83。
lxviii 三明智彰(真宗綜合研究所研究紀要、大谷大學1993·11)P.87。lxix 《自敘傳》P.23。
lxx 《復刻版1》P.10和P.108。
lxxi 《懷舊錄》P.78。
lxxii 《懷舊錄》P.79。
lxxiii (明治十五年一月一日)，《南條先生遺芳》(南條先生遺芳刊行會編輯兼發行1942)P.443上段。lxxiv 《復刻版1》 P.232。
lxxv 楊文會，(清·楊文會撰、周繼旨校點《楊仁山全集》中之卷七P.472-517，黃山書社2000。以下簡稱《全集》)lxxvi 《復刻版》P.9。
lxxvii 木場明志＜明治前半期東本願寺的中國布教＞(《親鸞大系》歷史篇第十九卷·近代真宗)P．345。lxxviii 《東本願寺上海開教六十年史》(高西賢正，東本願寺上海別院1937。以下簡稱《六十年史》)Ｐ．31-32和P．42。lxxix 雖然目前尚沒有找到楊仁山第一次赴歐的詳細日期的有關資料，但是據《曾紀澤日記》(《全集》P．602)「清光緒四年(1878)十一月初九 辰正舟抵西貢」，可以推測楊仁山一行于當年舊歷十月底或十一月初離開中國。lxxx 《六十年史》P．360-361。
lxxxi 北方即指北方蒙(1850-1905)。北方蒙乃金澤市常福寺出身，名蒙，字心泉，號月莊，又稱小雨、云迸、文字禪室主人、聽松閣主人，海外自稱億松閣主人、酒肉和尚等。1871年作為日本駐清朝副使長三洲的隨員到北京。同年在東本願寺翻譯局就學，並開始與南條文雄交往。1877年作為東本願寺支那布教事務負責人到上海。後來成為1899年創辦的金陵東文學堂第一任校長。lxxxii 《宗報》第一號(1898·10·23)P．16。文中的標點符號乃作者添加。lxxxiii 《復刻版》P．234。
lxxxiv 《懷舊錄》P．105。
lxxxv 末松謙澄 (南條文雄《航西詩稿》1893(非賣品))。lxxxvi 陳遠濟(?-1884)∶字子忍或松生，是駐英公使曾紀澤的妹夫，時任駐英公使館參贊。頗好詩。lxxxvii 《懷舊錄》P．106。lxxxviii 南條文雄(《中外日報》第3537號、1911·11·12)。lxxxix 《令知會雜志》第十號(1885·01·21)聯句一∶奇逢海外敘今宵 (左秉隆∶字子興。公使館翻譯)
談笑熟來忘市囂 (南條)絕業千秋傳梵唄 (陳遠濟)無聲詩句徹重霄 (楊仁山)聯句二∶何年尊酒複論文 (左) 天外書生似水云 (南)會向蓬瀛覓仙侶 (陳) 相逢一笑慰離群 (楊)xc 南條文雄連載于《令知會雜志》第九號(1884·12)、第十號(1885·01)、第十二號(1885·03)、第十三號(1885·04)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