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中國佛教初傳時的佛事活動(道元法師)
漫談中國佛教初傳時的佛事活動
道元法師
二干五百余年前，佛陀降生于印度。後來經過出家修行，于菩提樹下悟道成佛。從此開始了他的傳教生活，也就產生了佛教。之後，佛教也隨著向各地傳播。漢明帝水平三年(公元六O年)，束漢明帝夜夢金人。七年，遣使西行求法。十年，同迦葉摩騰、竺法茲，以白馬馱經及佛像、舍利回歸洛陽。從此，佛法開始正式傳人中國，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生根、發芽、成長。各種佛事活動也隨著產生，包括譯經、著述、梵哏、受戒等。下面就試說一下初人至兩晉時期的佛教活動。
一、經典的翻譯
佛教傳人，首先便是經典的翻譯。岡佛經是梵本，不翻譯是無法在中國傳播、發展。據史料記載，最先來小國從事譯經的是迦葉摩騰與竺法茲，所譯的經典足二尊者合譯的《四十二章經》，迦葉摩騰去世後竺法茲又譯有《十地斷結經》、《佛本生經》、《佛奉行經》等·允以《四十二章經》于今普遍流行于世，但攏史學者對此經有異議，有言為迦葉摩騰于月支國寫好傳人的；有言二尊者共同譯于門馬寺；有言為摩騰單獨譯的；有言竺法蘭單獨譯出。但後人多以二尊者合譯為準。這部經也是我國傳人並翻譯的最早的一部經。它不是原木佛經，是從《法句經》十摘抄的，二尊者為了便于中國人的接受采取道家的《道德經》與《孝經》的文體，並結合道家的名詞與思想，翻譯小來，岡焉當時處于初入時期，尚不能找到適合佛經所要川的名詞，故假川道家的詞語、思想，來翻譯、解釋。然這部經在道安法師著的《經錄》中卻只字未提，故這個觀點又被動搖，認為是後人編寫的。但至今普遍仍認為是我闌傳人並翻譯的最早的經典。二位譯經法師雖也有議論，但至今亦認為是最早的澤經大師。
時至漠桓帝建和初年(公元一四七年)，安息國的安世高法師從西域輾轉來到中國，並很快學通漢語，至漢桓帝建寧年間二十余年一直從事譯經，共有三十五部四十一卷，主要有《安般守意經》、大小《十二門經》、《阿毗曇五法經》等，他主要是譯的小乘禪數經典，第一位將小乘經傳人並翻譯，他新譯經「義理明析，文字允正，翔而不華，質而不野」。道安法師之《經錄》中，以安清法師為中國譯經之始。他譯經為中國佛教起了帶頭作川，推動了佛教的發展，是我國小乘思想的發源，為中國佛教奠定了基礎，對小乘走向大乘起到了積極作用。
安清之後，著名的便是月支國的支婁迦讖，于公元二八七年(漠桓帝末年)來到洛陽，所譯經典有十四部廿七卷。他所譯的都是大乘經典，有《首楞嚴經》、《般舟三昧經》等，是第一位將般若學帶人並翻譯的法師，也是第一位翻譯大乘經的法師，開中國大乘般若學之先河，為中國大乘的弘揚奠定了基礎。有著很大的影響，道安法師的《經錄》中推為我國第二位譯經大師。
繼安清、支讖之後的翻譯家還有：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巨、康孟祥等。當時已有合譯，形成了小型的譯經活動。當時的筆受者有孟福、張連、嚴佛調等。如：《般若道行品經》的翻譯由竺佛朔口誦梵文，支讖口譯，由孟福執筆記錄；還有安玄與嚴佛調共譯《法鏡經》等。有效地提高了譯經質量，但較後來之譯經會還是有一定的差距。
上面是東漢時期著名的一些翻譯家。所譯的經典，有小乘憚數，有大乘般若、禪經、佛陀傳記等，為我國佛教的宏揚發展奠定了基礎，對後世影響很大。那個時候譯經的主譯都是西域的梵僧，漢僧只是輔助；西域的僧人帶來什麼經便翻譯什麼經；大小乘經同時翻譯，弘揚沒有大小乘的區別，認為無論大小乘經皆為佛說，皆重要；譯經的方法有單譯有合譯，譯經事業只依靠知識分子、佛教信徒及佛教學者支持，沒有得到國家的重視與支持，更沒有大型的譯經場所、譯經活動。可以看出佛教尚未得到深遠的傳播發展。
東漢末，諸侯爭霸，出現了三國鼎立之況，中原戰亂，北方的一些法師也為避亂南下。這樣，佛法也就開始在南方傳播。在魏、蜀、吳三國中，史書上沒有蜀國佛教的記載，仍是空白。故所說的三國佛教也只能說兩國佛教，只因當時的時代，後人把它叫做三國時代而名。
在束吳，著名的譯經師有支謙、康僧會等。曹魏有曇柯迦羅、曇諦、康僧皚等。支謙和康僧會是當時著名的兩大譯師，對當時吳國的佛教起著主導作用，他們亦是主要從事譯經。支謙是生于中國，是月支國的後裔，通六國語言，是北方一大譯師，為避中原戰亂南下至吳，受到孫權的重視。他所譯的經亦主要是大乘經典，共譯出卅六部四十八卷，主要有《維摩詰經》、《無量壽經》、《慧印三昧經》等。《維摩詰經》是大乘空、中不二思想，是彈偏斥小，歎大褒圓，勸小歸大的經典，對後世影響很大。《無量壽經》講淨土法門，是中國佛教淨土經典的第一部，為後世的淨上宗的創立興弘奠定了基礎，起到了很大作川。他的譯經為適合時人的喜歡，重視文飾，「但其屬辭析理，文而不越，約而義顯」，頗為後人所喜歡。
康僧會是康居國人，到孫權執政時到建業(南京)從事譯經事業，主要有?八度集經》的翻譯，內容講大乘菩薩本行的故事，他譯經不多，著述很多，弘揚佛法最為得力。對後世影響很大。
曹魏的曇柯迦羅、曇諦主要從事戒律的翻譯，他們看到中國出家人不知戒律(在此以前戒律尚未傳人)，故發心譯戒律。公元二五O年，曇柯迦羅至洛陽在白馬寺譯出《僧只戒心》；曇諦于公元二五五年于白馬寺譯出《曇無德羯磨》，他們的戒律翻譯是我國有戒律之始，此時我國戒、定、慧三學之典才名目具備，但各方面的經典皆不全面，不廣泛。戒律的翻譯對中國佛教是很有意義的，對我國戒律的傳統發展，弘揚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三國時的譯經事業與柬漠時不同，相對來說有所進步，這個時候的譯經大師多是西域的後裔，生于中國通曉漢語，改變了束漢時梵僧不精漢語的缺點，大大提高了譯經質量；並以儒釋道三家之思想，表達佛經的意義，與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相結合，更利于漢人的接受，這個二二家共釋」的思想當以康僧會為代表最突出。
兩晉時期的佛經翻譯非常發達，譯經數量也大大增多，內容廣泛，有空、有、大乘、小乘等經典相繼譯出。西域的佛經基本完備，當時著名的翻譯家很多，譯經總數也遠遠超過了柬漢、三國時的總數。從西晉武帝泰始元年二二八五年)到東晉安帝義熙末年(四一九年)，一百五十余年中，有近三十位翻譯家，有：竺法護、竺叔蘭、帛法祖、鳩摩羅什、佛陀跋陀羅等。尤以竺法護與鳩摩羅什最負盛名。當時譯經種類也多，共譯出有二五O部近一三OO卷，而竺法護就占其中一半以上，有一百五十四部，三百零九卷之多；其次是鳩摩羅什譯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可與唐時玄奘三藏相媲美。這個時期是我國譯經史上可觀的一個時期，所譯之經都非常重要，在佛教發展史上有重大影響，一直至今仍是佛教中的主要經典。有四阿含的翻譯(雜阿含為南北朝所譯)，它是小乘佛教的總綱，經典的總匯，基本概括了小乘佛教的所有經典與教義，一直至今仍為不少人所研習。還有《般若經》與《四論》的翻譯，對後世影響很大，《般若經》的翻譯，除唐·玄奘法師譯之六OO卷《大般若經》外無與倫比。有光讚、放光、光慧等。《四論》(中、百、十二門、大智度論)的翻譯，為後來三論宗的創立奠定了基礎。還有《華嚴經》的翻譯，在晉朝是首譯由佛陀跋陀羅譯出，共六十卷，故稱《六十華嚴》。還有四十、八十《華嚴》都為唐朝所譯，後來唐朝賢首國師依經創立華嚴宗(即賢首宗)，被稱作「經中之王」。《法華經》的翻譯，也有三種譯本，西晉時由竺法護譯出《正法華經》十卷二十七品，東晉時鳩摩羅什譯出《妙法蓮華經》七卷二十八品，另一種譯本是隋朝闈那崛多與笈多共同譯出的《添品妙法蓮華經》七卷二十七品。羅什之譯本直至當今廣為流傳，影響很大。在隋朝時智者大師依經創立法華宗(即天台宗)，一直至今興宏不衰，為現代佛教主流。
中國佛教的譯經，從東漢的起萌至兩晉的成熟，經過了三百余年的歷史，為佛教後來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起到了推動作用，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佛經的佛教，使中國有了佛法，便有了·「法寶」的建立。
二、漢土出家之始，戒律
的傳入及受戒
漢土的出家之始亦有異議。有云，漢明帝時之劉峻出家，認為是漢人出家之始；「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為漠土尼之始」。宋贊寧《僧史略·柬夏出家》，有云，「漢土出家始于嚴佛調，之後便是朱士行」(出南朝僧祐之《出三藏記集》)但一般皆以嚴佛調為出家之始。從此，中國有了出家沙門。
在三國以前中國尚未有戒律傳入，三國時，公元二五O年中，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到洛陽在白馬寺譯出《僧只戒心》，為漢土有戒律之始，至公元二五五年曇諦于白馬寺譯出《曇無德羯磨》，從此以後，中國開始有戒律的傳人，方三學經典具足。在此以前，漢上雖有出家者，但皆不知律，更無受戒。故曇柯迦羅看到漢僧不懂戒律，乃譯戒經，並請梵僧為漢僧受戒，當時最早受戒的是朱士行，為漢土沙門之始祖。從此漢土佛教開始走入正規，有了正規的沙門，三學具備，正式建立了「僧寶」。
三、漢僧西行求法
自古以來漢土西去取經者很多，但最早的是朱士行。當時他在洛陽講經，經常有講不通的地方，認為譯經者理解不透，刪略甚多，出現文義不貫。這樣就引發了他發心西行的決心。公元二六O年他從雍州出發，歷經艱辛，來到大乘經典之集地——于闐國(今新疆和闐一帶)，于此得到了梵本《大般若經》(即西晉時所譯之放光般若)共九十章，六十余萬言，兩萬余頌。因被視作國寶，故受到阻擾，後來輾轉，經過各種渠道，帶出于闐。只因自己年事已高不能涉遠，故遣其弟子弗如檀等十余人送回洛陽，約于元康三年(公元二九一年)由無叉羅與竺叔蘭譯出。他自己年老未歸，年八十寂于西域。他開了漠僧西行取經之先河，為後人所仰慕、效仿，對後世影響很大，可與唐時之玄奘，東晉法顯相媲美。
四、梵哏的創立與著述
梵哏，是將讚頌以歌唱的形式表現出來，也就是梵唱。三國時曹魏的曹植(曹操第三子)創造了中國梵咀，他精通文學，是虔誠的佛教信徒。一日游歷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揚哀婉，其聲動心……乃慕其聲書寫為梵咀，撰文制音，傳為後式。」
植創立梵唄，由支謙與康僧會繼承。康僧會根據《雙卷泥洹》創作了《泥洹梵咀》；支謙依《無量壽經》與《中本起經》作了《讚菩薩連句》以及《梵哏三唱法》，加之以管笛，悅耳動聽。梵哏一直沿用至今，用于各種佛事活動中，並隨著發展改變。
佛經的注釋與著作，在束漢時很少有，史載嚴佛調曾著《沙彌十慧章句》為著述之始，以及車子的《理惑論》；至三國時已有很大發展，出現很多，而以支謙、康僧會為注經之始。尤以康僧會，他譯經不多，但著作很多，是一位翻譯大師，也是一位著作家。曰：一會生于中國，深悉華語，其地位主要在撰述而不在翻譯。」至兩晉時期更是多。此時佛教開始蓬勃發展，進入西域佛教中國化，已發展至一個新的高潮。出現了大批學者、著作家、研究探討佛經的沙門。有很多著述，也出現了很多講經的沙門，而講經之始則是曹魏時之朱士行，他只因經常講經，經常遇到講不通的地方，故引發他西行取經的想法。
五、其他
寺院的建造在束漢至三國時很少，在兩晉時有所發展，但也不多。在佛教初來時，公元六十八年明帝于洛陽建白馬寺，為中國第一座寺院，在三國時佛法南傳，至吳國，孫權很重視康僧會，為建建初寺，是中國南方的第一座寺院。康僧會在譯經、著述外還建寺造像，可知北方也並非只有一座寺院，南方亦非但有建初寺，肯定還有寺院。佛像的塑造，在東漢桓帝時有記載，他特別喜歡佛教，于宮中用黃金大造佛陀與老子之像，並立祠，飾以華蓋。康僧會亦除譯著外還進行建寺造像，可知當時佛像也非少量。
在三國時，佛畫藝術興起，是康僧會東來時帶來的佛晝，受到當時很多畫家的重視，尤以曹不興更是「儀范寫之」。他的繪畫藝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度繪畫藝術的影響。他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人像畫家，尤以佛畫為勝，他的繪畫藝術參取融合印度西域的繪畫藝術，畫的簡古樸拙，細密柔巧，被讚為「曹衣出水」。古有「曹衣出水，吳帶當風」之說，曹指曹不興，吳指吳道于(在唐代以晝佛像而著稱)。他開了中國佛像繪畫的先河。為後來的畫家所尊崇、模仿。他的弟子街協隨師學畫，也是一位著名的佛畫家，被稱為「畫聖」。佛晝藝術在三國時廣為傳播，一直至今廣為畫家藝術家所愛好，並為藝術界普遍重視，在發展中也吸取了不少民間、西方藝術的精華，形成了別具一格的佛畫藝術。佛像的傳人，便有了造像藝術，建立了「佛寶」的形象。
東漢、三國、兩晉時期是佛教的初傳和發展時期，各種佛事活動也在不斷增加，並同時結合了漠上的文化與風俗，依附並融合了道、儒與諸家思想，各個方面漸漸走向發達興盛、完具。為後來的佛教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著很大的影響，推動了佛教的向前發展，為中國佛教史寫下了光輝的第一頁。
摘自《菩提樹》1994年5月號